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
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发达相一致，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新局面。
一、国内各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历史条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之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39]。《临时约法》更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甚至教科书的编纂要点也规定：“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以巩固统一国民之基础。”[40]此处的“五族”是泛称，它代表着当时国内约55个少数民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族共和”、平等相处、共同发展的政治原则。与此同时，用以概括这种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称谓，民初开始也广泛流传开来。这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通过教科书广泛传布的政治原则，对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建，政府即改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两年后，又改为蒙藏院，与各部同等，下设民治、宗教、翻译、边卫等科；同时，教育部也特设蒙藏教育司，专管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物。1913年经蒙藏事物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院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民国第一所专门招收蒙藏少数民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国民党掌权后，将蒙藏院改为蒙藏委员会，蒙藏专门学校也继续开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文化教育事业，至少表面上还是较为重视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教育实施原则，其中第7条就表示，要注重满、蒙、苗、回、藏、瑶等教育的发展。抗战爆发后，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其重视程度又有所加强，这对缩小民族之间文化的差距是有益的。
但必须指出，国民党后来对孙中山确立的“民族平等”原则，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倾向。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不承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称之为“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即“宗族”。声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综合而成的”。因此，他们推行一种以“化一风同”为目的的民族同化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化传统，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曾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造成过极大的伤害。
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称得上是“民族平等”原则真诚的信奉者和彻底的实践者。早在1922年的“二大”宣言中，中共就提出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以后又不断加以重申和发展。如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出其总方针是“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基本政策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其二，在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各级政府中享有一定的位置；其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帮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其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其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和行动。[41]在边区，中共还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如帮助他们开办伊斯兰小学、蒙民学校、抗日回蒙学校等。边区各大学如延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也都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员。陕北公学还专设民族部，1941年又扩大为民族学院。为蒙、回、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和干部。此外，边区还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等，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得以进一步交融的最深厚的社会政治基础，乃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体的独立和富强而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国年间所涌现的众多的全民族英雄之中，有不少就属于少数民族同胞。像回族的马本斋、郭隆真和马俊；土家族的向警予；壮族的韦拔群；水族的邓恩铭；侗族的龙大道；白族的周传中和朝鲜族的许亨植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正是在相濡以沫、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各族人民之间加强了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和情谊。
