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国社会与民国文化
第一节 社会巨变与文化发展的新态势
在中国社会史上，民国算得上是最为混乱、最为动**的时期之一，其文化变动之剧烈，内容之繁富，创新之活跃和影响之巨大，也为历史上所少见。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过渡时期。
一、民国时期社会的特点
民国承接晚清，中国社会仍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其一，是国家政治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出现了共和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在中华大地上高高飘扬。虽然这一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篡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未因此而改变，新建立起来的民国最终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但是，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毕竟宣告覆灭，共和国成为社会认可的合法政权形式。整个民国时期，除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短命的复辟外，中国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着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制度的变革，成为民国社会的一大标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成立大会
其二，是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发生了质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在全国取得胜利。
封建王朝的覆灭，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内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放松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从而为中国革命性质的转变提供了阶级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又使其拥有了变革社会的强大武器。经过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它以其坚定的革命性取代了两面性极强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前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一革命的胜利。
其三，是各种政权分割并存、政党斗争异常激烈，呈现出比晚清时期更加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内景
进入民国以后，清朝专制下的大一统政治被打破，袁世凯依靠强大的武力只是保持了短暂的统一，随着其帝制复辟的败亡，帝国主义也就失去了在华统治的共同工具，于是纷纷在中国扶植各自的代理人与走狗，以扩张其侵略势力。在列强的激烈争夺之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纷争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1]即使是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后，地方实力派的力量仍然很强，与中央的矛盾对抗从未间断，中国政局极不稳定。除地方军阀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培植的殖民地傀儡政权（如伪满洲国）和汉奸政权（如汪伪政权），以及列强在上海等地霸占的租界之外，还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政权。各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并立，构成了中华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各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基于不同的政治信念，建立了为数众多、性质各异的政党。有人描写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派和社团时，如此写道：“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近百。”[2]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这些政党和政团活动一度大为减少，到抗战后期又勃然而兴。为了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它们彼此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激**着中国的政治风潮。在政党纷争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成为其中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两党的关系构成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国政治的主要线索。它们的对立与联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其他党派的情况虽然复杂，但总是以这两大阵营为依托，或游离于两者之间。
其四，是民族灾难日益严重，以致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断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直至发动全民族的抗战，最终赢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最为凶恶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扶植皖系同直系军阀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日本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地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危机等震惊全世界的侵略暴行。1931年侵占了我国东北，1937年进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国难当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之下逐步团结起来，他们前赴后继，以自己的热血与生命进行拼死的抗争，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民族救亡运动的巨浪。民国时期，这种民族救亡运动达到了最**，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构成了其中最为宏壮的篇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得到了空前的高涨，在救亡的大潮涌动之下，整个民族被空前的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无比巨大的社会力量。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尤其是气势恢弘的全民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衰弱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
其五，是资本主义经济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半殖民地化程度依然十分严重，并出现了左右全国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
民国时期的经济，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并一度赢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进一步解体。另一方面，区域性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尤其是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扩张在华的经济势力，加紧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他们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扩大资本输出，继续对中国的经济命脉加以控制。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确立，在中国社会经济成分中又产生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巧取豪夺，迅速集中了巨大财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主义，它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侵略和四大家族的掠夺，使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的愿望最终破灭。民族工业不断衰败，农村经济也日益走向破产，下层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此期则出现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经济景象。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各地不平衡的状况也并未改变，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由沿海沿江向内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格局，城乡差别十分严重。
此外，社会流动的范围急剧扩大、频率迅速加快，也是民国社会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除了大规模的长期的国内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原因之外，它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也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社会闭塞状态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破，中外之间、城乡之间、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甚至一般男女之间的交往都较以往大大增多，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中外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国更加融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
二、社会变化对文化的影响
民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此期政治经济的显著影响，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态势。
其表现之一在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近代新文化成长的物质基础，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确立和维持，又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某种“合法”空间，并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民主自由成为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遏止的时代潮流。
