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主旋律
在那些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和国家里，民族主义既是一种以反抗外来民族压迫，争取本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为内容的思想原则，也是一种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它虽不免带有本民族的狭隘情绪与局限性，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一种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进步意识。
晚清以来，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始终是时代的强音，因此，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民族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进入民国后，民族危机不仅依然存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更达到顶峰，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恶性膨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更趋高涨。
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五四运动宣言，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书桌”的“一二·九”救亡示警；从“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五卅”怒吼，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抗战呐喊，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爱国主义浪潮澎湃汹涌、激**神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
同晚清时期相比，此期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末革命党人扬弃忠君爱国观念的传统，使“君”与“国”彻底分离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它也不再像清末时那样还以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如“排满”）为其重要内容，而是更明确地形成并巩固了以国内各民族平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念，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反对外来的民族侵略和压迫，以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捍卫和发展“中华民国”。同时，中国人还深化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明确地提出了“反帝”的口号和目标，民族主义水平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15]。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先进的中国人将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将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加自觉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民族主义焕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整个民国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同晚清一样，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主题，激**着爱国主义旋律，且范围和程度尤有过之。
在教育领域，民族主义不仅是政府正式规定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内容，而且成为进步的教育改革和教育运动强大的精神资源。连北洋政府也将“爱国”列为“教育要旨”之首，国民政府更强**育要“以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16]。1931年，它公布的教育宗旨实施办法具体规定：“各级学校教育，以史地教材阐明民族之真谛”，社会教育也要“了解民族意义”。1940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时，又规定要加强本国史地的教学，将其课时比例由原来的2／3增加到5／6，对其内容“要求注意中华民族的融合，历代疆土的扩展，各地资源的储藏与开垦，以培养学生复兴民族、爱护国土的观念”[17]。可见至少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确已成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比较重视的实际内容。至于在解放区，这种教育则更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抗战之初，根据地实施的教育政策就明确规定：“广泛发展民众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18]。作为民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又一突出表现，这一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教育侵略的斗争也在中国大规模兴起。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通过了反对教会教育纲领，规定：“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19]。1924年至192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文教侵略的旗帜，以收回教育权为直接目标，宣称“教育是一种主权”，培养外国教徒的基督教教育与培养本国国民的教育根本不能相容，因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族精神的怒潮”。与此同时，在文教界和知识界，一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潮也长盛不衰。持论者认为：“教育关系国家命脉，教育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主张“用教育力量复兴民族，报仇雪耻”。1934年，《教育杂志》发表《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专号，集中讨论“教育救国的途径”或“如何发挥教育在救国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一思潮几乎与民国相始终，堪称民族主义主题在教育领域里的最典型反映。围绕这一思潮，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等运动蓬勃开展，不仅对教育本身，而且对与教育相关的各文化部门的发展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领域，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也得到突出体现。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大都自觉地将自己的科研活动同挽救和振兴民族的神圣事业结合起来，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意识和使命感。以史学为例。民国时期文化史学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但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是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20]。如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叙例》就慷慨陈词云：“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陈登原在《中国文化史·叙意》中也明确表示：其书“盖于民族复兴、文化重盛之迹，三致意焉。江海不辞细流，故成其大。泰山不让寸土，故成其高。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必有在矣。”不仅史学如此，其他学术也是一样[21]。在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科学救国论”曾长期流行，以救国为宗旨的“科学化运动”也曾广泛开展。许多科学家和学者都坚信：“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22]，“为恢复民族自尊心起见，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利用科学而得实际的结果”[23]。正是以此为信念，他们执着地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文学艺术领域，持续不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的激扬，同样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此期都涌现出大量抒发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它们或痛陈民族危机、悲叹民族命运；或谴责外族侵略、呐喊民族救亡；或讴歌抗战英雄、赞美祖国河山；或反省民族弱点、呼唤社会变革……形式不同、内容有异、风格有别，但无不贯穿着爱国主义的共同主题。以诗词为例，杰出的浪漫派诗人郭沫若、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现代象征派诗人戴望舒，都同是爱国主义的热烈歌者。郭沫若在他那代表现代新诗第一个高峰的诗集《女神》里，有不少诗篇就表达出其“眷念祖国的情绪”。如《晨安》写的是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中，向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和壮丽的山河，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炉中煤》则将自己比喻成正在炉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怀着挚热的心唱出了：“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深情诗句。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两相结合，激发出诗人无限浪漫和乐观的信念。作为现代新格律诗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的闻一多，其诗不仅注重节奏和韵律美，字里行间也常常奔涌着浓烈似火的爱国**。如《忆菊》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加以热情的赞美；《太阳吟》以神奇瑰丽的想象表达对祖国热切的思念；《洗衣歌》则正气凛然地斥责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在《死水》诗集中，诗人的这种爱国之“火”燃烧得最为旺盛，读之令人热血沸腾；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早年的诗感伤成分较浓，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其诗风也因之一变，写出了不少歌颂抗战、充溢着民族主义精神的雄壮诗篇，如《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此外，蒋光慈那撼人心魄的《哀中国》，穆木天那“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流亡者之歌》，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和《吹号者》，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以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合奏了民国诗歌爱国主义的主题曲。特别是毛泽东那首脍炙人口的咏雪词，通篇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深挚的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强不可抑的历史使命感，美国学者R.特里尔在他所写的《毛泽东传》中，就将其称为“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颂歌”。
