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音乐舞蹈艺术的飞跃
一、音乐
20世纪初年，中国的现代音乐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下有了萌芽，新式学堂乐歌十分流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文化运动之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代音乐文化事业在中国终于真正建立起来了。
民初承清，由于城市经济的壮大和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原来主要活跃于农村的民间说唱艺术迅速流入城市，并不得不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在城市，它们得到了赖以生存的较好的物质条件，而相互的竞赛与交流又扩大了剧团的规模，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一部分艺术体裁的更新。
自生自灭的民歌在新时代条件下涌现出新的生机。五四前后，在广大城乡曾涌现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城市小调或小调性的填词歌曲，如《坚持到底》、《五更调》等。白宗魏的《木兰辞》，杨荫浏的《满江红》等填词歌曲均风靡一时。但曲调上，它们的变化并不突出，往往同一个曲调被填上许多不同的歌词。《五更调》、《孟姜女》、《苏武牧羊》、《满江红》、《茉莉花》、《小放牛》等传遍全国各地，在流传过程中曾给各地的戏曲、说唱和民族器乐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而对这一时期新的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群众性歌咏活动中。
进入民国以后说唱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职业艺人增多，曲种的流传也比过去更为广泛。如原来主要在华北、山东流传的大鼓，这时不仅遍及北方各省，而且还流传到长江流域。不少老曲种在流传各地的过程中受到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新曲种，如西河大鼓、北京琴书、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四川清音等。而苏州弹词的发展最为突出，经过朱介生、魏钰词、薛筱卿、祁连芳等艺人的钻研，苏州弹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在各种传统表演艺术形式中，以戏曲艺术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它们对城市市民的影响也最大。戏曲艺术的各大剧种此时大多已稳定成型，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已不太显著。但广东的粤剧仍有较大的进步。民国初年，粤剧大量吸收广东的民间音调，并改用当地方言，发展了许多新唱腔。到后来，它还大量移植外国剧目并新编了许多现代剧目，在音乐上也大胆地加入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但它也有迎合社会庸俗落后的倾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尤其严重。京剧在辛亥革命以后已是遍及全国的最大戏曲剧种。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等坚持京剧的优良传统，并在艺术上不断谋求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麟派”、“程派”、“富连成班”等都名噪数十年。比较古老的昆曲经过一些艺人和文人的努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发展最为迅速的是各种地方小戏，如评剧、越剧、楚剧、锡剧、沪剧、扬剧、淮剧、黄梅戏、云南花灯戏等，其中尤以评剧、越剧与楚剧发展最快，影响也最大。
这一时期，我国南北各大城市中有许多民族器乐的爱好者组成各种社团，定期进行练习，也不时举行公演。其中比较重要的社团有“天韵社”、“国乐研究社”（1919）、“大同乐会”（1920）、“云和乐会”（1929）、“上海国乐研究会”（1941）等，其成员大多数是城市中的旧文人、职员、店员及中小学教师，研习的范围包括丝竹、吹打、古琴、琵琶以及戏曲（特别是京剧和昆曲）的清唱等。他们对传统乐曲的整理、研究、改编和民乐曲谱的刊行以及对民族乐器的改革和制造方面都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演出和灌制唱片等活动。民族器乐活动在民间本来有着深厚的基础，但由于绝大部分搞民族器乐的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不少杰出的艺人长期被埋没而无人过问，新中国成立后被抢救“挖掘”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如无锡艺人华彦均和河北民间艺人杨元亨等。广东音乐是以广东民间小调为基础，又吸收了粤剧、粤曲及外省的民间音乐而逐渐形成的，民国时期，它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吕文成、易剑泉等人先后组织了“素社”、“广东省国乐研究会”等社团，改编了大量民间流行歌曲、曲牌和小调为富于广东特色的器乐合奏曲，如《鸟投林》、《步步高》、《平湖秋月》等，受到了城市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
随着现代新文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一定音乐专业水平的人才，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919年起，北京、上海等城市许多爱好音乐的教师和学生纷纷组建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北京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他们组织有关中西音乐的学习、各种音乐演出活动，致力于有关西洋音乐理论的介绍翻译及关于传统国乐的整理和研究，进行和组织音乐创作活动等。不久，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及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等。1927年，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建立。它们主要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
