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风俗领域的其他变革

民国风俗的变革，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它还涉及娱乐、社交、节日、婚姻、生育、丧葬等领域。

一、新式公众娱乐活动的普及

民国的公众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式娱乐如看电影、看话剧、逛公园在一些地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看戏等旧式娱乐活动已不再一统天下。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电影业大力发展。就电影制片厂来说，先后有数十家；就所拍影片讲，有成百上千部；就电影观众讲，有数千万人；就电影导演、演员讲，也出现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人物。这使得看电影成了当时民众极为重要的娱乐手段。电影院建立之多，使民国政府不得不专门下文，规定：男与女不可混坐，不得放色情影片，最晚于午夜子时散场等[10]。

民国的电影主要有6类：武打片、侦探片、爱情片、社会片、时事片、纪录片。

中国第一部武侠片，是明星公司1928年拍的《火烧红莲寺》。该片放映后，大大满足了观众的娱乐心理，很受观众的欢迎，于是连拍续集，共拍了18集。其他公司见此情形，也抢拍“火烧片”，相继拍出了《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火烧百花庄》等。火烧片多了，观众就不耐烦起来，于是就有了女侠片的拍摄热潮。在中国人眼中一向扮演柔弱角色的女子，竟成了威风凛凛、武艺高强的侠客，这自然颇吊观众的胃口。这样，《女侠红蝴蝶》、《荒江女侠》、《王氏四侠》、《白玫瑰》等影片就纷纷拍出上映了。

侦探片首次出现于电影院是在1921年。该年7月，中国第一部侦探片《阎瑞生》公映，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该片引起了巨大轰动，观者如潮，在上海某家影院“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11]。各电影公司见侦探片如此卖座，就纷纷抢拍这类影片，而且大多拍得很离奇。像《红粉骷髅》、《新婚大血案》、《古屋魔影》、《美人血》、《警魂歌》、《神出鬼没》都是如此，但也确实吸引了一些文化层次不高但又喜欢热闹的观众。

爱情片中较著名的有《海誓》、《爱情与黄金》、《红楼梦》、《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三笑》等。

武打、侦探、爱情题材的娱乐片，占据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由于观众素质良莠不齐，加之一些制片厂只考虑赚钱，就导致了娱乐片越拍越离奇，连**镜头也出现了，有的影片如《金钱之王》，“无论男女演员，皆半裸式”[12]。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提出了“迎合观众心理与提高观众眼光”的问题，指出前者是“死路一条”，后者才是正道，因为“艺术的欣赏，不仅在博得群众的一笑而已”[13]。

有这种认识的电影工作者，是拍摄民国社会片、时事片的主力。1914年，幻化公司拍摄的揭露鸦片罪恶的《黑籍冤魂》，是中国第一部社会时事片。以后，揭露军阀混战的《春闺梦里人》，描写世态人情的《难为了妹妹》，反映抗日的《共赴国难》、《东北三女子》、《风云儿女》、《八百壮士》、《塞上风云》、《长江万里》、《东亚之光》，揭露民国末年社会黑暗的《万家灯火》、《还乡日记》、《大团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先后拍摄上映。由于这些影片反映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心声，因此很受观众的欢迎。

民国时期的纪录片为数不少，且具有观赏性，其题材很广泛，从风景、名人、社会活动到战争，应有尽有。

名人纪录片，较为著名的有《孙中山》、《孙传芳》、《吴佩孚》、《冯玉祥》、《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等。风景纪录片则有《西湖风景》、《庐山风景》、《长江名胜》、《北京名胜》、《上海风景》、《南京名胜》、《神秘的西藏》等。纪录社会活动的影片也不少，如《强行剪辫》、《国民大会》、《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游艺大会》、《天主教大弥撒》、《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等。内容为战争的纪录片有《武汉战争》、《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北伐大战史》、《长城血战史》、《空军战绩》等。此外，还有体育纪录片，如《全国运动大会》、《中外足球比赛》等。

