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就在外国文化特别是西学大规模和全方位涌入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和文化命运的时候，中国文化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尤其是向西方传播着。这样一种回流显得相对和缓，不像主流那样汹涌澎湃，但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做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
一、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文化的西播
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外播与外来文化的涌入一样，呈全方位的态势，但相比之下，外播之流乃其主向，要更为引人注目。在此期中国文化的外播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具有界标意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及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得到了一次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一次传播的声势、持续的时间和影响虽然无法与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相比，但也有着不可小视的“热”度。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端，使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人，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因之，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视和弘扬，成为西方不少思想家、学者和知识青年普遍的精神关怀。在这方面，文化巨人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颇有代表性。1920—1921年他应邀来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书中坦承，他在苏联旅行之后，是带着“西方文化的希望日显苍白”的“疑惑的痛苦”，开始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的”。而中国也并没有让他失望。在该书里，罗素激烈批评了西方人推崇竞争、开发、永无止境的追求和一意破坏的人生观，热情赞美了中国人崇尚礼让、和气、智慧和美，懂得真正人生之乐的文化精神，认为这些精神品质正为“现代世界所急需”。他站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看待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优长，反复强调，文化交流对于中西双方都很必要，“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要少得多”。在书中，罗素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民族性也有诚恳的批评，不过，向西方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以供西人反省借鉴之用，无疑是该书的主体倾向。它凝聚了哲人心胸高阔、灼见深远的文明之思。这样一种思想，既是西方中国文化热的体现，又对这种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旅行，也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失望于自身的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Bourtreu）就告诉他：“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美国名记者赛蒙氏更是向他哀叹：“哎！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门来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初听之余，还以为是人家有意奚落中国人，后来到处听多听惯了，才真正感到西方的有识之士深怀文明忧虑的良苦用心。[14]于是他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潮。
当时西方的“中国文化热”在德国热度最高。这与德国战败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程度成正比。据留德学生报道，当时德国崇尚中国文化的青年组织不少，其中最有势力的要推“国际青年团”，“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前者尊孔，为孔派，后者崇老，属老派。老派比孔派的势力还要大些。不少青年极力追求道家的生活境界，奉老子为神明。如有的社团章程就写道：“吾德青年，今既处于繁琐组织之巅矣。吾辈之创造精神，为社会强固之形式所束缚者亦久矣。今见此东方圣人，犹不知急引为解放我辈之良师者乎。……东方圣人老子等，其道以超脱世界一切为务，大浸稽天而彼不溺，流金铄石而彼不热者也。吾辈精神之权利与无条件之自由、与夫内部之统一，其事只能由吾辈奋斗与斗争而后为功，而绝不可以苟得。此种工作，盖莫若寻此东方圣人以为首领”。[15]孔派的领袖为“国际青年团”的创立者、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其党徒之言行举止，一以《论语》为本，每有讲演，必引孔子格言，以为起落”。[16]他告诫自己的同胞：“中华民族受益于博大精深之孔夫子学说已经两千年之久，深刻地理解这一学说，一方面可以吸收那些对西方文化有益的和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不至于对导致世界灾难的西方文化的弱点视而不见”[17]。
