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开展
一、教育学
教育活动与人类相伴而生，但教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却产生于近代。我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21]，而真正的教育学却很年轻。
民国教育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元以后的奠基时期；1927年以后的发展时期；抗战以后的继续发展时期。
民初教育学承继于清末，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时所开设的教育哲学、教授法、教育史和学校管理等科，大多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就其内容来说，则以欧洲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主。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育学书籍民初时也开始出现。1913年，蒋维乔著《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著《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著《教育学》等。这些书籍，虽还是以国外的某些教本为依据，但毕竟在自我消化上迈出了第一步，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教育学科。[22]
五四时期，中国教育学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有直接关系。杜威在华两年零两个月，主要演讲大都是关于教育学的，如长篇专题讲演有教育哲学16讲；现代教育趋势3讲；短篇讲演有“教育家的天职”、“平民教育的真谛”、“职业教育的精义”等数十篇。这些演讲，当时的各种报刊纷纷登载。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也由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翻译出版。
杜威教育学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养成学生自动自发自治的能力，重视实验的精神，并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冲击，显示了教育学的进步。
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奉者、阐发者和实践者。除蔡、黄二人外，其余几人还都是杜威的门生。这就使得当时及以后民国的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事业，受到杜威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教育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刊物，有蒋梦麟主办的《新教育杂志》；重要组织有1922年由东南大学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和刊布“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为该社较为突出的贡献之一），还有黄炎培1917年创办的“职业教育社”等。
在教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此期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少探索。王炽昌的《教育学》（1922），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余家菊的《教育原理》（1925），肖恩承的《教育哲学》（1926），这些著作在思想体系上，虽大多不出杜威教育学的范围，但也有例外和初步突破之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就可作代表。该书以德国教育学家那笃尔的体系为基本，敢于对世界权威提出批评，在教育逻辑、伦理和教育美学方面，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精神。
除教育学基本理论外，此期的教育研究还包括东南大学根据6类语体文书统计等方法进行的字汇研究；为推行道尔顿制等实验学校而进行的有关研究；以汉字心理、识字阅读（包排横直排问题）等为内容的读法研究；以测量学生的智力、学力，服务于招生分级等为内容的测验研究等。艾伟、刘廷芳、沈有乾等人在读法研究方面成绩显著；陈鹤琴、廖世承、周调阳等人对测验的探讨较为深入。由于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范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在“心理学”部分，我们还要较详细地谈到。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将教育研究和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力图将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和生理学研究基础上，使教育科学化的努力，确是此后民国教育学与世界该学科发展保持一致的一个趋向。
1927年，国民党大体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对教育有了相对的重视，教育有所发展，教育学的研究也因之大有进步。这一时期，致力于教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主要有中山大学教育系成立的“教育学研究所”，它发行《教育研究》杂志，出版了教育学译述和著作几十种；1929年成立的“中华儿童教育社”，以专门研究小学、幼稚和家庭教育为其特色，发行《儿童月刊》；1931年成立的“中国测验学会”，发行《测验杂志》；193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教育社”，以探讨普及社会教育为旨趣；1933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侧重于研究生产教育、师资训练和非常时期的教育发展问题等。
当时，公私大学中设有教育学院的有暨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8所；设有教育学系的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7所；教育与哲学合系的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4所；教育单独成院的有江苏教育学院和湖北教育学院等。这些机构都致力于研讨教育问题，培养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专门人才。
从教育学研究内容来看，各个方面也都很活跃，出现了不少成果。
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吴俊生的《教育哲学大纲》（1934），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和杨贤江（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1930）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吴氏之作被认为是“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充实，而且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一本书”，其主要理论取向为实用主义；姜琦的著作则是以三民主义系统建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名作；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明教育的基本原理，并批判了对教育功能的各种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还有张怀等人用宗教哲学观点阐释教育学说，建构自己的教育学体系（著有《教育哲学》）的尝试，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学理论多元化及分呈活跃之态。
