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国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民国时期外国文化在华传播的最大特点，是较晚清时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同时内容也要更为丰富和准确，在根本上已经超越了清末时“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梁启超式输入”。就传播的主体而言，中国留学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欧美留学生。此外，相对于晚清，外国来华学者的作用明显加强，而传教士的工作却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分五四前后、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对此期外国文化在华传播的内容，作一简要概述。
一、五四前后外国文化的传播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确立，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大量而深入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将眼光更广泛地投向了世界各地，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从而使得五四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化的传播，不但规模空前，而且是全方位地传入中国。从引进文化所属的时间跨度上看，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到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文化，全都程度不同地流入国内；从传入文化的所属地区来看，晚清以来文化传播的重点——欧美文化依然势头强劲，而当时涉及较少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此时也有了较多介绍；就传播的文化性质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苏联文化，还是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以及性质各异的其他文化均纷至沓来；就文化部门种类而言，则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甚至各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介绍和传播到神州大地；在输入方式上，原先从日本转运西方思想的情势继续有所发展，而直接从西方引进文化成果的工作更呈直线上升趋势。总之，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期，用了数百年时间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从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就大致在中国经历了一遍。如此巨大规模、全方位的外国文化输入，无疑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高峰。
为探索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国人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入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从中寻找、分析、比较和综合，以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当时，社会主义成为公认的、最时髦的新思潮，许多刊物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或数篇有关文章，向国人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诸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在这些思潮中，又以无政府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为最有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被周佛海等人译出（周氏译本1921年商务版，为该书最早的全译本），值得一提。该书的根本主张虽不免落入空想，但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间的互助互爱，却颇投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因此传播尤广。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书影
第一个中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同清末最后十余年一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仍是此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这时，我国研究西洋哲学基本上已经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阶段，进而能作比较有系统的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洋哲学进而批判并融汇和自创哲学系统，介绍西洋哲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这是前一个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1]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中国人用作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还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流派，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尼采的唯意志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哲学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后三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方面，胡适最为有力；对罗素研究有素、介绍其思想最有影响者，首推张申府；而传播柏格森贡献最大的则属张东荪（1919年他最早翻译出版其名著《创化论》）。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原著，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所撰写的专著之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所发表的这类文章近300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属空前。许多杂志还开设了介绍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专号，如1922年，《民铎》杂志开设了“柏格森号”；1923年4月，《东方杂志》开辟了“杜里舒号”；1924年的《民铎》和1925年的《学艺》分别发行了“康德专号”；另外，尼采、杜威、罗素等人也都被设有介绍和研究专号。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还被邀请到中国来，直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都曾应邀来华讲学，前两者影响尤为巨大，他们除了讲授其哲学外，还阐述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说等，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其哲学思想。这种外国思想家和学者来华讲学并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形，可谓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指出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华传播及其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如兴盛一时的生机派或生命派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欣赏柏格森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认为这是反对宿命论、努力进取，不断变革的利器。换言之，它成为其变革文化传统的动力；而在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看来，生机哲学强调直觉、崇尚生命的一面，恰恰是以孔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因而他大谈生机主义，宣称这是其文化学说之理论基础的重要来源。
杜威来华与中国学者合影
引进外国文学艺术，是这一时期外来文化传播的另一个大热门。一大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均以引进外国文学为己任，竞相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形成了队伍宏大、范围广泛、翻译语言与风格丰富多样的崭新局面。据统计，1918—1923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俄国作家的作品为最多，其次为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仅《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刊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就有48篇，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小说也有26篇。不少文学作品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剧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为当时女子争取个性解放的象征，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各种娜拉型的人物在中国作家笔下纷纷涌出，正如有的学者在《娜拉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后，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和再生。