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

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章益、陈高佣、王新命10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的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争论。这是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争的继续。

一、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

“十教授宣言”声称：“当前的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十教授宣言”估计了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认为由于新思潮的传播、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些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发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为了使中国重新“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如何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认为不应“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不能赞成复古派的主张；也不应“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一味“模仿”外国，包括“模仿”英、美、苏俄、意、德。他们提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应该“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对传统文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欧美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

“十教授宣言”从字面上看是平稳周全、冠冕堂皇的。人们了解它发表的政治背景之后，就可以看清这个宣言的用意和针对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为维护统治，在文化思想领域一面宣扬法西斯主义，一面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教育。1934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一场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并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提倡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与道德。一时，复古的气氛弥漫全国。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十教授宣言”，适合了国民党当局提倡复古的意图，其实质是以变相的“中体西用”论抵制“全盘承受”外国文化，抵制效仿苏俄和全盘西化论。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俄为师’。”[39]为什么也要抵制全盘西化论呢？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西方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全盘西化存在着把社会主义文化也化过来的危险。由于有“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作后盾，当时国统区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表文章，对“十教授宣言”表示赞同。但西化派的胡适、陈序经等人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对“十教授宣言”则进行了尖锐的批驳。

1935年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十教授宣言”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中体西用”的“最新式的化装”，是张之洞《劝学篇》的翻版。“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指出十教授说是不守旧，其实是在折中调和的时髦外衣掩饰下主张复古。辛亥革命以来，每一次大震动，顽固势力总忧虑“中国本位”的殒灭，要维持“中国本位”。何键、陈济棠、戴传贤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十教授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不过，他们都以时髦的折中论调作烟幕弹，十教授的宣言“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之下”。“陈济棠、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的烟幕弹？”所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等时髦论调，都不过是遮掩其保守心理的烟幕弹。胡适指出，十教授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不必焦虑中国文化的特征失去了，“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恰恰是“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全力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借它的朝气锐气冲击洗涤固有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而不是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胡适对“十教授宣言”为封建复古派“施放烟幕弹”的实质的揭露是尖锐和深刻的。

不过，胡适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尽管我们全力接受西化，但结晶品还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这正是陈序经等批评他与十教授宣言一样是折中派的理由。

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最彻底的代表。他指出，“十教授宣言”里固说“不守旧”，但事实上，却偏于复古、近于复古。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他们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的说法，“十教授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张之洞所画的圈子”，可见，陈序经和胡适一样，也是把“十教授宣言”看成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当时还有许多人从这个角度抨击“中国本位”论。

蔡元培、黄炎培、欧元怀、张熙若等人则批评“中国本位”的说法过于“笼统”、“空泛”，“易生误会”。“十教授宣言”里只说“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什么是“此时此地的需要”没有进一步解释。4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他们在《我们的总答复》中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对此，严既澄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干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王西征指出，《我们的总答复》所说的三项事业，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下成为二民主义”[40]，民权主义被抛开了。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41]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中国本位”，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迎合国民党当局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加强对思想文化界控制的政治需要。可以说，“十教授宣言”的政治色彩要超过其学术色彩。

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十教授宣言”进行了批判。他们揭露了“十教授宣言”回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回避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事实而侈谈“文化建设”的要害。鲁人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最迫切的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发展文化的基础，他说：“他们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基础。但此时此地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到处遇见帝国主义的屠刀，因为是半封建，所以到处碰着封建势力的毒刺，必须先割去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打倒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大敌，方才可以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又说：“思想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文化的停滞是中国社会的停滞而已，反映现代文化没有了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双重支配下的结果，非摆脱这双重束缚，中国文化是没有改道的可能。”[42]郑振铎等人也指出，当时的迫切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能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可能在旧文化里找到出路。换言之，就是只能通过保存中华民族来保存民族文化，而不是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复兴民族。这可以说是中的之言。

在各方批评下，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本位”、“不守旧”、“不盲从”、“此时此地的需要”等作了辩解和进一步的解释，并力言“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声称“中体西用”论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主张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支配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则视文化为一整体，精神与物质不能分离。然而，这种辩解没有切中要害，“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都是以民族性为文化选择的最高价值尺度。力辩与“中体西用”的区别本身就可以说明，以民族性的防堤抵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

二、围绕“全盘西化”的论辩

“全盘西化”作为在这次论战中与“中国本位”对立的口号、主张，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有人认为前者是因为反对后者而发生的，这是一种误解。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个词。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这两个词一个可译作“全盘西化”，一个可译作“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

