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发育
一、政治学
近代意义的政治学，清末民初时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五四以后得以大量传播开来，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之初，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对西方政治学的翻译和介绍，是民国政治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西方重要的古典和近代的政治学说，都在中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介绍。以政治学名著的引进为例，这一时期就先后翻译和重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和《政治》，丹林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政治理想》，基特尔的《现代政府原理》，加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以及巴路捷斯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波拉克的《政治学史概论》，杰斯的《现代民制政体》和浮列尔的《政治哲学导言》等。特别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纳的著作及其思想，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他的名著《政治科学与政府》一书，在我国就先后出现了林昌恒和孙寒冰等人的多种译本，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该书仍然是当时各大学流行的各种政治学讲义最主要的蓝本之一。
在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科体系，最初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所编著的一系列政治学教材和普通读物之中。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和杨幼炯的两本同名著作《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开拓之作。张慰慈堪称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政治学大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作了较详细清楚的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邓初民开始讲政治学时，用的就是张氏的书作为课本。张慰慈的其他著作还有《政治制度浅说》、《政治概论》等。
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问世于1930年，最初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曾再版几次。它的特点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论述得特别详细。这是政治学中国化的早期努力。
萨孟武、杨公达、李圣五、周绍张、黄开山、桂崇基、倪竞存、陈筑山等人，也都对中国政治学的创建做出过各自的贡献。萨孟武曾著《政治之基础知识》和《政治学概论》（1932），日后还著有《政治学与比较宪法》等书；杨公达的代表作为《政治科学概论》（1930）；李圣武著有《政治学浅说》（1932）和《政治学新论》（1933）；黄开山以《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1932）一书著名；桂崇基的著作有《政治学原理》（1933）；倪竞存和陈筑山分别于1928年出版了各自的《政治学纲要》。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也有人开始了研究。沈敬铭著《政治形态论》（1933）、韩道之著《政治地理学》（1932）、邹谦著《政治心理学》，在各自的领域均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1932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有会员80多名。张慰慈、周鲠生、杭立武、张奚若、高一涵、王世杰、钱端升等22人当选为干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组织，它的成立，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5年6月，该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其中心议题有三：外交策略；改进吏治；大学政治学课程的标准。次年7月又召开了第二届年会，议题有四：宪法草案；地方行政；外交策略；非常时期之国民政治教育。这届年会有11人当选为理事，王世杰任理事长。抗战时期的1942年11月，第三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当时有会员136人，大多是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其中64人出席了会议。这届年会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问题和政治建设机构问题。
大学政治学系的设置和政治学课程的开设，是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有200多所大学，其中设立有政治学系的就有近50所，约占2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政治学系最为有名。各大学政治学系所安排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史、政法制度史、中国行政和中国宪政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学继续得到发展。此期政治学科建设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中国化的努力更加自觉了。表现在教材上，不仅注重“参照各国政治的新近趋势”，并且“针对我国的现时需要，而另立一种研究系统”。刘静文、陈之迈等所编著的流行一时的《政治学》课本，都突出地注意到这一点。与此相应，在阐述政治学理论时，也更注重使用中国的材料。表现在研究上，则是更趋重对中国政治史和现实政治问题的探讨，争取为中国的政治建设服务。陶希圣、萧公权、曾资生、王赣愚、王铁崖、周鲠生、杨幼炯、钱端升、李剑农等人，是此期最为著名的政治学家。陶希圣和萧公权分别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曾资生的名著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王赣愚著有《中国的政治改进》。周鲠生和王铁崖以研究国际政治法和条约著称，前者的名著为《日本暴行与国际法》，《国际公法的新发展》；后者的名著有《战争与条约》、《新约研究》。杨幼炯的代表作是《政治建设论》和《近代中国立法史》。钱端升则著有《民国政治史》等。
此外，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世杰的《比较宪法》，董霖的《中国政府》，王希和的《政治浅说》，邓文玄的《政治艺术论》，朱亦松译的《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对此期的政治学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蒋介石的《政治的道理》，陈立夫的《民生主义政治学》，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以资产阶级政治学为主流，它一方面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国民党政权明显的政治制约。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充满活力的学术力量。
早在五四时期，共产党人张太雷就在上海大学主讲《政治学》。1926年，恽代英又推出《政治学概论》一书。李剑农则在武汉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长期讲授政治学课程，所著《政治学概论》，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销售很广。他的观点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他的其他名著还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贡献最大的政治学家，当推邓初民。邓初民（1889—1981），湖北石守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席。1929年，他在昆仑书店出版《政治科学大纲》一书，以后又于1932年和1939年分别出版《政治学》和《新政治学大纲》。特别是其《政治科学大纲》，在民国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述了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他的基本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政治学研究仍然有着意义”[1]。