由于注重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企望从中吸取完善西方文明的汁养，这一时期，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文艺的各种译著大量出版，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最为畅销。儒、墨、释各家经典也十分流行，如早有译本的《易经》和《论语》，此期才出现了西文全译本的《荀子》和《墨子》等。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的中国经典的系列翻译，英、美汉学家翟理斯、阿瑟·韦利和诗人庞德等人的中国诗文翻译，在西方各国大受欢迎。以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学术组织与机构，也大量涌现。如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学院和达姆斯塔特的“东方智慧学院”等，从而形成了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西播的一大**。它对战后西方文明的反省与重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大为消减。但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尤其在文艺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人士如梅兰芳、刘海粟和李四光等应邀到西方各国讲学、交流，直接开展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就整个民国时期而言，此类活动在这一时期是最为频繁的。
193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赢得了苏联、英、美等西方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各国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和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与此同时，许多欧美文化组织，如苏联作协对外文化协会、英国“左翼书籍俱乐部”、法国和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则向国内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和精神，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和抗战文学。特别是中国抗战文学，此期成为欧美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积极译介的重要内容，它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这一时期，苏联作协对外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就以六种文字大量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几乎每期必载，还出版“中国抗战文艺特辑”。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在中国抗战爆发一年内，竟散发了25万多份传单，举行350多次讲演，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同时创办《中国》月刊杂志，专载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和中国政论文。此外，它还与“法国文化协会”一道举办了中国文化展览会，大力宣传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贡献和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则创办了《现代中国》和《中国月报》等，从事同样的文化传播活动。
这一时期，西方各国记者、作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纷纷来华，了解中国的抗战和抗战的中国，出版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关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亦译为《西行漫记》），政论家和作家威尔基的《天下一家》，记者毛那的长篇报告《卧龙醒了》，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中国在反攻》，斯特朗的《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的一百万人》，英国作家勃特兰的《华北前线》，“牛津派”冠冕诗人奥登与作家伊修乌特合著的《到战争去的行程》，中日问题专家阿特丽的《战争中的中国》，苏联著名摄影家卡尔曼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在中国的一年》，美国摄影师伊万思和万农、贾白在炮火中拍摄、反映台儿庄抗战壮景的《四万万人民》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颂扬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时，赞美了中华民族古老而鲜活的民族精神，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空前的同情与尊重，从而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坚韧、善良和热爱和平的美好品格。
正是在这一时期，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那种无理歧视，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美国作家威尔基感慨地说：“现在不是土地，而是人民，给了我最强烈的印象”[18]；捷克世界语翻译家柏罗斯·约斯在给中国人民的信中写道：“你们中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寄上国旗一面，来向你们这个有着伟大圣人和哲学家的大国致敬”[19]；英国戏剧家菩蕤斯特勒致信给中国人：“以我这样一个赞美中国艺术及产生此种艺术的古文明的人自然认为日本的进攻你们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一种可怖的罪恶，我所读到听到中国对此种进攻的抵抗，只有增加我对贵民族的钦佩。”[20]英国女诗人阿克兰和女作家阿特丽，也都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表示了钦敬之情，前者向本国人声称：“现在在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坚毅，在战略上的优势，和他们的英雄主义与道德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无匹的文明的前途。这是全世界一切知识分子在反侵略斗争中站在中国一方面的原因”[21]；后者则告诉中国人民：“未到中国之前，我就钦佩中国文化的高深与伟大。