在教育行政的研究方面，庄泽宣、陈友松、黄玉湖、张文昌等人颇有成绩。庄泽宣重点研究了浙江教育辅导制度；陈友松以分析全国教育经费见长；黄玉湖和张文昌主要关注中学教育行政，黄氏对中学校长的职务分析，张氏对于中学教务的研究，均受到学界重视。
在教材教法的探究方面，较重要的有中山大学教科所关于小学生字汇、读法、作文和错字问题的研究；杨锡龄关于儿童阅读兴趣的调研；陆志韦、黎锦熙等人对国语教育的研讨等。
学制课程的研讨方面，最富于探索精神和改革意向的是提倡生活教育的晓庄师范，实行村治的山东建设研究院，倡导平民教育的定县实验区和试验民众教育的江苏教育学院的有关尝试。至于测验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古氏智力测验的订正、对皮纳西门智力测验的修改等方面。1935年陈选善著《教育测验》、王书林著《心理与教育测量》，为这方面集大成的成果。
其他方面，如朱君毅的教育统计学研究，庄泽宣、陈学恂对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等，也值得一提。
这一时期，教育学界人士已普遍重视寻求既适合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教育。进入抗战以后，这一努力更加自觉了。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迅速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激发爱国情操和增强民族精神。因此，师范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研究受到格外重视。
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师范研究所，如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程”，新建了国立师范学院，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专门训练师资和教育研究人才的高级学府多所。此外，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还有国立民族生理心理研究所，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和广西省教育研究所，私立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23]
在上述众多的研究机构中，以中央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的师范研究所较有成绩。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注重教育心理的研讨，出版有《教育心理学报》，在艾伟的主持下，对大中小学以及社会教育心理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西北师院师范研究所则侧重于中等教育的各种研究，在李蒸的主持下，对师资和国文教读的改进、英语课本和写作错误的分析、注音符号等问题的探讨，贡献良多。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设有教育和心理两个学部。教育学部分成教育理论、教育行政、教材教法和教师问题四个部门；教育心理学部分成理论心理、测验统计、学习心理和职业心理四个部门。两个学部分工合作，颇能反映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研究风气。
二、心理学
我国自古以来有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却是近代之事，民国以前，颜永京、王国维等人曾翻译出版过几本西方心理学的著作，学堂里也出现过一些心理学教科书，那是心理学在中国的最初介绍。进入民国后，这门学科才逐渐在中国扎下根来。
民国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922年以前为创建期，1922年以后为发展期。
1917—1922年期间，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北京大学心理实验室（1917）；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高质量的心理学大学教材——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1918）；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南京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心理学系（1920）；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心理学学会组织——中华心理学会（1921），并首次发行了中国的心理学专门刊物——《心理》（1922）。
中国现代心理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是陈大齐（1886—1983）。陈大齐系浙江海盐人，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1917年，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北大心理实验室，次年又出版了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心理学大纲》一书。该书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介绍了当时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突出阐明了心理学的定义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归纳并强调了心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它是陈大齐根据自己多年教学的讲义修订而成的心理学著作，问世后大受欢迎，10年间共出12版，对于心理学在我国的安家落户，起到了有力的奠基作用。
此外，在民族心理学、审判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方面，陈大齐也做过一些早期译介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最早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学家。1918年和1919年，他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日刊》上分别发表了《斥“灵学”》和《心灵现象论》两篇著名的战斗檄文[24]，以现代心理学原理为武器，对当时的扶乩之风和中外灵学会假科学名义鼓吹的神灵论进行有力的剖析和批评，显示了刚刚诞生于中国的心理学的威力和魅力，对当时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继陈大齐之后，以心理学为武器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心理学家还有唐钺。他在“科玄论战”爆发后，发表《机械与人生》等论文，以科学精神反对玄学，起到了明显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界曾产生过两个重要的组织，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中华心理学会，它1921年成立于南京，会长为张耀翔，发行会刊《心理》。该会最盛时，会员曾达235人。由于后来学术活动不经常，组织逐渐涣散，1926年后基本上不再有活动。1934—1936年，心理学工作者队伍扩大，影响日增，为适应心理学发展的需要，陆志韦等著名心理学家重新发起成立全国规模的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于1937年1月24日在南京召开，公推陆志韦为主席，以上年发行的《中国心理学报》作为正式会刊。后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学会的活动和刊物被迫停止。
除《心理》杂志和《中国心理学报》之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出版了一些心理学期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国立中央大学心理系等主办的《心理学半月刊》、《心理教育实验专篇》、《教育与心理》、《心理季刊》、《教育心理研究》和《心理建设》等。
与此同时，各种心理学著作也大量出版。据统计，1920—1940年，我国所出版的各类心理学书籍共有371种，其中编著206种，译著165种。尤以教育心理、测验和儿童心理部分为多。