这里有从沉睡中醒来的娜拉，也有尚在痛苦中呻吟的娜拉；有从家庭出走以谋求自立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的娜拉……可以说，娜拉随着中国人民走完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2]由此可见其对民国文学的影响之大。与此同时，各种文学思想也被引进到国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一些著名的外国文学家还亲自来到中国，直接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于1924年应邀访华，在华发表多次演说，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他的作品如《吉檀迦利》、《飞鸟集》等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郑振铎等译），其文风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如冰心的诗集《繁星》明显就带有泰戈尔的风格。这一时期，在中国流传最广的翻译文学作品，当数郭沫若译德国作家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以其丰富的恋爱**，对社会的叛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读者的青睐，“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蔡元培语）。从1922年首版后到1930年8月，在中国已印行了23版之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被有的学者称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3]此外，新文化运动后，西洋美术也开始在中国大放异彩，它以上海为重要据点，向中国陈旧的画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许多留欧学西洋画的学子归国后，致力于西洋美术的传播，新的美术思潮、艺术教育、西画社团、美术刊物因之纷纷涌现。西洋画与中国画开始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泰戈尔来华与中国文化人合影
国外历史学成果的引进此期也十分引人注目。五四运动以后，外国历史学的传播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它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境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翻译介绍了一批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如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德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等，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同时，大量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继续输入中国。当时，有关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法的译著骤然增加，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法国的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理》，美国的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等。一些西方史学著作还被用作课本出现在课堂，如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以鲁滨逊的《新史学》来教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西方各种流派的历史哲学也纷纷流传至国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外，还有所谓的“生理的史观、心理的史观、人种地理学的史观、经济学的史观、天文学的生物学的地质学的史观”，“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4]此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新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都在中国得到空前传播，中国人在此基础上，开始独立建构这些新科学的学科体系。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也较此前更加广泛深入了。有学者统计说：“当时出版了二百多种报刊。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在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共约660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和其他诸如《东方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5]这些报刊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如1915年，中国物理学家胡明复和地质学家谢家荣等人，通过《科学》杂志，把当时放射性、劳厄的晶体衍射等最新物理学成就几乎都介绍到中国来了。这一时期，报刊文章的大多数内容集中于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少量的关于量子论和放射现象的内容，另有一部分关于科学史、人物传记和科学常识等方面的内容。达尔文进化论是在晚清中国影响极大的学说，但直到这一时期，该学说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马君武1920年翻译出版的《达尔文物种原始》，被时人认为是当时翻译界“最大的成绩”。[6]与此同时，20世纪初年的几个生物学的重大发现，如异己染色体与基因匹配等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了中国。1917年，爱因斯坦将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融贯起来，合成《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一书出版，被举世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学说也立即传到中国。1922年和1923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都作了关于相对论的讲演，罗素在讲演中也多次高度评价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致使相对论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了解。从1917年中国报刊上开始出现有关报道和介绍，到1923年上半年，关于相对论的著作、译文、报告等文章达上百篇，不少杂志还出版了相对论专号或相对论研究专栏，有关相对论的书籍出版了15种之多。其中，爱因斯坦的学生、夏曾佑之子夏元瑮1922年翻译，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相对论浅释》，是中国最早的有较大影响的译本。正是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传播和引进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创立了各种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教育与研究机构，逐步建设起自己的科研体系。
二、十年内战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社会文化前途的探索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之相应，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和学术文化的论争，如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有关论战、中西文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等，成为大量引进外国文化的催媒和动力。每一次论争都将人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每一次论争双方也都需要从外国文化中寻找理论武器，不仅已经翻译的著作被人们广泛运用，更多的人还在此激励下，直接把精力投入引进新的外国文化工作当中。这一时期，外国书籍的翻译，迎来了五四后又一个繁荣时期，译作层出不穷，译论纷然杂陈，翻译范围更加扩大，风格更为多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有人甚至将1934年和1935年，称为“翻译年”。[7]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由于翻译者本身多为学者、作家，能够做到比较准确地传达原著的精神，因此水平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外国文化传播的“名著时期”，因为译者的眼光高，选择的翻译对象多为名人名作，许多世界名著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外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和多次论争，中国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社会科学依然是这一时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在众多的外国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特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以空前广泛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的传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五四时期一些马列原著就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1930年，新翻译出版的马恩经典著作就近40种，[8]列宁的原著也有14种之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此外，苏联、日本、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大量翻译过来，不仅有普列汉诺夫、狄兹根、德波林、河上肇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的哲学著作，也包括大量苏联“少壮派”的哲学教程和著作。