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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与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古代的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这些氏族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于是就崇拜它，这就是“图腾”。图腾，就是这个氏族的姓。如：熊、马、牛、龙、梅、林等等。因此说，姓是全族共有的符号标志，也是全家族的族号。如周代初期分封诸侯时，那些诸侯国君，大部分都姓姬。不是姬姓家族的人，根本不许姓姬。
周礼还规定，“同姓不通婚”。
因此说，当时的“姓”用于“别婚姻”。
氏是姓的分支。氏和姓有着严格区别。
氏是怎样产生的呢?
随着同姓贵族后世子孙的繁衍，居住地区也日益分散，同姓的氏族便出现了不同的分支，于是每个分支又各有称号作标志，这个分支的称号就是“氏”。如，姬是周代祖先的姓，后来姬姓下面又分为孟氏、季氏、孙氏、游氏等。
这个“氏”“别贵贱”。
贵者，有氏有名。
贱者，有名无氏。
因为贵贱之势变幻无定，所以，“氏”是可变的，而且变化很大。如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原来以“伍”为氏，但他在吴国被杀之后，他的儿子逃到了齐国，由贵到贱，改为“王孙”氏了。
氏因变化频繁，其来源也就复杂了。
以官名为氏：史、司马、司空、司徒……
以先人别号为氏：唐、夏、殷……
以封地为氏：鲁、宋、卫……
以先人谥号为氏：庄、武、穆、宣……
以居住地名为氏：郭、池
以从事职业为氏：陶、屠、巫、卜……
这许许多多的“氏”，发展到后来，实际上也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姓”了。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者居多。以商鞅为例，曾称其为“公孙鞅”、“卫鞅”、“商鞅”。
“公孙鞅”：因其祖有公爵，以“公孙”为氏。
“卫鞅”：他原为卫国人，人秦之后以国名为氏。
“商鞅”：他因助秦孝公变法，被封于商邑，又以商为氏。
周代女子多称姓，不称氏。以晋公子重耳娶三个妻子为例：
娶齐女，称“姜”氏，娶秦女，称“怀赢”，娶狄女，称“季隗”。这里的“姜”、“赢”、“隗”都是姓。之所以不称氏，是因“同姓不通婚”。男子的姓不辨自明，而娶妇必辨其姓。
到了汉代，姓氏逐渐合一，任何人都可以有姓，姓也就没有了贵贱之分。
古代不论按分封、按宗法、按贵贱，有姓的人，都有名，有氏的人，也有名。而普通平民是“有名无姓”的。例如，先秦的“庖丁”、“鲁班”、“优孟”等人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他们只有名。如：
“庖丁”，“庖”是他的职业，厨师；名“丁”，即“叫做‘丁’的厨师”。
严鲁班”，“鲁”是所在国名，名“班”，即“名为‘班’的鲁国人”。
“优孟”，“优”是演员，“孟”是名字，即“名为孟的演员”。
除姓名之外，古人还常常有“字”和“号”。先秦时期，名与字连着称呼日寸，通常是先称字，后称名。
如孔子的父亲，人称叔梁纥，其实他既不姓叔，也不姓梁。他确实姓孔，名纥，字叔梁。
此外，名与字在称呼时，还能体现出尊卑、长幼的区别。“称人以字，自称以名”是谦称的规范。即，称长者、尊者只能称字，不能称名；称卑者、幼者或自称可称名。
中国历史上，取名还有一个特例：元朝规定，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这样一来，许多平民，特别是穷苦百姓只好以数字作为自己存在的符号了。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他就原名为“重八”，其父为“五四”；名将汤和的曾祖叫“五一”，祖父叫“方一”，父亲叫“七一”。
在名字上的等级何其森严!
然而，当元朝衰败，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的时候，那些成千上万没有名字的“无名氏”，则成了元朝统治者的掘墓人!
