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科学不仅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能使人了解宇宙和人生的秘密，摆脱愚昧无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当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大旗的时候，在西方却有人喊出了“科学破产”。在中国思想界，受这种思潮影响，先是梁启超于1920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中跟着欧洲人叫起“科学破产”。随后，与梁启超一同游历欧洲的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跑到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讲演，宣称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这种菲薄科学的言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理所当然地要遭到提倡科学的西化派和此时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等人驳斥，于是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大体分为三派：一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一是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发表后，丁文江于1923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最先起来驳斥张君劢，称其为“玄学鬼”，提出要“打玄学鬼”，强调科学而不是玄学（即宋明心学）才能支配人生观。丁文发表后，张君劢又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中、下三篇），丁文江则还以《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在这一过程中，其他人也参加了辩论。1923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科学派、玄学派双方论战文章25万言汇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陈独秀在为该书作序时，对科学派、玄学派都进行了批评，指出唯物史观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陈序引起了胡适、张君劢、梁启超的反批评，陈独秀又发表了《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瞿秋白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对科学派、玄学派进行答辩、批判。前一阶段科学派与玄学派双方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哲学营垒内部不同唯心论的争论，而由陈序引发的争论具有新的性质，已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各种唯心论的争论。从文化视角看，菲薄科学或推崇科学，提倡宋明心学或反对玄学，反映了对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
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在《人生观》的讲演中提出以推求“公例”为特征的科学无法解释“天下古今最不统一”的人生观。科学可以解释物质现象，是因为这些现象有因果律可循，有一定的“公例”，但并不是天下事皆有“公例”，人生观问题就东西古今“极不一致”，没有规律可循。他认为人生观受“自由意志”支配，其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们忽而主张此，忽而主张彼，飘忽不定，顷刻万变，自由转移；人们彼此意见相异，是单一性的，即所谓“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他列举九项相互对立的人生观问题说明人们对人生的看法因时因人而异，这就是所谓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私有财产制与公有财产制，守旧主义与维新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我主义与利他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等。“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人生观无一定的“公例”，无客观的标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29]。
既然科学对人生观无法解释，于是就不得不别求一种解释于玄学中。他认为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只能靠玄学。“玄学之名，本作为超物理界超官觉解释。惟其有此解释，于是凡属官觉以上者，概以归之玄学”。可见，他所说的“玄学”，也就是心性之学，内省之学。一方面，他推崇孔孟以来的修身养性与内求于身的人生哲学尤其是宋明心学。认为自理论、实际两方面观之，昌明宋学都有必要：“知所谓明明德，吾日三省，克己复礼之修省功夫：皆有至理存乎其中，不得以空谈目之。所谓理论上之必要者此也。”“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复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暮楚，苟图饱暖，甚且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若此人心风俗……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所谓实际上之必要者此也。”[30]张君劢以复兴儒学尤其是宋明心性之学为己任，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倭铿的精神生活论。张君劢将西方生命派哲学与中国传统心学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中外合璧式的玄学”。这种人生哲学，既有别于中国古代儒家人生哲学，又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具有两重性。他主张“自由意志”，提倡思想与个性解放，表明其人生观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具有反封建的一面；同时他又贬低科学，否认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规律性，表明资产阶级人生哲学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人生观问题，只能以神秘主义作为依归。
这种矛盾性在另一位玄学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身上也得到了反映。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认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须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他认为，情感方面至少有两件就是“爱”和“美”的确有神秘性，是“科学帝国的版图”所管辖不了的。“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若要以科学方法来解释“爱”和“美”，那就是“痴人说梦”。这种折中态度反映了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在西方“科学万能”的神话已破产，另一方面又感到中国还需要提倡科学精神的矛盾心理。
丁文江等科学派人物坚持主张科学可以解决、支配人生观。丁文江认为，“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感情，同对知识感情的态度”，人生观不能离开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他所谓以科学解决人生观问题，主要是指将科学的方法、实证主义的方法、伦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生观。他指出，今天人生观不统一是一回事，但求人生观的统一是人们的义务，这就离不开科学方法，他说：“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类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秩序的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丁文江指出，应以科学作为教育同修养的工具，反对复活宋明心学。他以中国历史上空谈心性贻害国家的事实揭露张君劢所讲的“精神文明”会导致什么结果，指出宋朝提倡内功理学，一般士大夫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其结果为蒙古人所灭，汉族文化遭极大摧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他批驳了玄学派借欧战来贬低科学，提倡心性之学的做法，指出应对欧战负责任的是政治家和教育家，而不是科学家。[31]
针对梁启超把用科学来解释“爱”和“美”说成是“痴入说梦”，心理学家唐钺写了《一个痴人的说梦》，批判玄学派。他指出：“关于情感的事项，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指出情感中的“爱”和“美”两件同样是可以用理智分析，受理智支配的。人们的爱情受理智的支配的程度越大，结果就越好；反之，结果就越坏，“世间许多罪恶，是由于不受理智支配的爱情发生的”。至于“美”，他说，线、光、韵、调等是支配美感的要素，这些要素作某种组织，就生出美来，所以分析出线、光等，至少是分析美的一部分。
王星拱认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去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32]
