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电影业的崛起与戏曲的变革

19世纪末期电影在欧洲发明并迅速普及之后，也很快传入中国。在晚清，已有洋人在华放映和摄制影片。其中，美国电影商杰门·布拉斯基成立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民初时仍有影响。但中国人独立地拍摄影片并建立自己的影片公司，却是在民国建立后。电影业的崛起，成为民国文化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戏曲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代话剧真正发展成为中国戏曲新生的独立剧种，古装新戏和时装新戏应运而生，京剧在创新中再度繁荣，一些地方小剧种也推陈出新。中国戏曲还走出了国界，在世界戏剧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一、新崛起的电影业

民国元年（1912），美国电影商布拉斯基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名义及器材转让给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1913年，他们聘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让张石川和郑正秋等自编剧本并摄制。郑正秋（1888—1935），广东潮阳人。他以家乡广东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而编写了《难夫难妻》，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是我国拍摄故事片的开端，郑正秋也成为我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之一。

从19世纪末到1921年，中国电影业一直处于萌芽阶段，郑正秋于拍摄《难夫难妻》之后不久便离开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张石川继续拍摄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老少易妻》等十余部短片，内容大都低级无聊。但它们和文明戏密切相关，其演员也全是当时演文明戏的演员。1916年，张石川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盛行一时的《黑籍冤魂》。1913年，在香港主持人黎民伟与布拉斯基等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试映效果很好，并由布拉斯基带回美国播映。

1917年秋，闻名于世的商务印书馆在一次偶然机会的促使下开始摄制影片。191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比较广泛地开展了摄制影片的活动。当时所摄影片号称分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五大类，其风景片内容广泛地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时事片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教育片则主要传播文化。1920年，活动影戏部拍摄了两部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古剧片”（戏曲片）《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这两部影片的导演工作都由梅兰芳自己担任。而活动影戏部所拍摄的“新剧”片内容多低级无聊，粗制滥造，因而逐渐失去观众。1927年以后，活动影戏部无声无息地停止了活动。1920年至1921年，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在上海拍摄，它们是中国影戏研究社的《阎瑞生》，上海影戏公司的《海誓》和新亚影片公司的《红粉骷髅》。《阎瑞生》拍摄得极为恶劣，格调低下，但骗得不少观众。《海誓》也拍得不伦不类，《红粉骷髅》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十里洋场文化的产物。

从1921年到1931年这10年中，中国的电影业是在混乱之中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资本卷土重来，许多中国民族资本家不得不另寻出路，电影业被当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1923年末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孤儿救祖记》在营业上大获成功，大大地刺激了投机家们，于是电影公司纷纷设立。据1927年年初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全国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电影公司成了变相的交易所。在这种畸形繁荣的情况下，鸳鸯蝴蝶派大批地渗入到了电影创作部门中来。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各影片公司共拍摄了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影片内容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充斥着各种糟粕，恶俗不堪。

这一时期在影业上最有成就的是郑正秋。1922年3月，张石川在上海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为投机牟利，“处处唯兴趣是尚”，先后拍摄了《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影片，却四处碰壁，不受欢迎，经济基础岌岌可危，不得不考虑郑正秋拍正剧长片的主张。因此，1923年年底，明星公司拍摄完成了郑正秋的“社会片”《孤儿救祖记》，放映之后大受欢迎。1924年，郑正秋又编写了《苦儿弱女》与《好哥哥》，同时还创作了许多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将其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婚姻制度、蓄婢制度、娼妓制度等，描述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深深地同情她们的不幸和遭遇。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二八佳人》等。郑正秋比较熟悉当时的社会生活，了解观众的喜好，善于结构故事，烘托情节，因此他的作品特别受到市民的欢迎。