不过，“全盘西化”最有力的倡导者是陈序经。据他自己后来说，早在1925年赴美留学前后，他和卢观伟、陈受颐已感到全盘西化的必要了，最初使用“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或“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等词。1930年，陈序经在德国留学时写了《东西文化观》一文，并公开发表于1931年4月的《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明确提出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1932年，他又写成《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此书第五章的题目是“全盘西化的理由”。他把当时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主张归纳为三个派别：（1）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2）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3）主张折中办法的。他的结论是：“折中的办法既是办不到，复古的途径也走不通。”“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他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四条理由：（1）中国对西洋文化的态度趋向于全盘西化；（2）中国历史上采纳西洋文化的事实趋向于全盘西化；（3）西洋现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4）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1933年12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讲演，讲稿发表在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由此在广东引起了一场文化论战。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开始后，他的全盘西化观点更为人们所注意。他提出全盘西化的理论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整体文化论”，即文化本身是整个的，“本身上是分不开的”，人们把文化划分成语言、物质、科学、宗教等成分，不过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而进行的主观的分析，本身上没有这回事，所以各方面是互相连带，互相影响的，引进西方文化不能要这个部分而不要那个部分。二是“基础文化论”，即认为某一时代某一环境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而中国文化是处在现代世界基础文化之下的窒碍物。“所以提倡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引起了复古派、折中派、唯物史观派的诘难与批评，以至西化派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则发表《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张磬先生》、《再谈“全盘西化”》等文，进行答辩。

十教授从复古派的立场批驳全盘西化观点。“十教授宣言”中的“不盲从”就有针对全盘西化的一面。他们在《我们的总答复》中更把矛头直指全盘西化观点。一是强调吸取外来文化必须“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进行审慎选择，“倘竟不顾时地的条件，贸然主张全盘西化，岂但反客为主，直是自甘毁灭！”二是指出西方文化本身并不是统一的整体，其中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上，各自成为特殊的体系，双方互相矛盾冲突。他们质问全盘西化论者：是承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盘？是承受社会主义文化的全盘？还是承受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两者的全盘？全盘西化究竟从何化起？

持折中论的吴景超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指出西方文化本身有互相冲突的内容，“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还是化入共产主义？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吴景超认为陈序经用来论证全盘西化的论据有两条，第一条是所谓文化分不开，在一方面采纳了西洋文化，别的所有方面也非采纳西洋文化不可的理论；第二条是我们对西方文化无条件地全盘赞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西方文化所有方面都比我们的文化先进。他认为还没有一位学者能够证明文化分不开的理论，文化的各部分有的分不开，有的分得开，如采纳了西洋的电灯，并非一定采纳西洋的跳舞；采纳了西洋的科学，也并非一定采纳西洋的基督教。关于对西方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不能接受陈序经“全盘赞赏”的态度。他提出对于西方文化的不同部分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态度”：对自然科学、医学等，“整个地接受”，并用它们来替代中国文化中的类似部分；对哲学、文学等，“整个地接受，但只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的类似部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策等，“愿意用作参考，但绝不抄袭”；对迷信的宗教、儿戏的婚姻、诲**的跳舞、过分的奢侈，“要加以排弃”。

张磬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批评了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他指出，人类的生活建筑在经济基础上，文化是人类的生活表现，所以当然要受经济势力决定。他认为，全盘西化派企图把西洋文化全盘移植于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上，是一条死路。目前中国文化运动最迫切的工作，是把封建经济基础推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经济基础，然后才会有现代的文化，否则中国文化永无出路，只能在死路上徘徊。

西化派的胡适、张佛泉、张熙若等人认为全盘西化的表述欠妥当，应当修正。胡适在1935年3月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辑后记》中，提出了“自然折中论”。他说，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是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是一种折中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后又提议用“充分西化”、“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他承认“全盘西化”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个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不用“全盘”而改用“充分”、“全力”等字眼，可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并得到同情的赞助。张佛泉认为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太笼统、含混，而主张提“根本西化”，他说：“我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或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有许多枝节问题，如是打桥牌好，还是打麻将好，我以为可以不专去讨论它。”[43]张熙若认为，中国今日大部分都可以西化，但是这与全盘西化不同。即使大部分是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能叫全盘。他提出，“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44]。这一表述除以“全部分”取代“全盘”，还把“西化”与“现代化”加以区别。严既澄也认为“西化”最好改为“现代化”。

来自各方的批评，暴露了全盘西化论的一些理论漏洞，表明“全盘西化”在道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不可能。它和“中国本位”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无偏颇的观点，其主要矛头是针对当时的文化复古思潮，其主要目的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进步意义也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