中国人的姓名，变迁到今天的样子，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甲骨文”之谜
19世纪末，在中国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的耕田中，农民常捡到一些刻有奇异符号的骨片，这些骨片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被丢弃在于枯的井中；精明之人则把它们当做“龙骨”而混入药铺中，换取几个小钱。面对这相继酬出的奇异骨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学者不禁发问：这上面奇怪的符号是不是一种文字?这些奇怪的“龙骨”都集中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土这么多的“龙骨”?……他的这一串发问，竟引出了历史上一座繁华故都的显现，那就是商代的都城——殷。
大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立国中原，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商代。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骚扰以及扩展势力、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商王盘庚曾五次迁都于殷。直到商纣亡国，”3年间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但商朝被灭之后，殷民迁走，殷都荒芜，渐成废墟。殷都的文明也只局限在文字记载上，甚至有人认为那些记载几近传奇，不可尽信。然而这种怀疑，因为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逐渐被否定了，殷都积淀的古文明在考古者的手下逐渐展现出来。
1899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老先生身体偶感不适。医师为他开了一剂药方，其中包含一种名为“龙骨”的药物。药买了回来，在准备研碎这些“龙骨”时，王懿荣发现这些坚硬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骨头，而是变黄的龟甲，上面还有许多划痕。王懿荣是一位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好奇心驱使他拿起甲骨仔细地观察，竟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些划痕像是一种文字。他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龙骨”，细心揣摩研究，经他考证，确认这种非篆非籀的字形是商代的一种占卜文字。
而商代的文字为什么要刻在甲骨或兽骨上，而不是刻在竹简或树皮之类的东西上呢?为什么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碎片总是有许多裂纹或切痕?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找到了答案，原来所有这些碎片都是史书上所称的“卜骨”。骨上的裂纹也不是意外所致，而是人们有意用高温加热所造成的。这种现象与商代人的一种生活习俗有关，商代人自王公以至庶民，无论是战争、建造房屋，还是出门远行，都要用占卜来判断吉凶，占卜就是通过这种龟甲和牛胛骨来进行的，首先要把这些龟甲和牛胛骨经过特殊整治，除打磨光滑外，还要在甲骨的反面凿出一条槽，在槽旁钻出一个圆窠。占卜时．就用燃炽的木枝烧炙凿出的槽和钻出的圆窠，这时甲骨因厚薄不匀而出现“卜”字形裂纹，他们就是根据这些裂纹判断吉凶的“卜兆”。占卜以后，将所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这就是卜辞。占卜的内容是以当朝国王为中心，就他所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求得到护佑。有对祖先与自然神祗的祭祀与求告、有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也有对同周围各方国战争的关注和商王关于田游、疾病、生育以及旬、夕、祸、福的占问等。这样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商代历史事件或天气气象的文字记载。
王懿荣的发现，激起了其他学者和古董收藏家寻找商代甲骨的热情，连外国传教士也加入到购藏甲骨的行列。眼看甲骨文售价日涨，一些古董商人想垄断甲骨交易从而大发横财，便故意隐瞒甲骨出土的真实地点，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直到1908年，经罗振玉先生多年留心探访，才得知甲骨实出自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伴随着甲骨文被确认、购藏和挖掘，古文字学家也开始了破译工作。经过众多专家的努力，可识文字逐渐增多，甲骨片上排列的文字成为可以通读的文句了，从而证实了出土甲骨文的小屯村正是古文献记载的殷墟。从此安阳殷墟考古进入了有计划的发掘，在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铲下，一个湮没了三千多年的繁华故都呈现在世人面前。
自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至今，已出土商代甲骨15万片以上，现分藏在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此外还流散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荷兰、瑞典等国。殷墟甲骨文被学术界称为尘封了的“地下档案库”，内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天文等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刻有“癸酉贞日夕又食”文字的甲骨，记录了商王武乙某年某月癸酉日的一次日食。中国是世界上保存日食文献记录最早的国家，古书记录最早的一次日食，是在夏代，引起当时人们的惊恐。殷墟卜辞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日食资料，经科学家推算验证，这些记载和实际现象是吻合的，说明商代对于日食的观测记录是比较科学的，对于研究占代的天文历法提供了宝贵资料。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使历史上许多难解之谜迎刃而解，而发现的甲骨文共有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辨识出的仅有2000多字，而其中得到公认的也只有1000多个，那三分之二的文字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历史上的许多谜就像一环套一环的锁，只有甲骨文这把锁打开了，才有可能去解开更多的锁。
