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左翼文学运动与新文学的繁荣
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新文学的繁荣期。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是其突出特色，它对新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且其本身也体现了这种繁荣。
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
1927年以后，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内、国际社会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或称左翼文学运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当时，它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1928年前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普遍开展，并给中国文学界以很大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汇合，革命文学阵容初具雏形。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人开始发表文章，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论述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学产生的原因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要“接近大众的用语”。但在运动初期，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被空前强化。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夸大了文艺的作用，忽视文艺的特征，忽视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只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因而出现了不少失误。
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楚，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界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并将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太阳社、创造社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有余的论争。鲁迅对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并对倡导者们轻视生活、轻视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等毛病提出了恳切的批评。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初期的创作，以小说和诗歌为主要文体，习称为“普罗文学”。它们具有明确自觉的政治和阶级意识。为了达到宣传阶级意识、鼓动大众情绪的目的，他们强调抓取能表现现时代阶级斗争主题的重大题材和“大时代冲击圈”中的人物。在写作上往往避开现实的具象描绘而直奔主题，凭主观热情塑造“突变”式的英雄，作品中充满着主观的叙述、**的宣泄和标语口号式的议论，既生机勃勃、奋发踔厉，又浮躁冲动，粗糙幼稚。蒋光慈、洪灵菲等小说家，多描写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和革命者的艰危受难，追求“力的技巧”和粗豪的风格，习惯在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展示人物的英雄风貌。这些作品观念大于形象，描写主观浪漫，最典型的公式是“革命+恋爱”。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华翰（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洪灵菲的《流亡》、《前线》、《转变》，戴平万的《都市之夜》（短篇集），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等。虽取材不同，但大体表现了相同的倾向。
二、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
1929年秋天，文艺与革命的论争逐渐停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准备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经过充分酝酿，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其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有鲁迅、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郭沫若和茅盾等人。“左联”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左联”理论纲领宣布，其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左联”成立前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等，还改组、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等期刊。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先后吸收成员270余人。“左联”的成立及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为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在创作上，左翼作家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杂文的繁荣是左翼文坛以至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突出现象。20世纪30年代政治上的风云多变，使杂文以其轻捷灵活的特点吸引了众多的左翼作家。除了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等文坛宿将外，一批青年作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与主张“陶情冶性”为志向的周作人、林语堂等“闲适派”和标榜“平和稳健”的“自由派”小品文作家不同，左翼杂文家强调杂文作为阶级“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战斗功用，表现出如匕首、投枪般的泼辣、犀利的总体风格。鲁迅的后期杂文政治倾向鲜明，**饱满，论辩艺术炉火纯青，冷峻犀利而又汪洋恣肆，代表着成熟的左翼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杂文艺术的最高境界。
杂文是鲁迅最后10年生命中文学创作最辉煌的主体部分。在他写杂文的18年间，后9年的杂文数量是前9年的3倍多，这些杂文包括《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外集》等。他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鲁迅前期的散文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字里行间蕴含着过度的悲哀，对未来的前途也显露出渺茫之感。后期的杂文其思辨不仅宏阔敏锐，而且全面深邃；感情不仅深沉执着，而且明朗乐观，坚定从容，信心百倍。在当时，左翼文学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多数作家极为关注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现实功利性，而对艺术审美品格的追求则相对薄弱。公式化、概念化是左翼文学一个较为普遍的毛病。鲁迅后期的杂文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从特定的领域弥补了左翼文学的缺陷，具有榜样性的意义。