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习与宣传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时期和某个流派，而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介绍。此期全面介绍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著作就出现了26本，其中中国学者撰写了11本，翻译外国学者所著哲学史15本。对古代希腊哲学原著的翻译介绍也达到了空前系统和深入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哲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均被大量翻译出版，为中国人全面研究西方哲学的源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度趋于沉寂的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哲学的研究介绍，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7、18世纪一些西方哲学家的代表著作，被有选择地翻译过来，而且大多数均从原著直接翻译。例如，关其桐在1934—1936年间就翻译了培根、巴克莱、笛卡儿等人的8种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杨伯恺在1934年翻译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几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4部著作，由辛垦书店出版发行。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此期翻译出版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11部，还有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11种，此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介绍文章和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国内各种主要报刊发表传播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文章共150篇左右，其中有关黑格尔的文章就达到93篇、康德的30篇。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热度虽然不如五四时期，但仍占有一定比例，一批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经过中国学者的翻译引进到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在这一时期，中国又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尼采热”。
左翼文化工作者翻译出版的三部苏联小说：《母亲》、《铁流》、《毁灭》
外国文学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成就还要突出些，它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据有关资料统计，1919—1949年间，全国出版的翻译文学书籍大约1700余种，而1930—1936年，仅左翼作家联盟就翻译出版了约700种，占总数的40％。而这当中又以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并成为进步文学的主流。“左联”在其成立大会上，就明确提出要经常“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建设艺术理论”。许多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大多致力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人，对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的文艺论著，如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会议记录及决议汇编《文艺政策》，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列宁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都被翻译过来。同时，很多苏联文学作品和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夏衍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霍洛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文学杰作，也相继出现高质量的译本。这些进步文学的输入，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天火带到人间一样，为中国被压迫的人民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鲁迅和茅盾还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刊登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译文》杂志。此外，还有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优秀文学著作，通过中国文化人的努力被引进到国内。例如，1935—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世界文库》，就陆续刊行了苏俄、法、美、英、西班牙、希腊、挪威、德国、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等12个国家的100多部文学名著。其中包括长、短篇小说、诗歌、传记等多种文学形式，介绍了塞万提斯、勃朗特、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司汤达、易卜生、海涅、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名家名作。在美术方面，西方的近代艺术继续传播和发展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的现代美术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影响到中国国内，各种西方现代艺术教育被采用，现代美术流派得到介绍，中国美术进一步纳入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在西洋画方面，受西方影响，也出现了诸如“学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新写实派”、“理想派”等艺术流派。建筑艺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开始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和风格。
历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有了较大发展，一批马列主义的历史学理论论著被系统翻译到国内，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始基督教史论》，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等，还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理论的论文集和专题文选发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史学著作也大量介绍进来。如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史》，苏联历史学家波卡洛夫等的《唯物史观世界史》等，在此基础上，中国进步历史学家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取得较大收获。这一时期对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和史学名著的翻译引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整个民国时期所仅有的。很多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范围涉及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不少著作的译本还不止一个。如1928年梁思成、向达等人翻译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31年谭建常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布尔（Buell）的《欧洲战后十年史》；1933年和1934年，民智书局和开明书局先后出版了英国史学家司各特（Ernest Scott）的《史学与史学问题》中文本，1934年姚莘农译出美国史学家海思等人撰写的《近世世界史》，1935年，吴蠡甫、徐崇铎等人译出海思等合著的《中古世界史》。此外，著名史学家如美国的班兹、绍特韦尔、桑戴德、汤姆生，法国的拉波播尔，英国的贺益兰等人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得到翻译介绍。一些中国学者还以西方历史学著作为蓝本编写了一些历史书，如何炳松的《近世欧洲史》，张仲和的《西史纲要》等。除了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翻译与介绍之外，这一时期国别史的翻译与研究也发展较快，且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也有介绍。
1927—1937年，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传播。社会学方面，许多名著被翻译出版。如黄文山译素罗金的《当代社会学说》，杨东荪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黄凌霜译阿伯尔《系统社会学》，钟兆麟译《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变动论》，王力译《社会分工论》，周谷城译《社会学大纲》等。一些著名西方社会学家还来华或应邀来华讲学，如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人文区位学的创始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传播其理论；1932—1933年他再度来华，推动了实地研究的进展。1935—1936年，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朗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开设“比较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等短期课程，并指导林耀华等中国学者的博士论文。另外，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萨皮尔、阿伦斯堡等人也都曾于此期来华讲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经济学方面，20世纪30年代国内专门的经济杂志约有50种，其中绝大多数都将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思想理论作为重要的工作来开展。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王元化、王造时、陈作谋、王亚南、郭大力等人先后翻译了李士特、李嘉图、克莱士、狄尔等人的著作。不少学人还自撰著作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刘秉麟的《经济学》、赵兰坪的《经济学》，均多次再版，在国内影响很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这一时期也陆续有些译作（部分）发表。
