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抗战文学及解放区新文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沿海大城市特别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文艺活动和出版界一时陷入停滞状态，一些较有影响的刊物如《文学》、《文丛》及《光明》、《中流》等相继停刊，代之以《呐喊》、《烽火》、《光明战时号外》、《战时演剧》、《战时联合特刊》等小型刊物。面对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大片国土的沦陷，作家们纷纷摆脱原先比较狭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内地和抗日前线。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理事有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人，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全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文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

一、抗战文学的蓬勃发展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量增加。1935年华北事变后，则以压倒一切之势涵盖了当时的文坛。在散文创作领域，这种历史性转变非常鲜明突出。30年代杂文鼎盛一时，纷纷揭露日寇的侵华、亡华阴谋，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鼓动人民的抗日热情。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萧军、萧红等人的作品都笔锋犀利，泼辣生动，代表当时杂文的最高成就。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诗歌也出现**，散见于各诗刊、各大小文艺杂志及报纸的诗歌没有一篇不是关于国防和抗日的吟唱，涉及民族解放斗争的题材。田汉创作了著名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周立波的《可是，我的中华》以及田间、臧克家、艾青等的诗作，都汹涌着不可遏止的民族悲愤，表达着为民族解放献身的崇高愿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艾青曾创作过《春》、《太阳》、《黎明》等诗作。抗战开始后，他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诗作一扫往日的忧郁，燃烧起抗日救亡的烈火。1938年2月他创作了《北方》，同年4月，又创作了抒情长诗《向太阳》。这是诗人的第一首长诗，它更像是一首颂诗，“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1939年3月，艾青创作了富于抒情性的叙事诗《吹号者》，深情赞美那些为保卫国土而牺牲的战士。诗的本身就像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而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丽的形象，1940年5月，他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火把》，在较宽阔的生活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中跳跃着像火把一样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显得格外激动人心。他的其他诗作还有《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这些抗战救亡的诗篇不仅有丰富的意象群，而且有散文美，句式自由，内在韵律节奏强烈。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其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还有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和追求的讴歌。他的诗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精神，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

田间（1916—1985），安徽无为县人。1933年加入“左联”。抗战之前，曾出版过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等。抗战爆发后不久，田间去了延安，以后又长期生活、战斗在晋察冀边区。他是当时街头诗的发起人和坚持者之一，写出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著名的《义勇军》，色彩丰富，意境深远。他这一时期的诗，大都编入诗集《给战斗者》。诗集中的《给战斗者》洋溢着战斗的热情，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其他的诗篇也都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他的其他诗集还有《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她也要杀人》等。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李广田、卞之琳合出过《汉园集》，有“汉园三诗人”之称。他的早期诗歌形式整齐，音节和谐，韵律悠扬，意境完整，细腻缠绵，反复低徊。抗战爆发后，他的诗风有了明显的改变。1940—1942年间所创作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夜歌》。他到延安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1939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其他优秀的诗作还有《北中国在燃烧》、《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

光未然也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写出著名诗篇的诗人，他以写作朗颂诗和歌词见长。1935年8月，他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1939年3月，他在延安创作出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经作曲家冼星海谱曲后，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1940年，他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要求。

臧克家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淮上吟》、《泥土的歌》、《生命的秋天》等诗篇，讴歌抗敌将士，呼唤民族新生。之后，他又写出了《兵车向前方开》、《伟大的交响》、《匕首颂》、《桐柏山在迎望着》、《大别山》、《春鸟》等，这些诗篇具有史诗气象，气势凌厉，意境壮阔，热烈奔放，格调明朗。周立波的《饮马长城窟》和《无题》，还描绘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壮丽景象。

在全面抗战初期，文学运动的基本主题是描写新人成长，歌颂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和形成。它集中表现为两个侧面：一是正面描写国民党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敌，慷慨赴死，塑造在旧军队中蜕变的新军人典型。这些作品多以松沪抗战、台儿庄战役为题材背景，小说方面有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报告文学有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二是表现民众的抗战热情，尤其是农民在抗日烽火中的锻炼成长。突出的作品有曹白的报告文学集《呼吸》，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和红萝卜》，吴组缃的长篇《山洪》等。此外，巴金的《火》和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等也有相当影响。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战斗性，忠实地记录了民族的情绪，没有忧郁感伤，也没有技巧的玩弄，但缺少史诗般的宏大深刻。

