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黎明前的文化选择[51]
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建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西文化的问题再一次为人们所关注。
一、两种中国命运决战中的文化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中国引向黑暗。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将中国引向光明。一些欧美派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者”、“中间势力”、“第三党”自居，幻想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不同于美、苏，即介于“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的民主共和国，走第三条道路。战后的中国由此呈现出三种政治势力并存和互相制约的政治态势。作为此种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中西文化问题在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再一次被凸显出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适应自己“统一军令政令”建立独裁的政治需要，除继续宣传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外，更注重宣传儒家“大一统”的正统观念。他们宣称，孔子的“大一统”遗教，是“救世宝典，救国纲要”；攻击共产党“发动内乱”，是犯上作乱，所以首先应当强调“正名”，即肯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陈立夫强调中国有“民族文化一统的基础”，不应该受外来思潮的左右，“中国绝不能离开‘中’，而偏向任何一面”。因此，沉寂多年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又成了时髦。如张道藩指出，中国的建国说到底是“文化立国”，而这个“文化立国”的方向在十多年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运动”中就已经明确了：“吾从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宣言中，已听出了新时代的序曲及新人类的呼声，……不啻‘晨鸡晓唱’报到新时代的来临”。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尊孔复古的老调再次高唱入云。
中间派中以张东荪、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人仍然重弹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梁漱溟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基本上在重复1921年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旧有观点，坚持中国文化是“早熟”而非落后，且愈形僵滞、凝固。他说，中西文化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因此，中国绝不可能“进于科学”、“进于德谟克拉西”；相反，“欧人不足法”，从曾国藩到共产党，中国正是由于学了西方文化，才“愈弄愈糟”。所以，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输入西方文化破坏了中国文化的特性，造成中国文化“极其严重地失调”的缘故。他认定必须“往东走”，中国古代政治已是尽善尽美，“革命”、“民主”是绝对多余的。张东荪提出了“中西文化接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分成代表帝王利益的“甲橛”和代表平民利益的“乙橛”两部分。儒家思想主张修身治国、匡救时弊，正在于保护“乙橛”。这一点恰恰与西洋民主思想类似。长期以来，西方文化输入成了“桔过淮为枳”，原因在于接错了头，西方的东西助长了“甲橛”、破坏了“乙橛”。因此，不是要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用“接根之法”，从本国文化中的“相似之点”即儒家思想出发，把西方民主主义“迎接过来”。可见，他所说的中西文化“接根”，就是主张在儒学的基础上去“迎接”西方民主主义，就是要求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结合。他们没有摆脱东方文化派的窠臼。以梁漱溟、张东荪为代表的“中间派”鼓吹“往东走”、“接根”，使自己的文化主张很难和国民党的尊孔复古和“中国本位文化”论明显地区分开来。
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尊孔复古、反共独裁的实质，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传统文化的再反省和进一步阐明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也就成不可避免之事。
二、对传统文化的再批判
应当指出，其时自称或被称为“中间势力”、“自由主义者”的人中，情况是不同的。梁漱溟等人，大致延东方文化派的余绪，强调中国文化的特异，而钟情于旧有文化；吴世昌等人则承西化派的衣钵，信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文化上坚决反对国民党鼓吹尊孔复古和“中国本位文化”论，构成了其时对传统文化再批判的一个助力。
1948年，吴世昌出版《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批评有人打着“特别国情”、“正统”、“卫道”等幌子，对五四所培养起来的一点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实行“无情的打击”。他对国民党蒋介石鼓吹儒家道德颇为反感。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给子孙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道德遗产。儒家教“忠”、教“孝”，扼杀了人们“为客观的真理学术而奋斗”的精神，其效果无非是造就了一批奴隶般的“忠臣孝子”，为一姓之争而甘诛九族，为伦理上的尊长而卧冰割股。所以，从梁惠王到蒋介石，“伦理立国”论从来都只是愚民的工具。吴世昌批判了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的人总是强调儒家也有民主的学识，可以成为民主建国的依据的观点。他说，这种说法的根据，无非是因为经书中有诸如“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天听自我民听”一类的话，但这至多是一种民“本”思想，而不是什么民“主”思想。“本”就是“本钱”或“资本”，民之对于帝王，如同本钱、资本之对于商人，都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而不是“主人”。近代民主最基本的条件是“保障人权，重视人权”，而中国文化中恰恰没有“人权的观念”。因此，要想从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民主建国的基础，那不过是自欺欺人。他指明了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本质区分，在于前者从属于君权的范围，而后者却是奠基在民权之上的。吴世昌把“中国本位文化”论比作扛着十字架跑步。他说，扛着十字架是跑不动的，中国现在即便马上扔下它，也因扛了几千年，筋疲力尽，非好生补养不可；可是居然还有人主张把这十字架继续扛下去。这些人显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毫无兴趣，或者说保持落后的中国也许对他们更有“好处”。
吴世昌的批判反映了一部分崇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的见解，对于揭露蒋介石借尊孔复古实行思想禁锢，具有相当的尖锐性。但他不相信唯物论，据以批判旧文化的思想武器，仍不外是陈旧的进化论与天赋人权说。所以，尽管他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很精彩的，但从整体上看，没有超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水平。“全盘西化”的偏向在吴世昌的身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如他认为传统文化无非是“一套世故、功利、懒惰、权诈、谄谀、作伪的文化”，谈不上是“精神文明”，即便其中也有某些“好处”，“那也是祖宗的事，与子孙无关”。
此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运用唯物论思想武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有力的批判。王亚南对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互为表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它包含三大中心思想网络：“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和“伦常教义”。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万变不离其宗，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孔孟纲常名教，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工具。从表面上看，在儒家的纲常教义中，只有君主的关系是涉及政治，父子、夫妇的关系仅限于家族之中。但是，它的真正精神却正在于二者间的政治关系。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方面说，是家族的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说，又是政治的家族化。此种伦理政治的精髓，绝不像梁漱溟所说，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的相互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儒家伦理通过家族和族姓关系，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让为人父、人夫、人族长、人家长们“去分别承担”。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无处不有，封建专制政治的功能，也就无形中浸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结果人人习以为常，封建专制政治也就因此“天下太平”了。所以他说，正是因为儒家思想成了千年专制政治的保护层，因此尤其是近代以来，“任何一种不利于专制官僚体制的社会政治行动，必然同时会表现为反传统思想的行动”。同样，任何专制政治的复活，也都必然要带动尊孔复古思潮的泛滥。“当现代专制官僚体制发生动摇的过程中，传统思想也相应失坠了一向的权威，启蒙运动反专制、反封建、反官僚，同时也反孔家学说，打倒孔家店。当新专制主义、新官僚主义、新封建主义在蒙头盖面的活动着，孔子学说也在各种各色的国粹主义中变相复活起来”。在王亚南看来，现实中尊孔复古思潮的重新泛滥，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加紧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所以他批评梁漱溟、张东荪等人说：“在这种认识下，我真不解为什么有的政治革新运动者，竟毫不觉得矛盾地提倡孔子学说”。[52]
王亚南此期还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系统批判。但他并不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化。
三、“人民本位文化”论的提出
