第二章 神秘的王朝历史人物
玄奘西天取经之谜
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以唐僧、孙悟空等9币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孤征十七年，亲行五万里，历经一百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占中国的西域传人的。公元前5到6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绰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赏。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六十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一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I(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249～253)年问，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渎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根据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闯(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二十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291)出无罗又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闻。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
韩信死因之谜
韩信是秦汉之际的著名军事家，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
据说，韩信年轻时，穷困潦倒，曾受过洗衣的“漂母”供饭之恩，也受过地痞的“**之辱”，后来在刘邦的军中当过小官，很不得志。只有刘邦身边的重臣萧何识才，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帅才，说服了刘邦，设坛拜将。此后，韩信果然不负重托，统率大军，定三秦、掳魏王、破代兵、擒赵王，直到大破项羽。刘邦在纵论天下得失时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带领百万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代的人杰。我能够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
可是，韩信在功成名就后，却不能寿终正寝，在汉高祖十一年，被吕后、萧何设计诱杀。
一代英杰落得如此下场。有人说他是因谋反而遭杀戮的，罪有应得；有人说是刘邦不容人，他是含冤而死。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说他罪有应得的，提出如下佐证：
其一，他自恃有功，请封假王。
高祖四年，平定了齐地后，韩信派人对汉高祖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南临楚地，是一个易于反复的国度，不设一王位来镇守，大局难以稳定，希望你委派我当个假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见了韩信使者带来的信，不禁震怒异常，骂道： “我困在这里，早晚盼他来辅佐我，他竟然想自立为王!”身旁的张良和陈平见势不妙，悄悄地对刘邦说：“现在我们正处境不利，哪能禁止韩信称王?不如趁势做个人情，让他为我们守一方之地。不然，就会发生内乱了。”刘邦一听，顿然醒悟，连忙改口，装腔作势大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为什么还要当假王?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接着，他派张良赴齐，立韩信为齐王。之后，召韩信等率兵与项羽会战于垓下，大破项羽。刘邦封韩信为王，实属不得已，因而，楚汉之争一结束，他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徙封其为楚王。从此埋下了对韩信的戒心。
其一：他招降纳叛，割据一方。
项羽死后，楚将钟离昧投奔了韩信。因他二人是故交，钟离昧得以偷生。刘邦知道此事后，命韩信交出钟离昧。可是韩信很重义气，不想出卖朋友，就不肯交人。刘邦无法可想。此时，韩信初到楚地，出入都有重兵保护，仪仗威严，这更加引起了刘邦的疑心。恰在此时，有人又告韩信谋反，刘邦就下了决心，一定要除掉韩信。于是，他采用了陈平的计策，令诸侯们都到楚国之西的陈地相会，以便趁机擒拿韩信。这时，韩信已猜出了刘邦的意图，但思忖再三，想到自己本无谋反之心，何必怕见刘邦?于是，杀了钟离昧，带其首级去见刘邦。不料，刘邦还是逮捕了他，并把他押至洛阳。之后，他把韩信降封为淮阴侯，让他寓居于长安整天无所事事。韩信怏怏不乐，常常称病不上朝。
其三，他挑动和支持陈嫌叛乱。
据说，韩信曾和握有重兵的边将陈烯约定里应外合，准备叛乱。又说，他曾与家臣谋划，当刘邦率军出征陈烯之时，诈作诏书，放了囚徒，再突然袭击宫中的吕后和太子。结果，这个阴谋被他的舍人的弟弟告发了。后来，吕后设计骗韩信人宫，将他斩杀于长乐宫室。上述三大罪状，足以说明韩信是个只计较个人得失、闹分裂、谋叛乱的阴谋家，他是罪该万死的。何况，刘邦为了实行中央集权，剪除异姓王侯，也是势在必行。
说他是含冤而死，且是千古奇冤的，也讲出一番道理：
其一，韩信从来就没有反叛之意。
当年，楚汉相争的紧要关头，韩信握有重兵之时，项羽常以“三分天下”为约，韩信没有反；被封齐王后，齐人蒯通曾劝韩信割据一方，借给他看相之名，以“贵不可言”相诱，以“时不再来”相激，韩信也没有反，怎么能在天下平定，兵权被夺之后，凭着一伙家丁和囚徒造反呢?
其二，汉王刘邦久有杀韩信之心。
当韩信下魏破代之后，刘邦突然接管了他的精兵；韩信破赵后，刘邦又夺了他的印符，更换了他的将领，接管了他的军队；破了项羽之后，刘邦又解除了他的兵权，并把他从齐王迁为楚王。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韩信始终是刘邦的一块心病。不除掉韩信，刘邦就不能安寝。
其三，告韩信谋反，并无确凿证据。
关于勾结陈烯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因陈唏是刘邦宠臣，韩信又与他素无交往，何谈二人密谋?举报韩信的，是韩信的舍人之弟，更不可信。据说，那个舍人曾得罪过韩信，韩信将他囚禁起来欲以诛杀，所以舍人的弟弟才去吕后那里告韩信谋反。试想，韩信谋反这样的重大机密，能泄露给一个罪徒的亲属吗?