由于民国时期的影片如此之丰富，观众又很多，这就很自然出现了一些明星与影迷。而他们的出现，又促进了电影这一重要的公众娱乐活动的普及。

除电影外，跳舞与看话剧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公众娱乐活动。

在城市地区，随着西风的强力熏染，交际舞已较为流行，成为中上层人士重要的娱乐方式。当时，一些大饭店不仅经常举办舞会，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宣传，如北京六国饭店的大门口，就长期贴着赞美交际舞的春联“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为满足客人的需要，各饭店还招募大量舞技上佳的舞女，对于不会跳的人进行辅导，对于羞怯的宾客则进行鼓励。

除跳舞外，观赏舞蹈也是民国公众的一项娱乐活动。被观赏的具有表演性质的舞蹈有芭蕾、现代舞、各国民间舞蹈。也有按照西方舞蹈方法编排的中国民间舞。由于当时的舞蹈，多是西舞或西化了的舞蹈，因此跳舞与观舞的人，多是些有新文化修养的人。

新剧即西传的话剧也是当时一些都市居民的娱乐手段，看话剧已成为民国都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娱乐活动。从民国话剧的剧目看，初期是由郑正秋等人领头排演的家庭戏。这类戏多讲的是家庭琐事，因其贴近生活，普通观众挺爱看。当时比较著名的家庭剧有《童养媳》、《尖嘴姑娘》、《虐妾》、《虐婢》、《怕老婆》、《妻妾争风》等。家庭剧的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话剧的主要题材就开始转向社会问题了。曹禺的《雷雨》、《日出》，洪深的《赵阎王》、《少奶奶的扇子》，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都是这一题材的话剧，上演后深受观众欢迎，并成为经典名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题材的话剧开始成为主流。《放下你的鞭子》、《飞将军》是其代表作。话剧在此时，娱乐性质大为减退，已成为鼓舞人民抗战的有力“武器”了。

二、社交方式的变革与西式礼节的流传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扩大，公众的社交方式也变得丰富起来，并随地域、城乡、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时的社交方式还处于转型期，总体上还不太固定，因此不同的人群恪守各自的习惯，并随社会的发展而多多少少都有些变化，这就使民国社交方式呈现出变动性的特征，其趋势是由中转西，受西式风俗影响越来越大。

打招呼是当时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也是最基本的社交活动。人们在这种活动中常用的礼节有鞠躬、作揖、点头、脱帽鞠躬。鞠躬、作揖是中式社交方式，点头礼则是西礼中最普通的。如果戴着帽子，须把帽子摘掉再点头。施礼时可视对象不同或停或行，如遇长者，则必须停下脚步行礼。点头这种社交方式在当时的一些农村地区也已不再陌生，而为一些农民所采用。脱帽鞠躬礼是一种西礼，它与鞠躬这种中礼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表示恭敬的礼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在正式隆重的场合中使用，而后者则使用得较频繁也较随意。在施脱帽鞠躬礼时，施礼者用右手握住帽前缘中央将帽取下，双腿采立正姿势，上半身向前倾斜45度后恢复原状。一般而言，还礼者亦应鞠躬回礼，但长者或上级可以略略欠身点头即算回礼。

拜亲访友也是常见的社交活动。传统方式较为简单，一般不预先通报时间而随意性较大，客来主人往往留其用饭。而西方方式则有一些讲究：朋友间拜访，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或晚上8点左右，拜会日则多选星期天。如是首次拜访，则时间不宜过长，以二三十分钟为宜。拜访时，先按门铃，次将名片递与门房，进门后即脱去外套、帽子、手套，将其挂于衣帽架上再入客厅，与主人握手寒暄。握手，是访友中经常用的社交方式，在这方面，中国人西化的程度最深。握手时二人相距一步，握后上下微摇，受礼者为男士可重一些，如为女士则需轻握。受礼者如为长者或上级，则不可摇动。其中的规矩也挺多，如“与位高于我者见面时，必由位高者先伸手”；“与妇女见面时，必须由夫人先伸手”；“握手时不可混杂，尤忌作交叉式，如忙中偶尔失检必须重为之”[14]等。主人与客人握手寒暄完毕，双方落座，主人一般备烟茶待客。送客时，女主人先与来访者告别，但不送出客厅，男主人则一直把客人送到门口，并帮客人穿衣。最后，二人握手告别。受人拜访后，一般应于近期内回访，但双方都不轻易留客人用饭。