散文和小说，也是民国文学抒发爱国精神、激扬民族意识的另两种重要形式。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茅盾的《白杨礼赞》、老舍的《四世同堂》和中国台湾作家赖和（1894—1943）揭露日本殖民者压榨剥削台湾人民的《一杆秤仔》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而鲁迅反省国民性格的系列创作，更是这种爱国感情最为深沉的结晶。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旋律激越高亢，达到了最**。文化界人士纷纷成立各种救亡组织，自觉地揭起“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和“国防音乐”等旗帜，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抗战洪流中。他们庄严宣告：“要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的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为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24]，同时以实际行动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表现和传导民族主义精神的不朽作品，如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催人奋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激扬爱国之情的历史剧《屈原》，鼓舞抗战斗志的电影《八百壮士》等。甚至连那些在一般人看来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的佛教人士，此期也自觉出来进行理论修正，呼吁佛徒“放下法器，举起屠刀”，认为不在现世降伏日本凶魔，佛徒就无法成佛。民族主义精神的文化渗透，于此可见一斑。
朱自清像
这种民族主义精神，还体现在广大文化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上。梅兰芳抗战八年，留须八载，始终拒绝为日伪表演[25]；朱自清在美帝横行中国期间，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便堪称其中典范。
值得强调的是，民国时期，中国人认为本民族文化已根本落后的意识、文化反省意识和变革赶超意识，均大大超过了晚清，成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体现和特点。这一时期，人们更明确和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是来自比自己文化更为先进的外族的侵略。这就使得民族危机具有空前的深刻性：“昔者吾国暂受外族压迫，不久即能同化他人，此在今日为不可能。列强若一旦瓜分我国，吾人以为不久能同化他人，成更大之中华民族集团者，此不辨文化程度今昔悬殊故也。”[26]因此，人们深深感到“民族之生存尚有赖于文化”[27]，欲有效地挽救民族危机，不能不从文化的根本上着手，革新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于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新启蒙运动蓬勃兴起，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诸论纷纷出现，西方文化得到大规模全方位的引进，“问题与主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各种各样关于文化道路与问题的论争也跌宕起伏、连绵不绝。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观点各异、纷纭复杂的文化论争“说到底固然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反映，但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潮涌动，其更为深刻的内在动力，显然来自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爱国主义情思”[28]。由此可见，复兴民族的爱国主义不仅成为民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也是此期推进文化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源。
此外，随着西方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引进与传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持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根据国情、民族性来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之，一种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的思想和实践不断得到发展。这种文化自觉，是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成为民族主义精神在民国文化领域的又一突出表现和特点。以宗教为例。这一时期，天主教和新教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倾向。如在中国教徒的努力和中国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基督教新教广泛开展了本色化和自立运动，除了使得在华各种教会名称前均带上了“中华”或“中国”字样，各地区的主教和教会学校校长大多改为华人之外，在宗教的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有着“中国本色”的自觉追求，如反对完全照搬和模仿西方基督教礼仪、组织和布道方法，让教徒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仪式，等等，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因之纷纷出现。在仪轨上，此期基督教也带有了中国特色，有的教会竟采用佛教祈拜方式，礼拜时燃香并跪诵经文。在思想上，教内甚至还有人主张儒化或佛化基督教。不仅宗教如此，教育、文艺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都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民族化”意识。如教育，早在五四时期，舒新城和陶行知等有识之士都对当时中国教育盲目模仿外国、不顾中国国情的弊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陶行知就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因为“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几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却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因此在改革教育的时候，必须根据国情，对于外国学制经验要“明辨择善”。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强化，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的认识与实践也更为明确、更趋自觉。如在文艺领域，“民族形式”问题引起广泛讨论，出现了许多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新兴的各门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等，也纷纷提出了“中国化体系”的建设目标，并取得了可喜收获；政府方面，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解放区政府，都明确强调了“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文化意义，对之予以大力的提倡。特别是在中共方面，这种文化自觉还产生了巨大的硕果：毛泽东思想得以最终成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明确任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9]的卓越认识，并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完善。所以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它“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
当然，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精神所激励的也并非全都是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活动，腐朽落后的文化复古思想和运动也常常假其名而行。这一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十分明显。各种复古思想的活跃，虽然对鼓舞抗战未必没有正面作用，但对新文化的发展却产生了消极影响。与此同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抵制马克思主义等外来先进思想的传播的文化行径也屡见不鲜，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展，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等，都是显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救亡与启蒙根本统一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