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崇尚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追求[1]
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并不始自民国，但对这两个观念有较为明确深入的了解，响亮地提出这两个口号，将其视为西方先进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却是在进入民国以后。换言之，只有到了民国时期，民主与科学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彼此有机联系的社会意识，一种逐渐深入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引导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
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歇，以此为宗旨的思潮和运动接连不断。率先举起这两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人深情地呼唤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后来，他又将民主与科学生动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明确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从而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深地烙在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五四运动以后，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潮和运动继续得到发展。科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反击玄学派的“科玄论战”；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以前“科学救国论”指导下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左翼人士从事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民主方面，则有胡适、罗隆基发动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抗战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主建国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还曾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将民主与科学并提作为启蒙的目标，显示出文化思想与运动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同晚清相比，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因此对它们的追求也变得更加明确、强烈而执着。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则明确认识到，它还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合理、应当遵行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同年3月，谭平山也说：“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为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次年又说：“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4]至于自由平等，人们则认为，其价值核心又在于尊重个性、发展“个人”自主的人格。陈独秀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观念置于现代意识之首，主张“个人本位”；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都是基于此种共识。“个人”的发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能表现出它区别于此前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地方”[5]它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以后，民主思潮发生了分化，分别沿着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民主两种追求、两条轨迹发展。前者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想，1929年他们发起的“人权运动”，可谓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运动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呼吁人的生存权、个性发展权、政治民主权、财政管理权、言论自由权。社会法制化及其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他们格外看重，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民主人权。在国民党的打击下，人权运动最终趋于沉寂，但他们的民主追求却并未因此放弃；后者则以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为中坚。他们认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虽标榜代表人民，其实只不过代表本阶级，并不真正反映广大工农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是狭隘的，算不得真正彻底的民主。他们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同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获致民主的途径的认识上，他们也有了新的觉悟。一方面，他们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个性解放”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承认“理想的社会，不是奴才所结成，良善社会，必然有自立的个人”，但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是“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客”，“个人的个性，应尽情发挥，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在什么社会才不摧残个人才性，才使天才自由发展。……社会倘不发展个性，倘不使人人各尽其才，就非对这束缚人的才能的社会，采着不妥协的态度不可”[6]。实际上是视社会革命与解放，为个人解放和健全个人的前提。这样，资产阶级的狭隘民主就被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的民主所取代，追求民主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广大民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从而代表了当时最为进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更加深入，追求更为热烈而自觉。如果说在晚清，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科学还主要只限于科技物质成就和自然科学，那么此时则不仅普遍涵盖一般社会科学，更是一种广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包括破除迷信、打碎偶像、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实证等精神在内的至上价值观念。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如下表述颇有代表性：
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7]
这种精神的实质，胡适概括为“评判的态度”或“重新估量一切价值”，有一定道理。它在根本上与民主的价值观念是相通的，因为不盲从不迷信的理性主义态度正是个人独立人格的体现，而人的个性的普遍解放，乃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这种认识出发，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大力的提倡，在社会上或至少在自己的心目中，树立了一种近乎“科学崇拜”的观念。他们声称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进步轨道上唯一重要的工具”，“芸芸众生所托命者”，甚至执定“不信科学便死”的信念，把科学看作了成人成己、救国救民，乃至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民国知识分子普遍崇尚科学，并有着夸大科学价值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却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在五四后期发生的“科玄论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陈独秀、吴稚晖等人是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科学，而胡适、丁文江和任鸿隽等人则从经验主义角度去把握科学。唯物论科学观中又有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歧异，经验论科学观中则有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的区分等。[8]这些区别并非无关紧要，它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四之后，中国的科学思潮大体沿着三条轨迹发展，一条是中国科学社所代表的路径：把理性主义贯穿到建构自然的科学知识系统之中，努力将西方近代科学本体移植到中国。此一路径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另一条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路径：即崇信思想的科学或科学方法论，并加以传播和实践，它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9]，从而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至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则属于第三条轨迹。