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演进
一、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在清末时开始传入中国，严复、章太炎等人为其先驱。民国建立后，其传播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形成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民国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发展是较为突出的。
民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12—1927年为其形成或奠基阶段；1927—1937年为其成长阶段；1937年以后为建设阶段。其在形成阶段，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四运动之前，社会学在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这一时期诞生了我国最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成立）；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人葛学博教授创办的上海私立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13年成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分别于1916年和1917年较早地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陶孟和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都市生活》，于1915年出版，这大约是我国学者出版最早的社会学专著。此期问世的值得一提的社会学著作，还有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1918），它是国人最早论及中国人口的专著，也是我国使用统计图表讨论社会问题的嚆矢。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向**，一批在国外攻读社会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在国内各个大学纷纷成立社会学系，普遍开设社会学课程，培养社会学专门人才。与此同时，为改进社会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传播西方社会学的译著和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社会学著作，得以大批问世，这一切，都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基础。
1921年，厦门大学创办社会学系，成为中国人自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的开端。此后，燕京、复旦、清华、武汉大学都开办了社会学系。当时，除大学文科普设社会学课程外，一些法政学院和工商科学校也开设此课。据许仕廉统计，1926—1927年，国内60所大学开社会学课程共308科，其中以开社会理论、社会问题为最普遍，关于社会调查、社会立法、社会服务与行政的只有38科。[9]
早期共产党人，也特别重视传播与研讨社会学。1922年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办的上海大学，便以社会学为其三个重点学科之一。瞿秋白担任该系主任，亲自讲授“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两门课，深受学生欢迎。当时，用辩证唯物史观来探讨社会理论问题的，还有蔡和森、李达等人。李达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一书，探讨了社会学的性质、社会的本质、结构、起源、社会意识、进化与变革、社会思想与运动等问题，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早的系统性著作。
为适应教学和研究的需要，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学书籍。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中国人自编的社会学著作，除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德普、延年合著的《社会学入门》，常乃德著的《社会学要旨》，这是一般社会学理论书籍的代表；许仕廉著的《社会与教育》，顾复著的《农村社会学》，两书分别开辟了中国部门社会学新领域——教育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许仕廉著的《社会问题》和马超俊著的《中国劳工问题》，成为研讨社会问题的滥觞；孙本文著的《社会学上的文化论》，属于最早传播美国社会学名家乌格朋文化社会学说的名著，它对幼苗期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此期的社会学发展史上，社会调查占有着一定地位。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以工农的生活状况为主要内容。多是在外籍教授的主持下，由中外学者联合完成的。其调查的成果也多用英文发表，著名的有《北京：一种社会调查》（1921）、《中国农村经济》（1924）、《华南农村生活》（1925）等。中文出版的则有《沈家行实况》（1924）。此外，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也是此期社会调查的杰作。
这一时期，致力于发展社会学的团体组织除前文提到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外，还有余天休1922年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该社出版有《社会学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为推进社会学做过一些工作。后来，由于其自身活动不力，为社会学界所普遍不满。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社会学界》杂志，取代《社会学杂志》成为此后学人发表专业成果的重要园地。
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进入到显著发展的成长阶段。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共政治斗争的加剧，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时代抉择，把认识中国社会的任务越发严重地摆在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这对社会学的发展形成强烈的“社会期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也直接促使了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和改革运动的关怀，因之，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竞相呈现，应用社会学发展得更快，社会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经过南北社会学界两年的反复磋商，于1930年2月在上海宣告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由许仕廉、吴景超、陈达、陶孟和、潘光旦等9人组成，选举孙本文为正理事。机关刊物为《社会学刊》，由孙本文主编。从1930年至1947年，学社共举行了8次年会，真正起到了组织和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作用。
此期还出现了两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科研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前者最初成立于1926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1929年正式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发行《社会研究》半月刊和《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编辑《中国劳动年鉴》。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筹设于1927年，社会学组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这两个机构对于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组织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社会经济的调研工作。除了在本章“经济学”部分已提到过的有关论著外，较有影响的调查成果还有陈翰笙的《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1933）、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等。
据有的学者统计，1927—1935年，全国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有9027个[10]，可见调查的发达程度。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同前期一样，极其重视经济因素，所不同的是主持人都为中国人，范围和规模更大，调查更深入，对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贡献不小。
