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

由于历史和倡导者自身的限制，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存在着相当的缺陷，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在文坛盛极一时并发生重大影响的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它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开端。鸳鸯蝴蝶派文学善写才子佳人之类的言情小说，重视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一味强调“消闲”、“游戏”和“快活”。早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有徐枕亚、李定夷、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陈蝶先（天虚我生）等，其代表作品则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它被称为“言情鼻祖”。在五四运动之前，鸳鸯蝴蝶派文学几乎成为文学的正宗，独占文坛，征服了大部分读者。五四以后，在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抨击下，鸳鸯蝴蝶派文学一度受挫。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它又再度活跃，其代表就是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姻缘》。到20世纪30年代，又产生了秦瘦鸥的《秋海棠》。

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缺陷，在留学于日本和西方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弥补。他们开始建构新的文学观念，并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的审美意识、新的文体形式和文学语言，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从具体作品到总体风貌，都脱胎换骨，重立纪元。鲁迅、胡适、郭沫若、欧阳予倩、闻一多、徐志摩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拓荒者。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辛亥革命以后，给中国文学带来质变的文学革命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吸收和随之而来的思想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考。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是因为封建君主专制赖以长存的封建文化基础远未被铲除；二是革命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隔阂。因此，思想革命被推上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通过思想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命暴露出来的两大问题，既能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来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精神基础，又能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而完成思想革命的主要途径是引进西方社会以民主和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于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向封建文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由之兴起。

胡适《文学改良争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915年《新青年》创刊不久，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索。陈独秀等看到了文学对思想革命的有力作用，要求国民意识的现代化必须与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留学美国的胡适主张“废除死的古典语文，改取活的语体语文”。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并鼓吹以“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并声明在“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当时对“文学革命”概念最全面的阐释。之后，钱玄同、刘半农等撰文响应。1917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也同在北大任教。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明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蓄主义，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大遂成为文学革命的发源地。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新青年》还大力扶持新文学的创作。1917年2月和6月，该刊先后发表了由胡适创作的中国最早的白话诗词，次年又连续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从1918年5月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并陆续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从此，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都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地暴露出“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刘半农、叶绍钧等人的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重要内容。许多新的作品都充满了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如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槃》、《匪徒颂》等。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获得了大解放。白话文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继《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之后，在“诗体解放”的号召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明显地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创作和翻译作品。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为旧派文人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逐渐改用白话。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它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最初的种子。

1918年以后，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和“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改革旧戏的问题在这时开始提出，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他们坚信新文学的伟大前途，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作出新的说明。[1]

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娜拉》等作品。从此，外国文学的介绍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周作人、郭沫若、田汉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大量的世界名著被有系统地陆续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它帮助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了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

二、风起云涌的新文学社团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前，活跃于文坛的主要是新青年社和新潮社两个文化团体。当时，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职业的作家，也没有独立的文学社团出现。五四以后，建设一种“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观念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文学创作也显示出日益明显的实绩。此时，新文学运动才和一般的运动分离开来，文学社团也应运而生。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同年6月，创造社成立于日本东京。这两个社团的建立，标志着一个遍及全国的文学活动的开始。据茅盾先生统计，仅《小说月报》记载的从1922年到1925年成立的文学团体便不下百余个，实际数字要多上一倍。这些社团之中比较活跃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在上海有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成立的民众戏剧社（1923年成立），冯至、杨晦等人的浅草社（1922年成立，1925年迁至北京，易名为沉钟社），田汉的南国社（1924年发端），蒋光慈、沈泽民的春雷社（1924年成立）；在北京有徐志摩等人的新月社（1923年成立），鲁迅、周作人领导的语丝社（1924年11月成立），胡适、陈源等人的现代评论社（1924年12月成立），鲁迅、高长虹等人的莽原社（1925年4月成立），鲁迅、韦素园、台静农等人的未名社（1925年8月成立）；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人的绿波社（1923年5月成立）；在杭州有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的晨光社（1921年9月成立）以及之后的湖畔诗社（1922年4月成立）等。这些文学社团的主体大多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这些社团或二三人、三五人乃至十数人集结在一起，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表现自我，发展个性，勇于创新。