丁文江等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但没有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提出了“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他认为人并不神秘，不过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人生并不复杂，不过是“两手动物唱戏”，内容无非是“吃饭、生孩子、招呼朋友”三件事。这三种人生观都离不开科学，解决吃“许多饭”问题，要“依仗物质文明的科学”；解决避孕问题，要“请教科学”；招呼朋友中“直觉”、“良心”、“良知”，也需要“理智”的帮助。这种人生观并不科学，但对玄学派鼓吹人生观的“玄秘”是一种挑战。
胡适也对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作出了解释。胡适在论战开始时发表了《孙行者与张君劢》，指出张君劢虽反对科学、否认伦理学的普遍适用性，但“仍旧不曾跳出赛先生和罗辑先生的手心里”，犹如孙行者十万八千里总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在玄学派、科学派的论战告一段落后，胡适为汇集双方论文的《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他在序文中，根据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内容大体为10条：叫人知道（1）空间的无穷之大；（2）时间的无穷之长；（3）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4）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5）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6）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7）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8）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9）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10）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还说明了因果律与意志自由的关系。指出在自然宇宙里，“物质是有自由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但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的法则，利用因果律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自然法则、因果律不见得会束缚人的自由。
胡适在序文中还说明了科学派参加论战的思想动机：中国“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他们是要维护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维护科学在中国的地位。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人生观论战的性质及意义。
科学派虽声称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但他们并不能圆满地回答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他们提出的“科学的人生观”有合理成分，但在总体上并不科学。丁文江受西方马赫主义的影响，宣扬“存疑的唯心论”，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觉官感触”的物体，至于“觉官感触的外面，直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应当存疑，应该存而不论。胡适把人生观看成“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这些观点都表明科学派未超出唯心主义的范畴。吴稚晖、胡适等人把人等同于动物，以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提倡享乐主义，这种人生观具有庸俗唯物论的性质。
真正地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作出比较圆满的解释的，是唯物史观派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他们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考察人生观问题，攻破了玄学派大本营，并批评了科学派的局限。
陈独秀指出，“唯物的历史观”虽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33]。“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理现象，都是由物质环境、经济基础决定的。人们对人生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绝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绝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34]。
陈独秀、瞿秋白等批驳了玄学派的观点。张君劢列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自由意志的，不是客观的，不为因果律所支配。陈独秀逐项分析了张君劢的九项人生观，指出它们都不是由于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都为种种客观的因果所支配。如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现象；男尊女卑和男女平等，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把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兴起；财产公有私有制度，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他指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面临的客观环境不同，观念也不一样，如欧美妇女每当大庭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因此，“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成的”[35]。
瞿秋白指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有规律的，他说：“社会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现这些公律，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张君劢只承认自然界的“相同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承认科学可以解释异彩纷呈的社会现象。其实，自然界也是偶然的事居多，“科学的公律正是流变不居的许多‘异相’里所求得的统一性”。“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科学应探析这些因果律。瞿秋白具体说明了社会现象中的基本规律，他说：“因生产力的状况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之一因素。历史的规律性便在于此。”玄学派认为情感、义务意识是超科学的，瞿秋白指出，情感和义务意识“都可以以科学解释其因果。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从宗法社会到资产制度的动向能规定那社会的情感，及义务意识的流变”[36]。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派提出了批评。陈独秀批评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路”，“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那么丁文江攻击张君劢的见解就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37]。陈独秀还驳斥了胡适的二元论历史观。认为他“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的观点是错误的。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38]因此他坚信：只有坚持物质一元论，才能对一切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离开了物质一元论，主张心物二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应该说陈独秀的分析，的确抓住了科学派的薄弱环节。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历时半年多，各方发表文字三四十万言。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因科学不发达而导致的产业落后、迷信盛行、蒙昧主义迷漫，所谓科学带来的“灾难”还无从谈起。科学派捍卫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赛先生”的旗帜，反对菲薄科学，反对复活宋明心学，是应该肯定的。玄学派注意到科学与哲学的区别、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区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哲学不是根本排斥科学的玄学，不能否定社会现象的客观性、规律性。玄学派的观点远不如科学派的观点更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唯物史观派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扩大了唯物史观在思想界的影响，较为科学地说明了人生观产生的原因，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