在这次抗战中，我十分相信中国会为世界保存这最高的文化而战胜”[22]。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它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抗战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此期西方关于抗战中国的那些名扬天下的作品，许多当时也被译成中文反馈到国内，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威尔基的《天下一家》等，它们对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对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都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此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明显的特点之一。
二、中国文艺的对外传播
文艺总是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尤其是文学，常常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传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这一时期，中国文艺外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古典文艺仍占主流，但近现代文艺即民国当代文艺也受到一定重视，且总体说来，世界各主要民族对中国文艺的了解较以往大大加强了。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首先表现为古典小说名著被大量译成各国文字出版，无论是内容的完整性还是准确性都有提高。如《红楼梦》，民国前仅有英国人焦里的前56回英译本，此期则先后出现了华人王良志的第一个全书英文节译本（1927年纽约版），华人王际真的第二个全书英文节译本（1929年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后者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作序，他在序中高度赞扬《红楼梦》说：“《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都受惠不浅。”[23]此译后来又被转译成泰国文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德文译作，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1932年翻译出版的节译本。他在译序中指出：“《红楼梦》的内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写是生气勃勃的和充分个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难忘的。”[24]该译本后来不断修订重印，并被转译成英、法、意、匈、荷等多种文字。日本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红楼梦》译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幸田露伴、平冈龙城的全译本（1920—1922年作为《国译汉文大全》第3卷出版），岸春风楼的节译本《新译红楼梦》（1916）等。著名汉学家大高岩等人，还对《红楼梦》进行过高水准的研究。
《三国演义》的翻译和传播此期也有了新的发展。1925年，英国人邓罗（布鲁威特·泰勒）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英文全译本，后来曾在美、日等国重印，并有波兰文等其他文字转译本。译文虽有不少问题，但在东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1940年，库恩根据中文节译出版《三国志：中国故事》，这是最具魅力的《三国演义》德文译作，曾被转译成荷兰等国文字。在日本，此期《三国演义》的译本至少有6种以上。不少译作还是绘图本，如吉川英治1930年翻译出版的《三国志》，译者在序中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悲愤慷慨，或幽默夸张，读来趣味横生，不禁令人拍案三叹！”[25]
越南、朝鲜、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也非常喜爱《三国演义》。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越南翻译《三国演义》大约始于1908年，有影响的译作多是民国时期所译，如阮安康1918年的译本和严春览1931年的译本等。1923年，潘继丙译《三国演义》全译本在河内出版，后经裴纪校订，多次再版，是越南最为成功的译作之一；1949年，洪越又译成120回《三国演义》越文全译本。《三国演义》的故事对越南文艺特别是戏剧产生过积极影响，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介绍，1912—1949年，仅他所见到的越文版三国故事剧本就有20余种。在朝鲜，《三国演义》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这一时期，许多朝鲜作者都致力于把《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改写成朝鲜流行的中篇小说，这类小说有《关云长实纪》、《张飞马超实纪》等，李福清提到的就达15种之多，且许多都是再版4次以上，如《关云长实纪》就有1919年、1923年、1925年、1932年各版，可见朝鲜人民对它的喜爱程度。[26]中国古典小说在泰国也极受欢迎，模仿《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文笔写作风行一时。从20世纪20年代起，泰国的许多报纸杂志都经常刊登中国小说。泰国作家喜欢将其中部分精彩情节编成舞剧表演，除《三国演义》外，《封神演义》和《说岳全传》等也是经常的取材对象。泰国歌剧、暹南的六坤戏，亦大都上演《三国演义》的故事。[27]20年代在马来西亚的一家马来文报纸上，有两人竟同时翻译《三国演义》，彼此竞争激烈，互为不服，并要求报纸公开评判译文的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小说在海外的影响之一斑。
《西游记》的英、法、德、捷克等西文译本都是在民国时期才出现的。最早的西文译本是李提摩太的英译本《圣僧天国之行》（1913）。影响最大的西文译本是阿瑟·韦利英译的《猴》（1942），它有德、捷克等多种文字转译本。最早的法泽本由法国汉学家莫朗1924年提供。在日本，此期则出现了宇野浩二等人翻译的《西游记》新译本达6种以上。