宴会、茶会、舞会也是民国时司空见惯的社交活动。

中式宴会讲究男女分座、辈分高低。八仙桌分上位、下位，位尊者居上位，位卑者居下位，不可乱坐。西式宴会则于举行前，由主人先发请帖，写明时间地点，时间一般安排在中午12点半或1点，有时安排在晚上。客人接帖后应于24小时内回复，言明来或不来。如去则应夫妻二人赴宴，一般不携带子女或其他亲友。因为西式宴会讲究“派对”，主人预先算好男女客人的数量，并安排一男一女互为“派对”，主人夫妇则必须分开坐。吃饭时客人按桌上名片落座，席间以“派对”为主谈话，但对周围的人也应照顾到。饭后往往有娱乐活动，客人不能马上告辞，可稍留片刻再与主人告别，但勿惊动他人。

茶会的时间往往选在下午4点至6点，主人或发请帖或登报通知客人，多由女主人发出。茶会地点不定，室内室外皆可。茶点或由侍者或由主人取给客人，其间大家可以自由交谈。

舞会多在夜间举行，“大抵九时开始，十二时以后终局”。舞场礼节完全西式，通常有以下几种：与已婚女士跳舞，先征得其夫同意；一曲舞毕，男士应将女舞伴送至原处，并鞠躬致谢；主动求舞者只能是男士；女士不愿跳，男士不可勉强。

三、新旧并存的婚丧习俗

民国时期，西方基于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俗已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并影响着都市青年。虽然在广大农村，人们仍遵循传统婚俗，但在一些不很偏僻的地方，婚俗也多多少少有些改变，增添了一些新内容。

民国时新式婚姻，可分两类。一类是完全西化的婚姻，照搬西洋婚俗习惯，大都市中的洋派人家遵循此俗。另一类是中西兼采，但以西俗为主的婚姻。县城、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的一些人家多遵从此种改革了的婚姻习俗。

依大城市中完全西化了的婚姻习俗，青年男女结婚前要订婚。男方送给女方金戒指或钻石戒指为订婚礼物，女方也送给男方饰物。男女方两家的亲戚朋友都要参加订婚仪式。也有些更摩登的青年，干脆就在报纸上登“订婚”启事，既时髦又省事。

“刘忠麟，吴惠麟订婚启事：我俩承董自新、陈三葆二位先生介绍，择于国历十一月三十日在苏州订婚。复员期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位亲友。”[15]

至于结婚启事，在当时就很普遍了，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省事，而是为了通知亲朋好友。依照西俗，结婚是不可以登个启事就完事的，因此，启事中不能登“一切从简”、“谨此敬告”之类的话。试举一例如下：

“王一敏先生及夫人之长女梦莲与张达强结婚启事：婚礼谨于国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十二时在静安寺路家中举行”。

亲朋好友看到启事或接到请帖后，往往先送礼。西俗只能送物品，但国人稍做变通，也送钱；西俗只给女方送礼，收礼后女方立致函谢，国人又变通之，也给男家送礼。

婚礼一般在午前或午后举行，地址或在教堂或在自家住宅。但不论在哪里，都得有证婚人。亲朋好友参加婚礼时，须穿长礼服。如婚礼在教堂举行，则先去教堂；婚礼在自家住宅内举行，则直奔其宅庆贺。