中国“九鼎”之谜
我国古代的青铜工艺非常发达，青铜制作的器皿成了后世人珍视的国宝级文物。鼎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鼎在原始社会是炊具，或是盛食物的器皿，多用陶土制成。后来，商周时代冶金技术发展起来，鼎就用青铜浇铸了。这时的鼎成为贵族权力的象征和等级的标志，平民百姓已无权使用了。
现如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司母戊方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距今3000多年，这鼎高1．33米，重田5公斤，是商王文丁祭礼他的母亲制的。
本文所述的九鼎，是九只大鼎，比司母戊方鼎制成年代更早，铸造更精美。相传，这九鼎是大禹的儿子启铸造的。
据《春秋左氏传》说，夏朝初年，夏王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王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
为了使一鼎象征一州，各鼎所刻图形能反映该州的山川名胜，他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工匠按图仿刻于九鼎之上。这样，人们一看九鼎，便知当地风俗，鬼怪，以避凶就吉。据说，这个事受到了天帝的赞美，夏朝也因此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后人常用“问鼎”表示觊觎政权，用“定鼎”表示建立政权，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典故。
传说，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取胜，建立了周朝。当时，他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有功之臣，形成了许多诸侯国。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势力兴起，互相争夺霸权，周天子已控制不住天下了。
楚国的楚庄王即位后，灭了庸国，打败了宋国，还带兵攻打陆浑的戎族。当他途经周的都城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吓坏了，派大夫王孙满到城郊去慰劳楚军。
当时已经称霸的楚庄王咄咄逼人地问王孙满：“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五代相传，为传世之宝，现在陈列在洛邑，不知鼎的形状怎样?大小与轻重如何?你讲给我听一听。”
王孙满听出了弦外之音，不卑不亢地答道：“夏、商、周三代是靠德来维持的，哪里是靠鼎呢?以前大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九个州都送来了州产的青铜，铸了九鼎。夏桀无道，鼎为商所有；商纣暴虐，鼎又传到了周。如果有道德，鼎虽小也重，若没有道德，鼎虽大也是很轻的。从成王把鼎定在郏鄂算起，已经传了三十代，七百年，现在周天子的地位虽然衰弱了，但还不到被人取代的时候，鼎的轻重，你还是不要打听了吧。”
听了王孙满义正辞严的一席话，楚庄王打消了非份之想。他也自知没有取代周室的实力，只好偃旗息鼓，告辞而去。
鼎是如此重要，政治内涵如此深刻，九鼎不但是无价之宝，更是镇国之宝了。
但是，周代以后，九鼎竞下落不明。
历代史籍关于九鼎的下落，材料很多，但不是自相矛盾，就是没有可靠的依据。猜测虽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说九鼎失于东周灭亡之前。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亡社，鼎乃沦没，伏而不见。”也就是说，九鼎早在东周末年就已遗失了。
班固在《汉书》中补充司马迁的说话，说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沉没在彭城泗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出巡，经过彭城，曾驱使几千人到泅水中打捞，结果一无所获。
西汉有一个叫辛垣平的说：周鼎没于泅水，现黄河改道，连通了泅水。臣望见东北汾阴有金光宝气，可能是周鼎重新出现。汉文帝听信了，在汾阴建了一座庙，恭请宝鼎降临。可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见到宝鼎的影子。
清代学者王先谦则说：周王室为了防止大国觊觎，加上财政困难，人不敷出，于是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谎称九鼎不知去向，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这种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东周帝王能为了少量的铜而毁鼎铸钱么?难道他甘心自隳天命?九鼎是周的镇国之宝，天命之所在，它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自行销毁之理?
上述种种说法，一致认为九鼎确实在东周灭亡之前就失去了，那么，它被埋没的地方可能在关东。
另一说，九鼎失于秦末。
司马迁的《史记》中，在周、秦二《本纪》中，又说秦昭王52年，周赧王死后，秦从洛邑掠九鼎人秦。这个说法与他的前一个说法自相矛盾，一说与秦有关，一说与秦无关，令人费解。倘若真失于秦末，则埋没的地点有两种可能，一是关中，二是泅水彭城，因为如果是项羽破城后将九鼎载归彭城的话，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么重大的事，只能是猜测了。
不知九鼎何时能重见天日。
“二十八宿”的名称出处之谜
