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史(套装共十册)

第一节 西洋艺术的渗透与民国艺术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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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开始,中国艺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产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以适应新的时代。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绘画、工艺、建筑、戏曲等,都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变革。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影响更为加剧。

西洋艺术对民国时期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西洋艺术的直接引进,如电影、现代话剧、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摄影等;其次是中国传统艺术在西洋艺术的影响之下而产生变异,如在音乐、中国画、工艺、建筑和戏剧等方面;最后是西洋艺术的本土化,如在油画、音乐等领域。而一些独特的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篆刻等,也在新的形势之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西洋艺术的引进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晚清,主要是20世纪的头10年,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变得积极主动,大批学生出国学习。辛亥革命之后,这些学生大都学成回国,不仅带回了与中国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西方艺术,而且促进了新一轮留学热潮。与引进西方艺术同时,西方的艺术教育制度也被移植到中国,西方艺术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既促进了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理解吸收,也促进了在西方艺术理论影响和指导之下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史研究。与此相适应,各种艺术组织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也纷纷诞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艺术**。尽管这种引进和吸收真赝杂糅,泥沙俱下,但它仍然有力地促进了民国艺术的兴盛和繁荣。

在清末社会政治的大变革时代,音乐最得风气之先。学校课程便增加了“乐歌”一课。但到民国以后,“乐歌”课才为人们所普遍重视,并于1922年改称为“音乐”。民国初期时推进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当时各大学的音乐课堂。尤其是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锐意革新,借鉴西方经验,提倡美育代替宗教,各音乐研究会便因此而诞生,一批留学西方学习西方音乐的人如萧友梅、杨仲子等也纷纷回国,担负起传播音乐的重任。1923年,萧友梅、杨仲子、赵元任、刘半农、刘天华等人一起成立了“国乐改进社”,以研究改进中国传统音乐,出版音乐杂志,介绍西洋音乐的宗旨。1927年11月,国立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后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萧友梅任校长,教授阵容十分强大。1921年,上海工部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这支乐队影响深远,使上海成为全国音乐文化的中心。同时,在中国这片待开垦的音乐土地上,出现了一批努力拓荒的音乐家,他们有的从事音乐教育,有的研究中西音乐理论,有的填词谱曲,有的编辑音乐教材,有的出版音乐专著,一时之间,群星璀璨。1927年,中国第一家新兴的音乐出版社——北平中华乐社成立,适应新时代的中小学音乐教材被编辑出版,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的普及。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环境十分严酷,音乐事业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优秀的音乐作品大量涌现,音乐刊物和乐谱也不断大量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期和20世纪20年代,音乐理论基本上是照搬西方,富于民族特色的音乐创作相对较少。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音乐文化才得以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又有了一个飞跃。虽然在音乐的演奏方式、乐器等方面仍然以西洋化的方式为主,但作品的精神实质已经完全中国化。同时,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大师通过顽强的努力,为传统民族音乐在乐坛争得了一席之地。以马思聪、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音乐家很好地完成了西洋器乐创作的民族化。

绘画艺术自清末以来受西洋艺术的影响日益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之下,绘画教育更加受到重视,培养专门绘画人才的学校也相继设立,西洋绘画在这些学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中国画主要靠一些著名的民间绘画组织如上海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等来维持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形成中西绘画并重的局面。30年代之后的画家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严守西洋绘画传统技法的西洋派画家,如颜文梁、潘玉良、梁鼎铭等;第二类是严守中国画传统技法的画家,如陈师曾、齐白石、张大千等。第三类画家则致力于中西绘画的相结合,其代表人物有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和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刘海粟、徐悲鸿等早年均以西画为主,晚年则实现了向中国绘画艺术的回归。

中国的电影业在早期纯粹为舶来品。从电影传入中国之后不久,中国人便开始尝试拍摄自己的影片。20世纪20年代之后,电影业逐步实现了本土化,其艺术技巧日臻成熟。30年代以后,便拍出了许多优秀的故事影片,并为以后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