王光祈像
这一时期，城市中的音乐演出活动也渐渐活跃起来，它们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提高和音乐创作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在音乐理论上有较高造诣的有王光祈、丰子恺等人；在音乐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有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等人；民族器乐创作的代表人物则是刘天华。1934年，王光祈以《中国古代之歌剧》一文获柏林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在1936年1月去世之前，他写下了大量音乐研究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等。在系统介绍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理论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如编写了《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戏剧》及《西洋制谱学提要》等。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这个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在音乐理论知识的通俗读物方面，丰子恺所编著的音乐著作当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丰子恺曾先后出版了《音乐的常识》（1935）、《音乐入门》（1926）、《生活与音乐》（1929）、《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音乐的听法》（1930）等十多种著作。他善于用流利的文笔，浅显而又比较形象的语言来阐述音乐史及音乐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此期的著名音乐论著还有萧友梅的《普通乐学》（1927）、《和声学纲要》，童斐的《中乐导源》（1926）及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等。
我国的现代专业音乐创作，到五四以后才真正有所发展，其中发展最早的是小型声乐体裁，包括抒情歌曲、学校歌曲和一般的小型合唱曲等。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萧友梅和赵元任。萧友梅1920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专门学校音乐科等任教，并负责有关音乐教学的行政领导工作。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为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先后编著了《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钢琴教科书》、《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并创作了90多首歌曲和钢琴曲如《新霓裳羽衣舞》，《哀悼引》，大提琴曲《秋思》，合唱曲《春江花月夜》等。他的许多歌曲如《卿云歌》（1920）、《华夏歌》（章太炎词，1920）、《国民革命歌》（1928）等大多同当时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相联系。他的音乐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专业修养和创作才能。他一共写了近百首歌曲，一首合唱曲和一些钢琴小品等。其代表作品有《西洋镜歌》、《背着枪》、《我是北方人》、《老天爷》等，他是一个卓越的语言学家，对我国民间语言、民间音乐以及各地语言音韵上的特点都十分了解，所以在音乐创作上他能够比当时其他的专业音乐家在音乐的民族风格上作更深的探求和大胆创新，在词与曲的结合、民族风格问题、音乐形象的生动鲜明及和声的运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影响也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他主要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及许多歌曲和器乐曲。他善于通过儿童的生活，抓住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来选择题材、构思情节，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而明快，因此他的作品迅速流行到全国各地，对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品有《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小小画家》等。刘天华一生的创作数量不多，计有二胡曲10首，琵琶曲3首，民乐合奏曲2首，其中二胡曲创作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他的代表作品《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光明行》、《良宵》、《烛影探红》等都十分出色。他的创作、演奏、教学及理论为民族器乐的发展争取了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还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内容的工农革命歌曲，它们大多数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写，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及唤醒广大工农群众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这些作品中的代表作有《五一纪念歌》、《工农联盟歌》、《京汉罢工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赤潮曲》、《奋斗歌》等。中央红色根据地建立后，一大批优秀歌曲创作出来，如《工农革命歌》、《秋收暴动歌》、《上前线去》、《红军纪律歌》、《打破旧世界》、《霹雳啪》等。