《水浒传》较早的英译本出现于1929年。最有影响的英文译本是赛珍珠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它1933年首版后曾多次再版。法文选译本出版于1922年。德文译本出现于1927年。库恩1934年出版的120回节译本，是德译本中最成功的，它名为《梁山泊的强盗》，有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等多种转译本。在译“跋”中，库恩说：“没有必要对《水浒传》的价值多费唇舌，作品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28]至于日译本，此期则起码出现了不下5种。同时，日本学者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著。
《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三言”、“二拍”等中国古代著名小说，此期也在国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介绍和传播。《金瓶梅》最有影响的西文译本，是库恩的德译本，它出版于1930年，此后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英、法、瑞典和芬兰等多种文字。他在“跋”中称赞此书“描写常有辛辣讽刺，手法是现实主义的。……谈到它的艺术性，那无可争辩的是属于最好的作品。”在欧洲，《聊斋志异》此期至少出现了4种法译本和6种德译本。英译本除了翟理思的旧译重出之外，新翻译的也不下3种。
华人吴益泰的法文著作《中国小说书目与评论》（1933），曾在欧美长期流行，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必备书。赛金花的英文小册子《中国小说》（1939），虽不尽准确和深刻，但对中国小说的介绍还是引人入胜的，对西人了解中国古典小说产生过一定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向外传播特别是在西方的传播，民国时期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是**。英国的阿瑟·韦利和庞德，美国的费诺罗萨等人在这方面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韦利以擅译汉诗著称，他的译作以自由体译成，朴实无华，但讲求格律，在欧美较为流行，代表作有《中国诗选170首》（1916），《中国诗选续集》（1919）等；费诺罗萨是美国的东方学家，20世纪西方诗歌革新运动的先驱，他认为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不符合艺术的本质，艺术需要综合性思维，而综合性思维则需借助于丰富多彩、意义隽永的诗歌般语言。在这方面，西方拼音文字由于受到字形、语法和逻辑等因素的限制，远不如汉字理想，于是他写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特点，致力于诗歌的革新运动。英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得到他的有关手稿后，如获至宝，他一面整理出版了费氏的《神州集》（1915）、《汉字作为诗歌媒介》（1919），宣传和发展费氏的诗媒理论，一面在翻译和创作实践中，千方百计用拼音文字体现他认定的表意文字——汉字的特点与活力，尽量实现视觉意象，努力把诗句分成若干较小的视觉单位，用并置法加以联结，借以增强意象的含蓄性和流动感。其代表作有《五年间》等。他翻译的中文诗和创作的英文诗生动活泼，不拘泥于音步和韵脚，以传达原作的意境为主，一时风行于欧美。他的实践对西方现代派诗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费诺罗萨和庞德的诗媒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吸收，虽未必会得到严谨的汉学家的认可，却是文学交流的一种正常途径。他们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事物，也就是西化的中国文学，这种创造性加工有时比直接借用更具有启发意义，即使对于输出国中国来说，也可以借此更加明晰地反观自己的文字及其文学的特质。[29]此种创造性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的现象，在此后的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那里也有体现，前者化用道家思想，后者翻新中国戏剧美学，都属于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法国汉学家莫朗编译《中国文学论集》（1912），华人曾仲鸣、徐仲年、罗大纲分别用法文编译《中国历代诗选》（1922）、《中国诗文选》（1933）和《唐人绝句百首》（1942），德国学者奥托·豪塞尔翻译《中国诗作》（1921），汉学家查赫翻译唐诗，弗莱彻尔出版《瓷亭：中国抒情诗歌模式》（1927），阿列克谢耶夫主编俄文《中国古代抒情诗选》（1923），安东尼思·卡斯特罗·费若翻译葡萄牙文《中国诗选》（1922），马塞洛·德·胡安翻译西班牙文《中国诗歌精华录》（1948）等，都曾在欧美各国产生过一定影响，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做出过贡献。
古典戏剧乃此期中国文学外播不容忽视的又一方面。《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窦娥冤》、《灰阑记》等名剧在不少国家都有新译本或译文出版。以《西厢记》为例，英译本此期主要有熊式一和亨利·哈特20世纪30年代分别翻译的两种，尤以熊式一1935年的译本影响为大。熊氏为华人，著名的戏剧翻译家，他所翻译的剧本《王宝钏》在伦敦也享有盛名。法译本主要有莫朗和华人陈宝吉20世纪20—30年代分别翻译的两种全译本。德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分别以洪涛生1926年、奇尼1916年的译本较有影响。日译本则至少有中村碧湖等所译《西厢记》四种以上。