进入民国以后,戏剧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表演方法、音乐、舞台设计等都日趋革新。随着改革的浪潮,新剧本不断创作,并吸引了大批观众。梅兰芳、程砚秋等还多次出国表演,向国外观众展示京剧的魅力,戏校也纷纷建立起来。而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剧团撤到了西南大后方。从而把戏曲、尤其是京剧艺术推广到了川、广、云、贵等边远地区。

“话剧”一词在辛亥革命后更逐渐深入人心。但由于它是纯粹的舶来品。民初的话剧在艺术上极不成熟。许多表演仅有一个故事大纲,列出剧中人物,其余对白、动作、表情等皆由演员临时在舞台上发挥,既有造作之嫌,而且又杂无章,故后人称之为“幕表剧”。因当时“文明”一词盛行,故这一类演出后又皆冠以“文明戏”之名,各种演出剧社也纷纷成立,使“文明戏”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城市,中国早期话剧也多与之混淆。五四运动以后,话剧运动逐步展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话剧运动达到了**,这门艺术也真正实现了中国化。

民国时期的舞蹈艺术最先实现突破的是戏曲舞蹈,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齐如山和梅兰芳。齐如山努力整理中国古舞,并予以分解发扬,将其活用于戏剧舞蹈之中,大大促进了中国戏曲舞蹈艺术的发展。而梅兰芳将齐如山的许多成果加以运用,并将它们介绍到海外,扩大了中国戏曲舞蹈的影响。民国以后,学校制度更新,舞蹈成为中小学体育课程的一部分,国外新的方法与教材也被介绍到国内,程仪凤、陈英梅、凌佩芬、吴晓邦、戴爱莲等为中国近代舞蹈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尤以吴晓邦、戴爱莲的贡献为大,他们为国内舞蹈界带来了专业化的表演形式与舞蹈教育的基础方法与内容。从而成为中国现代舞蹈艺术的先驱和开创者。

书法艺术方面,清代乾、嘉之后,碑学兴起。几乎取代传统帖学而独霸天下。然而文人之习书法者,大都是碑帖并重,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只是各自有所偏重。此风所沿,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也大都兼重碑帖,篆隶真草兼而习之,而以其专擅之体行世。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扬,它使好的碑帖不再受限制而广为传播,使学习书法的人能博览而精择。另一方面,由于钢笔、圆珠笔等硬笔的输入与使用、携带的方便,使它在各级学校中逐渐普及,毛笔书法队伍的发展因此而受到遏制,也因此而更加纯粹,更加艺术化。此外,民国的书法艺术还受到了一种外力的推动,即甲骨文和居延汉简的大量发现。甲骨文的研究使董作宾等甲骨文专家以专擅甲骨文书法而著称于世。居延汉简的影响不如甲骨文,但也给书坛带来了新鲜空气。从总体上讲,除于右任等个别人外,民国时期书法家的水平不如前代,但书法家们涉猎之广,体态之繁,其推陈出新之势则超过了前代。

民国时期的各个艺术门类中,书法、篆刻等相对说来受外来影响较小,工艺及建筑次之,而音乐、舞蹈、绘画、摄影等艺术几乎是伴随着西洋艺术的影响而成长。最具传统基础的绘画只保住了半壁江山。

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对中国近代艺术产生巨大的、更为深远的影响的还是西方艺术精神以及建立、培养此种精神的艺术教育制度和发展模式。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和西方的艺术教育传统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旧有的主要艺术教育方式是师徒相传,具有典型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闭特征。在绘画领域,普通的画师作为一个行当中人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徒弟的所有艺术知识主要靠从师傅那里获得。只有文人画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艺术成就的取得除了自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可以自修之外,学艺的过程仍然带有家传和师徒相授的性质。20世纪之后,随着新式学校的兴起,艺术教育开始进入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极大地推动了艺术教育的普及。在音乐领域,最早成立起来的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是1920年成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由萧友梅任主任。同年成立的还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音乐传习所。1927年11月,中国第一所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由萧友梅任校长。它们主要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后不久,学校编制扩大,设立了理论作曲、键盘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及国乐五组,并分为本科与研究班、附设高级中学部、高中师范科、本科师范组,以及选科等。其主要的教授萧友梅、黄自及黎青主、易大厂、富华、介楚斯基、查哈罗夫、苏士林等或为海外留学生,或为国外西洋乐的专家,因此它进步迅速,成绩斐然,它的建立及发展,是民国新音乐文化的里程碑。

