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式风俗的时髦与民国风俗的演化
民国肇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之中弱西强的现实和学习先进的愿望，都使中国社会崇洋之风日盛，西式风俗也越来越时髦。这率先、突出地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四个与民众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这四个方面的西风、西俗也最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国人。
一、西式服装的流行与传统服饰的改造
民国建立后，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舆论普遍认为“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意，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穿什么的都有，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中山装的，也有的人中西服装混穿，上身着西装，下身着中裤扎绑腿，颇为滑稽。总之，“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
民初政府也想统一限制，并曾仿照西方服饰，颁布了服制条例。但由于其不合中国国情，而没能实行下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新的《服制条例》，兼顾中西服饰，规定男礼服为长衫、马褂，女礼服为上衣下裙，公务人员须着中山装。而对于平常所穿的便服，则未做具体的硬性规定。
与“易服”紧密相关的是剪辫。民初由于政府强制实行剪辫政策，效果显著。后来虽然废止了这一政策，但风气所趋，剪辫已成为时代潮流。
民国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衫、马褂、中山装、西装等。这些衣服的款式、尺寸、颜色等都有一定的格式。例如长衫，多用蓝色，为大襟右衽，长至脚踝上2寸，袖与马褂齐长。在下摆处左右两侧，还开有1尺左右的衩。至于马褂，多用黑色衣料制成，对襟窄袖，下长到腹，前襟钉有5颗扣子。
孙中山穿着中山装
中山装据传是孙中山先生改造英国式猎装而成，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前襟五个扣子表示“五权宪法”，袖口三个扣子表示“三民主义”，以此提示人们穿衣不忘爱党爱国。因为这种关系，中山装很为世人所欢迎。“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
民国妇女的服装，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一般是上衣下裙。20年代以后，因受西方服饰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穿衣才日趋时髦起来，当时最时髦的女服是旗袍。
民国妇女的旗袍是在以西式服装的风格来改造传统旗袍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袖口缩小，滚边变窄，长度缩短，腰身收紧，充分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到了20世纪30年代，旗袍的风格又有了变化，开始流行高领长袖旗袍，后来又改行低领短袖旗袍。前期旗袍长过脚面，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期旗袍则短至不过膝。40年代旗袍式样才最后固定下来，袖子缩短（夏天则取消），长度缩短，领高减低，并省去了烦琐的装饰，使其轻便舒适。除旗袍外，民国妇女的服饰还有大衣、西装、长裙、围巾、手套等。
民国时期高领新式女装
西式帽子与鞋子也是国人的重要服饰。民国时期人们所戴的礼帽，“分冬、夏二式，冬用黑色毛呢，夏用白色丝葛，其制多用圆顶，下有宽阔帽檐，穿中、西服装都可戴此帽”。
至于鞋子，民国时亦无统一定制。布鞋、胶鞋、皮鞋都有人穿，洋式皮鞋尤为城市居民所喜爱。中国女子在穿洋皮鞋的初期，还不太“懂行”，许多人穿的洋皮鞋很狭小，而后跟甚高，这就容易导致畸形。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妇女们虽然不再广泛裹脚，但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仍以脚小为美，这样在选鞋上就看重“小”而不惜挤足适履了。以后，妇女们总结了教训，对洋鞋的知识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买来穿的鞋就挺合适了。