另外，交通业和文化传播业的空前进步，社会流动幅度的急剧加大，也为此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前者的纽带作用自不待言。关于社会流动的影响，最为突出的事件，莫过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战时期全民族被迫向西南西北地区的大规模转移。红军长征先后转战了17省，经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东乡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直接接触，此前似乎还不曾有过，从而为彼此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由于红军所到之处均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又把这种机会变作了真正的现实。[42]这一点，从各民族文学史中所记录下来的大量关于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和颂歌中，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汉族文化人的大量内迁，直接缩短了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密集型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抗战时期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高峰。这时，探讨少数民族问题和文化的各类报刊大量创办，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凡此都为此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彼此的文化交流，也大多以汉汉文化为媒介。这种交流有历史的延续性，也带有民国时期的特点。
其特点之一，是汉民族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研究、了解和吸收的程度空前加强了。与此同时，不少少数民族学者和有识之士，也都致力于向汉族人民介绍和传播各少数民族文化。
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原则的正式确立和深入人心，一般文化人大多认识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把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了解认识，视作发展文化学术、增强民族团结和振兴中华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一时期，研究、介绍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的各种汉文著作、译著大量出版。关于蒙古族，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卓宏谋撰的《蒙古鉴》（1923），何健民著的《蒙古概观》（1932），东方杂志社编的《蒙古调查记》（1923），王云五编的《蒙古与新六省》，谢彬、王勤分别撰述的两本《蒙古问题》（均出版于1933），以及黄奋生的《蒙藏新志》（1938），屠寄的《蒙古史史记》（1934），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此外，施云卿的《蒙古语会话》（1933），蒙古著名学者克兴顺编写的《蒙汉合璧字典》，特睦格图编写的《汉蒙分类词典》，也为汉蒙文化交流特别是汉人学习蒙古语言和文化，做出了贡献。此期，从外文翻译成汉文的关于蒙古族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从俄文译的《蒙古及蒙古人》（1914），《蒙古社会制度史》（1939）；从法文译的《蒙古史略》（1934）等。
民国汉藏佛教的交流，是历史上继魏晋、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从汉人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来看，此期也是值得注意的。佛教大师太虚曾在北平组织藏文佛教学校，专门研习藏文。1925年，该校毕业生中有20多人组成西藏留学团，赴藏研习佛教，为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太虚大师又手创汉藏教理院，发表《汉藏教理融会谈》等文，指出无论是“空有问题”方面还是“显密问题”方面，都有汉藏教理彼此融会的必要，从而被佛学界誉为“沟通汉藏教文化的第一个伟大人物”。[44]
赴西藏研习佛学的这批人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法师，如法尊、观空、满度、永灯和能海等。法尊居藏地18寒暑，撰成《西藏民族政教史》，后长期主持以弘扬显教为重心的汉藏教理院。他一生致力于汉藏佛教经典的互译工作，成就卓著。能海则专攻密宗的金刚经，充当了佛教密宗在中国的重要传人。
在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介绍中，李安宅、妙舟等人也取得了杰出成绩。李安宅20世纪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进行调查，写成《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一书，被国内外公认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妙舟著的《蒙藏佛教史》也是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
此外，韩儒林、闻宥、于式玉等学者，也就各自的专业所及发表过不少有关西藏问题的有分量的论著，对藏族文化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文化，汉人的了解也较以往为多。李国干等著的《新疆与回族》，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著的《中国回教小史》（1944），《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马坚从叙利亚、埃及、荷兰等国汉译过来的《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会史》等书，王敬斋的《阿汉字典》，以及马、王二氏汉译的伊斯兰教经典，对汉族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文化贡献尤大。
关于满族，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领域。大量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满文木牌、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等）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使人们对满族历史耳目一新。著名清史专家孟森、金毓黻、张尔田、谢国桢、萧一山对满族历史与文献的探研，成绩斐然。李德启编印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为学者研究满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苗族、彝族、壮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高山族、瑶族、白族、水族、侗族、赫哲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学、历史、习俗等，这一时期也在汉人中得到了研究和广泛介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学在中国兴起后至抗战时期，伴随着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有关研讨和推动，这种研究更加自觉和普遍了。其明显特征是，出现了大量以汉文写成的珍贵的少数民族调查报告。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凉山夷（彝）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花兰瑶的社会组织》、《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还有一些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单位的民族调查报告，较著名的如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陈志良的《新疆的民族与礼俗》等。这些调查研究报告，连同此期出现的《彝族史稿》、《哈萨克族简史》等，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有助于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