1925年5月，明星公司正式组成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戏剧家洪深为编导。洪深在1930年以前，先后在明星公司编导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少奶奶的扇子》等影片，但都还缺乏深度和力度。1930年后，洪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影片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1924年1月，大中华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不久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改组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这家公司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因此也拍出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影片。《透明的上海》表现了上海半殖民地生活方式，《马方甫》、《呆中福》等充满了小市民意识和小市民的庸俗趣味。《风雨之夜》、《连环债》等则是典型的黑幕影片。1925年，史东山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并拍摄了《同居之爱》、《儿孙福》等影片，表现出一定的唯美倾向，但影片内容大都格调不高。1925年6月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是明目张胆的封建卫道者，其拍摄的《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等充满了封建腐臭。1926年后，天一公司开始大量改窜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掀起一股拍摄不伦不类的所谓“古装片”的浪潮，大都粗制滥造，恶俗不堪。1924年，由几位旅美爱国华侨青年梅雪俦和刘兆明等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迁于上海，并拍摄了《弃妇》、《摘星之女》、《一串珍珠》、《春闺梦里人》、《伪君子》等，1927年后，也堕入了神怪、武侠片的泥坑，1930年破产。1924年，归国留法学生汪煦昌在上海创办神州影片公司，并拍摄了《不堪回首》、《难为了妹妹》等影片，1927年宣告破产。1926年2月，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聘请欧阳予倩参加编导工作，欧阳予倩为民新公司先后编导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等影片。1927年以后，民新公司也走入拍摄不伦不类的古装片和武侠片的歧途。1929年后，民新公司并入了联华影业公司。

著名戏剧家田汉于1926年开始从事电影活动，并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筹拍《到民间去》，由于资金缺乏，最后未能完成。

1928年至1931年，电影界的粗制滥造之风达于极点，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武侠神怪一类的影片代替曾风靡一时的古装片而大为流行。据不完全统计，这4年之中，上海的约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400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250部左右。1932年以后，这类影片才为观众所唾弃。

1930年8月，由罗明佑所创立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并打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旗号。在1930—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共完成了12部影片，最初的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由孙瑜导演。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有不少新颖处理。联华公司的其他影片内容和风格比较庞杂，但它们都突破了成规，更多地注意了对电影艺术特性的运用和掌握，能比较流畅地处理镜头的组接，使人耳目一新，所以它的影片在当时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从而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

1926年12月，有声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的虹口新中央大戏院播放，中国电影迎来了有声时代。1930年，明星、友联等公司怀着极大的勇气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电影的摄制，分别拍出了《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片上发音的有声电影《雨过天晴》和《歌场春色》合作完成。有声电影的出现，给中国电影业带来了发展和进步。

1931—1933年，是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三年。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便十分关注中国电影的成长和发展，并主动参与电影事业，领导电影潮流。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电影也出现了反映抗日斗争和描写现实生活的新趋向。1932年，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共党的电影小组，并在夏衍等同志的具体主持下，逐步开展各项工作，向各个影片公司提供具有进步内容的电影剧本，同时输入干部，促进了左翼影片的诞生。1932年后，左翼电影的**终于到来。是年夏，夏衍等人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受聘参加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明星公司的创作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在1933年一年之内，明星公司就拍摄了22部左翼的和在左翼影响下的影片，这些影片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面貌，配合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1933年3月，明星公司的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诞生，由夏衍编剧的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它第一次在电影里描写了阶级斗争。之后，《铁板红泪录》、《盐潮》、《香草美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相继完成，进一步扩大了左翼电影的阵地。不久，夏衍又将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并拍摄完成，放映之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铁板红泪录》是阳翰笙进入电影界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强烈的反封建、反土豪的优秀影片。沈西苓编导的《女性的呐喊》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工人的悲惨生活和她们的觉醒。由沈西苓导演、夏衍编剧的《上海二十四小时》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对立，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处理高超。在编剧委员会的主持下，这一时期明星公司的电影作品中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占了主导地位。除了上述影片之外，《脂粉市场》、《前程》、《时代的儿女》，郑正秋的后期代表作《姊妹花》、《丰年》、《展览会》、《道德宝鉴》等也都是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联华公司也拍出了《如此英雄》、《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和故事片《共赴国难》较有影响。由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也是一部优秀影片，费穆导演的《城市之夜》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都会的早晨》为蔡楚生的成名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描写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孙瑜的《野玫瑰》、《火山情血》、《天明》和《小玩意》也都表现了进步倾向。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在艺华影业公司开辟了另外一个阵地。田汉的主要电影活动便是在艺华公司。1933年，他完成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阳翰笙则编写了《中国海的怒潮》，这些影片都表现了强烈的抗日倾向。与此同时，在左翼运动的影响下，天一公司拍摄了《挣扎》，月明公司拍摄了《恶邻》，快乐公司拍摄了《拼命》，白虹公司拍摄了《血路》等抗日反帝影片。