另外，此期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戏剧的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日本都大量出现。在西方，以英文、法文方面为最多，英文代表著作有凯特·布斯的《中国戏剧研究》（1922），阿灵顿的《古今中国戏曲概论》（1930）等；法文则有卡米尔·普佩的《中国戏剧》（1933），华人学者陈绵和蒋恩凯分别用法文写作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1929）、《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1932）等；民国杰出的音乐理论家王光祈在德国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音乐，他用德文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歌剧》，1934年在日内瓦出版，对德国人了解中国戏剧不无贡献。在日本，此期研究中国戏曲成绩最为突出，涌现了不少专家，如青木正儿、今观天彭、长泽规矩也、丰田穰等，其中尤以青木正儿的《支那戏曲史》等著作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中国戏剧家们还纷纷走出国界，弘扬中国戏剧，为中国艺术赢得了荣誉。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著名昆曲演员韩世昌、侯永奎，粤剧演员红线女、文觉非等人，都曾到欧美、日本或东南亚各国表演、考察或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其中尤以梅兰芳的出访最有影响。1919—1924年，他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受到日本文艺界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其表演舞姿被誉为“梅舞”。1930年2月16日，他又率京剧团访问美国，历时半年，演出72天，受到的欢迎较在日本尤有过之。喜剧大师卓别林、戏剧评论家罗伯特·里特尔等都对他带去的京剧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者激动地说：“我也许只懂得其中的百分之五，而不了解其他大部分，但这足以使我为我们的舞台和一般西方的舞台上的表演感到惶恐谦卑，因为这是一种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使之臻于完美的、古老而正规的艺术，相比之下我们的表演似乎没有传统，根本没有往昔的根基。”南加州大学特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在授予学位的典礼上，邓肯博士称赞他是“中国大艺术家”，“艺术之高，世界已公认”，“这次访美演出又沟通东西方文化，梅先生有功于世界”。[30]
1935年3月，梅兰芳剧团赴苏联访问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苏联著名艺术家尼·瓦·彼得洛夫公开承认他完全“迷上了”梅兰芳艺术，他的许多同行“都为这位出神入化的演员的登峰造极的演技和中国古典戏剧所具有的最深奥的秘密所倾倒了”。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在演出座谈会上指出：“梅兰芳博士这次来我国演出的意义，比起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意义要重要得多。我们目前仅仅处于惊讶和着迷的状态。可是，在我们的中国贵宾走后，他们给予我们这些本国新戏剧的创建人的影响，将会像一枚定时炸弹那样爆炸开来。”他尤其欣赏京剧中广泛使用的“假定性手法”，认为它可以使人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断言“梅兰芳的假定性最接近于我们的时代”。[31]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当年，他排演《黑桃皇后》时，就大胆运用了这种假定性手法。
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6年，他写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一文，盛赞中国戏剧的象征手法、演员与剧中人物保持某种距离等方法，认为中国戏剧是一种更符合人的审美本性与欣赏习惯的艺术。布莱希特的夫人魏格尔曾明确表示，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柏林剧团的艺术中流着中国艺术的血液”。[32]
在西方，这一时期对中国艺术宏观研究最有成绩的，要数长期在瑞典工作的芬兰籍汉学家喜龙仁，他的巨著《中国早期艺术史》（1930）和《中国艺术三千年》，是较为全面宏观研究和介绍中国古代艺术的杰作，仅前者就有百万言。他还著有《中国的园林及其对十八世纪欧洲的意义》、《中国艺术家画论》等名著，后者是一部最早较完整地把中国艺术理论介绍到西方的著作。[33]此外，美国汉学家福开森对中国艺术也颇有研究，编著有《中国艺术综览》、《中国艺术大纲》、《中国画》、《历代著录吉金目》等有价值之书。在日本，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太田孝太郎的《古铜印谱举隅》等著作，也对研究和传播中国美术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民国绘画艺术大师辈出，佳作名作如林，不少作品连同古代艺术品此期流传到海外，深受各国艺术家的喜爱。英、法、德、俄、日等国还曾多次举办过各种形式的中国艺术展览。刘海粟、徐悲鸿等艺术大师也经常出国讲学，举办画展，弘扬中国的绘画艺术。如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刘海粟就曾先后到日本和欧洲讲学、展画，被日本艺术大师桥本关雪誉为“东方艺坛的狮子”。游欧期间，他与马蒂斯、毕加索等名家交游论艺，积稿300余幅，并主持中国现代绘画展览在汉堡、海牙、日内瓦、伦敦等地巡回展览，使中国文化“震动全欧”（蔡元培语）。1933年，徐悲鸿组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举行，此后移展于比、德、意、苏。展览7次，成立4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馆与大学。这是民国美术史上最早出国的大型中国美术展览会。40年代，徐悲鸿还曾应邀到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举行画展。
中国近现代文学此期在海外的传播，以现代文学为主。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都曾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出版。如苏联1929年即翻译出版鲁迅文集俄文版，包括《阿Q正传》（由瓦西里耶夫翻译，曹靖华协助而成）、《孔乙己》等篇；日本杰出的国际主义斗士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9月前完成了日文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后来以6大卷出版。伦敦也出版过《阿Q正传》英文本，题为The True Story of An Q。茅盾的《动摇》、《子夜》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被译成俄文出版。此外，被译成英文或俄文的还有沈从文的《边城》，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小说以及艾青、田间等的诗歌和刘白羽等人的散文。英美等国还翻译发行《中国抗战小说选》、《中国抗战诗歌选》等，这些文学作品，既增加了海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有力地激励了他们的反法西斯斗志。