民国时期，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还直接被翻译成汉文，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藏传佛教典籍方面，法尊、吕澂、张孝若等人均有贡献。其中，以法尊成就最大，他以惊人的毅力汉译了《广破论》、《入中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几十部藏传佛教经典。所译佛典以黄教中宗喀巴一系为主，翻译精到，“不减玄藏特色”，成为藏传佛经汉译的一代大师。
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文学经典《尸语故事》，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马尔巴传》，藏戏的有些剧目如《卓娃桑姆》、《苏吉尼玛》和《文成公主》的故事，也曾先后被译成汉文，在有关刊物上连载或编成单册印刷发行，受到文学爱好者的欢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享誉世界的藏族文学奇葩《仓洋嘉措情歌》，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汉文译本就至少有四种以上，或以整齐的五言七言译出，或以生动活泼的自由体诗译成，用词都很优美，影响所及，汉族文人学者竞起诵读和研习。其中，于道泉教授1930年推出的译作以出版较早、译文准确并保持原诗韵味，尤受时人称赞。
藏文史学经典《续藏史鉴》、《西藏王统记》等，也被译成汉文出版。前者系著名翻译家刘立千所译。他在译著中另辟蹊径，将原著中不详尽之处，现于他书者，引注于原文之后，使其译著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此期被译成汉文出版的不少，其中以马坚的《古兰经》译本和王敬斋的《古兰经译解》为流行本，质量较高，影响较大。
满文老档是满族早期历史的珍贵记录。1933年，满族学者金梁将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旧满文档，节译出版《满洲老档秘录》二卷。之后，又有金毓黻记录的《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文》（1943年东北文献丛书本）出版。汉族学者从此看到了一片广阔而新奇的学术领地。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彝族长篇文献丛书《爨文丛刊》，共收彝族文献11部，系丁文江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收集编辑，由彝族学者罗文笔译成汉文的。其中《宇宙源流》为五言哲理诗，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在云南路南工作时，也曾搜集整理了流传在彝族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这是用汉文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一项开拓性工作。
哈萨克族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尼合迈德·蒙加尼与汉族学者苏北海一道，将本族经典《哈萨克族世系》和爱情长诗《萨里哈与萨曼》等译成汉文，另外还以汉文出版了一本《哈萨克族简史》（1948），为汉哈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和吸收，不仅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综合创新。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的舞蹈艺术实践了。戴爱莲是民国现代新舞蹈的开创者，她在把握舞蹈现代性的同时，特别注重其民族性的特色，尤其是善于吸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养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抗战时期，她创作表演了包括汉、藏、维吾尔、瑶、羌、彝六个民族的舞蹈，其中，《嘉戎酒令》、《瑶人之鼓》、《倮倮情歌》、《羌民端公跳鬼》等，均成为民国舞蹈艺术的精品杰作。正是从抗战时期开始，边疆舞蹈得以风行全国，走向世界。
三、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第二大特点，是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了解认识空前增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大，其自身文化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
其表现首先在于：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学习、掌握和使用汉语的现象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一般知识分子大多都能直接阅读汉籍和汉文报刊，以汉文写作、发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外，与少数民族人民大量到内地学校读书学习，和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汉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视与提倡，也有直接关系。
以蒙古族为例。1913年至抗战爆发前夕，仅从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就有近千人。还有许多蒙古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他们读书期间创办有蒙汉文合璧的《蒙古留平学生会会刊》等，以表明其沟通蒙汉文化的志趣。这些人毕业回到本地后，大多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汉蒙文化交流。其中，多松年、乌兰夫为杰出代表。他们创办的汉文刊物《蒙古农民》，在蒙古族极具影响。
在蒙古族地区各级学校里，汉语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不少蒙古族的学者、文人善于用汉文写作，如主纂过《绥远通志》的荣祥，通汉学经史、擅诗律骈赋，印有《瑞芝堂诗草》行世。长期担任蒙藏院长的贡桑诺尔布，是蒙藏学校的主持创办者，他积极提倡学习汉族文化，本人也精通汉语音韵学，喜作汉诗（著有《竹友斋诗集》），擅长书法和绘画，还同汉族著名学者梁启超、吴昌硕、罗振玉等人往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一些蒙古族文学青年，以蒙汉文创作了许多反映民族民主革命的剧本，如话剧《额尔登格》，歌舞剧《蒙古之路》，歌剧《反抗》，《上延安》和《孟巴特》，秧歌剧《送公粮》等，揭示了蒙古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歌颂了汉蒙人民之间的革命情谊。
再如哈萨克族。该族不少知识分子都懂汉文，能直接阅读鲁迅、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思想营养。著名诗人和教育家克孜尔·马木尔别克，不仅精通汉文，能以汉文写作，从1920年起，还在本族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并自己创办学校给本族青少年教授汉文。[45]