二十八宿的“宿”，本是旅行过宿之意。古人认为月亮运行一周需要27天半的时间，它每天都要宿在一地，一个月就要更换28个地方，这就是二十八宿的由来。实际上，它是月亮运行的坐标。
关于二十八宿的部分名称，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及《尚书·尧典》里就有记载；《周礼》的“周官”和“春官”中出现了“二十八星”一词；全部的二十八宿名称是任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中被记录下来的。那么，《吕氏春秋》是关于全部二十八宿名称的最早记载了吗?当然不是。谁也不会想到，迄今所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竟然出现在一件衣箱盖上！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这个不为人们熟知的地方，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战国早期曾国君主乙的墓葬。该墓坑建筑在红砂岩中，平面呈多边形。墓室分北、东、中、西四个部分，内葬主棺两重，陪葬棺2l具，狗棺_--具，出土随葬品近万件，包括青铜礼器、兵器、乐器、竹简、生活用器等。其中有很多文物是非常罕见的，如数十条大小蟠龙缠绕的青铜建鼓座，系首次发现；北室出土的铜殳是第一次出土的有具体形制的古代殳；镂空剔透的铜尊、盘，是已知中国较早的失蜡法工艺制品；中室出土的乐器，计有编钟、编磬、鼓、瑟、笙、排箫、竹笛等124件，在发掘的战国墓中，出土乐器之多、品种之齐全、器形之完整，无出其右者。尤其是所出一套编钟，共64件，是战国编钟最大的一套。钟上有篆体铭文2800字，多数是音阶和乐律铭文，是研究先秦音乐史的珍贵资料。该墓还出土了丰富的古文字资料，除器物上的文字外，还有240多枚竹简，总字数在一万以上，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官制、葬仪、音乐以及曾和楚、。晋、申、周等国的关系等多方面的情况。那件激动人心的衣箱也出土于这座墓中。
这件衣箱的名字叫“匣”，其盖面呈拱形，四角各向外延伸出一个把手，长82．8厘米，宽47厘米，高19．8厘米。内壁髹红漆，外面髹黑漆，并以红彩绘出图像和文字。盖面中用粗笔书写一个大篆文“斗”字，围绕“斗”字是一匿用篆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古代名称，在盖面的一端绘青龙，另一端绘白虎，二者头尾方向彼此相反，四角还有简单的“回”形图案。古人把二十八宿与神话中的四象结合，划分为东方苍龙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通称为四官或者四宫。一般认为四宫出现在汉代以后，那么这件漆匠盖上的图像，同样把二十八宿划分为四象的年代提前到战国初年。盖面上的青龙和白虎正好处于东方和西方的位置，至于朱雀和玄武则很可能是匿盖上安排不开而没有画上。匿盖中心的大“斗”字，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北斗星的认识。古人发现北斗星的运行与其他星辰不同，它不没于地下，只绕着北极星回转，并且居于天体的中央，是控制四方的群星之王。这幅画中的“斗”字就代表了北斗星，它的地位如此突出正是人们崇拜北斗的一种表现。
据研究，曾侯乙墓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因此这件漆匠盖也就成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文文物之一，其上面的二十八宿也是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和二十八宿与四象结合最早的图像资料。
灌县“李冰石像”之谜
古代中国人说也真奇怪，从事不同行当的人都要给自己找一个保护神，叫做行业神。做木匠的，选定了鲁班；做医生的，选定了孙思邈；做茶叶的，奉陆羽为祖师爷。可以说行业神无奇不有，五花八门，仿佛离开了祖师爷的保佑，这行业就做不顺。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水利这行当的祖师爷是谁吗?很多人会脱口说出大禹这个名字。其实，这个行当的祖师爷是李冰，因为他主持兴建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当祖师爷当之无愧。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秦国平定蜀地后，秦昭襄王派他做蜀郡(治今四川成都附近)太守。鉴于岷江自上游进入四川盆地，江面狭窄，容易产生洪涝灾害，李冰组织民工，劈开玉屏山，新凿内江河道，修建鱼咀，分岷江为内、外二江，在其间修造平水坝等工程调节内外江的水量，使内江水经宝瓶口流人成都平原，通过千百条渠道组成水利排灌网，灌溉农田面积达300余万亩。从此蜀郡沃野千里，被誉为“陆海”。这个工程有效地控制了岷江激流，变水害为水利。施工中，他大量采用民间治水经验，就地取材，用竹笼装载石块，排列于易受水流冲击的偃边，保证堤堰的牢固，又在适当的位置立水则(标尺)，随时测量水位。此后当地人们坚持“深掏滩，低作堰”的管理原则，经历代不断维护修整，都江堰的作用仍然无以替代。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疏导文井江(今四川崇庆县西河)、白水江(今四川邛崃县南河)等水道，修治了沫水(即今大渡河)，效果良好。正因为李冰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杰出贡献，被后世崇奉为“川祖”，也就是水利行业的祖师爷。
1974年在四川灌县出土了一件石像。该像是一座直立的全身大型圆雕，身高290厘米，肩宽90厘米，肩至足高190厘米，用灰白色砂岩琢成，重约4吨半。像的底部是一个方榫头，残长18厘米。石像头戴冠，冠带系至颈下。面部肌肉丰满，微带笑容，神态自然。身穿长衣，腰间束带，两手袖在胸前，衣袖宽大下垂。双脚前部露出衣外。整个石像造型粗壮稳重，雕刻朴实洗练，线条简洁有力，人物意态雍容，又显得可敬、亲切，充满了雄浑、厚重、古朴的艺术风格，除个别地方碰伤稍有剥落外，基本保存完好，风化程度不严重。