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简朴，但全面而生动地概括了当时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现代音乐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著名音乐家如黄自、周淑安、马思聪等相继登上乐坛。音乐教育机构进一步蓬勃发展，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燕京大学音乐系等成为培养音乐人才的主要阵地。音乐刊物的出版工作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所办的《音乐教育》月刊。各院校的音乐演出活动比过去更加活跃。在音乐理论方面，青主的论著较有影响，他积极宣传“为艺术而艺术”，代表著作有《乐话》、《音乐通论》等。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以黄自为高。他是一个音乐教育家，在上海国立音专等校执教期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音乐家。他的创作数量不多，却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在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中曾有深远的影响。政治题材方面，黄自最突出的作品是《抗敌歌》、《旗正飘飘》、《热血歌》等；社会性题材方面则有《天伦歌》、《农家乐》、《牛》、《养蚕》等。黄自所创作的艺术歌曲数量颇多，也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有《点绛唇》（王灼词）、《南乡子》（辛弃疾词）、《卜算子》（苏轼词）、《春思曲》、《思乡》等。他还写了不少专供学生演唱的抒情歌曲，这些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流畅，感情朴实、明朗，深受学生喜爱。这一时期器乐创作的数量很少，比较突出的有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篇》。这首作品的音乐形象生动鲜明，旋律优美动听，尤其是对于中国风格的对位化和声的处理，使作品充满了清新的诗意。
左翼音乐运动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重要力量。除了在进步电影和戏曲方面的大量创作外，左翼音乐家成就最高的是救亡歌曲创作和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在当时，由左翼音乐家推动组织的群众歌咏运动几乎无处不在。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左翼音乐家们迅速响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争取更多爱国的音乐家参加到为民族存亡而斗争的行列之中。左翼音乐家聂耳、贺绿汀、张曙、任光、吕骥、麦新等人的作品为音乐界注入了新的生机。
聂耳像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他实际的音乐创作时间不到3年，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如《毕业歌》、《大路歌》、《牧羊女》、《飞花歌》、《义勇军进行曲》、《采菱曲》、《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等。聂耳的作品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艺术形式，充满了**和号召力，是无产阶级音乐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张曙的代表作品有《农夫苦》、《救灾歌》、《保卫国土》、《日落西山》等。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及音乐运动的组织者。任光音乐创作的主要领域是电影音乐，其代表作品有《渔光曲》、《月光光》、《王老五》、《打回老家去》。麦新一共写了约60首歌曲，其代表作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行军歌》等。儿童歌曲方面则有《马儿真正好》、《勇敢的小娃》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投入抗日宣传的实际斗争。1938年1月，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抗日文艺宣传活动蓬勃开展，抗日的歌声传遍了祖国的山河。这一时期的群众歌曲数量惊人，其著名者如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毕业上前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贺绿汀的《干一场》、《游击队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等都成功地反映了人民的抗日生活。小型的合唱曲以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军》，舒模的《军民合作》，向隅的《红樱枪》等影响最大。抒情歌曲像夏之秋的《思乡曲》，吕骥的《太丹河之歌》，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曙的《日落西山》、《赶豺狼》，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等都流传极广。器乐创作方面以马思聪的小提琴曲《第一回旋曲》、《内蒙组曲》，贺绿汀的钢琴曲《晚会》，陈国鹤的钢琴曲《血债》等写得较好。
冼星海是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毕业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回国后参加抗日音乐运动。他一生共创作了200多首群众歌曲，4部大合唱，10部歌剧，两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大型管弦乐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和声乐独唱曲，他的群众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于号召性的、雄伟的进行曲，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路是我们开》等。另一类是抒情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赞美新中国》、《做棉衣》等。抒情性独唱曲有《夜半歌声》、《黄河之恋》、《热血》、《江南三月》等。在大型声乐体裁方面，冼星海有突出的成就。