文学研究会成立会合影

在蜂起的纯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两个中心，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不赞成把文艺当成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自1921年成立到1931年解散，历时10年，造就了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朱自清、庐隐、张闻天、冰心、王任叔（巴人）、鲁彦、沈雁冰、郑振铎、孙伏园、俞平伯、徐志摩等一大批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乡土派文学及新月社、语丝社及“左联”的许多作家都出自这个团体。创造社也比较松散，“没有章程，没有机关，没有划一的主义”。它自1921年6月创办到1930年3月解散，历时9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周全平、叶灵风、柯仲平、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是创造社的骨干。但创造社的主要精神倾向于革命，其发展也一波三折。其他的社团或倾向于文学研究会，如民众戏剧社、语丝社、莽原社等；或倾向于创造社，如南国社、浅草社等。其发展演变的情势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若干的共同点。首先是以共同的文学志趣作为社团的宗旨，如文学研究会是“为人生”，创造社是本着“内心要求”，沉钟社是“忠实于艺术”，狂飚社推崇“强者的艺术”等。其二是各社团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叉和渗透。其对立主要体现在不同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学艺术主张上。第三个特点是适应当时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大多数社团都由纯文学转向了社会的、阶级的文学。到1930年3月“左联”宣告成立，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南国社的许多成员都加入了“左联”，文学社团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现代新文学的初创

从《新青年》创刊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余年中，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新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人物如鲁迅、刘半农、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王统照、闻一多、徐志摩、叶绍钧、丁西林、周作人等人，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将。他们的作品或志在唤醒民众，或抒写情爱，或表达伤逝，或抒发叛逆精神，风格不一，内容也各不相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唤醒民众、启发民智的启蒙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文化运动本身便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它用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奴化人格和宗法礼教，用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张扬理性，构建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把广大民众从封建蒙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新一代文学家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代脉搏，实现了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一次飞跃。它以唤醒国民灵魂、建构新型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为己任，以广大下层劳动群众为主要启蒙对象，以反蒙昧、反守旧、反奴化、反迷信为主要任务。它发展和成熟的基本标志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创作。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2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刺激，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关于国民性的思考，赋予鲁迅的小说、杂文以光彩夺目的理性之光。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自觉地“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热情地呼唤：“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他的创作，也因此而成为启蒙文学的典范之作。

鲁迅《阿Q正传》手稿

从1918年起，鲁迅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到1923年，他先后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鲁迅以深厚的感情关注着农民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

蒋兆和绘《阿Q像》

在五四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他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呐喊》共收1918—1922年间写的小说14篇，它们都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热情。《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穿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病话，但每句话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通过狂人精神错乱时的胡言乱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小说借实引虚，以虚证实，艺术构思十分巧妙，使读者耳目一新。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作品用典型的细节鲜明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格，从而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蘸了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而治愈痨病，夏瑜为群众而牺牲，却根本未得到应有的理解。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作家根据亲身的感受和经历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民众，那么先驱者的鲜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留下的只是一片惨淡的冷漠与遗忘。在同样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故乡》、《风波》、《祝福》、《离婚》中，鲁迅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欺压和迫害。《风波》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着时代的风波。小说中赵七爷、九斤老太、七斤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风波过后，仍然一片平静，它暗示着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依旧不曾脱离原来的轨道，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通过主人公闰土的遭遇和变化，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灾难。《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为农民的命运提出强烈的控诉。勤劳善良的祥林嫂充满辛酸和血泪的一生，让人看到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