至于那些以前就广泛使用汉文的民族，如回族、壮族、白族、水族、侗族等，进入民国后，又都有了较大发展。以侗族为例，这一时期，用汉文创作的侗族文人大量出现，尤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早较深的侗族北部方言区，发展更为迅速。苗延秀、潘乃霖、舒守恂、王天培和杨和钧等，是他们中的出色代表。其作品反映侗族人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以往有较大提高，作品形式上也有进步，除了传统的汉文古典诗词之外，还产生了杂文、新诗、小说、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46]
与此同时，汉族文化典籍也大量被翻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变成了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成为民国时期汉族文化向少数民族流动的又一重要表现。此期被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的汉族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政治理论乃至大型工具书等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又以译成蒙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文字的为多。汉籍译成藏文方面，法尊的佛教经典藏译和《西游记》藏译本的流传最有影响。在将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同时，法尊也将《大毗婆沙论》等汉文佛教经典高质量地译成了藏文。时人称赞他说：“藏译汉，汉译藏，他一个人净智圆通，无碍无著，濡笔即成，也是空前的事。”[47]《西游记》的藏文名为《唐僧喇嘛传》，藏译者为加那珠古·杜度。杜度出生于光绪年间，为四川省巴塘宗竹巴寺的寺主。他译《西游记》的具体时间究竟在清末还是民初目前尚不得而详，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译文手抄本民国年间流传于藏族。《唐僧喇嘛传》将《西游记》一百回本压缩概括成藏文三十回本。全书采用了意译法，有的地方还加以了改写，可能是鉴于宗教原因，原本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的精彩章节，删除未译。但它包括了原本中大部分主要故事情节。全书以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译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阅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它是现今所发现的汉族著名小说译成藏文的罕见珍贵之作。[48]
汉籍译成蒙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蒙古族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和诗人克兴额主持翻译的《聊斋志异》。该译本历来被公推为蒙文翻译作品的典范。喀喇沁右旗人博彦毕勒格图曾用十年时间将民国初年出版的《辞源》译成蒙文，也是一件盛大的文化工程。其学识精神和毅力，均令人敬佩。1917年，呼伦贝尔人成德从汉文复原《蒙古秘史》，并将《元史》译成蒙文，在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位置。《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用蒙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其原本早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附汉文翻译）。成德用蒙文将其复原，满足了广大蒙古族人了解本民族的起源、早期历史、社会、文学和语言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蒙文的历史典籍还有《辽史记事本末》、《金史记事本末》以及《西汉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等通俗历史读物。
此外，汉族的文化和思想名著还被译成哈萨克、维吾尔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就曾被译成哈萨克文，对哈萨克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49]
民国时期，不仅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少数民族人民对汉文化的了解也较以前增多了。在原西康地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就有不少手工业者和民间艺人，能说全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七侠五义》等作品，在安多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藏区）也有专门讲唱“甲惹卜”的民间艺人，“甲惹卜”即“汉族历史”或“汉族故事”之意。
通过与汉人和汉族文化的接触，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一些新的文化内容，促使自身的文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此期壮族戏曲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就都受到汉族戏曲的影响。
南路壮剧民初时演变为马隘土戏，方言白多用壮语，韵白则多用汉语，服饰和乐器等虽作了一些民族特色的改革（如文生不戴公子巾，而以布巾包头，乐器增加了民族乐器马骨胡、葫芦胡等），但仍保留了明显的汉族戏曲因素。北路壮剧在蒙古年间大受粤剧影响，该剧原无武打，后来也从粤剧中借用。
富宁壮剧受粤剧的影响还要大些，无论是音乐、表演或剧目方面，还是服装、道具和化妆方面，都仿效了粤剧。其舞台语言尤显汉壮结合的特色。壮语、粤语和当地汉语在剧中冶为一炉。哎伊呀和乖的奴的唱词基本上全用壮语，道白和上场引子则基本上用汉语，小丑插科打诨时，又用壮语，这种舞台语言便于当地壮汉人民都能听懂壮剧，也因此增强了壮剧的民族地方色彩，有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
水族双歌的产生，也是此期汉水文化交流的典型结晶。由汉族商人、军人和戏曲团体带入水族地区的汉族民歌和故事传说，经过水族民间艺人移植、加工改造后开始在水族人中流传，产生了许多带汉族色彩的水族双歌。在这方面，著名的水族歌手潘静流成绩显著，他不仅能唱而且能编，在短暂一生中，自编和抄录下来的双歌有一百多则。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节孝妇和尼姑》、《伯牙遇知音》等。《伯牙遇知音》根据《今古奇观》中的《伯牙碎琴》故事改编而成，用于水族结婚席上演唱来感谢送亲姑娘，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移植的特点。
在水族，受汉文化直接影响还产生了一种四句七字民歌（如《忆古人》等）。它与水族传统的三、四分节结构不同，是四、三分节的。一般四句一首，其中长的可达数十句。用汉语演唱，曲调也采用当地汉族民歌曲调，演唱者多为一些没有文化的水族姑娘。
另外，包括水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中，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受汉族传统影响的民间故事，如水族故事《青蛙人》就是一个典型。故事人物性格鲜明，富于人生哲理，深受水族人民喜爱。凡此种种，都对水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直接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那些邻近和杂居的民族之间。例如有些传统故事和民歌就曾互相发生影响，像水族中流传的《盖脸虫》，布依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名叫《美娘与厄绍》。藏族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尸语故事》、《格萨尔王传》等，在被译成汉文的同时，也被译成了蒙文，在蒙古族广泛流传。