总的说来，民国时人们的服饰是中西兼具，但总的趋向是西化。国门的打开，思想的开化，政治经济的进步，西风的东渐，是其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就个人而言，身着新式服装去突出自己以赢得别人赞美；引起他人关注；模仿上层人物衣着，力求与他们同化；以西式服饰标榜洋化，吸引异性。这些服饰心理同赶时髦的心态一道，促成了民国时期西式服装的流行与普及。
二、时髦的西式饮食及其影响
随着西式饮食的不断输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饮食业的旧有格局已被打破，中国传统菜肴的一统地位动摇了。西菜、西点、洋糖、洋烟、洋酒大量出现于中国饮食市场，与中国川、鲁、粤、淮扬等各大菜系的美味佳肴，中式糕点，传统茅台、西凤等名酒交相辉映。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西餐馆和西式点心店，西餐西饮成了时髦食品，成为中国饮食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
民国时期，传入中国的西菜菜系主要有六大类：法国菜、英国菜、美国菜、俄国菜、德国菜、意大利菜，这其中以法国菜最有影响。在中国饮食市场上大量出现的西菜的种类，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冷菜类 又可分为沙司类，如马乃司沙司、沙拉酱、芥末酱等；腌制品，如咸肉、咸鱼等；色拉类，如土豆色拉、鸡蛋火腿色拉、苹果色拉、番茄色拉等。
2．热菜类 这是西菜的主菜，根据选料的不同，又可分为水产类，如熏鱼、煎大虾；家禽类，如牛排、烤牛肉、火腿扒、烤羊腿；蔬菜类，如煎土豆、炸土豆球，咖喱菜花；蛋品类，如煎鸡蛋品、火腿炒鸡蛋等。
3．汤类 主要有奶油汤，如奶油大虾汤、奶油蘑菇汤、奶油黄瓜汤；泥子汤，如菠菜泥子汤、土豆泥子汤、胡萝卜泥子汤。此外还有红葱汤、鱼汤、水果冷汤。
4．米面食品 有奶油蛋糕、面包片、牛奶大米粥、燕麦粥、布丁。
整个民国时期，上述西菜虽然都已进入中国，但由于食品的口味等原因，中国人适应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冷菜、热菜较受欢迎，而某些汤类、米面食品类如红葱汤、布丁则始终无法真正立足。
当时，来华洋人越来越多，对西式菜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大城市，在西风、西俗熏染下，中、上层人士多以吃西餐、西菜为荣。由于这两种因素，西菜馆在中国的大都市日益普及。中国最早的西菜馆，出现于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民国初年，广州的西菜馆主要集中在东堤大沙头和沙基谷埠等繁华地带。以后，则移至陈塘十八甫，以及惠爱路、财厅路、昌兴街等地。广州的西菜馆，比较讲究。在菜肴方面，各店都力求味道纯正，使中外食客能吃到地道的洋菜。在口味方面，则以英、法两式为主。在装饰方面，充分考虑到了吃西餐的人都有崇洋讲究的心理，因此注意将室内布置得雅洁、舒适。雅座设有门帘、电铃，非经顾客召唤，绝不擅自入内，努力迎合西方人的习惯。在服务方面，则热情和蔼，彬彬有礼，随时听从顾客的招呼，绝不和客人吵架，违反者则被开除。除了上述措施，还借鉴西俗，实行女招待服务，此举虽吸引了更多的食客，却也带来一些问题。由于食客的需要，女招待不只做端茶奉酒、迎来送往的工作，有些“一变为时装盛饰，陪酒清歌以博顾客欢心，甚或狂言浪语，打情骂俏，乃至猥亵狎邪者有之”。
上海于1843年11月正式开埠，此后洋人纷至沓来，西菜馆的重心很快就移到那里了。到了民国，上海的西菜馆开始向社会开放，此前则主要面向洋人食客。德大西菜社是较早面向中国食客的西菜馆，该菜馆向客人提供德式西餐。上海西菜馆的最大特征是品种齐全，英、意、法、德、俄等菜一应俱全，最著名的英式西菜馆是大西洋西菜社，意式西菜馆则首推天鹅阁，法式西菜馆当数喜乐迈。喜乐迈菜馆是现在上海最负盛名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主要经营蜗牛肉、芥末牛排、红酒鸡、奶酪小牛肉等菜肴。华东俄菜馆是著名的俄式西菜馆，它的名菜是“罗宋汤”，是把牛肉、牛骨、香菜、土豆、辣椒等放在一起烹制而成，味美价廉，中下层食客也吃得起，因此生意兴隆。