那么这个石像是作什么用的，是普通的石刻艺术作品吗?当然不是，因为在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字内填朱色，大部分已经剥落。从题记上看，石像是公元168年专管都江堰的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的“三神石人”中的一个，是过去蜀郡太守李冰的像，它实际上起着测量水位的“水则”的作用。此石像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都江堰的建堰情况、河道变迁以及水利管理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的历史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纪念性雕塑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
科举由来之谜
在中国古代，国家任用官吏多是依人举荐，但这种方式未免狭隘，可能会有更多的能人才俊因朝中无人而无缘为官，后来，为了发现并任用人才，创立了一种类似今天学生高考的考试制度，这便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一经创立，便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成了有志人才飞黄腾达的契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直至清朝光绪皇帝下谕停止所有乡试，科举制度才被废弃。
那么，科举制度是如何创立的呢?一种说法是，科举制度的雏形是起于隋文帝执政时期(581)以后，当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初试科举，隋炀帝即位(604)后，确立了科举制，设进士科，并下诏按十科举人。在《旧唐书·杨绾传》中，曾记载着礼部侍郎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言：“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炀帝始置时士之科，当时就试策而已。”
但是，由于在《隋书》、《资治通鉴》等书中，在说到隋大业二年时，并没有设置进士科的记载，所以，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兴起于唐。比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就说过：“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当代的史学家范文斓先生对此也有研究，他也认为进士科是始于隋大业年所创： “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
科举制度在唐代继续实行并得到很大发展。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所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他们往往不敢投考秀才科。明经主要考两部儒家经典，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探，这使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高宗调露二年(680)开始加试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这样儒家经典的背诵就成为明经录取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应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词华。进士科主要走文学取士的道路，成为选拔政治人才的主要来源。明法科试律、令各一部。明书科试《说文》、《字林》，帖试、口试并通，然后试策，要求通训诂，兼会杂体。明算科考试以《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十部算经为基础，要求明数造术，辨明术理。
常科的应举者主要是生徒和乡员。前者是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后者是指不在馆学的举子，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立武举，亦是常举，由兵部主持，主要是选拔一般武官，而不是选拔将帅之才。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制举行的，名目很多。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优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艺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参加制考试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制举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发现卓有才能的官吏，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科举录取人数的不断增加，科举出身者担任高级官吏的比重不断提高，唐朝的科举制度日益重要起来。唐初每年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40年问才有290人，科举人仕者在官员中的比重很小，但从高宗时起，在高级官吏特别是宰相中的比例却在不断增加，到玄宗二十二年(734)前已经占三分之二，但以后这一情况一度发生逆转，直到宪宗(806—820)起，科举出身者才重新在宰相和其他高级官吏中占据多数，并且稳定地持续下去，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高级官吏由科举出身者担任这种格局的基础。
科举制度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只在元代前期稍有中断。各朝统治者根据各自的政治要求改革科举制，使之日益复杂严密，在封建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贴春联之谜