在自然科学方面，翻译和引进国外科技成果的工作得到广泛开展，比以前更加深入和系统。这一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有专长的新一代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随着各种公私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体制逐步确立，使得外国科技成果的传播已经从以前零散无序的劳动，进入到主要由中国科学家自己来有系统、有目的地引进和吸收的阶段。一些自然科学名著，如哥白尼的《宇宙之新观念》、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巴斯德的《酸酵的生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之价值》等，分别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其中，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李善兰在19世纪60年代便开始节译，但直到70年后的1931年，才由郑太朴完整地翻译过来，圆成了这场延续了70年的科学翻译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该书所说明和规定的人们可以继续检测的方法，无疑是为近代中国科学界提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领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索”[9]。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对无线电的研究相当时兴，不少科学书刊均将无线电的知识作为主要内容加以介绍。1932年还成立了中国业余无线电研究班，编辑出版专门杂志，介绍国内外有关无线电的科学知识。一些有关无线电的科技书籍也被翻译介绍过来，如英国人赫卿荪的《无线电浅说》、《无线电的原理及应用》等。另外，一批外国科学家和学者还到中国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直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例如，1933年，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来华访问，传播有关学说。美国数学家维纳1935—1936年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国际航空大师冯·卡门1929年和1938年两次来华，帮助中国进行航空研究；抗战前夕，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来中国访问讲学等。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引进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内近代工业和教育需要，多数与民用技术有关。
最后，还应特别提及一下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弗洛伊德学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类文化综合思想成果之一。它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思潮传入中国，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传播**，人称“弗洛伊德热”。在这一热潮中，章士钊、高觉敷起了较大作用。章士钊从五四后期开始钻研弗洛伊德学说，1929年，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表示要研究和介绍他的学说。弗洛伊德同年回函道：“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10]次年，章士钊将弗氏的自传译成《弗洛伊德叙传》出版。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他有关学说的著作纷纷译成中文，其中最有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当推高觉敷1930年翻译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和1936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此外，国内心理学和教育学杂志，也刊登过不少介绍和研究文章。朱光潜在1930年和1933年分别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和《变态心理学》，对有关无意识、梦、泛性欲说、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当时，文化学术界对该学说的价值评价不一。但无论如何，它对我国心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事实。尤其是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相当明显。郭沫若、杨振声、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中，就留下了此种影响的鲜明印记。
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也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并曾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期。烽火连天的战场并没有中断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反，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相应的文化斗争也更为紧迫，在某种意义上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引进，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从中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理论和实际的帮助。因此，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外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如翻译选题的趋时性和实用性，译述形式的通俗化和民族化等，并在这些方面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的翻译，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数量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计翻译马列经典原著378种，占解放以前翻译总数532种的绝大多数。[11]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合著的汇编本特别多，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如西洛可夫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等，也被翻译和介绍。特别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还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运动。与此同时，西方其他哲学的传播也有一定的进展，一些哲学流派受到了学界的较大关注。为了推动中国人民深入了解西方哲学，1941年，以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设置专职的研究编译员。经过积极工作，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一流的译著，如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贺麟的《致多篇》、谢幼伟的《忠的哲学》、樊南星的《近代的哲学精神》和任继愈的《西洋哲学名著选辑》等。其中，陈康的工作最为出色。《巴曼尼德斯篇》乃是柏拉图对话中最难读的一篇，对理解柏拉图后期思想与前期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陈康以其深厚的功力将其译出，并加了九倍于原文的注释。这些注释包括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和义理研究四项内容。该注释1944年出版后，受到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超出一般柏学注释家远矣”的力作，“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一新风”。陈康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12]。这一时期，一些过去没有受到重视或充分研究的学派，如逻辑实证论和新黑格尔主义，经过洪谦和朱光潜等人的努力，也传到中国，使中国读者得以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它们的形成和理论特点，从而填补了现代西方哲学在华传播的某些空白。还有一些学派，虽不是新近输入，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新的重视和宣传，如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抗战时期就被“战国策派”等大力宣扬，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尼采热”。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比前一时期少了一些，但其中有些优秀之作，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在内容上也更为精深了。尤其重要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进一步结合起来，对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体系产生了推动作用。无论是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等，都是东西方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西方哲学。
