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抗战时期的复古与反复古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借民族主义高昂的形势，在思想文化上继续掀起复古运动。与此同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适逢其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颂扬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文化，宣扬了一些文化复古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复古主张则进行了批判、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论争的主要内容。
一、与蒋介石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
蒋介石以提倡“心理建设”、“伦理建设”为名，宣扬“致良知”，恢复封建道德的复古思想。所谓“心理建设”，就是确立“知难行易”的观念，推行“力行”哲学和“诚”的哲学，要求广大民众不必求知而盲目跟他去行，至诚地去行。所谓“伦理建设”，就是恢复中国固有的德性，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礼义廉耻”四维。他在1943年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要求国人“领悟”“行易哲学、一致起而力行”。极力美化传统伦理哲学，宣称：“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还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提出要保卫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
马克思主义者对蒋介石宣扬的封建复古主义进行了批判。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
艾思奇剖析了蒋介石所谓“诚”的唯心论实质，认为这种“诚”不过是迷信的代名词。他指出，许多寺庙里，许多测字摊上，常常挂着“诚则灵”的招牌，求神问卦的人，必须恭恭敬敬，把贡品和金钱送给和尚道士以表示诚心，蒋介石所说的“诚”也不过是勒索贡品的幌子。他进而揭露蒋介石所讲的“力行”，指出这种所谓“力行”，是凭借着“诚”，凭借着对于“主义”，对于“领袖”的偶像化信仰，是“宗教式的崇神行为”；这种所谓“力行”是盲从的行为，“是想把封建时代愚民政策的统治施行到今天”[45]。
胡绳在《论“诚”》一文中，也揭露了蒋介石鼓吹“诚”的唯心论实质和愚民目的。他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其哲学基础上有意地加上神秘主义的色彩，“由此，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诚’的神秘主义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那正是我们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严格否定这种专制主义的神秘内容，在实践生活中发扬‘诚信’与‘真诚’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对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所应有的态度”[46]。
此外，范文澜的《袁世凯再版》、齐燕铭的《蒋介石的文化观》等文，也对《中国之命运》宣扬的文化复古思想进行了批判。
二、批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张
钱穆、冯友兰、贺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复古”论，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批驳。
钱穆在《国史大纲》和《文化与教育》两书中宣扬了“复古”主张。胡绳撰文进行了批评。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自秦到清末的政治并不是专制政体而是一种民主政体。对此，胡绳指出，古代采用宰相制度、考试制度，并不能抹杀君主专制的性质，恰恰说明古代政体是“用官僚制度来补足的君主专制”，孙中山正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斗争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胡绳还批驳了钱穆有关中国“五千年来”立国和当前抗战靠的全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优异”在于“孝”的论调。他指出，假如抗战靠的是传统文化，前一百年的迭遭侵略是因为丧失了传统文化，“那么又为什么抗战一起，传统文化忽然能再兴了呢？”至于传统文化中的“孝”，不只是用在家庭关系中的概念，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喜讲“以孝治天下”和“爱民如子”一类的话，其含意无非是：我做君主的人把你们老百姓看做我的儿子，因此你们也要像孝敬父亲一样地孝敬我，可别把我当做压迫你们的人。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受到了杜国庠、陈家康、胡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工作者的激烈批评。
杜国庠在《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中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冯友兰由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要求而歪曲事实，把几个唯心主义“传统”诬称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在《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一文中他则指出，所谓“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做王”的说法势将助桀为虐，因为一切大奸巨憝未有不被其狐群狗党誉为“圣明神武，首出庶物”的；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让人安分守己，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所谓“同天境界”，是以“理智底总括”始而以神秘主义终，是理智的破产，是玄学唯心论。在《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又指出，宋明理学经过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的批判，“是决定地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虽然还有人企图把它再‘新’一下，究竟是过时的果实，变了味道了”[47]。
胡绳写了《评冯友兰著〈新世训〉》、《评冯友兰著〈新事论〉》等文，批评“新理学”。在后一文中，他指出，冯友兰否定辛亥革命，抹杀五四运动，“引清末的洋务运动者为同调，而加以称扬”，“以为中国过去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的工业建设以外，其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这是“历史的翻案”。他指出，否定辛亥革命就是否认政治上求改进的必要，否定五四运动就是否认对旧思想意识进行改造的必要，冯友兰所指的中国走向自由之路“就是五十年前张之洞的道路”，这种“中体西用”的主张“早已经在历史的实践中被否定了”[48]。
此外，陈家康的《真际与实际》，周谷城的《评冯友兰的〈新理学〉》、《评冯友兰的〈新原人〉》，赵纪彬的《理学的本质》等文，也都对“新理学”的玄学性质及消极作用进行了批评。不过其火药味甚浓，学术性却略显不足。
胡绳、蔡尚思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贺麟的“新心学”也进行了批判。胡绳在《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一文中，指出贺麟把中国的旧东西和西洋的最新精神结合，是“新复古主义”，他指出：“复古的主张虽由来已久，但敢公然主张维持三纲五常之道的，恐怕只有一些不识字的军阀。但现在却有一个学者说，三纲实在是比五常更崇高的道德，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容许：倘君不君，臣也可以不臣，是相对性的道德；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才是绝对性的道德，他从这里面‘发现了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之处’。这安能不令人为之咋舌！”[49]他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和《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等文中，对贺麟的“新心学”也进行了批评，除揭露其复古论性质外，还着重批判了“新心学”的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他指出，贺麟虽自以为是介绍叙述康德和黑格尔，但实际上却是那些把整个康德黑格尔学说神秘化、反理性化的新黑格尔派的同盟兄弟。
蔡尚思在《贺麟的唯心论》一文中，对贺麟的“直觉的方法”、“先天的范畴”、“内心的文化”、“道体的宗教”、“基石的礼教”等唯心论的观点也作了批评。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批判了当时的其他文化复古主张。
三、毛泽东、张闻天对文化论争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了科学的总结。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及文化问题时，他指出，文化论争的性质在五四运动前后是不同的，“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毛泽东批判了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提出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关于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0]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强调对外来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都不能采取一概排斥或盲目搬用的态度，否定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把中华民族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了民族形式与民主、科学内容的统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从文化角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同年，张闻天在《中国文化》第2期发表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等问题作了阐述。在谈到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时，他指出新文化要彻底否定“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但要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加以接受、改造和发展，这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在谈到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时，他指出“要吸收外国文化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绝不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但这种“吸收”，绝不是完全抄袭外国文化的所谓“全盘西化”，外国文化中的反动文化（如主张侵略，反对民族解放，主张独裁与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与自由，主张宗教迷信，反对科学真理，拥护压迫剥削，反对大众，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应坚决排斥的。
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回答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新旧、中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了复古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的错误主张，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