诚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均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中华民国”不过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但这块有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之支撑的招牌绝非可有可无。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欺骗时，就不能不受到它自身的某种限制，从而有所顾忌。同时，这块招牌也成为时刻提醒、激励人们向往和追求真正民主理想的一种象征，一种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合法”而有力的斗争武器[3]，甚至成为统治者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击的有效手段。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便无法完全压制或消除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而且塞愈严则流愈急。民国时期，许多进步文化运动的发生，都包含着直接反抗统治者压制民主文化发展的因素在内。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国民党统治下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如此。总之，由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必然促使封建专制因素日益受到削弱，民主主义因素不断得以增长，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其表现之二在于：伴随着新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出现和成长起来，并通过与各种文化的激烈争论和斗争，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此，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真正地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就在中国人满腔热情地追求西方近代文化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丑恶现象，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出来。于是，许多中国人对他们所一向尊崇的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当时西方社会也有不少人出于对自身文明的失望，提出了向东方和中国学习、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西方文化的主张，一部分敏感的中国人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保守者则鼓吹起传统文化的优越来。更多的中国人此时陷入了迷茫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认识到苏维埃俄国的道路，既能使其超越封建文化、又能使其避免民族虚无主义，是一条较为理想的文化之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之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运而生。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和文化道路的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一改昔日的被动状态，以极大的主动和创造精神，开始了新的文化追求，从而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景象。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进步、最有前途的文化，它在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崛起，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文化的搏争中壮大，直至确立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其表现之三在于：民国社会复杂的阶级构成，特别是政党斗争和政权分割的多元政治形势，决定了民国文化的多元格局，即多种文化并存、两大文化阵营对垒的局面；同时也赋予了它鲜明的政治性格。
在整个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作为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意识形态表现的文化也同样呈现出比晚清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构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将此期的文化成分概括为三种：一是“帝国主义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者，都属于这一类；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当然是就其主要成分而言，如果分得细些，还有更多。这些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文化，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化组合与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场景。而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代表革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文化阵营和代表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化阵营之间的斗争，始终异常明显并占据着突出位置，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变动的重要线索。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文化扮演了领导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角，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联合进攻下，只打了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五四之后，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领袖了。它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肩上。
民国文化也由此获得了强烈的政治性。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人物、团体、思潮以至于文化运动，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无论是进步的文化，还是反动的文化，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很少有属于“纯学术”或者“纯文学”的东西。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急剧变化的政治风潮，在文化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它们不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框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方法，或是以自由主义为立论根据，从而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这一特点的形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有其必然性，对于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表现之四在于：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导致了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
首先是地域分布上不平衡。部分沿海沿江地区文化较为发达，特别是上海，一直是民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文化方面不啻是全国的“半壁江山”，简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4]，而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则文化相当落后；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农村则形成了强烈反差。在城市中，大多出现了以近代新式文化为主导的中西文化并存状态，而广大内地村镇，相对封闭的环境和落后的小农经济，使其仍主要固守着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程度不一、但总体落后的各自的民族文化。从社会阶层的分布上看，也很不平衡。少数有产阶级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的劳苦大众，则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和享受现代文化的权利，他们基本上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也极其之少。
值得一提的是，政权的分割及其所采取的不同性质的文化政策，使一些经济发展大体相当的地区，文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原本业已存在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此种现象在晚清时期已见端倪，但总体来说尚不明显，到了民国时期，则凸显出来，成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新的表征。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曾经出现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日伪三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它们分别统治的广大乡村地区，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总的说来处在三种不同层次。其中，日伪统治区的文化所处层次最低。它们所推行的文化政策的核心，是实行奴化教育，竭力提倡封建复古和封建礼教，鼓吹盲从和迷信。采取各种手段，百般摧残和破坏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能够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精神的文化。[5]因此在这些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了其进步的因素，因而处在较高层次。[6]政权的分割也具有某种正面的文化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控制力，使进步文化得以在其统治的缝隙中生存和发展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沿江地区和上海、北平等发达城市的文化设施、文化人曾大规模内迁，一度使上述文化布局有所改变，如民国文化的重心由上海移到武汉再移到重庆，偏僻的云南一下集中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团体，诞生了西南联大这样高水平的院校；落后的广西骤然出现了繁荣的“桂林文化城”等。但这种改变的程度是不能夸大的，抗战胜利后，这些先进的文化又随着机构和人员的撤离而大大削弱。
最后，民国社会对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不容忽视，那就是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气势磅礴的全民族抗战，激发了奔涌不止的民族主义热情，成为中国文化特别是新文化得以发展的巨大动力。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一场空前的民族文化振兴运动得以开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日益扩大和深入展开的中外交往所导致的全方位、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又为之提供了革故鼎新、综合创造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