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围剿和迫害。1933年11月还派人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1934年到1935年年底，国民党政府的围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左翼电影运动几乎停顿，明星公司的编剧委员会被撤销，在此前后，只拍摄了《同仇》、《女儿经》、《华山艳史》、《到西北去》等少数几部影片。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好片问世。1935年年底完成的由洪深编剧的《劫后桃花》是洪深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蔡楚生等于1934年10月，完成了《渔光曲》和《新女性》这两部力作。此外，孙瑜拍摄了《体育皇后》和《大路》，吴永刚拍摄了《神女》，费穆导演了《人生》、《香雪海》和《天伦》。艺华公司完成了田汉编剧的《黄金时代》等。1935年电影创作最重大的收获是阳翰笙编剧的《逃亡》和田汉编剧的《凯歌》。两部影片完成之后，轰动了当时的影坛。史东山在1935年6月完成了《人之初》，这是他创作生活的转折点。1934年春，在中共党的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前后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反帝反封建影片和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可惜仅一年就被迫终止。此期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较好的影片，还有《马路天使》等。

1936年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解散，中国电影围绕着反帝斗争进入国防电影阶段。是年1月，上海电影救国会成立，5月，“国防电影”的口号公开提出。1936年7月以后，经过改组的明星公司开始拍摄大量的多样化题材影片，应云卫导演了《生死同心》，欧阳予倩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夏衍编写了《压岁钱》，沈西苓编导了《十字街头》，袁牧之编导了《马路天使》。这些影片的拍摄，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成熟。这一时期，蔡楚生又编导了《迷途的羔羊》和《王老五》，前者是我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孙瑜则导演了《到自然去》和《春到人间》。

抗战前夕，有作为的制片公司还有联华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等。1936年11月，联华公司拍摄完成了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张善琨所创立的新华影业公司在这一时期由史东山编导了《长恨歌》和《狂欢之夜》，较受欢迎。1936年年底，吴永刚在新华公司完成了号召全民抗战的国防影片《壮志凌云》。次年2月，新华又出品了著名的《夜半歌声》，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几首插曲和主题歌曾唱遍了大江南北。抗战爆发前夕，新华公司还完成了国防影片《青年进行曲》的拍摄工作。但到1941年，张善琨在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当了电影界的大汉奸。

《八百壮士》剧照

卢沟桥事变之后，爱国电影工作者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一些记录抗战的影片拍摄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平型关大捷的报道。在国民政府迁于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电影制片厂先后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3部故事片和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由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战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八百壮士》则是根据谢晋元将军的真实事迹拍摄的抗战爱国片。全片热情磅礴，动人心弦。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随之迁去。因条件所限，到1939年年底只完成了何非光编导的《保家乡》和史东山编导的《好丈夫》两部影片。1940年上半年，又完成了由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不久，反映湘北军民勇抗战的《胜利进行曲》拍摄完成，史东山的导演处理十分出色。1941年5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又完成了孙瑜编导的《火的洗礼》。阳翰笙写的三个电影剧本《青年中国》、《塞上风云》和《日本间谍》也拍摄完成。1939年秋，沈西苓拍完了他最后的影片《中华儿女》。

由阎锡山投资开办的西北影业公司在抗战期间也拍过一些好片子。1939年年底，他们完成了优秀的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6本），并拍摄了表现西北人民英勇抗敌的《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未完成）。

到1941年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抗日影片的摄制基本停顿。唯一较有生气的是中国的香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上海沦陷后，一部分进步电影工作者南下，促进了香港影业的发展。1939年大地公司完成了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和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1941年1月新生公司完成了《前程万里》。1941年4月大观公司完成了《小老虎》和《民族的吼声》这两部粤语抗战片。不久，香港沦陷，这一类影片才停止拍摄。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政府对电影业的控制进一步严密，但进步电影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7年1月，陈鲤庭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二厂完成了表现妇女在抗战中觉醒和成长的《遥远的爱》。同年3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又出品了汤晓丹导演的描写战后知识分子悲剧的《天堂春梦》。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袁俊（张俊祥）先后为该厂编导了暴露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后“劫收”丑剧的喜剧片《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年底，该厂还出品了描写战后小市民生活的《幸福狂想曲》。