西菜馆落足北京是在清末，但数量不多。进入民国，到了1914年，北京较出名的西菜馆才有4家。以后则有所发展，到1920年发展到12家。这些西菜馆，被北京人称为番菜馆和大菜馆，“有为外国人设者及为中国人设者二种。中国人设者多在前门西一带，趋时者每在此宴客，其价每人每食一元，点菜每件自一角五六分至二三角不等”[1]。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醉琼林”、“裕珍园”、“得利”等著名的西菜馆经常是高朋满座，无论是套菜还是点菜都供不应求。很多菜馆还增加了其他服务项目，如包伙、送菜上门、提前预订等。西菜的日益盛行，对于中菜形成了冲击，以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一些中菜馆的厨师也开始承认西菜确有其长处，注意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了。他们大胆使用传统中国菜拒绝使用的西红柿、土豆、生菜、洋葱、莲花白等西式蔬菜，对于西菜调味品如味精、咖喱、番茄酱等也一概接纳，并参照改进后的西菜烹调技术，创出了一些深受食客欢迎的新品种。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首推西来顺饭庄的创办人褚祥。
在武汉，西菜馆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据《汉口小志》记载，1913年汉口大旅社所设的“瑞海西餐厅”为武汉首家西菜馆。此后，海天春、第一春、美的卡尔登、大中美等西菜馆陆续开业。到20世纪30年代，武汉西菜业已形成很大规模，且生意兴隆，而中菜却有些不太景气了。当时武汉有大中型西菜馆26家，小型西菜馆更多。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一在于涌入此地的洋人与日俱增，二在于该市各种转口贸易日益繁荣，洋商买办较多，以致形成了吃西餐的风气。
除上述城市外，天津、重庆、沈阳等地也有不少西菜馆。如重庆，“民国光复，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
民国时西菜在大城市中的普及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人们的“崇洋”和“尝鲜”心理是其主因。有的人确实适应并习惯了吃西菜，而更多的人则是始终不能适应，在心里并不真正认为西菜好吃。20世纪20年代初期，《晨报》在北京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在被试者中，回答爱吃中菜的人有1906人，占总人数的77％；回答爱吃西菜或兼食中、西菜的加起来才有570人，只占总人数的23％[2]。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一些人吃不惯西菜却仍呼朋唤友去西菜馆，主要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或为了赶时髦。
西式糖、烟、酒也是在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进入民国以后，它们迅速普及，其速度及程度要比西菜快且广，有些品种在某些地区甚至逐渐取代了中国固有的东西。
当时，“旧者衰，新者起。新旧代兴，因之日推而日广”。西式糕点、糖果、纸烟、啤酒、葡萄酒、果汁果露、咖啡汽水大量出现于中国饮食市场，并占有越来越多的领地。首先是大中城市，至于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吃饼干蛋糕、喝洋酒咖啡汽水虽不普及，但西式纸烟却较流行。
具体而言，就糖果糕点来讲，当时虽是中式西式并存，两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因西式糖果糕点口味更佳而日益占据上风。糖果两者相同之处寥寥而相异之处甚多，中式糖果有茧糖、芝麻糖、牛皮糖、葱糖等，西式糖果则主要有纽结糖、太妃糖、方登糖、水果糖、巧克力糖。中式糖果与西式糖果的制做原料、制做工艺、制作方法、口感味道都大不一样，西式糖果以其味道更佳而压倒了中式糖果。到了民国中后期，中式糖果在市场上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就烟来讲，民国时期虽仍有大批的农民用“烟袋锅”吸旱烟，但纸烟已遍及城市和农村地区，稍有财力的吸烟者已习惯于吸纸烟了。这种情况甚至在盛产烟叶、大姑娘老太太都拿长烟杆吸旱烟的东北地区，也是如此。“县人无论老幼男女，嗜叶子烟者颇多，虽盛夏亦终日不去口，近则多用纸烟，亦如之，盖成习癖矣”[3]。在当时的大中城市，纸烟之流行，已波及普通妇女。“近数年来，闺人竞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推原上海女界吸纸烟之开山鼻祖，实为曲院中人，所吸率舶来品纸烟，其茎绝细，迨不逮纤指之半，一吐吸间，恒耗青蚨二三十翼，大家妇女争试焉，咸以此为时髦。一烟之微，必盛以金盒，配以金斗。闺房粉阁间，几以吸烟为正课。在昔闺中事，曰焚香读书，曰然脂写韵，今则悉以吸烟代之”[4]。吸烟竟成了女子“闺房正课”，此言虽不免夸张，但也可以想见此种风气之盛。