三、其他方面中国文化的外播
在哲学、宗教、史学、语言文字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中国文化对外也有传播。哲学方面，翻译、研究和阐释中国古代经典为其重要内容。以《易经》为例，这一时期，翻译和研究《易经》最有成绩的，首推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他在中国学者劳乃宣的协助下，将《易经》译成德文，于1924年正式出版。这一译本以思辨语言译出，经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和著名作家黑塞的努力，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仅英译本就发行了100万册，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至今仍是最有价值和影响的《易经》翻译。
荣格对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十分推崇，他促使自己的学生将其转译出英文，并亲自撰写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序言，极力加以推荐。荣格晚年的心理学就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印证。他还同卫礼贤合作完成《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一书。瑞士大文豪黑塞也非常喜欢卫译《易经》，他为卫译《易经》专门写过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之作。他不仅从思想方面阐述《易经》的意义，还将从《易经》中获得的感受融汇到文学创作中。他的小说《玻璃珠游戏》，基本构思中就明显可以看出《易经》的影响。这部小说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卫礼贤极力强调《易经》所具有的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一点给以后接触、研读过他的译著的西方人以深刻的印象。有学者曾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国际范围的易学演进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基于、或者说是围绕着卫礼贤的易学遗产而展开的”。[34]除了《易经》外，卫礼贤还翻译了《庄子》、《孟子》、《吕氏春秋》等中国古代经典，著有《中国文化史》、《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并创办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等，弘扬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友好使者。当时和以后许多德国文化人都曾毫不掩饰对他传播中国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享受表示感激之情。中国人也对这位胸怀博大的文化伟人深怀敬意。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沈仲涛英译《易经》，并用英文撰写了《易经的符号》等著作，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了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精妙的应用，同时还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他是国际上倡导《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揭示该经典的现代科学意义的首创者之一。其著作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海外系统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较有成绩的，西方有佛尔克等人，日本有宇野哲人等人。佛尔克是德国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哲学史》三卷，1938年最后出齐，系统阐述了从先秦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介绍了150个中国哲学家，包含大量的译文和注释，被认为是长期以来“西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便利、完备的参考书”。[35]宇野哲人著有《支那哲学概论》和《支那哲学的研究》等多部著作，对中国哲学的认识颇有创见，前者30年代还曾被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入传播，不少海外思想家和学者都具有相当广泛的中国哲学知识，能较为普遍地使用中国哲学概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那于此期开始撰写的巨著《历史哲学》中，便多处将中国的“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哲学原理来阐述，认为“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他还用“阴阳”概念来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其寓意，并进而用以具体地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原理。
中国宗教的传播，不仅表现在宗教经典的进一步翻译外传，还表现在海外介绍与研究中国的宗教越来越深入，宗教界与海外同仁间的交流有了新的发展等方面。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美国学者乐民乐的《中国宗教的历史沿革》，何乐益的《中国的佛教与佛教徒》，挪威汉学家艾香德的《中国宗教》和《中国大乘佛教研究》，奥地利汉学名家纳色恩的《中国的宗教与经济》等著作，都对各自国内的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宗教发挥了积极作用。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民国时期佛教的对外传播是较为活跃的，太虚大师就曾多次出国弘法，还在中国发起召开世界佛教大会。佛教界同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此期尤为密切，如1928年，中华净业团就到泰国提倡净土法门，并由华侨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社。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乘佛教在泰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立了许多佛教组织，建造和扩修了不少金碧辉煌的寺塔。