瞿秋白的杂文既有由记者和职业革命家生涯形成的政治敏感，又有理论家的浓厚理性色彩，高屋建瓴，词锋犀利，明白晓畅，其名篇《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狗样的英雄》等都极具特色。作为小说大家的茅盾和郁达夫，其杂文也写得气度从容。茅盾的《回到农村去》、《现代青年的迷惘》等都紧扣时代矛盾中心，抽丝剥笋、分析透辟而又含蓄蕴藉。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郁达夫，善于在谈天说地中略作点染，示人题旨。《天凉好个秋》、《谈健忘》、《杂谈七月》等或讥评时事，或讽刺陋劣的社会心理，妙语连珠，趣味横生。一批青年作家也各逞千秋。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着意于意象的营构，有较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意蕴。徐懋庸的《打杂集》和《打杂续集》文如其人，刚直锋锐。聂绀弩因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湛的理论、文学素养，故其杂文恣肆酣畅，扎实严密。其余如柯灵、周木斋等，也都较有成就。
茅盾的《子夜》
“左联”成立后，左翼小说日趋成熟，其中茅盾和丁玲最具代表性。从《蚀》出发经过《路》、《三人行》到《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茅盾完成了自己小说创作的“三级跳”而臻于成熟，同时也把左翼小说创作推向高峰。在《子夜》等小说中，茅盾兼具小说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双重气质，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城乡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既有清醒的理性分析，又有生动的形象塑造和纵深的历时感、鲜明的即时性，全景构图气魄宏大，细部勾勒精细严谨，充分显示了左翼文学的思想艺术优势。丁玲的作品显示出了开拓者的顽强和坚韧。写于1931年秋的《水》以几乎遍及全国的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深重灾难和他们终于走上觉醒、反抗的道路。成就虽然不算很高，但其顽强的探索精神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左翼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左翼新作家以不同的艺术个性显示出共同的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张天翼和蒋牧良等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社会讽刺传统，形成左翼青年讽刺文学。张天翼的作品风格峭拔，蒋牧良则朴实厚重，泼辣敏锐，展示着城乡农工的血泪人生和人心**。如他的小说集《锑砂》、《夜工》和中篇小说《旱》等。沙汀、艾芜、魏金枝、周文等着重描写乡土色彩和边陲风光，丰富了左翼文学的审美品格。艾芜1935年出版的《南行记》，在南国异域旖旎绮丽的风光背景下展开了一幅独特的人生和艺术世界。他笔下的那些有流浪汉气质的人们，不论是滑竿夫、强盗、小偷、走私贩等，个个都残忍、狡黠，却同时有着丰富的人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沙汀的作品在1935年后有了一个飞跃，他的那些描写川西北农村生活的《逃难》、《代理县长》、《在祠堂里》、《鲁道》、《苦难》等或讽刺官吏差役的腐朽贪婪，或揭露旧军队的禽兽行径，惨淡的人生画面中升腾着愤怒的火焰。魏金枝的《奶妈》、《白旗手》等对破产农民和新兵的生活和心理有着绵密细致的描写，乡土气息浓厚。周文的《分》、《在白森镇》和长篇小说《烟苗季》等多取材于他所熟悉的旧军队和地方当权者，揭露和讽刺都十分深刻。此外，叶紫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和欧阳山的《鬼巢》、《七年忌》、丘东平的《多嘴的赛娥》等都各具特色。
在左翼文学各领域中，小说创作的收获最为丰富而坚实。蒋光慈（1901—1931）是革命文学最早、最富热情的开拓者之一，对左翼小说的题材和技巧做过多样的探索。代表蒋光慈小说创作成就的是长篇《咆哮了的土地》。作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运动的风貌，开此后这一类小说的先河。胡也频在1930年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小说以“五卅”运动时代北京市民反帝怒潮为背景，刻画了青年共产党人刘希坚的形象。作者把人物安置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且基本上从“革命+恋爱”的模式中蜕变出来。茅盾的《子夜》是成熟的左翼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品，它是十里洋场的现代都市景观和民族工业命运的艺术写照，以《林家铺子》和《春蚕》为代表的“农村三部曲”大规模地描写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茅盾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能够从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复杂的经济矛盾关系中展示人物悲剧性格的形成、发展和衍变的必然性。叶紫的代表作《丰收》和《火》艺术视野宏阔，形象刻画生动，立体地展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场景，中篇小说《星》以劳动妇女为主角，着力表现革命潮流推动下妇女命运的剧变，把五四作家十分重视的关注妇女命运的艺术命题推进到新的高度，时代气氛逼真，地方色彩浓郁，心理刻画生动，值得重视。
左翼诗歌也以“左联”成立分为两个时期。蒋光慈、郭沫若、冯宪章、钱杏邨、冯乃超、殷夫等普罗诗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以自己的诗歌控诉了国民党当局的残忍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悲怆而高亢，不屈不挠。郭沫若的诗集《恢复》中活跃着一位历经劫难而不屈不挠的革命诗人的身影。蒋光慈的《寄友》、《哭诉》等作品也是如此。继蒋、郭之后，年轻的普罗诗人表现出更为高昂的革命热情。冯宪章的诗集《梦后》等作品热情地讴歌理想，礼赞工农；钱杏邨的诗集《荒土》和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充满了理想色彩。冯乃超的诗集《红纱灯》铿锵激昂，明快畅达，充满神秘朦胧的美。但总的来说，普罗诗人的诗歌虽音调粗犷，**奔涌，却粗糙幼稚，诗味淡薄。
把左翼诗歌引向中兴的是1932年5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它极重视题材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强调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前进。农村革命和反帝抗日成为他们诗歌的两大主题。中国诗歌会的代表人物有蒲风、穆木天和杨骚、任均、王亚平等。蒲风的代表作品有诗集《茫茫夜》、《生活》、《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长诗《六月流火》等，大多写农村现实生活，描绘被压迫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滋长着的烈火般的反抗情绪，诗风朴素，但艺术粗糙。穆木天倾吐着反帝抗日的民族情感，杨骚多通过爱情题材抒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
三、其他作家的创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有许多其他作家在从事文学活动。这些作家没有像“左联”这样的严密组织，也没有像前一个时期那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他们往往只是一些见解比较接近的作家，在一起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共同进行活动，由此形成一种文学风尚。他们中间大体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郑振铎、王统照、巴金、靳以等为代表的进步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曾先后出版了不少文艺杂志，其中著名的有《文学》（郑振铎、王统照等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等主编）、《文季月刊》（巴金、靳以主编）、《文丛》（靳以主编）等。此外像“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以及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都编辑和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另一部分是以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家，他们所编辑的刊物有周作人在北京编的《骆驼草》，林语堂先后编辑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沈从文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等。他们的创作重视艺术，讲究意象，距社会现实较远，有的还提倡幽默，表现“性灵”。散文小品和诗歌的内容都比较冲淡。