外国文学方面，从抗战全面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翻译和介绍苏联战前的作品以及世界古典名著为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期间，除继续前期的翻译介绍外，重点转向翻译英美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作品；到解放战争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介绍得到了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译出外国文学作品（不包括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百余种，印数多达数十万册，是民国翻译文学史上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单是俄苏文学翻译出版就不下数十种。[13]这期间外国文学的传播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十分丰富，从西欧古典文学到当时反映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从古老的希腊文学到当时还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的文学，可谓琳琅满目。有些作品的传入速度相当迅速，往往是在国外应时而作，国内便应时而译，一作多译也不乏其例。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部分内容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后，翻译家陈瘦竹便立即译出一节并加以发表。美国作家萨洛扬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喜剧》，差不多刚出版，中国就有了译本。名著名家名译众多，也是此期外国文学输入的一个显著特点。俄苏文学译介方面，高植、梅益、曹靖华、耿济之、戈宝权等人大显身手，表现不凡。高植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同郭沫若合译），梅益译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教育了几代中国人；曹靖华翻译的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系列作品，耿济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兄弟》，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诗选》等，均为出色的译作，畅销一时。此外，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名作，此期均有了较好的中文译本。姜椿芳等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茅盾组织翻译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丛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发挥了激励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作用。英美文学方面，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又以朱生豪的成就最为辉煌。朱氏为翻译莎剧付出了毕生心血，共译出莎剧31部，只剩3部半因英年早逝未及译出，令人惋惜。朱生豪的翻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流畅优美，在中国影响极大。冯亦代、朱雯、傅东华等人对美国文学的译介成绩突出。冯氏此期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朱氏翻译了赛珍珠的《爱国者》，傅氏翻译了密西尔的长篇巨著《飘》。此外，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和小说家杰克·伦敦的作品，此期也都被翻译介绍过来。在法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傅雷贡献最大。他此期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其他如赵瑞蕻译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高名凯译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等，也很有影响。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学史专著、名作家谈创作等也有翻译介绍，如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美国阿弗雷·卡静的《美国现代文艺思潮》、苏联季莫非耶夫的《苏联文学史》、日本鹿地亘的文艺理论专著《艺术哲学》以及《列宁与文学及其他》、《马克思论文学》等，共计20余种。
历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播又有了新的进展。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如恩格斯等人的《社会发展史》，苏联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新历史》、《近代史教程》、《联共（布）党史》，苏联史学家柯斯铭斯基的《中世世界史》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的翻译出版。该书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史教科书，1938年在苏联正式出版，到1939年3月为止，已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8种文字，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此书中文本出版于1939年，并经博古校阅。1949年又出版了“干部必读”本，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时期，虽然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数量并不比从前有明显的增加，但经过整风运动和各种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得到普及和深入，这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介绍到国内，如美国史学家班兹的《社会科学史纲》、汤姆生的《西洋中古史》、海思的《世界史》等。一些西方史学思想也得到介绍，如朱光潜多次撰文介绍克罗齐的史学思想。
这一时期，新兴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定发展。以社会学为例，一些重要的外国名著被译成中文。如李安宅译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1937）、德国学者孟汉的《知识社会学》（1944），吴泽林等译的《白季二氏社会学大纲》（1937），陶集勤译的《社会学原理》（1942）等。经济学在此期最大的译绩，要数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译完巨著《资本论》。该工作开始于1935年，1938年大功告成，同年分三卷出版。其他学科也有不少名著译成中文的，如潘光旦1946年译竣出版的英国名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就是极有学术价值、备受学人推崇的高质量译作。
自然科学方面，出于战争的需要，此期引进的主要是些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科技。很多有关工程、钢铁、军工、化工、生物、通信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的著作不断被翻译到国内，并在教学、生产和科研当中加以运用。如美国人鲁特的《工程数学》，美国人铁木生可、毛勒、普尔曼等人所编写的《工程力学》，夫赤楞的《工程画》等，均被译作大学教材。与此同时，盟国以及一些国际友人、民间组织采取多种渠道赞助中国的科学研究，扩大交流，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共同发展。抗战时期，国际科学交流主要在盟国之间进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频繁起来。其中，中美、中英科技交流尤多。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战，从抗战后期开始主要向中国输出技术，派遣战时中国最急需的公共卫生、水土、水利、电力、矿冶、机械等专业技术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生产建设，此外还赠送科学期刊、图书资料的缩微片，并将中国国内科学论文介绍到国外发表。中英之间的科学交流，主要是通过李约瑟领导的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实现的。该馆一方面为战时中国科学界提供极为难得的科学仪器、药品、图书资料等；另一方面则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科学界战时的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实际上，这些到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不仅带来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欧美人民的深厚情谊。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错综复杂，其中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包含有落后消极乃至反动的思想。如，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法西斯主义；有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有腐朽的生活方式……它们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面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自身如何选择。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前几章已有谈及，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