高等院校建立心理学系或专业，开设大量的心理学课程，是民国心理学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继东南大学1920年创建第一个心理学系之后，上海复旦大学于1925年建立了心理学院；清华大学于1926年建立了教育心理学系，后改为心理学系，北京大学也于同年建立了心理学系。此外，全国还有十余个大学设立有心理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如厦门大学）或哲学心理学系（如金陵大学）。
这些大学心理学系或专业设置的课程门类较多，几乎涉及从心理学概论到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所有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内容。
除大学心理学系或专业之外，其他学科或专业也有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特别是教育学系或专业。民国时期，一般中等师范学校对心理学课程也都非常重视，将其作为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中国心理学是在传播近代西方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国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心理学的重要新成果、有影响的学派著作和思想都得到了传播。构造主义学派大师冯德和铁钦纳的名著《心理学导言》、《心理学》，分别由吴颂皋于1923年，金公亮于1931年译成中文出版；美国机能主义学派创始人詹姆士、杜威以及后起之秀桑代克、吴伟士的名著也被大量译成中文，如詹姆士的《心理学简编》（伍况甫译，1933）、《论情绪》（唐钺译，1944）；杜威的《思维与教学》（孟宪承译，1936）；吴伟士的《心理学》（谢循初译，1933）；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陆志韦译，1926）等。
行为主义学派是在民国心理学界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学派，其创始人华生的许多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出版。如《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臧玉淦译，1925）、《1925年心理学》（张耀翔等译）等。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不仅大量介绍了行为主义心理学，而且在实验和理论上均有所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心理学界的关注。
格式塔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也受到民国心理学界的重视和介绍。在这方面，高觉敷、肖孝嵘的贡献最为突出。肖孝嵘是首先把格式塔心理学介绍给国内的人，“格式塔”一词由他首先译出，现已在国内通用。1933年，他出版《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率先对此派心理学作系统的介绍。继他之后，重要的译著还有高觉敷译考夫卡的《儿童心理学新论》（1933）、译勒温的《形势心理学原理》（1945）、译苛勒等的《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1935）、傅统先译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6）等。
引进精神分析学派最有成绩的是高觉敷。他继夏斧心1929年译弗洛伊德的《群众心理及自我分析》之后，于1936年分别高质量地译出了弗氏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除上述各流派的译介外，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的、宏观介绍与总结西方心理学史的翻译和著作。翻译如陈德荣译的《心理学史》（1931）、谢循初译的《现代心理学派别》（1934）、高觉敷译的《实验心理学史》（1935），著作如陶孟和的《现代心理学》（1922）、崔载阳的《近世六大家心理学》（1926）、邰爽秋的《心理学的派别》（1935）、郭一岑的《现代心理学的概观》（1937）等。
当然，民国的心理学家们并没有停留在对西方心理学的简单介绍上，而是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心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关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郭任远、潘菽、郭一岑等人有突出表现。郭任远（1898—1970），广州汕头市人，曾留学美国。他对行为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批评，产生过世界影响。1921年，他发表《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批评锋芒直指心理学权威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系主任麦独孤，并且触及美国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此文震惊美国心理学界。此后几年，他相继发表《我们的本能是怎样获得的》、《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一个心理学革命者的口供》、《心理学里面的鬼》、《一个无遗传的心理学》等文（1928年合为《郭任远心理学论丛》，由开明书店出版）。观点虽不免有点“机械论”的色彩，但捍卫心理学的科学性，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启蒙作用。郭任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版过一系列研究和提倡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著作，如《行为学的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行为学的领域》等。对我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开展贡献最大。
此外，他关于鸟类胚胎发育以及训练猫不吃老鼠的实验研究，也受到了国际心理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潘菽十分注重心理学基本理论建设，特别是关注中国心理学走向。他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心理学发展的预言，曾在心理学界引起广泛讨论。代表作有《心理学概论》、《社会的心理基础》和《心理学的应用》等。
郭一岑、曹日昌是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早期倡导者。郭氏1934年编译《苏俄新兴心理学》，为中国最早介绍苏联心理学的译著之一。1937年，他编著《现代心理学的概观》，批评了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在立足点上的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通病，认为心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并强调其社会性，为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创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其主要论著还有《遗觉之研究》、《内分泌研究对于心理学的关系》等。曹日昌的名著则是1939年出版的《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
在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汪敬熙有不少创造性的成果。他对白鼠活动与性周期关系的研究，对皮肤电反射与汗腺分泌关系的研究，对两栖类胚胎行为的研究，都有引人瞩目的突破。特别是关于皮肤电反射的研究，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他还是第一个将电子仪器引入中国用于脑功能研究的人。唐钺在白鼠的研究方面也较有成绩。