其四，翦灭异己，是刘邦预定的国策。
经查，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而被刘邦册封的七个王，没有一人有好的结局。梁王彭越、越王张敖、楚王韩信都以“谋反”之名枉杀。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被逼反叛，而被消灭。只有势力最小、封国偏远的长沙王吴芮，因谨小慎微而得以残存。看来，杀掉一切能征善战，功高震主之辈，以安定刘家天下，是刘邦预定的国策。
韩信曾说过：
狡兔死，良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这番话，道出了许多开国功臣的凄苦结局。
韩信之死，还有没有探讨的必要了呢?
“昭君出塞”之谜
在我国，“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
在距今两千年前，中国北方有个民族叫“匈奴”，统治着大漠南北，强悍好战，常常侵扰中原。汉元帝竞宁元年(33)，一个叫呼韩邪单于的匈奴首领，在匈奴各部争斗中吃了败仗，愿意投靠汉朝，于是亲自到了都城长安，提出“和亲”请求。
他是要与汉元帝联姻，他保证要世世代代和汉朝友好下去。汉元帝选了五名宫女给他，其中就有王昭君。启程那天，王昭君浓妆艳抹，仪态万方，光彩照人。到了匈奴，她被封为宁胡阏氏，相当于汉人的皇后。一年后她给呼韩邪单于生了个儿子，被封为右日逐王。后来，她的丈夫死了，按匈奴风俗，她又嫁给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复株累若靼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非常想念祖国和亲人，多次打发使者到汉朝，向汉帝敬献土物特产。年老的时候，她立下遗嘱，要求安葬在归化，坟墓要坐北朝南，以便死后还能遥望自己的父母之邦。昭君墓现在座落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后人称其为“青冢”。
据说，自昭君出塞之后，汉朝与匈奴问60多年没发牛过战争。
后世的文人墨客为王昭君写了许多诗文。
有的与她悲苦，如晋代的石崇：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有的写她凄凉，如唐代的杜甫：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有的赞她深明大义，和亲为国，如宋代的郭正祥：
能为君王罢征战，甘心玉骨葬胡尘。
有的则为她请功，如清代的郭润王：
琵琶一曲干戈销，论到边功是美人。
在“四大美人”图中，王昭君也是只身骑在马上，怀抱琵琶，跋涉在通往塞外的茫茫荒野上，满含幽怨……。
王昭君本人的离奇遭遇，果真如人们臆测的那样么?对她来说，出塞是悲?是喜?是幸?还是不幸?留给后世不少值得猜测的谜团。
其一，她的名字之谜。《匈奴传》中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可是按西汉宫廷规矩，宫女自入宫之日起，就不许呼其娘家名字。所以，王昭君的本名无人知晓。《汉书·元帝纪》提及她时称“王樯”，即她是位船只载运入宫的王姓姑娘。《匈奴传》称其为“王嫱”，好像只是个记音义的符号。后来，都称其为“王嫱”， “嫱”的意思是“古时宫廷里的女官”。出塞前夕，为抬高她的地位，赐封为“昭君”。这样，久而久之，“昭君”、“王嫱”作为标志她政治地位或出身的特征的称呼，就成了她的名字。这个说法与传统说法“姓王名嫱字昭咎”根本不同，但似乎言之有理。
其二，她的祖籍之谜。一般人认为她原是湖北兴山人，汉族姑娘。但是，据多方考查，她应为四川人，是土家族女儿。她从水路乘船人宫，名“樯”，就否定了“湖北”祖籍。入宫之后，她又不愿巧言令色，献媚邀宠；更不愿贿赂画师作“美人图”以求进幸。当匈奴单于求婚时，她又主动提出愿意去匈奴和番。到塞外后又随胡俗先后作两代单于之妻，生儿育女，这种刚强不屈的性格，对于受封建礼教束缚较深的汉族宫女来说，是很难办到的。另外，她的家乡为“百蛮”杂居之地，女多男少，女子难嫁，所以她和番时，“靓妆”请行，惟恐不被选中。不以为苦，反当美事，说明她与汉族女子的婚嫁观念绝不相同。至于她究竟是不是四川土家族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三，出塞原因之谜。据说，当时宫内画师很受青睐，汉元帝召幸宫女，以画师画的宫女像的美丑为标准。而王昭君自恃貌美，不屑于买通画师毛延寿，结果画像很丑，因此失宠。为了摆脱困境，她才主动请求出塞和亲。还有的说，王昭君虽然平民出身，但不同凡俗，胆识过人，是自愿应召，替国分忧。
不论世人怎样评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是应予肯定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只有和睦友好，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昭君自请出塞为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之谜
公元64年的某个夜晚，东汉明帝在国都洛阳城的寝宫中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白光，在皇宫的殿庭里飞来飞去。东汉时，人们晚上做了奇异的梦，第二天都要找人来释梦和圆梦，皇帝的梦更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解释皇帝的梦就成为大臣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位非常博学的大臣傅毅奏道：“臣听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那个样子。”