以武汉失陷和皖南事变为转折点，抗战文学的主题风格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而开始显示出其史诗般的浓郁、凝重和博大。暴露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社会的黑暗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主题。茅盾的《腐蚀》以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被腐蚀下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心灵告白，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血腥罪行和顽固坚持分裂政治路线的反动行径。手法新奇别致，用笔含蓄曲折，文辞机智闪烁，注重氛围的渲染和时序的颠倒错杂，隐喻、暗示、象征的广泛运用使小说扑朔迷离，神秘幽凄。宋之的《雾重庆》则以沉痛愤慨的心情描写了知识分子因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而没落。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以感伤的抒情笔法描写在卑微平凡的生活重压下的知识分子孤寂灰暗的心理。巴金的《寒夜》也表现小人物被生活毁灭的悲剧。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四川乡村政权的腐败和堕落。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在其香居茶馆里》、《联保主任的消遣》等作品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国民党后方统治的黑暗，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1942年，他还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小说以开采烧箕背金矿的事件为线索，写土豪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刻画和展示了各具性格的地方阶级群丑图，同时它还是一幅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四川农村风俗画。“野草”作家群的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等人的杂文在新时代下也显示出勃勃生机。他们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明是非，论逆顺，辨邪正，既鞭挞了现实的丑恶，也揭破了历史的真相。

从抗战后期开始至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继续着国民性探索的主题，在大力弘扬民族正气的同时，也犀利深刻地解剖着各种民族精神痼疾，将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与对民族新生的呼唤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写于1946—1949年（当时老舍在美国），它描绘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8年间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在广阔而又复杂的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它展示的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之一，显示的是历史发展的某些根本的规律，情节曲折复杂，众多的人物各具特色，喜剧与悲剧相互交织，借北平沦陷区一条小胡同里的悲欢离合，从容地反映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气度恢弘，容纳丰厚，是反映抗战救亡的文学中仅见的史诗性巨著。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钱钟书的《围城》，小说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者擅长心理描写，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面貌刻画得精微入妙，令人叫绝。

二、解放区文学的兴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呈现着另一种新面貌。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另一个抗战文艺中心，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刊物纷纷创办，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社团。抗日的朗颂诗、墙头诗、传单诗及抗战歌曲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和根本弱点，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阐释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艺必须服从于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需要。

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新题材、新主题在作品中占了主要地位，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主人公，作品的语言形式也越来越民族化、大众化，出现了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人民文学。赵树理是一个杰出代表。赵树理（1906—1970）出身于山西省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喜爱民间曲艺。1931年起，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没有文化的农民能听懂、看懂的东西。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了革命工作。1942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年10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1945年冬，写完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同时他还写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成为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表达方式等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从而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为新文学增添了新因素，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这种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流派，人们称之为“山药蛋派”。

赵树理著《李有才板话》

除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都以农村土地改革为题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故事线索纷繁，主次分明，生活气息浓厚，整个作品就像一幅宏大绚丽的画卷。《暴风骤雨》以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东北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解放区涌现的比较优秀的中长篇小说还有马加的《江山村十日》，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

在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兴旺，涌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作品。孙犁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而著名，有小说集《芦花**》、《荷花淀》、《采蒲台》等，笔调清新明快，充满抒情诗意。康濯和秦兆阳以反映新的农村生活而著名。康濯的作品有《我的两家房东》、《初春》等。秦兆阳则写了《老头刘满屯》、《幸福》等。邵子阳的《地雷阵》在当时流传最广，杨朔则写了《月黑夜》。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群众的诗歌创作也空前活跃，产生了优秀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王贵与李香香》是诗人李季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46年9月的《延安日报》。整个作品近一千行，全部采用陕北“信天游”写成。它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漳河水》是诗人阮章竞的作品，作于1949年3月。它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不但成功地描绘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许多新颖独到的特点。

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为报告文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思想艺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解放区的许多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孙犁、刘白羽、马烽等都写过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华山和周而复则以写报告文学为主，并产生过较大影响。华山的代表性作品有《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等，还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鸡毛信》。周而复最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是《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海上的遭遇》等。其他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吴伯箫的《黑红点》，曾克的《乡居生活》、《挺进大别山》，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等。这些作品共同表现了一个新的群众时代，共同描绘出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它们也是对新文学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