1946年6月，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9月开拍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继之又筹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上集《八年离乱》。次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后，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1947年5月，联华影艺社与昆仑影业公司合并，在中共的领导下，昆仑影业公司先后完成了《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等优秀影片。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完成放映之后，创造了当时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该片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堪称民国电影的精品。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1938年以后，解放区人民电影开始兴起和成长。1938年秋，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延安电影团成立，先后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片。1946年7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先后拍摄了故事影片《边区劳动英雄》、新闻片《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6年10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并拍摄了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一些美术片、科教片和故事片。华北电影队也在此月成立、并拍摄了《华北新闻》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同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宣告成立。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电影业此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二、戏剧的变革

在中国电影业崛起的同时，中国古老的戏剧舞台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话剧产生之前，中国戏剧一直以戏曲方式存在。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兴起，戏曲改革也渐为人们所注目。当时新产生的早期话剧，主要受日本影响，称新剧或文明戏。它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走向衰落。但改良旧剧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五四时期，中国曾发生了一场关于戏曲问题的论争。主要在陈独秀和张厚载之间展开。钱玄同、刘半农、欧阳予倩和宋春舫等人也参加进来。其中心点是对“旧剧”（戏曲）的估价和态度。话剧则作为对立物而被提倡。陈独秀等人是“戏剧改良”的激烈提倡者，他们在1918年10月《新青年》上出过一期“戏剧改良”专号，对旧剧所表现的封建迷信、帝王思想，表演程式的僵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虽然不免有着“否定一切”的简单化倾向，但却有力地推动了戏剧的变革。张厚载对“旧剧”持完全肯定态度，虽有持平之论，却走上了保守的极端。相比之下，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宋春舫的《戏剧改良平论》的看法比较理性。他们既反对固步自封、不求发展，也不赞成陈独秀等激烈派的因噎废食。因而对五四以后的戏曲变革具有指导作用。

1919年至1937年，是中国戏剧的艰苦跋涉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欧洲戏剧大规模传入中国，《新青年》就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各国戏剧名家如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法国的莫里哀、白利安；德国的席勒、霍甫特曼；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话剧作品，纷纷译成中文。现代话剧在中国勃然而兴。一批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的作家涌现出来。其中，胡适、郭沫若、田汉、陈大悲、丁西林、洪深等成绩突出，具有开拓之功。

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个现代剧本。它描写了妇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奋斗的故事。虽明显受易卜生《傀儡家庭》影响，不甚成熟，却开了风气之先。陈大悲此期编写了《幽兰女士》、《良心》等剧本，且自导自演，大力提倡新剧。他还在北京与薄伯英成立了“中华戏剧协社”，发展了两千多名社员，举办了许多次公演。

洪深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话剧”一名便是根据他1928年的提议而得到确认的。此前，或称为爱美剧，或称为真新剧、“白话剧”五花八门。此后才趋于一致。洪深不仅是优秀的剧作家，还是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一生共编译了38部话剧剧本，先后导演大小剧目40个。1936年之前，他的代表作品有《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等。

各种戏剧社这一时期也广泛建立起来。1921年上海戏剧协社成立，1922年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成立。前者排演了《终身大事》、《泼妇》和洪深改译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等，以《少奶奶的扇子》比较成功。后者则公演了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但成绩欠佳。1925年，北京剧专戏剧系成立，做了大量的西洋话剧评介和社会问题新剧的创作。1927年，南国社在上海异军突起，倾向进步，主要演出田汉创作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其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中共的领导下，先后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在全国各大城市演出进步戏剧，影响巨大。

“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全面爆发，是民国话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描述敌后志士的活动，或表现同胞爱国情操的反映时代需要的剧本。如田汉的《战友》、《回春之曲》，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章泯的《我们的家乡》，阳翰笙的《前夜》等。也出现了不少剧团剧社组织，如上海舞台协会、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等。以余上沅为校长的“国立戏剧学校”的成立，是此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戏剧教育的大事。它师资力量强，对戏剧人才的培养，排演制度的建立贡献至大。除上述提及的剧作外，此期有影响的剧作还有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夏衍的《赛金花》和《自由魂》等。