教育心理学，特别是汉字心理学的研究，在民国时期一直很活跃。艾伟（1890—1955）是这方面最为杰出的代表。他1938年首创中国教育心理研究所并任所长。所著《汉字问题》一书积25年研究而成，对提高汉字学习效能，推动汉字简化以及汉字中直排改为横排等，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著作除《汉字问题》外，还有《教育心理学论丛》、《教育心理实验》、《教育心理学大观》（三册）、《阅读心理》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字心理学的研究最为发达，内容包括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横直排问题、字词汇的调查以及教学问题、书法心理等多方面的研究，对推动心理学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取得过成绩的还有刘廷芳、沈有乾、周先庚、龚启昌等人。刘廷芳是第一本《汉字心理学》的作者；沈有乾用眼动视察研究法，在中文阅读横直排问题上有创见；周先庚发表过一系列汉字心理实验方面的重要论文，还热衷于阅读心理实验仪器的设计与改良，发明了四门速示机。对于汉字的完形结构，他也撰文进行分析，提出汉字分析三要素，即位置、方向及时间连续，为实验工作提供了基础。此外，他还研究得出了一条7岁至70岁受试者的识字能力曲线，当时心理学界称之为“周先庚曲线”。[25]
儿童心理学和心理测试研究，是民国心理学最受社会关注，取得成绩也较大的一个领域。几乎所有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都曾在此一领域有所作为。其中，陈鹤琴、肖孝嵘、黄翼、孙国华、廖世承、陆志韦是成就较大的几位。
陈鹤琴（1892—1982）1923年创办鼓楼幼儿园，作为儿童心理研究的实验园地。1925年，他根据观察、实验、教学和研究积累的资料，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册）。1921年又与廖世承合作出版《智力测验法》一书。不仅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有力地启发了同行，而且成果还很快转化成社会效益，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肖孝嵘侧重于儿童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有《儿童心理学》、《实验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及其应用》。在测验方面，他的主要成绩是着手修订了“墨跋智力量表”。黄翼侧重于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最有影响的作品有《儿童对奇异现象的解释》、《儿童绘画之心理》等。孙国华最为重要的论文首推1930年发表的《初生儿的行为研究》。
廖世承对民国心理学的较大贡献，在于心理测验。他除了与陈鹤琴编著了《智力测验法》之外，还编制了《廖世承道德意志测验》、《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等。1925年，他出版《测验概要》一书，为心理测验理论和方法方面的重要总结之作。
陆志韦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中国儿童的无限制联想》。在测验方面的主要贡献是1929年和1936年两次修订比纳、西蒙智力测验。此外，他还是民国时期心理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有着广泛的心理学兴趣，致力于心理学教学，培养了大批心理学人才。高觉敷、张耀翔等人也是如此。高觉敷在系统传播西方心理学方面尤有杰出表现，他的不少译著，都成为了影响久远的心理学汉译名著。
工业工程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在民国时期也有初步发展。陈立是我国最早从事工业工程心理研究的心理学家，1935年他即出版了名著《工业心理概论》。丁瓒为中国现代医学心理学的著名倡导者，著有《心理卫生论丛》、《青年心理修养》等书。
总之，心理学是民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一翼，为日后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美学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开端于20世纪初的王国维。但作为一门有系统体系的独立学科，它的建立还是在进入民国以后，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
大体说来，民国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为初创和奠基阶段；30年代为鼎盛阶段；40年代为继续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全力介绍西方美学，同时开始了建构美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尝试。
1915年1月1日，徐大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述美学》一文，首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学的性质、内容、分类以及与艺术的关系，大体勾勒出现代美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刘仁航1920年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美学家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一书，对古希腊至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主要的美学思想加以了译述，这是中国读者最早见到的关于西方美学发展史的系统之作。
在民国美学的奠基过程中，蔡元培、吕澂、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美学，传播西方美学的先驱之一。早在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时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他就公开提出要实施“美育”的宗旨。1917年，他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阐述其美学美育观点、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美育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1919年，中华美育会成立，发行会刊《美育》。许多报刊也都纷纷刊登美学美育文章，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美育运动。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美学课程，亲自编写美学教材并授课。他1921年讲过十余次美学，并着手撰写《美学通论》，可惜未能写完，现保存下来的手稿仅有《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和《美学的对象》三种。但尽管如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却起到了一种垂范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和艺术专门学校开设美学课，开展审美教育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26]。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各类艺术和美术专门学校纷纷创立起来，艺术和审美教育开始突破传统的师徒授艺方式，逐渐走向近代科学化，这些与蔡元培的倡议和支持都是分不开的。
五四前后的美育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使美学的创立成为一种迫切的时代需要，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这一时期，被源源不断翻译、介绍进来的西方美学思想，已不限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黑格尔等人，同时也涉及欧美日本的各种现代美学学说。其中特别是里普斯、克罗齐、厨川白村美学学说的影响，最为深入而广泛。此期重要的美学译著有英国马歇尔的《美学原理》（1922，萧石君译），日本黑田鹏信的《美学纲要》（1922，俞寄凡译），德国耶路撒冷的《美学纲要》（1922，王平陵译）等。介绍和评述西方美学的重要论文有《栗泊士（即里普斯）美学大要》（1920，澄权译），《现代之美学》（1924，俞寄凡译），《康德审美哲学概论》（1924，虞山译）等。评述西方美学史的论著，则有黄忏华的《美学史略》等。