四、民国文化发展中少数民族的贡献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以火热的**，参与酿造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民国文化的宝贵神髓，是此期一切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这一点，从前面所提到的向警予等为代表的众多出自少数民族的英烈们身上，可以真切体会而无需赘言。
除了他们对本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推动，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外，在民国文化发展的众多领域里，也都凝聚着少数民族人民辛勤创造的汗水和卓而不凡的成绩。
比如语言学方面，可与赵元任、李方桂等相提并论堪称一代大师的罗常培先生就是满族人。罗氏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也有不少开创之功。他所著的《厦门音系》（1930）、《唐五代西北方言》、《临川音系》（1939）、《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语言与文化》（1950），多已成为民国语言学的经典之作。纳西族人方国瑜先生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专擅东巴文和纳西族语言研究，曾著《纳西象形文字谱》等。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后来著有《彝族史稿》等名著。此外，像回族的马坚、王敬斋，也都是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的著名学者，曾为回教的研究与传播做出过突出贡献。
历史学方面，少数民族中更是大家辈出。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是维吾尔族人，向达是土家族人，白寿彝是回族人。翦伯赞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20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的总结。它的问世，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渐趋成熟。此外，他的《中国史纲》两卷，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优秀著作。向达学识渊博，学术贡献殊多，尤其在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其代表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中外交通小史》（1933）和《蛮书校注》等。白寿彝在民国时期也已显示出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才能，其重要著作有《中国交通史》（1937）、《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
哲学方面，水族的邓恩铭、白族的张伯简等人值得一提。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0年参与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张伯简是我国早期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编著《各时代社会经济元素表》，为中共出版机构多次印行，1936年，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为名将其查禁。他还译编有《社会进化简史》一书，为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发展简史的理论著作之一。1925年该书在上海和广州出版。次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将其列为10种“授课以外之理论读物”中之一。直到1943年，在毛泽东心目中，此书仍是值得一读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著作。[50]此外，20世纪40年代，蒙古族著名文化人齐燕铭在批判蒋介石文化哲学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方面，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其中蒙古族人萨空了是突出代表。他先后担任过《世界画报》主编、《立报》总编辑、《光明日报》总经理和秘书长。总编《立报》期间，实行小型报纸精编主义，销数达20万份，为全国之冠。他还是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曾在民国学院新闻系等校讲授新闻学，所著《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对新闻和报纸发展的规律作了独到的总结和分析，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51]
文学方面，仅满族作家老舍一人已足以让少数民族感到自豪。《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早已成为民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杰作，并为我国的文学赢得了世界性荣誉。
艺术更是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最有贡献的文化领域之一。以京剧论，不少民族都有自己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一代京剧大师程砚秋就是满族人。他在艺术上勇于创新，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创造出一种幽咽婉转的唱腔，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程派”。他所编写的剧本如《鸳鸯冢》、《青霜剑》、《荒山泪》等，大多表现旧社会妇女的悲惨遭遇。中年后，他兼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对舞台艺术和剧种源流等的探讨，也颇有收获。日本侵占华北时，他深居简出，拒绝出演，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骨气和可贵人格。蒙古族人言菊朋，回族人侯喜瑞，也都是一代京剧名家。言氏师承谭鑫培而有所发展，他注意音律和四声调值，形成一种婉转跌宕的唱腔，世称“言派”。所擅演的剧目有《让徐州》、《卧龙吊孝》等。侯氏则擅演《青风寨》、《盗御马》等剧，饰《战宛城》中的曹操，工架精美，别具一格。
在绘画和武术等方面，少数民族中也不乏技艺高超、影响全国的高手。土家族画家张一尊以擅画马著称，山水花鸟造诣亦精。另一土家族人黄永玉，则以牌画享誉画坛。在民国武术界，回族人王子平极具影响，他幼习武艺，精于摔跤和各式长拳，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等地从事武术活动。曾任中央国术馆少林门门长。其后来所作《拳术二十法》为中国武术名著。
以上只是粗略地举出几例，远不能反映少数民族对发展民国文化所做贡献之全貌，但仅此已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乃是华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
注释