民国时期，人们所喝的酒的种类非常繁多，已不亚于今日。除了中国自己发明的黄酒外，还有来自印度的阿剌克酒，即白酒——它自元代传入我国，以及来自欧美的洋葡萄酒、啤酒等。西方的啤酒是在清朝末年传入中国的，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在上海创办了福利酿酒厂，开始生产啤酒，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最早的啤酒厂。中国人自办啤酒厂则始于民国初年。1915年，中国人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啤酒厂——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生产五星啤酒，其牌号一直沿用至今。以后，外资、中资的啤酒厂越办越多，竞争也越发激烈，啤酒广告屡见不鲜。如天津明星啤酒公司在《大公报》上大做广告，“国货啤酒，商标马棋；中西医士，叠经化验；众口一词，卫生妙剂；功能杀菌，开胃健脾；有益身心，实非浅鲜；零售批发，一概从廉”[5]。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啤酒，酒商们还组织人力写了大量的文章刊登在报纸杂志上，宣传啤酒的好处。这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喝啤酒之风在都市中逐渐流行。需要指出的是，民国饮啤酒的人士中，少有拿啤酒做宴饮酒的，多数人都拿它当饮料喝，这是遵循西俗的结果。
西式葡萄酒也是在清末传入中国的，1898年中国人张弼士就创办了自己的葡萄酒企业——张裕酿酒公司。到了民国，该公司的各种葡萄酒产品已很齐全了，著名的品种有金奖白兰地、味美思和玫瑰红。除张裕酿酒公司外，民国时较著名的葡萄酒厂还有建于1937年的吉林通化葡萄酒厂，以及建于40年代的北京上义葡萄酒厂。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中国的葡萄酒厂数量并不多，但产品品种却不少，计有甜葡萄酒、半甜葡萄酒、干葡萄酒、半干葡萄酒、加料葡萄酒，以及葡萄酒的变种白兰地。除了起泡葡萄酒即香槟酒外，当时世界上的葡萄酒品种，中国都已能生产。从其市场占有情况来看，它同啤酒一样，也基本上以社会中上层人士为销售对象。而这些人士之所以愿买葡萄酒，除了知道它有益健康外，还因为这种酒是洋人的或用洋法酿制的，他们可以以饮这种酒来表示现代、体面、排场。
西式饮食在中国的风行，给中国饮食业带来了如下有益的影响。
其一是丰富了中国饮食的品种，改善了中国饮食的结构。西菜与中菜在用料、烹制手法、食用方式上都不太相同，双方长期磨合的结果是一些西菜的中化和一些中菜的西化，这就大大增加了菜肴的品种。在糖果、糕点、烟酒方面，西品被接受得更快更普遍，填补了中式食品的很多空白。
其二是改善了不良的传统饮食方式和进餐习惯。中国的传统宴会和家庭用餐，都是众人拥坐，汤菜置于桌上，大家汤匙、筷子齐下，往往伸到同一个盆、碗、盘里，不太卫生。而西式吃法是人各一器，互不侵扰，这样比较卫生。一些中国人开始仿效，只是仍然使用筷子。
其三是简化、改良了中国传统的宴客习惯。中国传统筵席过于讲求排场，往往造成很大浪费，而且筵席礼节过多，使人多感不便。西方饮食文化传入中国后，人们渐受其影响，由于深感其便，一些人就开始模仿学习。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宴客习惯已有了很大改变，注意了合理上菜、配菜。一般的家庭宴席，菜肴、点心、水果合起来也不超过十五六种，既让客人吃得好，又较为快捷、省事、不浪费。
最后，西菜的传入，还使国人认识到饮食不仅应讲究味道，更应重视营养，认识到了科学饮食的重要性，从而兴起了研究食品科学的风气。新的研究成果被转换成商品投入市场，促进了中国饮食工业的发展。
三、都市新居
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居室是中西、土洋兼而有之。但在大中城市，西式房屋已与中式民居分庭抗礼，而且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西式房屋也越建越多。而洋人的推波助澜，更使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此种新式民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里弄建筑、花园洋房、高层公寓。