在中国过春节最为盛行也最具有诗情画意的应该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联了。春联是对联的一种，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过年时，各家的街门、屋门的门框上，都贴春联，门楣上还要贴“横批”。春联既可高悬在大雅之堂，又可张贴在茅屋之中，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联是从桃符演变来的，又称“桃版”。传说中黄帝时代，鬼国在度朔山上，那里有一棵枝干覆盖3000里的大桃树，黄帝的神官神荼、郁垒每到除夕都要在树下审问群鬼，把干坏事的鬼捆了喂白虎。所以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制百鬼，从汉代起就有用桃木作魇胜之具的风习，以桃木作桃人、桃印、桃板、桃符等辟邪。最早的门神像是以桃木刻成的，后来改成桃木板或桃木条画神荼、郁垒画像，挂在两扇门上，称为“桃符”。后来人们为了方便书写开始在过年时写吉祥话于桃木板上，逐渐成为春联。但作为以文字形式表现的春联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众说纷纭，到现在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未解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春联的出现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提倡，因此春节贴春联的民俗应该是在明代开始盛行的。据史书上记载，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清代的陈云瞻在《簪云楼杂话》中记述道：“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有一年除夕，朱元璋兴致大发，传旨全国，不论是公卿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一幅对联，以示普天同庆。第二天他悄悄微服出宫去，沿着大街边走边看，看见有一家的门上什么都没有，朱元璋便敲门进去，装做路人打听他们怎么敢违抗圣旨。主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得告诉他“我家是阉猪为生的，自己根本不会写字，请人代笔别人又看不起我的身份不愿帮我写，实在是没办法啊。”朱元璋听后大笑，对主人说：“拿笔墨纸砚过来吧，我写一副对联送给你。保证不仅符合你的身份，还会奇巧幽默、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等对联写成后，围观的人都连声叫好。阉猪人也大喜过望。联上写着“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后来有人认出了朱元璋，这件趣事传开了。以后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但是专家认为如果以此就说春联始于朱元璋的说法是很不准确。原因是历史记载，春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从五代十国时就开始，到朱元璋的时候不过是很兴盛了。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是后蜀之主孟昶所写的，据《宋史·蜀世家》上记载着公元964年的除夕：蜀后主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流传开后才被认为是中国春联的来历。宋代过年写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在《宋史·五行志》、《梦粱录》、《癸辛杂识》等古籍中都有记载。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虽然春联的来历还是中国文化的未解之谜，但它代表了人们对新一年的期盼，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佳句“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等等，这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门神由来之谜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耍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每到岁末，家家户户都要请两张门神回家左右相对贴在自家大门上，门神大多面目狰狞，形状可怖，中国人认为把他们可以把那些妖魔鬼怪阻挡在自己家门外，护佑家宅康宁。门神也因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成为民间最受信仰的神祗之一。那么门神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原型又从哪来呢?关于这些至今没有定论，主要有两种提法。
一种说门神来源于“桃人”。中国人认为桃树是“神树”、“仙木”，可以避邪驱鬼。桃木剑可以杀鬼，佩戴桃木符可以避邪，而在门上挂上桃木人也可以让大鬼小妖不能进家，《典术》中就有记载：“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牛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着门以压邪，此仙木也。”而桃人最早就据说是两位神仙——神荼、郁垒的化身。他们生活在上古时代，是帮助黄帝管理鬼国的部将。他们住在东海的排都山匕，山上有一株树干茂密得可以覆盖三千里的大神树。在神树的东北方有一座鬼门，门两旁一左一右各站神荼和郁垒，树下有一只凶猛的白虎。树顶上还站着一只金鸡，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第一个照在它身上，金鸡便放声啼叫，声音传遍神州，天下的雄鸡也会跟着啼叫，把夜间在人间游**的孤魂野鬼吓回到鬼门里。神荼、郁垒在门两边监视着那些回来的鬼怪。每到年末岁尾，他们便会在桃树下会审诸鬼。一旦发现有那些在人间作怪的鬼怪，会马上把鬼怪喂白虎。因此，鬼怪最怕神荼、郁垒，哪怕是看见他们的画像、听见他们的名字都会马上逃走。所以人们便用桃木雕成两位神样挂在门边驱怪。而“金鸡”因为是司晨之灵，白虎是百兽之王，那些夜间活动的鬼怪都十分害怕他们。所以“帖画鸡户上”而使“百鬼畏之”，“画虎于门，么不敢入。”关于这种说法较早记载在《月令广义·正月令》上：“黄帝之时，神荼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于桃树下。令人画其像于桃板，列于门户，书其名于下。”