所有典礼完毕，众人齐集新郎家客厅，由新郎的好友作为代表致词，新娘为大家切蛋糕，分送客人。大家再玩一会儿，这时有人想走就可以走了。

这种婚礼总的说来简单而郑重，也正因为如此，它较受人们欢迎。在其启发之下，集体婚礼也在中国出现了，当时的报纸对此多有报道。“上海市社会局主办之胜利纪念集团结婚典礼，昨晨十时，在中正中路浦东大厦举行……钱市长亲临证婚，仪式简单，庄严隆重，参加结婚者共四十二对。男女童子提宫灯花篮前导，鱼贯步入礼堂，相对行礼后，由社会局现代局长万克信（何惕庵代）宣读证词，钱市长分别发给结婚证书……至十一时三十分礼成。”[16]

另一类新式婚俗中西兼具，其形式也已逐渐流行、固定，“其仪式，设一喜堂，用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男女傧相、男女来宾、奏雅乐，济济一堂。礼毕，在饭馆设席答谢。一日即可了事，至多不过两日。城市内结婚多仿行之，乡间仍不多见也”。

其礼也有一定的程式，多为时人所仿用，各地或有差别，也不是很大。其顺序基本如下：司仪入席，奏乐，男女宾入席，男女主婚人入席、面外立，证婚人和介绍人入席、左右对立，新人入席、面内立，奏乐，证婚人读证书，证婚人用印，介绍人用印，新郎和新妇用印，证婚人为新郎和新娘交换饰物，新郎和新娘对立行三鞠躬礼，新人致谢证婚人和介绍人、行三鞠躬礼，奏乐，新人向男女族尊长行三鞠躬礼，新人向男女宾致谢、行一鞠躬礼，男女宾答谢、行一鞠躬礼，新人退，奏乐，男女宾退，司仪退。

民国时，丧俗也是新旧并存，处于渐进革新之中。政府号召人们实行火葬，但并未禁止土葬。一则中国土葬传统根深蒂固，二则土葬亦不违西方习俗，并不显陈旧落后。因此当时的新旧丧葬习俗之争，主要指的是仪式、过程之争。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遵循的仍是传统的习俗。其程序大致如下：

第一，入殓。“亲丧居厅事，三日大殓，朝夕上食”[17]。死者气绝前后，即给他换上新衣新裤新鞋。气绝后则以红绸或红布盖面，棺材停于堂中，家人则在棺前焚烧纸钱并燃香，合家举哀。随后孝子着孝服，赴亲友家报丧。

第二，报庙。人死后第2天或第3天晚上，各亲友陆续来吊唁，携带锡箔、纸钱等。丧家则约请鼓乐、僧道，设坛做法事，鼓乐喧天。孝子则至庙中，多为城隍或五道庙，焚香点纸。

第三，开吊。亲戚朋友获知下丧日期后，即送来祭礼，丧家则设宴款待。开吊的日期，至多3天，少则1天。有钱人约请僧道或鼓乐作佛事，开吊的最后一项是辞灵遣棺。

第四，出殡。“或延僧道礼忏，行遣奠礼。戚友素服送殡，安厝而返”。其过程为移棺、送灵、撒路钱、安神。

第五，下葬。丧家将死者入土，并添土掩埋成为丘堆，孝子在坟上添些新土，并焚香烧纸，痛器而返。在上述传统丧仪中，有不少弊端。当时的开明人士指责丧家死了人还要宴客收礼，实在可耻。

当时城市中的西式丧仪，则较为简略。先是人去逝后，其子女亲戚或发书信或在报上登讣告，告之死者生前亲友、同事。

哀启：显妣李母候太夫人恸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一月十日酉时寿终正寝。择于十二月十三成主，十四开吊，十五日发引。恐认不周，谨此报闻，孤哀子李宜长泣血稽颡。丧居奉天小南门里交通银行路东胡同本宅[18]。

亲朋好友看见讣告或接到书信，一般都于约定时间内来奔丧，男士左臂佩黑纱，女士胸前缀黑纱结，带着挽联、挽幛、鲜花等物。丧礼开始后，先奏乐，再献花读祭文，然后全体人士向灵前三鞠躬。死者生前好友扶柩而出，死者子女随其后，来宾次之，至公墓或火葬场。其时，“火葬、公墓在都市上犹可见”矣[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