新式里弄建筑是在改造了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住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后者由“合院”变为“联立”式。最初的新式里弄出现于上海，多为三间两厢二层联立式。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向多层次、大纵深扩展，并增加了卫生设备，围墙的高度也逐渐降低或者拆掉，式样也多采英式、西班牙式，已经非常接近外国联立式住宅了。当时，北平、天津、南京等一些大城市，也有不少新式里弄住宅，而且同上海一样，里弄内有总弄、支弄，总弄通大街。
花园洋房在民国时期开始在中国的城市、名山大川、避暑圣地大量修建。这些洋房多采国外建筑形式，英式、法式、德式、西班牙式、混合式应有尽有。当时，住花园洋房、西式别墅成了身份高贵的象征，以至于修建之风日盛一日，不再只局限于大中城市，连遵义这样的小城市也有了花园洋房。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一个军阀的花园洋房里召开的。在贵州，甚至连桐梓这样的小城，洋楼也已不稀罕。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桐梓城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一座座，相当讲究，据说贵州省的许多军阀、官僚、富商发了财都在这里建一幢别墅，一则炫耀自己的富有，二则金屋藏娇，待我们红军进城时，这些达官贵人早逃之夭夭了。”[6]
高层公寓至20世纪30年代才在中国大规模出现，且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其原因除此时中国人已掌握高层建筑的建造技术外，还在于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与西方联系甚广的中国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商品滞销，金融委靡不振，商人们颇感生意难做，只有投资房地产才较为可靠。而此时大城市的人口又越来越多，住房已相当紧张，正是盖高层公寓的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层公寓开始大规模出现了。当时有名的高层公寓有北平王府井的迎贤公寓，上海沪西的炮台公寓、高纳公寓、毕卡第公寓、达华公寓等。
高层公寓内设套房，用于出售或出租。套房小者有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另备厨房、浴室、储藏室。大者还另设餐厅、书房、仆人室。无论大小套房，其内部都有家具、石壁炉台、壁橱、电灶、冰箱等设备。这样高级的住所，其收费自然不低。
除民居外，旅馆也应算做居室，是其另一类。民国时期，旧式、新式旅馆并存，半旧半新式的旅馆也不在少数。当时的新式旅馆，多采西方标准，不同于平房大院的中国旧式旅店，双方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建筑高度上，旧式旅馆多为平房，间或有些楼阁，层数也很少，顾客难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机会。而新式旅馆一般都是3层以上的洋楼，如上海华懋饭店，高77米，共11层。在建筑材料上，旧旅馆多用木材，虽雕梁画栋，但不够坚固，也难抵御火灾。新式旅馆多用钢筋水泥砖石，不但坚固、耐火，而且饰有石雕，并不影响其艺术性，北京饭店的中楼，即可为证。在内部结构上，旧式旅馆设有客房、伙房、饭店，有的还在天井周围设有营业茶座。但总的说来，仍难以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新式旅馆在外部或楼顶大多辟有花园，供客人游玩，内部则设有客房、餐厅、酒吧间、舞池、弹子房、会客厅、理发室、小卖部，尽力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在通风、采光、供暖、淋浴方面，旧式旅馆做得都不太好，也不很重视这些问题。而新式旅馆则相反，墙上一般都辟有大窗，注意通风采光；房内又设有暖气设备，杜绝了炭盆取火可能招致的火险；室内亦设卫生间，随时供应冷热水；上下楼则有电梯；室内还有电灯、电话。在管理方面，双方也有本质的不同。
双方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相同处。在客房的出租上，都实行分等经营、按质论价。客房有等级区别，价钱及房间的装修、布置按房间等级的不同而区别开来。当时的新式旅馆，较著名的有广州的维多利亚旅馆、万国酒店，上海的礼查饭店、华懋饭店、百乐门饭店，天津的帝国饭店，北平的北京饭店、六国饭店，青岛的德国饭店，南京的扬子江旅馆、英商旅馆等。
四、日益便利的新式交通