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讲授和研究政治学已蔚然成风。特别是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政治问题中所写下的一系列光辉著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
二、经济学
经济学最初传入中国，是在晚清时期。它早期的译名有富国策（学）、富国养民策（学）、理财学、计学、生计学、平准资生学、经济学等，最后统一于“经济学”[2]。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讲演时主张采用“经济学”的名称，这对“经济学”的统一使用起了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经济学”名词的使用才逐渐趋向一致。[3]
民国以前，西方和日本经济学的中文译著出版过不少，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经济学著作也已出现，[4]京师大学堂还于1902年设立了通商与理财科，讲授经济学的课程。进入民国后，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引进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关经济学的译本和论著成倍地增加。与此相应，开设经济学课程和设置有关学科的大学也逐渐增多。1919年，南京高师即成立商业专修科，南开大学也于同年设立商科，1923年更诞生了上海暨南商科大学。
经济学最初都是附属于商科的，后来又与政治学合并，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系，如1928年武汉大学在其社会科学院中设立政治经济学系，1929年，暨南大学也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至于大学中成立独立的经济学系，除了北京大学等极少学校成立较早外，都是1928年和1929年以后的事。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里，出现了不少经济学会。留美中国学生也组织过类似的学会。这些学会有的还办有专门刊物，如北大经济学会就创办了《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当时，成立较早、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学会组织，为中国经济学社。它是经济学家自行组织的学术团体，每年举行常会，宣读专业论文。1924年和1927年，留美学生经济学会，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会先后并入该社。1930年，中国经济学社修正社章，设总社于南京，表明其宗旨为：提倡经济学术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学之发展。该社成员甚多，遍及全国各地，其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各学术团体中恐怕仅次于中国科学社。[5]此外，民国时期较重要的经济学团体，还有陈翰笙1931年与进步青年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及各高校先后成立了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前身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30年代中期以后设立的还有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等。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与统计等科目，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颇有成绩。该所自1932年起开始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此外，它们所组织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也很有影响。
民国经济学在理论上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吸收和传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并以此来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
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几乎可以找到西方任何一家经济学派的著作。德国历史学派流行于20年代及以前。受此派观点影响，不少中国经济学家赞成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直到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此派的代表性著作《经济学历史方法论》（罗雪尔著）和《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施穆勒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经济学说是以奥地利学派柏姆—巴维克为代表、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经济学。柏姆—巴维克的代表作《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资本实证论》、《资本与资本利息》，都有过中译本出版。其他边际效用学派的名著如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都被译成中文，广为流传。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A.马歇尔和庇古的学说，也曾在30年代流行于中国，不少大学还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英文原本书作为教材。
相对于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热闹情形而言，此期对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介绍不免显得有些冷清，郭大力、王亚南和林光澄等少数几人致力于这项工作，译有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杜尔哥的《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等著作。
有关西方经济学发展史译著的大量出版，是此期译介国外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仅1921—1938年间，就出版这方面的译著近50部，比较流行的有基德·里斯特和英格拉姆的几本《经济学史》；韩纳和司科特的两本《经济思想史》以及史盘的《经济学说史》。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中国学者拓展眼界，原原本本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作用。
在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和教材也纷纷出版。据统计，1921—1948年间，仅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类著作就达30本之多。其中，最为流行的有影响的是刘秉麟的《经济学》和赵兰坪的《经济学》。前者1919年已出修订本，1925年后曾再版10余次；后者在体系上属于边际效用学派，1933—1947年就印行了26版，可能是民国时期再版次数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书籍。[6]
此外，马寅初的《中国经济的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经济论著。其特点是比同类著作更注意反映当时西方的新流派学说。如在《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他就简要地介绍了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倾向、乘数论等当时比较时髦的西方经济理论。此书在抗战后的中国一度广为流行。
