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致力于“中国化”的基督教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1906年，教团有82个，宣教师有3833人，信徒10余万人。1913年，宣教师就增至5394人，信徒则达245959人。到了1935年，全国新教教会有7281个，信徒达百万余人。[41]而天主教徒在1936年约有2800000人。[42]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据1937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100所，女子中学有95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54所，共计259所，学生50000余人。教会大学有15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岭南大学。教会书局有130家，仅1935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4000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中文杂志有211种，英文杂志有27种，合计总数为238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1937年达271家。另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新局面。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1949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结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国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基督教最终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策略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天主教会作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43]，中国的天主教会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1922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使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1924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划中国教区为17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1926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6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6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义、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1933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1936年，做主教的中国天主教人士已达23人。

与此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1933年，已达到5000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刚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中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他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1928年8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领袖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基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44]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军队占驻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有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基本能得到保证。

二、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于1922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作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作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45]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治”、“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撰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与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民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民国基督教界中国籍教徒的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新教教徒进行的“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早在19世纪7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中国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1920年有80多所，1924年有330多所，1940年有600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1000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稣教会”等。[46]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如1925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出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曾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1927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600多所，但到了1935年只剩下200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四、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由于上述因素，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则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己”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都很类似，皆可互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干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对基督教与佛教的教义，很多基督教人士也力证二者相同。他们指出，《阿弥陀经》说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耶稣也说有个极乐天堂；佛教认为“往生”分为九品，基督教也宣传天神分为九品；《阿弥陀经》说因果报应主要在死后证验，今生积善行德在来世才可得到真正的福报，耶稣也说不在人间行善，死后就不能升入天堂；佛教主张按时念佛名号，求佛接引，并以此为修证方法，基督教也把早晚祈祷上帝做为基督徒修行的方法；佛教讲“即心即佛”，耶稣则说：“上帝就在你的心中”，这都说明两教教义并无不同。一些基督教徒甚至据此主张“基督教佛教化”，把西洋的基督教完全中国宗教化了，张纯一等人是其代表。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督教“即是一部分之佛教”[47]，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佛徒。因此虽然他后来兼信了佛教，但也并未因此就全盘否定基督教、公开宣布自己不再是基督徒。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基督教决非真基督教，因为中国现行的基督教是由西洋传教士传入的，而“西人来吾国传教者，毫无宗教的真学识；其程度又在不知基督真教义之马太、马可、路加下远甚；又不通中国文字，故所传者，绝非真基督教，纯是沿讹谬传之洋教”。中国的基督徒在他看来，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今之自命为基督徒，实则处处反背基督”[48]。

他接着就指出，真正的基督教“确是大乘佛法”；耶稣“确是菩萨摩诃萨。故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心，无异观世音菩萨”；而上帝“即佛教之真如，与众生之心。无内无外，平等不二，即知人人都是上帝，只被肉体埋没耳”[49]。最后，他讲，正因为基督教只是佛教的一部分，因此“其法门远不及佛教圆满，其条理远不及佛教邃密”，也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基督徒即佛徒，而佛徒并非都是基督徒。

当时，持“基督教佛教化”论的基督徒，除张纯一外，还有一些人，比如有个署名鹏南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敬告奉耶教诸兄弟姊妹书》，我们从该文中可以看出他也属于这一类基督徒。

他在文中自述自己出身于基督徒家庭，从小就笃信基督教，从不敢违背上帝和耶稣的旨意。长大后离开江南去外地供职，接触了佛教，研究了佛学，发现“佛教具有圆融无碍之真理”，而相比之下，基督教所揭示的真理就比较有限了。这样自己虽然还未脱离教籍，仍以基督徒的身份向教会缴纳年捐、杂项捐、特别捐，但内心已自认是佛弟子了。

他反复申明自己虽然已在思想上“由耶入佛”，但并不否定基督教，对基督教并无恶感，只是觉得佛教教义更高明。“并非耶教全非，不过如大学与中学之比例耳。佛教则为真实之大学，吾辈既入中学，何不更进而升入大学。中学知其端，大学得其全，热心宗教者，谁不欲造乎极致。倘终身耶教者，决无登峰造极之日”[50]。

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得宗教之“端”，讲的是宗教的基础知识；佛教教义得宗教之“全”，讲的是基础知识之上的高级内容。信奉学习了佛教，才能获得宗教的全貌，登上宗教认识的最高峰。既然如此，基督教就应该向佛教看齐，就应该佛教化。

民国基督教的仪规，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