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大政权的主要文化政策

整个民国时期，名义上的全国政权只有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它们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对民国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虽然只是地方政权，但由于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其所奉行的文化政策也影响至巨，不容忽视。

一、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复古”

在北洋军阀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包含了一些进步的文化政策的内容，如“约法”规定保障人民的言论、通信和信教等的自由；教育法令宣布废除清末时的“忠君”“尊孔”宗旨，代之以“公民道德”的培养为主，同时取消小学读经等。这些政策曾一度给民国文化带来崭新的气象。

可惜好景不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不仅很快取缔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民主追求，镇压其军事活动；在文化方面，也逐步加紧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清算。他们为此制定了以“尊孔复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政策。

1912年9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就颁布了《整饬伦常令》，提倡封建礼教，号召尊崇伦常。声明：“中华民国以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7]。同年12月，他又下令恢复了祭天制度。1913年6月，他复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认为“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唯此礼义廉耻之防”，吹捧“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要求各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8]1914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政治会议决定在全国祀孔，并作为大祀，沿用前清礼仪，各地文庙也一律恢复尊崇，每县设祀奉官一名。同年9月25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祭孔令》，宣布全国恢复清朝祀孔礼制，中央、地方各由行政长官负责主祭。同时，北洋政府还试图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终因革命党人和宗教团体反对未能得逞。在全国祀孔的前后，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其中，1914年3月11日发布的《褒扬条例》规定，对“孝行节妇”，由政府给予匾额题字褒扬，允许受褒扬人及其家自立牌坊。11月3日，又颁发了《箴规世道人心》告令，宣布“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之特征，为立国之精神”。

在教育方面，北洋政府也推行封建复古的政策。1915年袁世凯重新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同年颁布的《特别教育纲要》，也指令“各学校均应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9]从而恢复了民国初年教育部曾经明令废止的学校读经。与此同时，它对民国制定的教育宗旨也进行了修改，将其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诋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贪争与躁进，这实际上是清末封建教育宗旨的复活。除此以外，还在学制方面恢复封建的等级教育形式，歧视女子教育，甚至宣传鬼怪迷信，以配合尊孔复古的教育方针。在社会教育、军人教育方面，北洋政府同样采取了这种政策。为了在精神上控制军队，袁世凯于1914年11月11日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训条的第一条就是：“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后又命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统率办事处拟定供奉礼制，令全国军人供奉。完全以封建忠君等伦理道德观念控制军队，抵御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

袁世凯穿起龙袍在天坛祭祀

为保证尊孔复古文化政策的推行，北洋政府还先后公布了一连串反民主的专制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惩办国贼条例》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限制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结社、集会、言论自由权力的内容，妄图用严刑苛法来阻止人们宣传新文化、追求新文化。对革命党人以及一切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的人士，甚至还加以残害，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如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都先后惨死于北洋军阀的屠刀之下。

这种以尊孔复古为特征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使民初社会弥漫着一股文化倒退的逆流，为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制造了舆论，一方面，它使刚刚萌生的民主文化备受摧残；另一方面，却又刺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袁世凯死后，一些明目张胆宣传尊孔复古的条例得以废除，但尊孔复古的文化政策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后来，北洋军阀各个派系控制下的政府大体上沿用了这一政策，直到他们的统治彻底覆灭为止。

二、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独尊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在文化领域中实行了以“三民主义”独尊的文化总体政策。

根据国民政府的法律，“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建国的指导思想，是全体国民必须奉行的学说。1929年《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同样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国民政府也无不标榜“三民主义”，将其奉为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纲领和政策。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三民主义”更是其无处不加挥舞的大旗，被视为是一切文化思想和实践不容违背的指南。正如蒋介石一语道破的：“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10]。

三民主义本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革命学说，它包括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充满了爱国、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对传统道德笼统肯定、分析不够和反帝主张不明确的弱点，从而留下了后来被蒋介石加以歪曲利用的隐患。五四以后，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特征的新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基础。

蒋介石政府当然不可能推行这种新三民主义，他们所奉为至尊的三民主义，是经过篡改、阉割的蒋记“三民主义”，抽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主实质和革命精神，将孙中山孔子化、三民主义儒学化，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法西斯独裁品格。蒋介石指出：“三民主义是我们总理创造出来的，他集古今之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以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11]被改装后的“三民主义”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依靠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推行。