清朝末年，中国就已呈现新、旧交通并存并立的局面，只是到了民国，新式交通日益发展，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旧式交通则因自身的不合时宜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保留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新式交通即西式交通，从广义上讲，是指陆运之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水运之轮船；空运之飞机以及邮政、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等。
民国建立伊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积极倡建新式交通。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中国的新式交通业有了较大发展，老百姓“行”的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朱德骑上自行车
在陆运方面，民国初年，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但由于战争频繁，破坏力巨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无力筑新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天下稍定，国家路政建设有了发展的契机。国民政府正视现实，除中央筹资修路外，还准许各省政府根据本省交通的需要，报请中央批准后，自己筹款或省营或民营来修筑新铁路。这样国营、省营、民营铁路同时并进，以期遍及全国的铁路网早日建成。就实际情形看，江浙、山西、东北地区的铁路建设较有起色。江浙新修了杭江铁路，阎锡山在山西新修了同蒲铁路。同蒲路具有“只出不进”的特点，其轨距与其他铁路相同，但它用的是32磅的钢轨，与普通的55磅钢轨不同，“每轴载重，正太为14吨，同蒲路为8吨半，约占其半，车钩高同”[7]。这样一来，阎锡山的火车可在其他路上行驶，而一般的火车却无法驶上同蒲路。东北的铁路网最为发达。据192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铁路总长约12000公里，而东北铁路总长就有6000多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的半数。
中国公路的建设，在民国时代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12—1931年，1932—1937年是第二个时期，八年抗战是第三个时期。民国建立不久，多数省份都开始修建公路，从事军运和长途汽车民运，其形式有省办也有民办，民族资本汽车运输企业不断涌现。这样到了1930年，全国公路已长达27000多公里。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公路处”，具体指导全国的公路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32年到1937年，中国新筑公路2万多公里，完成了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汴粤、京陕、洛韶九大干线及其百余条支线的修建。这时全国公路已达10余万公里，初步形成一个全国互通的公路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规模的筑路计划已无法实施，国民政府因时而变，将“公路处”并入交通部，重点修筑对抗战有战略意义的西北、西南公路。
1930年上海南京路上的电车
汽车是公路运输的重要工具。民国时行驶在中国公路上的汽车，几乎全是进口货，其中又以美国通用公司的“雪佛兰”、克莱斯勒“道济”以及福特汽车厂的福特车最为有名。翻开当时的报纸，这几种车的广告比比皆是。“道济新六缸车各部件的构造，机件的装配俱含有美满的特色。道济汽车周身之坚固，大梁之结实，舵轮之灵便以及车膀子之良美，俱能表显道济汽车精良的成色超群异众”[8]。通用公司和福特公司也不甘寂寞，前者宣传自己的新款“雪佛兰”很受欢迎，“新雪佛兰之畅销实超出最乐观之预料，盖今年九月新车之造至一百万辆”[9]；后者经过长期努力，使福特车的销量在20世纪40年代位居中国第一。
火车的通行，使百姓可以自由地往返各地。汽车的大量涌入中国，则促成了中国众多的长途运输公司的建立，而这又便利了人们的行止。