曹禺像

曹禺是此期剧作家中最受人瞩目、最光彩照人的一个。1933年，还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曹禺就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它在一天的时间、两个舞台背景内集中地表现了两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剧中人物不多，但都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显示了他作为社会的人的丰富内容，并以各自的遭遇和命运激动着人们的心弦。全剧场次穿插灵活，结构细密，对白洗练感人，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1935年，曹禺又创作了《日出》，它在有限的演出空间内，出色地表现了包括上层和下层的复杂社会横剖面，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都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及性格特征，人物比《雷雨》多，生活面比《雷雨》广阔复杂，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雷雨》和《日出》的发表和上演，立刻引起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热情赞赏。抗日战争前夕，曹禺又创作了《原野》。1941年，他还创作了《北京人》。全剧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画面和家务琐事的闲谈表现人们之间勾心斗角、唇枪舌剑的紧张气氛和尖锐冲突，具有内在的扣人心弦的力量，艺术上十分精致成熟。曹禺的这些作品，标志着五四以来话剧创作的最新成就，也是最高成就。

与新兴的话剧相对应，戏曲舞台在这一时期也精彩纷呈。一些勇于进取的艺术家与文人合作创演新剧目，古装新戏与时装戏应运而生。古装新戏以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的成就最为突出。从1915年开始，梅兰芳（1894—1961），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他先后排演了《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西施》、《洛神》及红楼戏《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俊袭人》等剧目。欧阳予倩在1914—1928年间共编演京剧新戏29个，其中以红楼戏最有特色，共有《鸳鸯剑》、《馒头庵》、《宝蟾送酒》、《黛玉焚稿》、《黛玉葬花》等。除了梅兰芳、欧阳予倩二人之外，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等也编排厂不少新戏，如三庆班久负盛名的《三国志》。北京首座新戏院——第一舞台建成之后，名演员自排古装新戏形成一种风气，如杨小楼、王瑶卿、程砚秋、梅兰芳、尚小云、徐碧云、朱琴心、筱翠花、马连良、高庆奎、雷喜福等都分别排演了自己的新剧目。这种情况一直到沦陷时期才趋于衰落。竞排古装新戏锻炼了演员，促进了流派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出了一批戏曲作家，其优秀者有罗瘿公、陈墨香、齐如山等。罗瘿公与程砚秋默契合作，在1921—1924年间为程编写了《红拂传》、《玉狮坠》、《青霜剑》、《金锁记》等10多部剧本。齐如山与梅兰芳合作20多年，先后为梅兰芳编写了《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凤还巢》、《花木兰》等数十个剧本。陈墨香则主要与荀慧生合作。时装新戏盛行于辛亥革命后，主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是20世纪现代戏的先导。杨韵谱于1914年成立的奎德社是这一时期时装新戏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口号是“针砭时弊，移风易俗”。北平沦陷后，奎德社才解散。梅兰芳在1917—1918年间也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童女斩蛇》等时装新戏，虽数量不多，但颇具代表性。时装新戏促进了舞台新技术的采用，这一点在南方更加突出。

京剧四大名旦

五四运动之后，京剧表演流派再度繁荣，流派林立，诸美争艳，比较具代表性的有老生行中的余派（余叔岩）、言派（言菊朋）、高派（高庆奎）、马派（马连良）、麒派（周信芳）、杨派（杨宝森）、奚派（奚啸伯）等；旦行有梅派（梅兰芳）、程派（程砚秋）、荀派（荀慧生）、尚派（尚小云）、筱派（于连泉）、李派（李多奎）等；净行中有金派（金少山）、郝派（郝寿臣）、侯派（侯喜瑞）等。新流派的创建既得力于他们向前辈的学习，也得力于他们广收博采，转益多师；对京剧表演的艺术手段和方法也有不少丰富，而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京剧增添了动人的魅力。

一批民间小戏剧种也有变化，它们在辛亥革命前后逐渐积蓄了力量，先后进入大城市，为其发展开拓出新的局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评剧、越剧、锡剧、甬剧、黄梅戏、扬剧、吕剧等。它们都经过了从业余到职业，从广场演出到舞台，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道路。这些剧种的普遍特点是形式短小活泼，表情生动自然，富于生活感，曲调简单易学，内容真切感人。