虽然，上述著作主要根据西方理论来构建体系，但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中国的经济资料和经济问题，并以此来进行理论的说明，这是民国经济学建设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传播。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称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其本质特点是“以劳动为单位，以劳动者为本位”，并宣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李达、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也都曾宣传过这方面的思想。1931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不过，最早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要算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该书1934年由北平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经济学巨著从1919年起就陆续有枝节片段的译述，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陈启修、潘冬舟、侯外庐、千家驹等进而翻译出版了该书部分内容的译本。1938年秋，郭大力和王亚南首次从德文原版将《资本论》全部译毕，交付读书生活书店出版，这不仅是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积极贡献，还为中国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了范例。其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一书，首次大胆地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民国时期，接受马克思经济思想指导，研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较有成就和影响的经济学家，首推陈翰笙。陈翰笙为江苏无锡人，早年留美，获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赴苏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受到蔡元培的赏识，领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长。1929—1934年，他先后率领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薛慕桥等大批科研人员对江苏、华北和广东等地农村作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写成《亩的差异》、《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论文和著作，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确凿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培养了不少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所作的有价值的经济调查和统计成果。如北平社会调查所及其前身社会调查部，1927—1931年对河北、山东棉花贩运的调查；对河南、山西等9省粮食的调查；对北平和上海工人工资、生活费等的调查；对百年来银价变动、中国内外公债和赔款的研究和统计等，都是有成绩的[7]。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所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也值得一提。其农家经济调查持续了5年（1921—1925），范围广及7省17县2644个田场；土地利用调查则持续了4年（1928—1931），所及范围更广，遍及22个行省、168个地区。所调查的内容具体细致，并写成报告发表，对了解当时的农村经济大有助益。[8]
除了对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较有收获外，民国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也进行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如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时，马寅初等人就曾致力于研讨此一问题、纷纷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财政学、会计学、贸易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在民国期间也均得到了发展，并开始了各自的学科建设，由此可见这门学科内容丰富之一斑。
三、文化学
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民国时期，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它也是从西方引进，然后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原从拉丁文“Cultus”而来。我国古老的词汇中也有“文化”一词，意为“文治教化”。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乃清末从日本引进，是对“Culture”的意译。直到五四以前，它常常与“文明”混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蔚然兴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只进行单一的政治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变革，否则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将难以保住。于是，人们开始空前关注起文化问题来。五四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评论的文章大量发表，还出现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这样有影响的研究文化问题的专著。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论争。在论争中，对有关文化概念的内涵、文化的起源、结构、特性、变迁的规律等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如关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就出现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提出了与梁漱溟接近的看法，不过将文明与文化作了区别，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先有文明，后才有文化。梁启超则借用佛教名词来阐释文化定义，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作文化”。这显然是一种广义理解文化的唯心主义解释。再如，关于文化的起源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梁漱溟认为，文化的根源在人的所谓“意欲”，意欲方向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由此，他得出其“整齐好玩”的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说。共产党人瞿秋白、杨明斋等则针锋相对，在批评梁漱溟“意欲”说的同时，阐发了对文化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解。正是在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对文化本身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从而为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民国文化学的孕育阶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文化学”这一名词至少在1924年即已出现，李大钊该年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特殊历史学当称人文学或文化学，记述部分则可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但“文化学”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却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的事。独立的文化学学科，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建立起来的。