三者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但都高揭科学的大旗，呼吁中国的科学化建设，为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范围内曾兴起一场较大规模的科学化宣传运动。热心于运动的人士集合起不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有北平、天津等分会）。他们声明：运动的使命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广大中国未来的生命”[10]。为此，他们创办了《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科学化”的必要，并尝试着探讨入手办法，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还提出了“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化”的口号，强调“社会科学化”应以“科学的社会化”为前提，其实质是“民众科学化”，即考虑到民众如何接受科学的实际问题。正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所表明的：他们是“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这样，科学化运动就更好地体现了与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自觉结合。此种认识和运动，显然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发展和深化。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11]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以教育为例，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它强调接受教育权的平等，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伟。在此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组织纷纷成立，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蔚然而兴。运动者的目标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反对教育特权、追求教育普及的宗旨则完全一致。他们高呼：要“踏平这个高高低低的社会，第一步须得打破那些‘愚民政策’，开放这种‘独占的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12]。这一运动在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分化。晏阳初等人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最大手段，终其一生为之奔忙。中共后来在解放区所实行的普及教育的努力，也是对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超越。从教育的内容来看，此期的教育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不仅高等教育里科学成了施教的重心，初等教育里亦然。特别是1922年颁行新学制之后，自然科学课程更是成倍的增加。20世纪20年代后，科学实验也在学校中迅速普及开来。就教育方法而言，那种一味的灌输式和教训式的传统教法受到了挑战。“启发式”教育，即注意按照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以养成学生的自动自治能力的教育方式，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和提倡，不少高校中还实施了学生自由选课制度。与此同时，调查、统计、测验等方法，也被较广泛地引入到教育之中。智力测验、阅读心理调研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并直接服务于教学，从而部分改变了那种脱离受教育者心理、生理特点、主观施教和机械考核的旧办法，提高了中国教育的实证化与科学化水平。在中国，教育本身因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也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挚热追求。五四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就鲜明地写着：要推倒“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文学形式的历史性变革——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更被陈独秀明确称为文学上的“德谟克拉西”运动。从五四时期开始，揭露和鞭挞封建蒙昧主义成为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将此一主题与白话文的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此类作品，文学史界名之曰“启蒙主题文学”。另外，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延安时期崛起的“工农兵”文艺，也都是追求民主精神的直接产物。这一时期，文学家自觉追求文学形式的多样与自由，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成为民主精神渗透的另一种表现。至于现代文艺学、文艺美学、文艺评论的兴起和发展，则集中体现了此期科学精神对文艺的影响。它们将创作内容、创作形式、创作风格乃至叙述模式和审美心理等各种文艺问题，自觉而严格地置于现代科学思维和理性主义的观照之下，积极引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现代化进程。
在新闻出版领域，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着。整个民国时期，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把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变成真正的现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许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等人堪为杰出代表。“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13]。邹韬奋的这段名言，成为新闻出版界崇尚民主精神的最好写照。1935年12月，71名上海新闻记者联名发表《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公开反对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他们严正声明：“我们绝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必向什么机关请求、哀乞，我们应该自己起来，争取我们自己所应有的自由”。[14]斗争虽未取得直接结果，却表明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自由民主意识、现代职业意识空前增强了。同时，为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新闻出版界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视自身的科学化建设。在印刷、装帧和传播等方面，大量采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新闻自身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换言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闻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操使的舆论工具。而“新闻学”，就是“研究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解释和说明其自存的规律和因果性”的系统科学。这种逐渐把新闻出版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努力，使中国的新闻出版水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在学术和其他领域也都有体现。这一时期，学术自由成为现代学者普遍信奉的原则和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乃其范例）；民众的活动成为学术研究真正关注的对象（如现代民俗学兴起；新史学突破了“帝王将相家谱”的旧写法等）。同时，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使用科学方法，也已变成了知识界的一般常识。且不说蓬勃兴起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研究者，即使热衷于所谓“国学”或“国故学”研究的人，也无不认定“科学方法”的重要。《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就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在方法上、材料上都应该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于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崇尚民主与科学成为民国文化发展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着此期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有很高水准，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绪论”里所提到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国，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来自专制与迷信的顽强阻挠，付出血的代价。其蜕变之艰难，常常令爱国志士们为之扼腕。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主和科学毕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可以说真正开始在中国文化中奠基下来，这无疑是民国文化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