《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甚至连自己的姓都没有，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性格中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他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部分农民的典型性格，具有广泛的社会讽刺效果。阿Q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阿Q正传》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鲁迅较多地注意到了群众的落后问题，并提出了启发农民觉悟问题。虽然他还不能指明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得到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鲁迅并没有回避农民的精神弱点，因此阿Q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五四时期《新青年》其他主要成员的创作也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文学革命初期，胡适（1891—1962）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他在1920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集中诗篇的思想内容并不引入注目，其语言形式的革新在文学革命初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除白话诗外，胡适还写了话剧《终身大事》（1919），主要宣传婚姻自主，鼓励妇女冲破封建束缚，走“娜拉”式道路，在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早期话剧运动中产生过积极影响。

继胡适发表白话诗之后，《新青年》等不少刊物陆续发表白话诗作。郭沫若《女神》的出版，更为诗歌创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五四运动之后，郭沫若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于1921年出版了诗集《女神》，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歌56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在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歌颂凤凰的更生，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诗中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式的旋律，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影射现实，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如《晨安》和《匪徒颂》，皆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些诗篇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如《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等。还有一些诗篇表现了对劳动群众的景仰和颂扬，如《地球，我的母亲！》。一些歌咏大自然的诗，如《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都清新生动，气象宏丽。《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它强烈地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诗篇奔腾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的诗歌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新青年》杂志同人中，较早发表新诗的，还有刘半农和沈尹默。刘半农（1891—1934）主要的创作成绩在新诗方面。他对新诗的形式和音节做过多样的尝试与探索。其诗集《扬鞭集》收录了不少较为成功的作品，如《相隔一层纸》、《学徒苦》、《拟儿歌》、《铁匠》、《老牛》、《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夜》、《三弦》等，为当时读者所称赏。俞平伯的《冬夜》、《西还》等诗集所收之诗，从词语、音律到表现手法，都有较多古典诗词的影响。而刘大白（1880—1932）的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潮。如《红色的新年》、《五一运动歌》等赞美了十月革命的潮流；《田主来》、《卖布谣》等揭露了豪富的贪婪。

文学革命初期，在鲁迅的带动下，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等小说作家也渐露头角。之后，白话散文日渐增多，杂文适应斗争的需要而出现，报告文学也应运而生。瞿秋白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俄乡纪程》、《赤都心史》。

四、各新文学社团成员的创作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新文学团体，它的许多作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都享有盛誉，如郑振铎、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庐隐等。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创作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为推动新文学的创作，文学研究会十分注重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着重翻译介绍苏俄、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小说月报》曾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还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刊。在文学研究会的推动下，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不断涌现。

冰心（原名谢婉莹）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之一。她创作过《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但她的散文成就更高。较早写成的《笑》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名的白话美文。后来的《梦》、《往事（二）》、《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都有抒情诗的情调和风景画般的美感，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的独有风格。

文学研究会成员中在诗歌和散文方面有特色有成就的另一个作家是朱自清（1898—1948）。他的诗作分别收入了《踪迹》（诗文集）与《雪朝》第一集中。而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散文。在这一类散文中，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这些作品有着十分动人的力量，在新文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王统照（1897—1957）是文学研究会中另一位较有成就的作家。他五四时期开始在《小说月报》、《曙光》、《新潮》等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作品，到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短篇集《春雨之夜》、《霜痕》，诗集《童心》及中篇小说《一叶》、《黄昏》等。他的早期创作中虚幻的想象多于客观的描绘。而随着作者思想的变化，其笔锋逐渐转向暴露和控诉不合理的现实。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湖畔儿语》和长篇小说《山雨》。《山雨》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深刻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

许地山（1893—1941）也是文学研究会中富有特色的作家。早年的生活和思想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情节曲折，语言明快，人物性格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却又常常带着宗教的虔诚与命定论的思想。散文《落花生》、《春的林野》等名篇皆清新爽朗，富于生机。

在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中，最能代表其现实主义特色的是叶绍钧（圣陶）的作品。从1919年起，叶绍钧开始创作白话小说，最初的几个短篇集《隔膜》、《火灾》、《线下》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五卅”运动之后，叶绍钧作品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变化，《城中》、《未厌集》两集里的作品开始关注现实斗争，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1928年，叶绍钧创作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重要长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以后，叶绍钧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著名的有《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逃难》等，这些作品题材更为广阔，讽刺更为辛辣，有着较为鲜明的艺术特点，朴实、冷峻而自然，结构谨严，语言纯净洗炼，而富于表现力。叶绍钧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有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四三集》等。其中著名的作品如《小白船》、《芳儿的梦》等，为儿童描绘了一片天真的乐园。