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老舍以其突出的成就而独树一帜。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旗人家庭。幼年的苦难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2年，老舍开始创作，但到20世纪30年代，他才真正致力于文学。1933年，老舍写出了长篇小说《离婚》，并发表了《月牙儿》等较优秀的短篇小说。1936年，他又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它以一种朴素的叙述笔调，生动的北平口语，简洁有力地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和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而牢固地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巴金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位作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但他是一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1927年旅法期间，巴金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28年夏天，他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发表之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之后，他又创作出了总题为“爱情三部曲”的《雾》、《雨》、《电》。1931年，他开始了其杰出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创作，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完成。“激流三部曲”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写出了一代新青年的觉醒，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其中觉新的形象最为丰富，也最为成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艺术典型。抗战爆发后，巴金又写出了“抗战三部曲”，长篇小说《寒夜》及一批短篇小说。巴金的短篇小说也丰富多姿、色彩缤纷。此外，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叙事和抒情相融合，感情饱满，虚实相间且挥洒自如，有一种内在的魅力和光彩，可谓风格独特，自成一家。
从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陆续开始文学活动并且作出引人注目的成绩的作家，如鲁彦、郑振铎、蹇先艾、李劼人、李健吾、沈从文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又各自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更多的收获。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鲁彦，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小说作者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的主要作品有《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五个短篇集和长篇小说《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等。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成分，往往以朴素而自然的语言，通过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描写，将现实生活的严酷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他鞭挞着小私有者的自私和狭隘，真实地反映着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悲剧，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当时的社会。
郑振铎（1898—1958），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除了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之外，还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此集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取材于文天祥《指南录》的《桂公塘》，苍凉悲壮，富有感染力量，是这一时期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1926年，蹇先艾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受到鲁迅、叶绍钧及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影响，其作品多取材于家乡贵州农村，写平常人的平常事，文笔朴实无华，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家”。他早期的小说集有《朝雾》，集中代表作是《水葬》。20世纪3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短篇集《还乡集》、《酒家》、《盐的故事》、《乡间的悲剧》及散文集《城下集》等。其中《乡间的悲剧》、《赶驮马的人》、《盐巴客》、《在贵州道上》等，笔致严谨而朴素，地方色彩浓厚，饶有山城风光。
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并写过小说《同情》的作家李劼人，从1935年起写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第一部），描写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生活。这三部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对当时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市民阶层心理和生活方式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
曾以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而为人称道的李健吾，这一时期主要致力于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母亲的梦》（独幕剧）、《梁允达》（独幕剧）、《这不过是春天》（三幕剧）等。后者是他的代表作。
沈从文是20世纪30年代知名于文坛的作家。他1902年出生于湘西的凤凰县。1924年，开始创作小说。自20年代末到抗战爆发的七八年间，他出版了《好管闲事的人》、《石子船》、《老实人》、《月下小景》、《八骏图》等20多部小说集，成为当时新文学领域中小说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有描写旧军队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事兵》等；有描绘城市人情世态的，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而最具特色的作品是反映湘黔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的作品，如《旅店》、《夜》、《还乡》、《边城》等。写于1934年的《边城》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它以川湘边境的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的生活，及外孙女与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对这个僻远边城的自然景致、生活风习和人物性情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地方色彩极为浓厚。小说的细节描写，从日常生活到节日活动，从平凡无奇的摆渡到引人入胜的龙舟竞赛，都写得逼真生动。他的小说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官僚、军阀、资本家、政客、土豪，也有士兵、渔夫、船夫、小贩、娼妓以及工人、学生等，组成了当时社会广阔的世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