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人们在文化问题上的立场也变得愈加泾渭分明：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梁漱溟的“往东走”、张东荪等人的“接根”说，概而言之，都可归入“儒家本位文化”的名下；胡适、吴世昌等自由主义者的“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实未脱“全盘西化”论的故辙；而共产党人和拥护人民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则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本位文化”的主张。
胡绳在《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指出，八年抗战已经开辟了新文化的必然归向，这就是：“面对实际，走向人民”。“所以，文化运动当前的任务，就该是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求得新文化和人民在一起而共同提高起来。”[53]冯契则概括出了“人民本位”的提法，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文化革命的基本特点”，“首先，它是人民本位的，至少是要求人民本位的”。[54]王亚南也说，新文化“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便于人民取得社会政治权力的”[55]。
他们提出“人民本位文化”论，是基于从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思路。“人民本位”是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现实基点：“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就一定是新时代与新中国的。是新中国的，所以我们反对全盘西化，因为那是等于在文化上受人奴役。是新时代的，所以我们也反对中国本位，因为若无条件地接受旧传统，就等于向封建势力投降。更进一步说，也只有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以中国人民为原动力，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才能建立起来”。[56]从“人民本位”出发，坚持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既要反对忽视文化的时代性，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排斥外来文化；又要反对忽视文化的民族性，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他们还强调，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时代性为更本质更能动的主导方面。冯契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中世纪文化比较，没有太大的不同。中国没有工业，缺乏科学与民主，西洋又何尝有？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西洋现代的文化”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蔡尚思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代表“较旧的封建社会时代的文化”，英美文化是代表“较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文化”，苏联文化是代表“最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其间根本的差异和冲突是时代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
总之，他们从肯定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观点上，强调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本质是时代性的；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上，强调新文化“人民本位”的必然性。二者相辅相成，所达到的结论是：文化的时代选择，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选择，即中国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现实的选择。由此还可引申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原则：“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思想，一定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能够解决得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即中国文化的时代选择，就是服从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事业需要的现实的选择。这是近代关于中西文化论争所沉淀下的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
在人民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中，“人民本位文化”的口号，清新激越，盖过了“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一类嘈杂的声音。新文化的轮廓已清晰可见。
注释
[1] 《康有为政论集》，8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同上书，955页。
[3] 同上书，740页。
[4] 《康有为政论集》，727～728页。
[5] 同上书，798页。
[6] 同上书，733页。
[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38页。
[8]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220页。
[9] 蔡元培：《致许崇清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
[10]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220页。
[11]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册，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39页。
[1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4]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册，264页。
[15] 《说孝》，《吴虞文录》卷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16]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2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
[18] 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9] 《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册，103页。
[20]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443～445页。
[21] 《李大钊文集》下册，151～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 所引东方文化派之论著，均见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3]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24] 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25] 同上。
[26]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10～14页，北京，北京印刷局，1924。
[27] 《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402～403页。
[28] 有关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思想的批判，可参见刘辉：《简论早期共产党人对“东方文化派”思想的批判》，《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增刊。
[29] 张君劢：《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
[30]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下篇》，《科学与人生观》。
[31] 丁文江：《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人生观》。
[32] 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
[33] 《答适之》，《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77页。
[34] 同上书，351、354页。
[35]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51、354页。
[36]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7] 《〈科学与人生观〉序》，《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49、354页。
[38] 《答适之》，《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77页。
[3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54～2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40] 马芳若：《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
[41] 同上。
[42] 马芳若：《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
[43] 马芳若：《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
[44] 同上。
[45] 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683、6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6] 《胡绳文集》（1935—1948），18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7] 《杜国庠文集》，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8] 《胡绳文集》（1935—1948），145～156页。
[49] 《胡绳文集》（1935—1948），102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2卷，696—697页、707—708页。
[51] 郑师渠、史革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
[52] 《论中国传统思想之取得存在与丧失存在的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53]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
[54]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1册，内刊资料。
[55] 《论中国传统思想之取得存在与丧失存在的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
[56]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4集，第1册，内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