民国时期，东西方文艺术交流逐渐增多，中国的戏曲剧团开始到海外演出。最早出国而且影响最大的是梅兰芳。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几次到日本演出，成为受世界瞩目的人物。1930年年初他在美国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梅兰芳之后，程砚秋等艺术家也走出国门，走向欧洲。戏曲以它特有的古老而光辉的艺术和东方民族的美，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在1937—1945年期间，话剧极为活跃，取得了突出成就。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表演效果，均盛况空前。上海戏剧家联谊会和上海剧作家协会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广泛地团结爱国剧人。在协会的倡导下，国防戏剧作品大量出现，《汉奸的子孙》、《走私》、《回声》、《秋阳》、《东北之夜》等剧作在各地演出时都盛况空前。上海戏剧界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1937年8月15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并组成12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及南洋进行抗日宣传。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专司宣传工作，组织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等热情宣传抗日，构成抗敌话剧演剧运动的热潮。1941年以后，抗战戏剧运动相对集中于城市，专业剧团十分活跃，剧目生产和舞台艺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郭沫若是此期戏剧界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尤以历史剧水平较高、影响至大。抗战期间，主要是皖南事变之后，他先后创作了五幕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及四幕剧《孔雀胆》。这些剧作，通过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了判逆、反抗，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以及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坚贞自守等共同主题，无情地鞭挞了专横凶残、贪婪狡诈、卑鄙自私的丑恶灵魂，热烈歌颂了见义勇为、忠贞刚直的高尚品德，给人以鼓舞和教育。在创作上，郭沫若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作十分深入的了解。但在具体创作时，并不拘泥于史料，而是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大胆构思，使全剧结构、人物刻画、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等，都浑然一体，形象逼真而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的插入，使全剧感情激越，色彩斑斓，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在郭沫若的这些历史剧中，以《屈原》一剧成就及影响最大。

在抗战初期，被戏剧界称为“好一记鞭子”的三个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曾在各地广泛演出，收到了良好效果。之后，《保卫卢沟桥》、《台儿庄》、《八百壮士》等许多抗日戏剧相继上演，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抗战初期上的戏剧以独幕剧为主，到1938年年底，以独幕剧为主的剧本达142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戏剧活动的中心逐渐移向大后方，多幕剧的创作和演出大量增加。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除郭沫若之外，尚有夏衍、于伶、宋之的、阳翰笙、陈白尘、沈浮、袁俊、吴祖光等。1936年冬，夏衍创作了多幕历史剧《秋瑾传》，真诚地歌颂了秋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同时无情地鞭挞了清朝统治者和汉奸走狗。1937年，夏衍创作了《上海屋檐下》，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大时代，布局新颖而严密，波澜起伏，紧凑自然，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抗战头三年，夏衍先后创作了《一年间》、《心防》、《愁城记》三部剧作。四幕剧《心防》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沦陷区进步文化工作者艰若而英勇的斗争。1942年夏，夏衍又创作了《法西斯细菌》，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宋之的的剧作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鞭》、《祖国在召唤》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于伶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等，代表作则是《夜上海》和《长夜行》。1941年，他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大明英烈传》，在宣扬民族意识，鼓动人民反抗侵略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沈浮创作的剧本有《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及《小人物狂想曲》等，描绘了相持阶段大后方城镇的社会生活面貌。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翼王石达开》，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袁俊的四幕剧《万世师表》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重要剧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新秧歌运动得到普及，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新秧歌剧，如《十二把镰》、《惯匪周子山》、《牛永贵挂彩》、《全家光荣》等。新歌剧则以《白毛女》为代表。戏曲的创新在根据地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一些好作品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无论在艺术上还是语言上，都显得新鲜而有生命力。

1944年2月至5月，全国33个文艺团队在广西桂林举行了戏剧展览活动，近千人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西南剧展总结了抗战剧运动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贯彻了“戏剧到人民中间去”的精神，为迎接抗战胜利做了准备。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戏曲的演出活动在全国各地都达到了**。尽管在剧目上这一时期有不少创新，但在戏曲语言、表演艺术和手法上尚突破不大。其获得全面的进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