到了汉代，春节挂新桃木人形成风俗，县官们常在除夕之夜，在内门旁用草绳悬挂桃木雕人，门上画上老虎，以抵御所谓的凶鬼。后来桃木人慢慢发展到在纸上画像，也就成了门神画。到了宋代，雕版门神画在北宋首都的汴京出现。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建立唐朝搬人新宫殿时，半夜三更常听到卧室外面有扔砖头瓦片的声音，后来还听见有厉鬼哭喊嚎叫。唐太宗于是请了很多和尚和法师来为他布法场，烧香念经降服冤魂。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宫门外的鬼祟越闹越烈，弄得他寝食不安。一次上朝时，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大臣们。大将秦琼奏道：“臣生平杀个人就像切块瓜，收尸体像聚蚂蚁，还会怕鬼魅吗?我愿和尉迟恭全副武装站在宫门外把守，把那些鬼魂赶走!”李世民同意了。这天夜里秦叔宝、尉迟恭手拿玉斧，腰系钢鞭、弓箭，把守在唐太宗的卧室外，果然一个晚上都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后来唐太宗为了免除他们二人每晚守夜的辛劳，便请来画师画了他们二人的全身像，悬贴左右宫门上，那些冤鬼作祟的事从此都消失了。这件事传到民间后，人们纷纷沿袭了这个办法，把二位将军的画像也当了门神，在《西游记》中有记载：“他们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门尉，万古作门神。”他们也是民间流传得最广泛的。二个门神的神像样式也有很多，有坐的，有立的；有徒步的，有骑马的；有执金瓜的，有舞鞭的。后来，还有其他的武将的画像都被人们画成了武门神，如赵云、马超、薛仁贵、孟良、焦赞、杨延昭、穆桂英、岳飞等等数十种。也出现了文官演化出的文门神，大多穿一品朝服，或抱象牙笏板，或拿蝙蝠、马、宝瓶、鞍等吉祥器物。
门神的来历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但门神从其诞生之日起两千多年来，就傲立于千家万户的大门之上，抖尽了威风，至今不衰。
除夕放鞭炮之谜
每到春节，中国人都会燃放烟花爆竹来庆贺新的一年的来到，这就是王安石诗中说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除了喜庆之外，最早人们为什么要放爆竹呢?关于这个谜，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年兽生活在深海里，长得獠牙利爪，性情很凶猛。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破坏庄稼，见人就吞，见屋就毁，令百姓们不能好好地过年。为了躲避它，人们只好在除夕之夜把老弱病残送到深山老林里避难，青壮年的男人们留在家里拿着大刀锄头，把门反锁着守卫家门。一年的除夕，人们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干粮包裹，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来到一个农家要水喝，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农户好心地告诉他关于年兽的事，让他赶紧和村里人一起逃到山里，老人微微一笑：“不用担心，让我来赶走那个孽畜吧!”众人都以为这个老人疯了，可是老人任凭村里人怎么劝都不听，他来到一个荒弃的破房子里，闭门不出。眼看天就要黑了，人们只好不再管他各自逃命去了。半夜，年兽义来到村里，村里一片漆黑，它四处闻嗅着人类的气味，沉重的脚步声使看家的人无不心惊胆颤。这时，那间废弃的小屋里突然出现了强烈的灯火，年兽立刻调头扑向那里，它刚顶开门跑进院子，突然出现了一团大火伴着“啪啪”地爆响，年兽听到巨响、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好像受了重伤一样嗷嗷痛叫。人们闻声赶来，看见老人身穿红袍站在院子中大笑消失了，废屋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第二天，逃难的人回来听说这件事，都连连称奇。后来老人托梦给那个农家，说自己是天上的紫微星，他为了拯救人们，才决心消灭年兽。他已经用火球将年兽击倒后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了。消息传开后，人们都十分高兴。为了纪念这件事，每到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来庆祝这祥和平安的一年。
还有人认为鞭炮原来是人们用来避邪祛灾的，不少书已经有过详细介绍。而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西荒经》说的更加详细：西方的深山里有一种长得像人的鬼魅，面目狰狞，个子很矮，常常袒胸露臂在河里捕食小鱼小蟹，而且看到人也不害怕也不跑。看到山里有人露宿，他就在人们都睡着后，靠着火来取暖并烤食鱼虾吃，有时候还乘人不在偷人的盐，可是它跑得很快，人们也追不上，它还会使人得寒热病。人们根据它的叫声给它取名叫山臊。一次，一个猎人无意问用竹子点着火了，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山臊吓得只发抖，急忙逃窜去了。史学家认为：东方朔所提的恐怕只是一种动物而已，后代人以讹传讹，于是爆竹便具有了避邪怯灾的功能。《诗经·小雅·庭燎》篇中有“庭燎之光”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用竹竿之类制作的火炬，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后人根据这些描写附会出来的“爆竹”的由来。《荆楚岁时记》中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这段记载至少说明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邪的音响工具，这就使得燃放爆竹的习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比较科学的看法是，在唐朝初年，由于战乱四起，死去的人很多，造成了民间瘟疫四起。有个很聪明叫李田的人，他想到烧火放烟可以祛除灾害，于是尝试把硝石装在竹筒里点燃，结果发出震天的巨响，还产生了浓烈的烟雾，他的家人都没有生病。于是人们纷纷学习这种做法，结果驱散了那些病毒，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爆竹的最早雏形。后来，道家炼丹，出现了把硝石、硫黄和木炭按一定比例混合的可以控制的火药，人们将火药填充在竹简内燃烧，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爆仗”。到了宋代，纸的运用已经普及了，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编炮”(即鞭炮)。炸开后响声贯耳，纸屑飞扬，火药香四溢，于是爆竹又叫“爆仗”。又因为它的声音清脆得象抽鞭子的声音，所以也叫“鞭炮”。在“鞭炮”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各种花炮乃至烟花关于上述爆竹的演变过程，《通俗编排优》写得很明白：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日“爆竹”。此外，爆竹的功能也由避邪驱鬼完全转变为节日的吉祥、热闹、喜庆和欢乐。王安石诗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爆竹成为老百姓们庆贺新禧的工具。