完成于1939年3月的《黄河大合唱》是他最杰出的大合唱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独创性，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雄伟浑厚的气魄，是一部高度概括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冼星海的另外两部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开始以后，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压迫，国统区出现了不少讽刺性歌曲，著名的有《你这个坏东西》（舒模词曲）、《古怪歌》（宋扬词曲）、《老天爷》（明末民谣，赵元任曲）、《民主是那样》（孙慎曲词）等。当时，国立音乐学院曾对一些民歌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加工，出版了《中国民歌选》等民歌集，一些著名作品如《康定情歌》（江定仙编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陈田鹤编曲）、《绣荷包》（谢功成编曲）等为人们所传唱。
1942年，解放区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使解放区的音乐生活面貌焕然一新。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和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刘顺清》、《减租会》、《说理论》、《牛永贵负伤》、《周子山》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涌现出来。而最成功的歌剧作品是《白毛女》，它为我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舞蹈
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的舞蹈艺术在辛亥革命之后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最早对中国传统舞蹈进行改革是在戏剧方面。1911年欧阳予倩从日本回国之后，与春柳社旧友陆镜若组织了新剧同志会，开始努力编演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黑暗的时装京剧，如《阎瑞生》、《家庭恩怨记》等。欧阳予倩所编演的京剧剧目除了具有积极健康的内容之外，在表演形式上刻意求工，特别注意下功夫编演了许多美丽动人、技艺高超的舞段，像《杨贵妃》、《百花献寿》、《嫦娥》等剧中的舞蹈，表现了他勇于创新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文史修养。在20世纪20年代，欧阳予倩与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美誉。梅兰芳关于汲取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汇创新，在戏剧中所表演出的舞蹈纯厚浑圆，炉火纯青，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霸王别姬》、《廉锦枫》、《黛玉葬花》、《洛神》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此外，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京剧名家也都十分注意舞蹈在戏剧中的表现力，其戏剧舞蹈也各具特色。被誉为“武生宗师”的杨小楼20世纪初期即已誉满全球，各工剧目，无不精彩。在绚丽多姿的各种地方戏中，也出现了许多十分优秀的、歌舞成分很重的剧目和许多杰出的艺术家。
欧美舞蹈在19世纪晚期以后逐渐传入中国。20世纪以后，随着欧美艺术团体不断到中国演出和电影业在中国的发展，欧美舞蹈的流行趋势更加明显，专门教习舞蹈的机构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纷纷建立，特别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这样的机构更多。但随着西方舞蹈的大量传入，黄色歌舞也风行一时，影响很坏。
民初承继晚清，舞蹈被列为学校体育课的内容之一，校园舞蹈逐渐风行，舞蹈教材也大量编制出版。20世纪20年代以后，音乐家黎锦晖编写了30多个具有儿童特点的、融教育与舞蹈为一体的新型儿童歌舞和儿童歌舞剧，打破了校园歌舞成人化及由外国舞蹈一统中国学校舞蹈的格局。他的代表作品有《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明月之夜》、《小小画家》、《三蝴蝶》、《小羊救母》等12部儿童歌舞剧和《可怜的秋香》、《小鹦哥》、《蝴蝶姑娘》、《吹泡泡》等24部儿童歌舞曲。这些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儿童情趣，被中小学采用为教材、风行全国20多年。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曾出现过一些纯商业性质的歌舞团体，其中较有影响和特色的有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中华歌舞剧社、中华音乐剧团、新疆歌舞团等。中华歌舞团是在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基础上于1928年为赴南洋演出而组成，由黎锦晖任团长兼指挥，足迹几遍南洋群岛各城市，演出结束后即解散。明月歌舞团成立于1930年年初，由黎锦晖负责，主要以中华歌舞团部分成员为基础组成，几经周折，于1933年解散。中国歌舞剧社由姜椿芳、江闻道、袁励康等发起，成立于1944年4月，该团旨在为创立中国民族歌剧及中国舞蹈打基础，当时曾产生不小反响，1946年5月解散。中华音乐剧团和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也都风行一时。