另一项因新式教育而得到大发展的艺术是舞蹈。民国之前,中国舞蹈主要可分为民间舞蹈和戏曲舞蹈两大类,而以戏曲舞蹈最有代表性。辛亥革命以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等对戏曲舞蹈作了很大改进。但真正影响中国传统舞蹈教育体制的是当时欧美舞蹈团体不断的来华演出和电影业在中国的发展。民国以后,由于学校教育制度的更新,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科目中都普遍设立了体育及韵律活动课程,其中幼稚教育国民小学低年级的这类课程主要是为了启发幼童的知识和生活,并以唱歌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名为唱游。每个单元的教学又化为舞蹈,并伴之以音乐。1922年,国民政府公布了新学制,正式规定将舞蹈教育纳入大中小学的体育课程。1932年,教育部又修订了体育课程,将舞蹈改称为“韵律活动”,参考采用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颇为丰富,有中国民间舞蹈、世界各国民间舞蹈、土风舞,以及舞蹈基本动作步法等。开设舞蹈课程的学校,从1905年起,有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女子师范专科学校、江苏优级师范学堂、长春女师大、吉林师大等。它们为民国时期舞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打下了中国近代舞蹈新生的基础。这一时期,为舞蹈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有程仪凤、陈英梅、余施冰兰、余子玉、高梓、凌佩芬、俞淑芬、吴晓邦、戴爱莲等人。20世纪20年代以后,舞蹈研究机构也纷纷建立,其中最著名的是1931年吴晓邦在上海设立的“晓邦舞蹈研究所”。吴晓邦和戴爱莲在国外接受过专门的舞蹈教育,他们把舞蹈专业化的表演形式、与舞蹈教育基础方法及内容等介绍到国内,开中国现代舞蹈教育风气之先河。

美术教育在民国以后焕发了青春。中国近代的新艺术教育肇始于师范。而李瑞清为美术师范教育的首创者。当时学校的课程设置有素描、水彩、油画、中国画、图案画、用器画等,中西绘画并举,绘画与工艺并重,这对民初的美术教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12年11月23日,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在上海建立,创办人为刘海粟。到1920年,上海美专发展到中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雕塑、高等师范、初级师范六科。它为中国画坛培养出了朱屺瞻、潘玉良、滕固、吴茀之、李可染、常书鸿、赖少其、程十发等大批风云人物。

继上海美专之后,新艺术教育的办学之风日渐兴起。1918年4月,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国立北平美术学校成立。1919年秋,李叔同的嫡传弟子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三人创办了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学校分普通师范、高等师范两部,以图画、手工、音乐为主科,先后开办7年,培养中小学美术师资近800人,成为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师范学校,也是继上海美专之后最有影响的私立学校。从此以后,全国许多地方艺术院校骤然增多,较著名的有私立武昌美术函授学校、私立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私立苏州美术学校、私立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徐州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专门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江西省立美术学校、私立无锡美术专门学校、私立上海新华艺专等。这些艺术院校的创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美术教育运动,并成为民国美术运动的主要潮流。这些兴学立教者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青年,他们凭着自身的胆量与才气,促进了新美术运动和美术教育在中国的兴盛,造就了大批的艺术人才,为近代美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教育思想、课程设置等方面,他们受欧美和日本现代艺术教育的影响,标新立异,各执其着,大胆地吸收和引进国外的新艺术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师徒相传的陈规旧习和人才危机的衰败局面。