1928年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断提倡所谓“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上至中央党部下至民众团体，都要制作书写这些字样的匾牌，予以悬挂和宣传。虽然在提倡这些传统道德规范时，他们也作过某些重新解释，与纯粹的封建道德不可完全等同，但其封建臭味依然浓烈扑鼻。1934年7月，国民政府更明确规定每年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在全国举行祀孔，并在不少地方学校中恢复读经。同年，国民党宣传部还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发动了所谓“文化建设运动”，鼓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实际上不过是近代“中体西用”文化观念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相表达。

为强化文化控制，对抗影响日益强大的民主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摆脱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年初发起了一个旨在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改良社会生活，以求“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又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他本人任总会会长，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说，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为运动设计了一套理论和方针。

新生活运动包括思想原则和具体行动规定两个方面。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准则，是各种具体行动的基准。蒋介石认为：“新生活运动的本旨，是要以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终不懈地实行下去。”在《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中，他对礼义廉耻进行了儒学的规定与解释，将其作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来要求。在具体行动方面，《新生活须知》对衣食住行应该采取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在某些方面也吸取了西方资本主义道德、礼仪以及其他精神文明的一些形式。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在这“三化”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事化”，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在推行新生活运动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发动。在全国建立了一套为较完整的组织。全国性运动由促进会总会主持，各省、市、县、农村、工厂、学校，均由当地最高长官和单位负责人主持，受当地促进会指导。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4个直辖市成立了新运会，1355个县设立了分会，另外还有13个铁路分会和10个华侨新运会。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和建立大量组织以外，国民党政府还“佐以武力与政权”来强制推行新生活运动。尽管用力甚多，但是终因不符合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推行者表里不一等原因，收效不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战时服务，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但是它所推行的具体行动内容则随着全民抗战的掀起自然消失。此后，无论国民党政府如何再挖空心思想贯彻新生活运动，都无济于事了。

在大力宣扬三民主义思想和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以各种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化进行“围剿”，打击和摧残进步文化，迫害进步文化人士。

首先，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政权颁布大量法律，取缔和限制进步文化。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三令五申严厉查禁革命进步报刊书籍。1928年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取缔各种进步的小报和小册子。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以“三民主义”为宗，对凡被认为违反者实行查禁。1930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出版法》以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4年，国民党中宣部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在这些法令中明令禁止以文字、图画、演说等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对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作出十分严厉的规定，违者要处以各种各样的刑罚。据不完全统计，1929—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查禁社会科学书刊676种，理由多为“宣传共产”、“宣传赤化”、“煽动阶级斗争”、“诋毁本党”、“攻击现社会制度”等。抗战初期，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控制，但不久又故态依然，甚至变本加厉。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仅1941—1942年，就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多种。除严厉查禁外，对大量书刊实行删改也是常用手段，使得许多书刊被弄得面目全非。正如当时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自国民党主政以来，即厉行党治。一切庶政，都以‘党化’为前提。举凡人民之思想与言论，概加以束缚，尤其自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而后，对于思想言论限制尤严。凡与国民党主义与立场不同之他种学说，他种主义，不仅绝对不许其流传，抑且绝对杜绝其研究。”[12]

其次，出于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国民党政府还利用军警、特务乃至社会黑势力，对进步文化机关进行袭击和破坏，残酷迫害革命和进步的文化民主人士。1929年，国民党当局就查封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30年4月，又查封了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所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因呼吁人权而受到国民党“警告”，罗隆基则因此被捕入狱。1931年1月17日，逮捕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和冯铿，不久将他们秘密杀害于上海。1934年11月，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因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敢于发表触犯时忌的文章，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此类事例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亦层出不穷，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更是其中极为典型的例子。

“三民主义”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对进步的民主文化起到了阻碍和摧残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文化的摧残比之君主专制时代、北洋军阀时代来得更凶”[13]。这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政策的一个方面。