社会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此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社会学体系和基本理论的探研方面，孙本文较有成绩。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县人，我国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工作，是民国学院系统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孙本文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有关社会学的著作几乎涉及这一学科的所有重要方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社会学原理》、《社会进化》、《社会学大纲》、《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名词》等。《社会学原理》出版于1935年，是他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该书兼采欧美各家教本之长，将其融会贯通，使社会学知识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且多用本国材料，附有416个社会学专用名词，颇有创新意识。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多来自书本，有很浓重的“经院”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方法怀有强烈的偏见。
与孙本文等人不同，李达、许德珩和邓初民等人此期则继续研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作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和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等。
在社会问题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较此前大有进步。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名家汇集，著作极多。许仕廉著有《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论纲要》；孙本文著有《人口论ABC》，并组织中国社会学社在第二届年会上共同讨论人口问题，主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柯象峰的《现代人口问题》收有极丰富的统计资料；陈达为此期最为权威的人口学家，他1934年出版的《人口问题》，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著作。此外，其他重要的人口论著还有言心哲的《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分析》，杨振先的《人口学原理》等，这都表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人口学家们还大多提出了限制中国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正确主张，对当时的中国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劳工问题的严重，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学家们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和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前者以理论分析见长，后者以内容丰富著称。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其他方面的著作，值得一提的还有潘光旦的《中国之家庭问题》、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等。
在分支社会学方面，发展最快的是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刚刚开始起步。杨开道著《农村社会学》，主编《农村生活丛书》，言心哲著《农村社会学概论》和《农村社会学导言》，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29年，冯和法出版《农村社会学大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农村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该书曾多次再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著作。
邱致中和吴景超开拓了中国的都市社会学研究。邱致中主编有《都市社会学丛书》；吴景超1929年出版《都市社会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学科的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提出了以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
此时期还出版了不少社会调查方法方面的论著，黄枯桐、冯锐、张锡昌、杨开道、言心哲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其中内容最充实、为当时人所称道的是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一书。
1937—1949年，为民国社会学的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研究队伍相对集中；社区研究，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较为发达；社会行政和社会服务事业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就其精神而言，“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总体说来更加自觉。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各高校的西迁，几乎所有社会学的精英学者都云集西南，将那里变成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基地。
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社会行政和社会服务的活动增多，促使社会学者加强了这方面的学术研讨。有的高校社会学系还因之增设了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的科目，有关研究著作也大量涌现。主要有言心哲著的《现代社会事业》和主编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马宗荣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王克的《中国社会服务事业》；曾友松的《战时社会行政研究》等。国民政府社会部（1940年成立）研究室主任张鸿钧主编的《社会行政概论》，对社会行政学的理论说明较为明晰系统。他所主编的《社会行政丛书》也较有影响。其中吴榆珍撰写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是我国个案工作的第一本理论著作。
社区研究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1937年，中国社会学社举行以“中国社会学之建设”为主题的第六届年会，全会一致通过了陈达提出的“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的提案，并形成决议。抗战期间，社会学者疏散到西南民间，得以更直接面对现实，于是社区研究蔚然成风。
所谓社区研究，就是以美国的人文区位学理论、特别是英国的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调查和分析。它不仅注重了解社区的静态情形，还要探查其变迁态势，强调社区之间的文化和制度比较，以动态地把握社会的总体结构。吴文藻是这种研究最有影响的早期倡导者。他的学生费孝通、李安宅、林耀华，以及老辈学者陈达，为此期最有成绩的实践者。
费孝通早在1936年即于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作过调查，写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引起了国际社会人类学的关注。抗战时期，他接替吴文藻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率领研究人员集中调查了禄村、易村和玉村，将其部分成果合成《乡土中国》（1945）等书出版，以中国的事实说明乡土社会的特征，勾画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并对社区研究作了理论概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学理论意义，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李安宅此期主持了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他和林耀华的主要贡献，是对少数民族社区所进行的研究。
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也是致力于社区研究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机构。该所在云南地区进行了一些有创造性的户籍调查。他本人在此基础上，还写出了《现代中国人口》（1946）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