1928年，陈序经在其课堂与演讲中都明确提出“文化学”的概念，将之与其他学科并列齐称。同年，谢颂羔出版了专著《文化的研究》，认为文化包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依次是：哲学—科学，美术，伦理，社会学的惯例，政治与法律，宗教，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人生的极致。在他看来，机械、交通、声光化电只是文化的工具，唯有人格的提高，智识思想的进步，才是真正文化的表现。在该书中，他从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6个方面，对文化学的问题进行了阐释。此后两年，陆续出版的有关文化学的论著，主要有孙本文的《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许仕廉的《文化与政治》；叶法无的《文化评价ABC》和《文化与文明》等。此外，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的《文化进化论》，日本文化学名家西村真次的《文化移动论》，也分别于193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两本理论译著，对民国文化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1933年，朱谦之撰成《文化哲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大胆自创比较完整的文化学体系的开始。在该书中，作者运用所谓文化的“历史研究法”，对文化的结构进行了独特的分析：
在他看来，文化内容因本质的不同，表现为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又因进步的程度不同，表现为有层次之宗教的文化，哲学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艺术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科学的文化以西洋为代表。而一切文化归根结底又都趋向于艺术化。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想起梁漱溟的文化路向学说。朱谦之指出，要把握文化的全局，必须对各文化类型自身进行横纵双向的观察，同时还需将其与各文化阶段联系起来作综合的透视，这样，全部文化的各部分分别呈现为各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又均可显现其发展的阶段，由此了解一个立体的文化。朱谦之的文化学说虽然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浓厚，但对于文化结构问题的有些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一定的思想价值。
朱谦之之后，认真研究过文化学并有所成绩的学者，主要有黄文山、阎焕文、陈序经、余天休等人。黄文山很自觉和热心于在中国发展文化学，20世纪30年代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学学会，并于1938年2月，以该会名义出版《文化学论文集》一书。在该书中，他探讨了“文化学建设论”、“文化学方法论”、“文化学法则论”、“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从文化学立场所见的中国文化及其改造”等内容。后来，黄文山又将此书中的有关部分加以扩充，出版过《文化学的建立》和《文化学的方法论》两本小册子，对文化学建立的可能性、路向、文化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至此可以说，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学科，在中国已经奠基下来。
阎焕文、余天休这一时期分别著有《文化学》、《社会文化研究法》等著作。
陈序经是这些人中成绩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全盘西化论者。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文化论争过程中，他激发出研究文化理论问题的强烈兴趣，曾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和《南北文化观》等多种论著，阐发过文化具有整体不可分解性等思想观点。1939年起，他正式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化学的课程。1947年，撰成并出版《文化学概观》一书。在该书中，他先简要论述了文化的分类、意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文化学发展史，并从伦理、宗教、政治、经济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的内涵。然后，再说明文化形成的环境（如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基础，文化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如空间上的成分分析，时间上的层垒的分类）等问题。最后从一致与和谐，回顾与前瞻，自由与平等，模仿与创造，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八个方面，对文化的特性、发展、转换、地域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框架庞大的文化学体系，应当说它大体代表了民国文化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过，其缺失也很明显，那就是铺陈过宽，好些问题只是泛泛而论，显得深度不足。特别是把文化的整体不可分性强调到极端的程度，既不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害于文化交流的实践，它是陈氏长期固执的全盘西化论偏见在文化学中的反映。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化学理论译著，有费孝通译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46）、周俊章译史密斯的《文化传播辩论集》（1940）、杨宙康译的《文化起源论》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学的各分支学科即部门文化学也有了初步发展。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教育学、文化历史学、文化统计学和文化形态学等领域，均有译著和论著出版。林惠祥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有成绩，1934年，他著有《文化人类学》一书，结合社会进化论派、传播学派的意见，采各家之长，融合成一体系，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该学科的各种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较持久的影响。陆德英翻译出版的戈登·维瑟《文化人类学》（1944）一书，也值得一提。文化教育学方面，蒋径三研究较有成绩，他著有《文化教育学》一书。此外，杨杏庭的《文化教育学概论》（1941）、钱穆的《文化与教育》（1943）、李旭的《教育文化》（1947）也各有贡献。文化社会学方面，以朱谦之1947年在商务出版的《文化社会学》一书的探讨最为系统。文化形态学方面，则以王文俊翻译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和林同济著的《文化形态史观》较有影响。至于文化历史学方面，其理论研究要远远落后于文化史的研究实践。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有关中外古今的千姿百态的文化史著，表明人们文化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史家的文化学素养却还显得明显不足。这种情状，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日。
民国时期，在文化学的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做出过贡献。从李大钊、瞿秋白、杨明斋到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发表过关于文化理论问题的精辟见解。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阐发的一些观点，如认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早已成为概括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简明扼要的经典之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没有建构起关于文化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