刘庄听后非常高兴，为了圆梦，就派遣大臣蔡情、秦景、王遵等18人同往西域寻佛，蔡、秦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同去中国，二高僧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67)返回国都洛阳一一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汉明帝刘庄果然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美梦，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二高僧暂时住进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1．5公里远的御道之北修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佛经的功劳，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寺本是中国官署的通称，因二僧初来中国时住在鸿胪寺，僧院也跟着称寺，没想到这一借称，后来竞成了中国僧院的一般泛称，而官署反倒不称寺了。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但最早的佛教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人中国的呢?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图像，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的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出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文物，其中著名的是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其中在一块的左下角印出了一个长、宽均为32厘米的方框，框内有一半身菩萨像。菩萨的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上身**，手持花束。棉花的种植在新疆要远远早于内地。这块棉布，即使不是鄯善本地织出，也当是附近的西域之地制造的，所以，上面的菩萨像无疑是表现了那一带的艺术风格。同中原的东汉佛教图像比较，这个菩萨像具有浓厚的希腊——犍陀罗风格。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留下了造像的遗迹，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干佛洞。可惜的是，这里的塑像已随岁月湮灭一空，但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第二程，就是从前秦建元二年(36)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它的佛像和壁画既很丰富又保存完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佛教正是在这场从西往东的接力赛中，慢慢地渗透到中国境内的。
然而，地处中国大陆最东边，临近黄海岸边的一座摩崖石刻却对上述过于自信的观点提出了疑问，那就是孔望山摩崖造像，凿刻于东汉、比敦煌要早二百年的佛教图像!这些图像中，可以明确辨认的与佛教有关的图像有立佛、坐佛、佛涅檗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等。最生动的要属《佛涅檗图》。工匠们利用几块相连的青灰色断崖，在陡立的断面上，雕刻出几簇密集的人群头像，他们是在悲悼佛的入灭而凄楚号哭的弟子用一块肉红色的石头雕刻出释迦牟尼的侧卧像。一幅活生生的佛教故事便再现在石崖上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已毕，化缘既尽，在婆罗树下，用一天一夜讲完《大涅檗经》后，右手支颐，安然人灭的情景。当然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主角还是中国传统的神仙——西王母和各种神态的道士。这正反映了佛教最初传人中国时一种尴尬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它认识不深，经常从神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加上佛教传播者为了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在传教时也有意顺应中国的神仙思想，所以汉代人们把佛和天界的神一起当作庇佑自己灵魂升天的对象而顶礼膜拜。当时的佛教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的附属地位。所以孔望山造像中的释迦牟尼只能是西王母和道士们的陪衬。
静默了1800多年的孔望山摩崖佛教内容被解读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却随之丢给历史学界：佛教既然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为什么在这条丝绸之路通达不到的中国东部的海岸边的孔望山地区会有早期的佛教传播呢?佛教图像为什么会飞越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首先在大陆最东部的天涯海角显现法身?为什么恰恰是孔望山?人们重新翻检历史，发现：孔望山所在的汉代朐县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港口。从孔望山沿着东南沿海航行，进入印度洋，这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佛，就是这样凌波踏浪，一路慈航，在海风的吹动下，终于比穿越流沙，程程东进的陆上传播者提前登上中国大陆。