到了明清的时候，讲究礼仪的中国人还规定放爆竹的许多讲究。按燃放的时间，分为“关门爆竹”和“开门爆竹”。除夕年三十晚上祭完祖宗和已去世的父母之后，全家关上门团圆饭的时候，要放“关门爆竹”，一般放一到三挂鞭炮，这挂炮的意思是将旧的一年的所有不愉快都送走，然后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一直守岁到新年的钟声敲响。大年初一早上一开门的时候或出去拜年的时候就要放“开门爆竹”，又叫“开财门”，一般放一挂鞭炮。寓意是新的一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如果不放炮就出门去是一种很不吉利的做法。
鞭炮的来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有待考证。
“牛郎织女”之谜
“牛郎织女”是我国传说中最美丽动人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很早就开始流传， 《诗经·小雅·大东》篇就有“迢迢织女……脘彼牵牛”的记载，但只是说织女和牵牛是天河中相近的两颗星宿，彼此没有关系。汉时，这两颗星宿被转化为具体人物，班固著《两都赋》云：“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讲汉宫昆明池边有牵牛、织女的两座石人像。文学作品最早记载牛郎织女是夫妇的，要算《文选·洛神赋》李善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对于牛郎织女不幸的婚妇生活，历代曾有许多诗人为之咏叹。汉代《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写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表现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心情。不过牛郎织女怎么会成为夫妇的?他们为什么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这在我国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却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因为织女嫁后废织，受到天帝的惩罚。《史记·天官书》云：“织女，天孙也。”民间传说也讲牛郎织女本来都是天上星宿，牛郎放牧，织女织布，十分勤劳。天帝见他们可爱，让他们结为夫妇，谁知婚后两人贪图爱恋荒废了工作。天帝大怒，命乌鹊传旨只准七天相会一次，乌鹊却误传成每年七夕相会一次。《荆楚岁时记》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惟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民间又有当七夕过后，乌鹊身上的羽毛要脱落精光的传说，为什么要脱毛呢?就是因为乌鹊传命错误，罚它脱毛为牛郎织女相会时搭桥，脱毛就是对这个错误的惩罚。
还有一说以为牛郎织女分开生活，是由于无钱还债。《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纬书》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 ‘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未还，被驱在营室是也。”’原来他们分居是因天帝逼他们还结婚时欠下的债而造成的。这个传说没有将牛郎织女的不幸生活产生的根源归咎于“荒废劳动”，而是由于生活贫困，由于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将责任直接归到了封建社会里无论是人间还是天堂的最高的统治者——天帝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造成织女与牛郎不幸的是因为人神恋爱，犯了天条。民间传说织女思凡，在人间游玩，后在湖中沫浴嬉水。牛郎拣起她的衣服，于是织女就与牛郎结为夫妇，不久生了一男一女。这时织女受天帝之命要离开牛郎，一天趁牛郎外出，偷偷走了。牛郎发觉时，马上挑着担子去追，看看快要追上，忽有一条大河挡路，那河是王母娘娘划的。这样一来，牛郎、织女在河的两面不能见面。王母娘娘下令只许他们每年七夕相会一次。关于人神恋爱，文人记载与民问传说有些不同，《法苑珠林》引《古孝子传》说，织女与种田郎董永相爱，“董永，千乘人也。……父亡，无以葬乃自实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日：‘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日：“‘妇人何能’?永日：‘能织。’主人日：‘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七日而毕。女出谓永日：‘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说毕，凌空而去。”《太平御览》卷四百十一引《孝子传》和《搜神记》卷一也有类似记载。文人记载的故事与民间传说不同之处，明显带有劝人行孝的封建说教。后来根据这个故事丰富发展的戏曲如黄梅戏《天仙配》等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意识，不过同本来牛郎、织女的故事-叉有了一此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