[1]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3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 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24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3]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1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4]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4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 戴念祖：《五四运动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三），3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6] 长虹：《走到出版界》，14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
[7] 《今年该是什么年》，《文学》第4卷，第1号，1935。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7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10] 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2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36～3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13]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290～295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14] 葛懋春、蒋俊：《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251～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5] 《德人之研究东方文化》，《亚洲学术杂志》，1922年第4期。
[16] 同上。
[17] 辜鸿铭著、奈尔逊译：《呐喊》译者前言，1920年德文版。
[18] 东君：《世界必须自由，天下才能一家》，《新华日报》，1943-08-09。
[19] 《一位捷克兄弟的来信》，《新华日报》，1938-07-25。
[20] 王礼锡：《英国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表示》，《文艺阵地》第2卷，第9期。
[21] 王礼锡：《英国文化界的援华运动》，《抗战文艺》第3卷，第8期。
[22] 《阿特丽女士欢迎小记》，《抗战文艺》第2卷，第4期。
[23]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27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24] 同上书，275页。
[25]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25页。
[26] 同上书，47～48页。
[27]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518～52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8]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68页。
[29] 周发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西播大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30] 施建业：《中国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18～19页，济南，黄河出版社，1993。
[31] 施建业：《中国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19～20页。
[32] 同上书，20～21页。
[33] 张静河：《瑞典汉学史》，18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34]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20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35]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36] 罗常培：《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央图书馆月刊》第1卷，7～8期合刊，1941。
[37] 张孟闻：《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8] 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39] 《孙中山全集》第2卷，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40]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1] 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104页。李绍明：《民族学》，26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42] 王跃飞：《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43] 程裕祯：《中国学术通览》，418～419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44] 满月：《汉藏佛教之光》，《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汉藏佛教关系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45]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486～488页，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46] 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47] 满月：《汉藏佛教之光》，《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汉藏佛教关系研究》，13页。
[48] 该书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据手抄本正式排印出版。王沂暖、唐景福的《藏族文学史略》1988年版第243页称：“汉文小说，有藏文译本的，我们现在只见到这一种……虽系略译，也觉得十分可贵。”
[49]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412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50] 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267～28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1]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395～39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