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又一个成立于1921年的新文学团体。它与文学研究会并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创造社成员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但在文学上都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内心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喜爱歌德、海涅、拜伦、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王尔德等作家，在创作上侧重自我表现，作品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诗歌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郭沫若，在小说和散文方面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像

郁达夫（1896—1945）是创造社成员中小说散文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早年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印记。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他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沉沦》发表之后，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过很大的反响。郁达夫开始文学创作，便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在小说中，他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还乡记》等都带着“自叙传”性质。尤其是《茑萝行》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他的小说，往往是一曲曲灰暗、沉重、凄凉的哀歌。他的许多作品如《茫茫夜》、《迷羊》等，往往**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某些颓废色彩。郁达夫的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游记散文更有特色，如《屐痕处处》、《钓台的春昼》等名作，笔墨清婉，意境深远，十分动人。

语丝社、沉钟社、未名社及新月社等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颇为活跃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社团。语丝社的主要成员和撰稿者有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孙伏园、川岛、冯文炳、许钦文、林语堂等。其中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最为突出。周作人（1885—1968）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干将之一。他从新诗创作入手，不久转到小品散文的写作，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等。其散文舒徐自在，冲淡平和，处处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几乎篇篇都是美文。中国现代散文，以周作人的贡献为最丰富。

同语丝社倾向接近的文学社团有莽原社和未名社，但其成员的创作成就不大。1925年在北京成立的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沉钟社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作者是陈炜谟和陈翔鹤，而诗歌则是冯至。冯至早期诗歌的基本主题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语言整饬而自然，感情细腻而真挚，大多蒙染着一层“如梦如烟”的哀愁，如《我是一条小河》、《蚕马》、《吹箫人》等。后期诗集《北游及其他》中的诗有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思想感情更为阔大，但仍然如一支幽婉动人的笛子在风中吹奏。他的诗注意遣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一种内在的音节美。而正因为这一特点，他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徐志摩像

在诗歌创作中取得更大成就的是新月社成员，其代表人物是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徐志摩（1891—1931）是“新月诗派”的盟主，在1922年到1931年近10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等诗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等散文集。收在《志摩的诗》中的早期诗作大都内容健康，格调清新，形式活泼自然，如《落叶小唱》、《残诗》等，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调。但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诗人也在许多诗篇中流露出失望和颓唐情绪，特别是在《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中的一些诗篇，如《大帅》、《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等。此后，他以全部精力追求诗的格律的改革与创造，音调的和谐与匀称。代表徐志摩艺术成就的，是那些并无明显社会内容的抒情诗，它们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再别康桥》就出色地显示了诗人的才情与个性，诗人真挚热烈的浪漫主义个性，形成了全诗轻柔、明丽而又俊逸的格调。《山中》一诗，将浓烈的思念化为奇妙的想象，用凝炼的诗句生动细腻地表现了爱人之间梦一样美丽的感情。此外如《沙扬娜拉》音节和谐，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意境优美，技巧圆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闻一多像

闻一多是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但创作道路与徐志摩有很大不同。他受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立志做“艺术的忠臣”。1923年出版的诗集《红烛》中的许多诗就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艳丽的风格。但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并不单一，他的许多诗篇都充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又化为神奇瑰丽的想象，如《太阳吟》、《死水》集中的《死水》、《祈祷》、《一句话》、《洗衣歌》、《发现》等。在艺术上，这些诗也结构谨严，形式整齐，音节和谐，比喻贴切。

新月社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诗人是朱湘（1904—1933），其诗作以《草莽集》为代表，往往以小诗的形式，歌唱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怨，愤世者的孤高以及含有哲学意味的思索，精心的构思中显示出倩婉轻妙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