在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北和东南时，有学者同样在中国的西南境内发现了佛教初传入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早期的佛教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四川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崖墓是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在崖墓中出土了许多反映佛教内容的画像。如四川乐山城郊的麻濠东汉大型崖墓中，在中间一个后室的门额位置上，用浅浮雕的技法刻出一尊坐佛像。佛像高37厘米，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此像高居门上，接近于房顶，正处在受供奉的位置，其形态是模仿着外来的佛教造像作风。摇钱树也是汉代四川崖墓特有的一种随葬物品，有学者认为它是社树，社神就是土地神的象征，用钱树随葬，表明墓主像拥有私有财物那样控制社神。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在汉代是财富与道教崇拜有关的特殊器物，将佛像铸于摇钱树，有以财富娱佛的含义，这一做法至今还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虽然众说纷纭，但汉代摇钱树及陶座本身是象征一个受礼拜、供奉的神物的观点是一致的。随佛教从西南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在摇钱树上常出现了佛教图像，表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佛作为供奉的对象。
佛教东来，到底是穿越流沙，还是乘着海风，还是翻山越岭到达中国境内，至今还是一个困扰中国史学界的问题，相信随着更多史料的解读，更多史迹的发现，最终会有一个满意的结论。
“谶纬”造就千古一帝之谜
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若想达到登基称帝的目的，不外有两种途径，一是靠世袭先皇承继帝业，像清朝的乾隆皇帝便是从父亲雍正皇帝手中接过的皇权，另一种则是推翻旧王朝，另立新朝称君，像明太祖朱元璋便是以武力使元朝覆灭，开创了明朝，而隋文帝杨坚则是依计谋颠覆了北周，建立了隋朝政权。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位皇帝独辟蹊径，硬是靠着谶纬登上了皇位。创制了新朝。这的确让我们感到有些滑稽、有些蹊跷、有些扑朔迷离。
谶纬本是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产物，谶纬是用诡秘的隐语、暗示及预言作为神灵的启示，向人间昭告明示吉凶祸福及治乱兴衰的。谶纬的本质是讲阴阳灾异和天命符瑞．但后来逐渐地发展成阴阳术数与儒家经典相互掺糅，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在《史记》中就曾有过“秦谶”的记载，是说秦穆公梦见了天神，天神预言将天下大乱，秦穆公称霸。到了汉代，谶纬越加兴盛起来。大凡议论时政，推出新的政治举措，它借灾异、谶语，地震、日食、冰雹都成了神灵向人间传递的某种旨意。在西汉末年，由于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深，谶纬更是成了社会各阶层人民争相利用的工具与手段。当有一日出现了日食的天象后，哀帝的反对者便借此大作文章，鼓噪说日食是神灵发怒，是刘氏王朝失去了天佑、气数已尽的表现。哀帝面对臣民的攻讦，赶快“顺天意”，改制改元。这当然无济于事了，当下一次天象异常时人们便愈加指责刘氏王朝逆了天道，索性直言让刘氏王朝禅让，把江山送给符合谶纬警示的人。
谶纬既然被尊为神的喻示，当然就有了无比的力量，就在谶纬极为盛行的时期，居然造就了一位新朝皇帝，这位皇帝就是王莽。王莽原是个清贫儒生，因其伯父是西汉大将军，其姑母是皇后，有这般靠山做倚恃，王莽很快便在朝廷青云直上，并逐步把持了朝政，被任命为大司马。王莽颇有学识，心机深厚，而且抱负远大，大司马的重职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在人们对谶纬顶礼膜拜的情况下，王莽灵机一动，想出了计策。他暗中指示益州蛮夷进京贡献白雉，而后又指使群臣上书，盛陈王莽功德，并把白雉说成是感化蛮夷的祥瑞，把王莽比做当年贤德的周公。请太后“宜赐号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见此，自然会采取“顺应天心”的办法，依准了大臣的奏书。有些谄媚之徒见王莽喜欢祥瑞，、于是便开始向朝廷猛报各地发现祥瑞，今天是东边的鸡一天下两个鸡蛋，明天是西边的东瓜超过了百斤等，而王莽也找到了让“神灵”替他代言的办法，明里、暗里怂恿鼓励，仅5年之中，朝廷接到的祥瑞奏章便盈700余件。当西汉平帝驾崩后，王莽怕年纪大的人承继帝位不好控制，便以占卜由神灵选择新帝的名义，暗做手脚，令两岁的子婴登基称帝，王莽任摄皇帝，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执掌政权的人。
尽管王莽操持着国家大权，但西汉江山仍然是姓刘而不姓乇，王莽哪能甘心，于是王莽又玩了一出精彩的符瑞闹剧。有一天，一位名叫哀章的人，手捧一个上面写着“天帝行玺金柜图”的小柜子来到了高帝庙前，把柜子交给了守庙官，守庙官不敢耽搁，急忙呈上了朝堂。朝堂之上，打开金柜后，内有符契图文和策书，其意思是说天神让子婴禅位，让予王莽。王莽不但顾不上扭捏一番，还当堂宣布“赤帝及汉高皇帝神谕，传我帝位，我敬仰神命，不敢不受，今日此刻我即御王冠、登帝位、行天命，定国号为‘新’!”就这样，汉高祖刘邦浴血拼杀来的大汉王朝，竟被一纸符契、一张策书给覆灭了，而王莽却脚踩符瑞的阶梯，堂而皇之地登基称帝了。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而王莽却设计了一场“天上掉江山”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