在水运方面，民国建立以后，除原有的轮船运输公司如轮船招商局、宁绍商轮公司、日清汽船会社等外，一些新的公司如民生公司也纷纷成立，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拿民生公司来讲，它于1926年由卢作孚创办，20多年后，已拥有140多艘轮船，总吨位达5万多吨。各轮船公司，在中国沿海、内河联手开辟了很多航线。沿海航线以上海为中心，北为北洋航线，南为南华航线。北洋航线的主要口岸是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威海、营口。其航线有上海—烟台—天津，上海—海州，上海—青岛，上海—营口，烟台—大连—天津，大连—天津—上海等。南华航线的主要港口有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其主要航线有上海—宁波，上海—温州，上海—福州，上海—泉州，广州—澳门。至于内河航运，也以轮船为主，木船已担当次要角色，主要用于短途或中短途载客，就航运的范围而言，北至鸭绿江，南到珠江，都有轮船在行驶营运。
在空运方面，1929年，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不久，欧亚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也宣告成立。中国航空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它在中国开辟了三大干线、十几条支线。三大干线是沪平、沪粤、沪蜀线。沪平线飞机自上海起飞，经南京、济南、天津最后到北平；沪粤线是从上海出发，经温州、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到达广州；沪蜀线由沪汉、汉渝、渝蓉三段组成，由上海到武汉，武汉至重庆，最后再由重庆至成都。除国内航线外，还开辟有国际航线，直抵美国、菲律宾。欧亚航空公司于1931年成立，为中德合资，其合作伙伴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开辟了两条定期航线和五条不定期航线。两条定期航线是北京—广州、包头—兰州线，五条不定期航线是西安—天水—兰州、安西—平凉—兰州、兰州—凉州—肃州、肃州—西安—哈密、长沙—衡阳—广州线。西南航空公司为中国独资企业，老板为陈济棠，成立于1933年，辟有五条航线：广州—龙州—环州、梧州—贵阳、南宁—昆明、广州—福州、广州—钦州线。
民国时期，中国境内还有一些航空公司，如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后建立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以及抗战结束后陈纳德创办的“中美民用航空公司”等。
就乘坐飞机的乘客而言，多是公务人员或有钱人，一般老百姓是坐不起的。
综上所述，伴随着西风的东渐和中国趋向现代化的发展，民国时期民众的生活习俗较前相比，在某些地域如城市地区，某些方面如衣、食、住、行，某些人群如非赤贫阶层中有了较大的变化。在保留了一些传统内容的同时，在总体上“西化”了。
谈到民国风俗逐渐“西化”的原因，很多人只从宏观上去找，这有其道理，但并不能解决一些微观现象问题。要解决后者，还必须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人们的赶时髦心理。
民国建立后，人们多愿意穿西服、食洋菜、住洋房、坐汽车，这可称为赶时髦了。这种赶时髦是一种惊人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潜在的推动力。它与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能迅速而广泛地影响到多数人，改变世人的生活习惯。
当然，赶时髦并不是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正如民国时人们穿西装、吃西餐并不等于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但赶时髦确实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育生长。社会组织越先进，时髦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反之则越小。因为在一个很少变化的社会里，诸事诸物皆照旧，人们相互之间也都很了解，人们就很难产生赶时髦的心理。民国时期，社会组织较以前发达，社会财富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增加，且在分配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新式家庭地位已经确立，赶时髦的心理有了生长的肥沃土壤。而且，它并不只是新女性和公子哥们的特有物，它在当时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实现生活现代化的一种激励力量，只是各有轻重罢了。对此人们只要看看西式衣、食、住、行的普及率就会明白这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