这一时期，海外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的介绍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德国汉学大家福兰阁的五卷本《中国通史》，法国汉学家考狄的四卷本《中国通史》，美国汉学家赖德烈所著《中国历史与文化》，德效蹇英译的《汉书》等，是历史方面的代表作。语言文字方面，则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最有创获和著名。高本汉所著《汉语音韵学研究》（一译《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语与中国文》、《中国语言学研究》、《汉语词类》等都是高质量的汉学著作，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堪称西方汉语研究史上不朽的丰碑。它以较科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多种汉语方言，开创性地研究了古汉语语音系统的重新构拟问题，被汉学界公认为“本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36]。赵元任等人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对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在内的中国汉语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和敦煌学的研究也都极有成绩，为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成果反馈到国内，还对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已经与世界科学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都直接发表在国外的科技刊物上。不少杰出的中国科学家还应邀到海外讲学，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一个突出代表。李四光曾留学英国7年。1934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等大学巡回演讲“中国地质学”专题，他根据多年积累的大量地质文献资料，创造性地完成了观点新颖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讲义，特别是向英国同行师友成功地介绍了中国地质独特的区域特点和自在的完整性，受到英国地质学界的重视和欢迎。1936年，他回国前将英文讲稿整理完毕，3年后在伦敦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专著，问世后在国内外地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中国科学的外播方面，最具有象征性的人物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从1938年起，李约瑟就立志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37]。1943年，他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来华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次年在华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任馆长。其间，李约瑟向国外推荐发表了中国学者撰写的大量科学论文，并出版《中国科学》、《科学前哨》等书，热忱地向西方介绍战时中国科学界的艰苦努力和科学研究情形。同时，他那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计划也更加成熟了。战后，李约瑟用了毕生精力，组织中英科学家陆续完成了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一划时代的杰出工作虽然主要是后来完成的，但在此期已经卓有成效地揭开了序幕。
最后，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人在外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出的难能努力。由于中外交往的逐渐深入，中国人外语能力的提高和现代文化自我意识的增强等原因，投身到外播中国文化事业中的中国人人数越来越多。除了前文已提及的熊式一、沈仲涛等人外，较突出的还有林语堂、辜鸿铭、林文庆、江亢虎、蔡廷干等学者文士。辜鸿铭曾用西方文字著《中国人的精神》、《呐喊》等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广为流传。其书虽立论偏颇，但对西方人认识儒家文化的价值，反省自身文明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文明不无积极作用。林文庆英译的《离骚》曾在西方产生过一定影响。蔡廷干著有英译中诗集《唐诗英韵》。江亢虎同英国学者合作英译的中国诗歌，在西方流传较广，曾为林语堂所引述。他还用英文著有《中国文明》等书。
在民国时期，华人外播中国文化最有成绩和影响的，首推林语堂。林氏用英文写作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中国新闻舆论史》等散文集、小说和学术著作，以轻松优美的文笔，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智慧。许多著作一版再版，畅销不衰。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他的著作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还是有益的。无论怎么说，他在西方世界为中国文化赢得了空前的好感，并影响了整整一代西方人的中国观。此外，林语堂还翻译了中国儒家和道家的一些经典如《论语》、《大学》、《中庸》和《老子》等，并将《浮生六记》全部和《老残游记》部分译成英文。[38]
一部民国文化史，是不应该遗忘这些苦心孤诣、努力外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