在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孙本文厥功甚伟。他此期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社会心理学》（1946）和《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是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中国化建设的代表作。《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概括论述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40余个，集此项研究之大成；《社会心理学》综合世界各学派的理论之长，结合中国的实际，构成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当代中国社会学》则总结了社会学传入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明确提出了“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的任务。此外，这一时期，以他为主任委员的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最终审定并于1941年公布社会学译名1579个，这对社会学在中国的生根，意义也非同寻常。
总之，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建设和以费孝通为翘楚的社区实地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学已进入一个自觉发展的阶段，虽然他们的工作离“社会学中国化”任务的完成还很遥远，但却对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民族学
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11]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在此文中，蔡氏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12]，虽然观点未必切当，却是首次在中国提出民族学的定义。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3]
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的《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
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1944年底出版了一期《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此后未有更多的活动。
抗战时期，国内学者迁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这为广大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于是民族学成为一个热门。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
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
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
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1935年，吴文藻邀请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布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年底，他发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对该派学说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14]
以上四派学人还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民族学的名著，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杨东蒪等译），罗伯特·路威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魏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钟兆林译），鲍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杨成志译）等。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民国也得到了初步传播，但尚未成派。其重要理论经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分别有杨贤江1929年和张仲实1946年翻译出版的两种著名版本。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民族学院，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与研究。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最大的收获，在于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撰写了不少调查和研究报告。抗战之前，这类调查已有不少，如1928年，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赴东北松花江调查赫哲族；同年，庞新民、姜哲夫、张伋调查广东北江瑶人；1931—1932年，何联奎调查浙东畲民；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蕙赴广西调查象县瑶人；同年，刘咸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七名团体人员赴海南调查黎人等。其所写的调研报告，除前文已提到过的之外，著名的还有颜复礼、商承祖著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林惠祥著的《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庞新民著的《广东北江瑶山杂记》；何联奎著的《畲民问题》、《畲民的图腾崇拜》；刘咸著的《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并未因战乱而中断，而是继续有较大发展。此期重要的调查主要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如1939年芮逸夫和庞勋琴调查苗人及仲家；1940年，吴定良调查贵州苗民，著有《水西苗调查纪要》；1941—1946年，凌纯声、芮逸夫和马长寿等调查四川理番羌民；芮逸夫和胡庆钧调查川滇交界叙永的苗民，芮氏著有《苗语释亲》，胡氏著有《川南叙永苗民人口调查》；陶云逵调查云南新平县杨武壩鲁魁山倮族社会，著有《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卫惠林率领中央大学边政系学生调查青海互助县土人，著有《青海土人之社会组织》；芮逸夫和石钟调查四川兴文县琪县僰人，著有《僰人考》等。此外，李安宅对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也很有名。
这一时期，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最多，尤其是苗族更为突出。民国期间，仅有关苗族的调查文章就不下百十篇。这些调查和研究报告，不仅为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也为汉族人民深入了解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
三、民俗学
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民俗发生、发展、影响及其规律的一门人文科学。我国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和最早的民俗研究，但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却由国外舶来。
“民俗学”这个中文名词，周作人1913年即已从日本引进[15]。不过此一名词正式为国人所知，还是在1922年。同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宣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
民国民俗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18—1927年为其发端与开拓时期；1927—1949年为奠基与开展时期。[16]