在引进和融化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一些美学家开始思考并建构美学体系。他们最初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选择外国美学家的著作作为述作的间架，而后掺见自己的若干见解。这一时期，出现了吕澂、陈望道、范寿康的三本同名著作《美学概论》和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它们可以称为此种努力的代表。
吕澂（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的美学家和佛学家。《美学概论》是他1921年写成，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尝试构筑美学体系的著作。在此书中，他对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美的价值、美的观照以及艺术审美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初步的见解，成为近代中国有关美学体系的第一本较为系统的著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体系建构的真正开始。不过，其主要观点明显是介绍多、创见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
陈望道和范寿康的《美学概论》均出版于1927年。他们的著作同吕澂前书一样，以里普斯的“移情说”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内容及分类、美感、美的判断、审美经验与对象等美学基本问题。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出版于1928年，他力图博采西方各派美学理论的优点，“将美学美术及美三大问题，合一炉而冶之，分析其同异，总合其大纲，叙述其历史，批评其得失；其目的在使读者对于美的问题，能得一系统的概念，以窥美的全部”。[27]
就对美学问题的探讨本身而言，上述各家相比之下，徐庆誉的著作后来居上，探索性更为明显，而陈望道的著作则较为系统和准确，这与他较早接受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美学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引进西方美学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译介和评述西方美学的学术理论队伍不断扩大。译文译著数量也是空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仅译著就有40本，欧洲和日本的美学著作各12本[28]。俄罗斯的美学译著也达10本以上。其中较为重要的译著有克罗齐的《美学原论》（1931，傅东华译）；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1937，蔡慕晖译）；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1939，齐明译）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则有蒋径三的《新康德派的美学说》，朱光潜的《近代实验美学》等。
构筑美学体系的工作，在此期也得到发展。朱光潜的《谈美》，吕澂的《现代美学思潮》，李安宅的《美学》，金公亮的《美学原论》，是这方面最为重要的理论著述。
文艺美学，中西比较美学特别是比较文艺美学的显著进步，成为此期美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俞寄凡、张泽厚等人成绩突出。
邓以蛰20世纪30年代的美学研究与宗白华齐名，当时有“南宗北邓”之称。邓以书法美学研究擅长，所著《书法之欣赏》一文，系统探讨中国书法美学，认为“书法者，人人用指、腕与心运笔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笔画也”，并力图从书体、书法、书意和书风四个方面来进行专门的阐发，提出了许多精到之见。
此外，丰子恺著的《艺术趣味》、《艺术丛话》，俞寄凡著的《人体美之研究》，张泽厚著的《艺术学大纲》，也是艺术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民国时期最为杰出的美学家，当推朱光潜。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从20年代起即开始研究美学，终其一生从事美学事业，“他研究美学时间之长，问题之深入，理论之系统，著述之丰富，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29]。截至1949年，他发表有关美学的专著主要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诗论》，并译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
《谈美》一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于1932年，是朱光潜写给青年人介绍美学知识的著作。它以深入浅出、活泼有趣的方式探讨美学理论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20年代西方美学的介绍作了一个小结，同时也为创建中国独立的美学体系做出了新的努力。正如有的美学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从他开始，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设才逐步摆脱了介绍多、创见少的局面，而进入了以自身阐述为主的阶段。由介绍为主到阐述为主，这是现代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一步。”[30]
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是建立在接受克罗齐美学影响并对之加以修正基础之上的。其核心观点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同时，他强调审美与现实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则又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在当时都是富于创见的观点。
此外，朱光潜还主张人们应具有广泛的美学趣味，以充实生活。他提出“怡情养性”的美学功能说，崇尚“静穆”的美学境界，发展王国维的境界说，创发“诗境”论，总结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美创造规律，在美学王国里自由翱翔，取得了丰硕成果。无疑，他属于那种一生都沉醉在美的追求与美的研讨意义上的真正美学家。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民国美学得以继续发展。此期美学发展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唯物主义美学体系的异军突起，它“为在美学界结束长期由唯心主义观点一统天下的局面吼出了第一声”。[31]同时，文艺美学的研究也继续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趋势。
这一时期，构筑美学体系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蔡仪的《新美学》，萧树英和傅统先的两本同名著作《美学纲要》，洪毅然的《新美学评论》等。重要的译著则有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朱光潜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