“三民主义”文化政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虽然排斥真正的民主，但也包含了一些民主的口号和形式，这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非毫无益处已如前述；它的民族主义最终虽不免落入封建传统和法西斯主义杂交的泥潭，但强调“民族主义”本身在当时仍有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面，在这一政策之下，国民党也作过一些文化民族化的努力，甚至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还参与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包括文化的抗战；此外，“民生主义”也涵容了科学。

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教育，国民政府还是较为重视的。它建立了不少现代文教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的建设就很有成绩。此外，它还鼓励出国留学，乃至提倡科学化运动等，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段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为了保护科学仪器和文教设施，曾组织和协调大批科研教育机构以及科研人员内迁，还专门成立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直接扶持科学研究。它所通过并实施的“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及“设置部聘教授”等议案，在当时大后方科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鼓励战时科研起了积极作用。[14]应当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然科学等领域能够有较大发展，与这些政策的实行是不无关系的。

三、苏区和解放区的文化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不仅在政治、经济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文化上也始终是进步文化的领导核心。它在民国时期奉行的总的文化政策，概而言之，就是毛泽东抗战时所阐发的“新民主主义”，即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过这一纲领或总政策的形成及全面贯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当时苏区和解放区的艰苦条件下，推行得较为持久和彻底，效果显著，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强调人民民主、注重大众文化建设；三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并为此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分析、研究、处理各种文化问题、制定文化政策的立场和方法。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或称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强调文化为阶级斗争服务。如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就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从而创造出“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5]。张闻天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也指出，不能仅仅满足于在革命实践中使群众相信或崇拜马列主义，还必须经过系统的宣传，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深入到广大群众的意识中去，这才是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16]进入抗战后，中共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开始明确提出要将共产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方针”区别开来，指出国民文化的方针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但同时又强调，在这一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7]。

注重人民民主和对工农民众的文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由其阶级性所决定的。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将广大民众视为中国革命最根本的动力，在坚持发动工人、农民运动的同时，始终主张并奉行用先进的文化教育民众、服务民众、武装民众，使文化成为人民群众提高自身觉悟，改变自己命运，直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强有力武器。因此，保障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和文化权利，便成为其始终不渝的文化宗旨。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主张实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普及教育，也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党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一大批共产党人为了遵行中共二大宣言中所提出的“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文化纲领，走入社会底层，建立了各种工农组织，通过兴办各种学校、补习班、俱乐部、阅书报处和大众图书馆等方式，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政权，借助政权的力量将自己的文化教育方针付诸实施。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正式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18]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个根据地也都同样执行了这一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就宣布：“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9]这些政策的切实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民众的文化政策，还表现为强调文化必须为广大民众服务。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此后，大批文化工作者本着这一精神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创造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化作品。

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并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又一重要方面。中共在“二大”中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又进一步制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此相一致，在思想文化上，它也旗帜鲜明地反帝反封建，并且十分重视团结和领导一切进步的文化力量，共同组成文化上的同盟。五四后期，中共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联合，一起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国民革命时期，“共产主义”与“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为好朋友，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它领导、组织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发起了左翼文化运动；抗战前夕，它又领导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宗旨是：“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它声明“要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自然科学家……结合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这场运动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政策的运用更加自觉和熟练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以后“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分四个时期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由于反动落后文化势力还很强大，进步的文化阵营结成文化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力量，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谈文化统一战线，自然离不开知识分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幼年共产党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采取了大量培养和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政策更得到了切实而大力的推行。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文件和指示，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等，反复提醒“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0]，强调“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明确指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21]。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又是基本前提。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中共中央及各地方组织还积极营造有利环境，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为知识分子创造文化活动的必要条件[22]，保证他们创作和发表文化成果的充分自由。这种民主、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成为众多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文化政策上，中国共产党严格恪守民族平等的原则，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信仰、宗教、风俗和习惯，扶助其发展文化，因而扩大了文化统一战线的范围，增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大力提倡科学。限于条件，抗战前更注重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宣传，以及社会科学的研讨和传播工作。抗战时期，待环境稍有好转后，即成立延安自然科学院等自然科学机构和学会组织，并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提倡自然科学》《欢迎科学技术人才》等社论，强调“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23]。自觉加强科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由于中国共产党奉行了上述文化政策，因而在推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