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民国民俗学最初的源头。1918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沈兼士等人为了创造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想到民俗材料中去寻找活力和养分，因此开始注意起歌谣。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个歌谣征集运动，并于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又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周刊的发刊词中，他们声言要把“民俗学”当成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来做，而以收集、整理和研究歌谣作为其突破口。该刊的主持人为周作人和常惠。1923年5月，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公开发表了张竞生拟定的一份内容丰富的《风俗调查表》，对当时民俗学的研究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风俗调查会曾组织会员调查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等地的风俗，还举办了风俗物品展览等活动，引起了一些报刊如《京报副刊》等的重视和支持。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版的有关民俗的书籍，也显然比以前增多了。其中较重要的有胡朴安1923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它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全国风俗志，收集保存了全国各地区许多有用的风俗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和1912年张亮采撰写出版的《中国风俗史》，成为我国民俗学史、志最早的两部学术专著。
1927年年底以前，中国较重要的民俗学调查和研究组织，还有顾颉刚等人成立的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等。
在中国民俗学的发端和开拓期，其主要的研究活动和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均表现在歌谣方面，仅歌谣的收集就达一万多首[17]。除歌谣外，关于民间故事和民俗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顾颉刚是这一时期民俗研究成就最大者。他率先对吴歌进行搜集整理，发表《吴歌甲集》等著作，曾引起沈兼士、魏建功的通信讨论，对我国歌谣的搜集和研究影响极大。同时，他还广泛征求孟姜女故事的有关材料，进行历史和地理的多方面分析和比较，撰写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的系统》等文，还编辑了《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等书，后来又不断对其加以扩展和深化，为民间故事的搜集与研究，树立了一个出色的范式。
此外，顾颉刚还直接组织了著名的妙峰山庙会调查活动，调查的结果在当时的报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连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妙峰山》一书，在民俗调查方面又树起了一面旗帜。由于他在以上三方面的突出成绩，刘半农赞他为“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18]
从1927年年底开始，中国民俗学正式进入新时期——奠基和开展阶段，其标志是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1927年11月，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董作宾等发起成立该会，隶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选举容肇祖为主席。学会制定了简章，宣称其宗旨为“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随后，他们按计划开展了一系列民俗学活动，如征集会员、举办民俗学传习班、成立“风俗物品陈列馆”，发行民俗学刊物等。
1927—1944年，中大民俗学会陆续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和《民俗》季刊三种学术刊物。《民俗》季刊质量最高，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民俗学研究论文，主编为杨成志。此外，他们还出版了民俗丛书，18年中共出了60种，涉及歌谣、故事传说等各种类型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19]
在中大民俗学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20世纪3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民俗学运动的**。福建、厦门、杭州、宁波、安徽徽州、广东汕头等地都纷纷成立民俗学会，发行民俗研究刊物，其中尤以钟敬文、娄子匡、江绍原等在杭州的活动较为活跃和有成绩。他们于1930年夏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并组织编印了两集《民俗学集刊》，刊登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
不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自身在此后几年却渐趋沉寂。
1935—1937年，是中国民俗学很活跃的一个时期。此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均得以恢复。1936年5月，影响全国的民俗学会组织——风谣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被该会第一次年会选为会长。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也在此期由杨成志恢复了活动。《民俗》季刊就是这时创办的。同时，娄子匡还在杭州编辑出版了有影响的《孟姜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俗学受到了摧残，但并未停止发展。1943年冬，顾颉刚和娄子匡在大后方的重庆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次年又以学会名义出版两人主编的《风物志集刊》。在上海，李白英、钱小柏也编辑有《新中国报》之《民俗周刊》，并成立“中国民俗学社”，继续坚持学术活动。
总之，1927年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此期产生的各种民俗学会组织就有10余个，创办的有关民俗学刊物达30余种。收集到的民俗资料空前繁富，尤以北平、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的征集、调查的本地及外地的民俗材料最为突出。同时，研究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显著提高。
在民俗学理论方面，此期主要以介绍和传播西方与日本的学术思想为主。比较重要的译著有杨成志译英国民俗学家班尼的《民俗学问题格》，江绍原译瑞爱德的名著《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胡愈之译倍松的《图腾主义》，郑振铎译的《民俗学浅说》，杨堃译汪继乃波的《民俗学》等。
在介绍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试图摸索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34年出版的方纪生著的《民俗学概论》和林惠祥著的《民俗学》两书是这方面最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前者在阐述民俗学理论时，大量利用了中国材料，很有意义。邓子琴1947年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一书，则是从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做出的体系建构尝试。此外，还有不少重要的论文，如张瑜的《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何思敬的《民俗学问题》、容肇祖的《风俗学试探》、薛汕的《科学的民俗学发凡》等都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
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民俗学在理论体系上的建设却仍然很不充分。其民俗学研究主要受西方人文学派、人类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三大学派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人文学派。[20]
此期民俗学发展的最大成绩，表现在对中国各民族民俗的具体研究上。这种具体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生产、生活、文化和信仰各方面的习俗，以及家族、村社组织和制度等民间文化的传承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也极为丰硕。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之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顾颉刚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3册），钱南扬编的《祝英台故事集》，江绍原的《发须爪》，黄芝冈的《中国的水神》，朱雨尊的《民间谜语全集》、《民间歌谣全集》、《民间神话全集》，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常任侠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芮逸夫的《伯叔姨舅姑考》等。
对境内各少数民族民俗的研究，是此期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本书“民族学”部分对此已有介绍，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