在美学体系的建构上，此期最有贡献的是蔡仪。蔡仪（1906—1992），湖南攸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唯物主义美学家。1942年，他出版了《新艺术论》一书，1944年又写成《新美学》一书并于1947年正式出版。《新美学》是民国时期第一部建立唯物主义美学体系的美学专著。在此之前，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周扬和毛泽东等人虽然都曾阐发过一些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并对有些唯心主义美学观念提出过批评，但这种阐发和批评均是零碎的。真正从美学方法、美的本质、美感到艺术以及美、美感和艺术的种类，系统地、多方面地揭露此前旧美学的矛盾，力图将美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体系之上的美学家，首推蔡仪。他在此书中对美学一系列基本问题，都做出了融会贯通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提出了“美是典型”等创造性见解。虽然，其学说总体上看尚带有一定的机械唯物论色彩，但却为今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对文艺美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主要有李长之、朱光潜、邓以蛰和钱钟书等人。李长之、邓以蛰重点观照于美术，代表作分别为《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和《画理探微》；朱光潜和钱钟书则侧重于诗歌和文论。前者的代表作是《诗论》，后者的名著则为《谈艺录》。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以中西融会的美学眼光来研讨各种文艺问题，因而取得不同凡响的成果。
注释
[1] 张友渔：《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政治科学大纲》代序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 中国传统的“经济”意指“经世济国”，直至晚清设“经济特科”时，此意仍然没有改变。今天所说的“经济”一词系从日文引进，而赋予它现代意义则是20世纪之初的事。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习日本人杉荣三郎编写了《经济学讲义》，这大概是最早取名“经济学”的中文本。
[3] 叶世昌：《经济学译名源流考》，《复旦学报》，1990年第5期。
[4] 据统计，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期间，出版有关西方经济学的著作约有42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书，较重要的也有15种之多（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104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5] 秦孝仪：《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二分册，935、958～95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
[6]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中国学者经济学著作的流行情况及有关数字，多采纳李竞能先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的传播》一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1045～104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7] 有些调查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进行。
[8] 施建生：《经济学》，3～4页，《中华民国科学志》（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
[9]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5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10] 王康：《社会学史》，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当时，不属于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研院社科所系统的调研成果，重要的还有言心哲的《农村家庭调查》，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朱汉章的《泗阳县社会调查》等。与此同时，苏区的社会调查也很有特色。著名的成果有毛泽东的《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1] 林耀华认为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见之于他1899年写《东籍月旦》，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2] 《蔡元培选集》，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学在中国》，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4] 关于民国民族学学派的划分及其代表人物的分派情况，李绍明《民族学》一书中的第二节“民族学发展史略”。参见李绍明：《民族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15]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歌谣周刊》，第33、第34合期，1923。他在附记中称，此文系10年前旧作。
[16] 此分期说系采用中国民俗学史专家王文宝的说法，见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此外，重要的分期说还有杨成志先生的三阶段说（即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及以后几年突出为一个时期，见其《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杨堃先生则分得更细，为五阶段（见其《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一文）。
[17]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59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18] 罗香林：《关于〈民俗〉的平常话》，中山大学《民俗周刊》，1929年第81期。
[19] 杨成志：《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0] 杨成志：《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
[21] 我国古代，“教”与“育”二字往往分开使用，《说文》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但也有连用的，如《孟子·尽心上》就有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常用词组，是清末开始的。“教育学”一词亦然。
[22] 黄济：《教育哲学》，2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3] 其创办人为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的骨干邰爽秋。
[24] 此两文不久之后即被编入当时很有影响的《迷信与心理》一书。
[25] 李树珍：《建国前汉字心理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年第5期。
[26] 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7] 徐庆誉：《美的哲学》，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28。
[28] 卢善庆：《近代中西美学比较》，6～7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29] 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0] 邓牛顿：《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16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1] 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3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