除了学校的艺术教育之外,各种各样的艺术研究机构也是促进民国美术兴盛的主要原因。这些艺术研究机构往往兼具研究和实践两种职能。对各门类艺术的深入研究是提高艺术水严的重要前提,而吸收、消化西方艺术精髓的创作实践则更促进了各门类艺术的提高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戏剧艺术领域,许多团体,如田汉的“南国社”等,便兼具研究和表演的性质。在音乐艺术领域,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等也是成绩斐然。但总的来说,音乐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在民国时期还显得较少,不够发达。而在美术领域,情景却大不相同。书画社于民间发起,肇始于上海,也首先兴盛于上海。早在清末,小蓬莱书画会、平远山房等社团便名震一时。民国以后,美术社团纷纷成立,研究与创作兼顾。民国初期著名的美术社团主要有东方画社、天马画会、晨光画会、苏州美术会、中国画学研究会、艺术社、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等。社团的兴盛,是美术家们群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他们聚合起来,形成一股艺术力量,问鼎社会,向人们展示时代精神,从而使民国美术的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学习欧洲的美术运动此起彼伏,大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青年画家学成归来,执教于各艺术院校。他们受西方现代艺术教育和现代美术风格流派的影响,雄心勃勃,志向高远,组织美术团体,致力于新艺术运动。他们思想活跃,富有朝气,各种形式流派的社团共存,并以创新、中西合璧、促进中国文化复兴为奋斗目标。比较著名的美术社团有蜜蜂画社、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中国女子书画会、中华全国美术会、艺术运动社、决澜社等。仅国立艺术院就有书画研究会、实用艺术研究会、水彩画研究会等20多个美术团体。这些美术社团已远远超出民国初期中西美术社团对峙的格局,而转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使民国美术呈现出万花筒般的五彩纷繁的景象。这些社团中最有活力的是像“艺术运动社”、“决澜社”这样的“初生牛犊”,他们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青年,如林风眠、吴大羽等。他们从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熏染到致力于中国的新艺术运动,欲与西方现代艺术争辉,因此有超越于一般社团的宏愿和气势,起点和愿望也比当时一般的美术社团高和先进。他们对推动中国现代绘画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民国时期的各种艺术运动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还有西方艺术理论和精神的广泛传播。在音乐领域,民国初期的乐坛是一片待开垦的荒土,许多音乐家在进行创作的同时努力研究中西音乐理论,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萧友梅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等,戴逸青著有《和声与制曲》、《指挥概述》、《配器法》等;王光祈的理论著作更为丰富,有《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15部,是当时最有成就的音乐理论家。著名艺术教育家丰子恺也写下了不少理论著作,对普及音乐知识做出了突出贡献。

美术领域的新思想和新思潮所掀起的波澜影响最大。1919年冬,在新艺术教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华美育会”成立,并创立《美育》月刊。《美育》探索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寓学术性于通俗性之中,刊登了许多优秀的艺术理论文章,如吕澂的《论美意识的性质》,邢绍武的《图画之内容与吾人心理之关系》,丰子恺的《画家之生命》,周玲荪的《教授音乐应该怎样》、《新文化运动和美育》,欧阳予倩的《什么叫社会剧》,李鸿梁的《西洋最新的画派》等。这些文章内容精辟,影响广泛,对当时的新艺术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艺术的强力冲击下,中国画的前途也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适应时代的需要,“美术革命”论因之而起,并引起空前的大争鸣。“国粹派”在“革新派”的冲击下,提出了不少有益的问题以维护中国传统美术的地位。因此,这种论争既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反映,也是新美术运动在美术思潮上的理论体现。两派都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召,探寻着中国美术的发展道路。

民国中期,随着美展举办的热潮和美术刊物的大量创办,新艺术思潮达到新一轮的高峰,影响也更为深远。在新艺术思潮中,总结20世纪前30年中国画坛发展的流派论和徐悲鸿与徐志摩所争论的现代艺术形式风格问题等影响最大。当时,中西融合的思潮呼声响成一片,国立艺术院“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便极具代表性。它是中国美术理论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变革,从观念和理论上都切中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民国中期的美术创作实践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