真正给中国新舞蹈带来生机的是吴晓邦和戴爱莲。他们所开拓的中国新舞蹈艺术使中国舞蹈真正成为抒发人类美好感情的艺术。1935年以后，吴晓邦开始在国内演出自己的新编作品。1935年9月，他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晓邦舞蹈作品发表会”，演出了他创作的《送葬》、《傀儡》、《小丑》、《幻想的破灭》等11个舞蹈。1937年4月，他又举行了第二次舞蹈作品发表会，创作演出了《拜金主义者》、《中庸者的悲伤》等，两次演出形式十分新颖，内容直接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表现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晓邦立即投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其创作不论从内容和形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使他的新舞蹈进入了成熟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吴晓邦共创作了100多个舞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丑表功》、《流亡三部曲》和舞剧《罂粟花》、《虎爷》、《春的消息》等。这些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抗战期间，作为舞蹈家，吴晓邦辗转往返于贵阳、重庆、成都、广州等地进行演出、讲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2年7月，他受聘到广东曲江艺专舞蹈班工作，在一年的教学中总结了几年的创作经验，整理出一套新舞蹈基本训练教材，使其系统化、中国化、科学化。在教学的同时，他还创作了舞蹈《饥火》、《思凡》、《生之哀歌》、《月光之歌》等，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他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者，其舞蹈塑造了各类迥然不同的典型人物，内涵深邃，富于哲理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戴爱莲也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者，曾在欧洲学习舞蹈多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于1940年1月回到香港，以后又辗转到达重庆。1941年7月，戴爱莲与吴晓邦、盛婕在重庆举行了舞蹈专场演出。之后，她在舞蹈园地努力耕耘，创作出了《警醒》、《前进》、《东江》、《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及芭蕾舞《森林女神》，现代舞《拾穗女》等。回国之后，戴爱莲从不放过搜集民间舞蹈的机会，并将其加工提高。1946年3月，她在重庆青年馆举行首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表演了《瑶人之鼓》、《嘉戎酒会》、《羌民端公跳鬼》、《倮倮情歌》、《坎巴尔汗》等10多个舞蹈，其中包括了汉、藏、维吾尔、彝、瑶、羌六个民族的舞蹈。她为祖国打开了民族舞蹈的宝库，使人们看到了祖国丰富的艺术宝藏，边疆舞因此而风行全国。此外，戴爱莲还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教育家，曾先后为重庆国立歌剧学校创办舞蹈系，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育才学校教授舞蹈。1948年，她在北平各大学教授边疆舞，并迎接了北平的解放。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苏区的舞蹈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红色舞蹈与红色革命歌曲一样起到了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作用。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八一”剧团，由赵品三担任团长。1932年9月，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工农剧社。1933年4月，中央苏区又成立了第一所艺术学校——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由著名舞蹈家、苏区三大赤色舞蹈明星的李伯钊任校长兼团长，石联星任舞蹈教学和编导，刘月华等任专职教员。中央苏区的歌舞活动由此而发展到**。1935年，在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中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团体——列宁剧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改名为中央人民剧社。此外，还有战斗剧社和星火剧社。抗战爆发后，这些剧社纷纷奔赴前线。1938年2月，延安抗战剧社总社成立，后又相继成立了许多剧团，他们的舞蹈表演内容丰富而精彩，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渡黄河舞》、《摇船舞》、《抗日舞》、《工人舞》、《农民舞》、《国际歌舞》、《保卫黄河舞》、《生产运动舞》，甘肃民间舞蹈《赶驴》，由斯诺夫人传授的美国《踢踏舞》等。1942年以后，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秧歌运动开始展开，1944年出现大普及**。在大后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组建的10个演剧队、4个抗宣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在抗战八年中迎着日军的炮火，深入前线，鼓舞战士的斗志，在后方为宣传、组织、教育群众，团结一切抗战爱国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戏剧、音乐和舞蹈，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在演剧队从事舞蹈的演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演员、编导及理论研究家。1939年7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并于1944年增设了舞蹈组，舞蹈成为孩子们的必修课。自建校到1943年，在吴晓邦和盛婕等舞蹈家的指导下，学校师生们先后创作了《荷叶舞》、《抗日胜利大秧歌》、《化学舞》等。1945年以后，在秧歌运动的影响下，他们还创作了《农作舞》、《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及民间舞蹈《打莲厢》、《跑旱船》等，成立于1937年9月的孩子剧团在1938年归属第三厅领导之后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舞蹈是他们最重要的表演节目。1942年夏，孩子剧团始告解散。1935年10月，新安旅行团在江苏淮安成立，随即走向全国，宣传抗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在走遍全国的过程中，他们创作并表演了许多舞蹈和舞剧，如《快乐的人们》、《反法西斯进行曲》、大型秧歌剧《雨过天晴》等，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