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发展与社会变革

风云激**的民国社会，对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已如前述，而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给予民国社会以巨大的能动作用。同此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扩大其社会影响方面具有了新的自身条件：从社会认知角度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意识蔚然兴起；就文化的主体而言，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较清末时更加壮大；同时文化传播业也获得了空前的进步。这三者之间，又彼此紧密相关，呈一种互动态势。

一、现代文化意识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活跃

时至民国，人们不仅已明确意识到现代意义上“文化”的存在，文化概念在社会上广为流通和使用，而且文化问题本身，也已受到社会一般人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普遍重视和讨论，并被视作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样一种社会性意识，应当说在清末时尚处在萌芽状态，它的真正形成是进入民国以后，确切而言是五四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播共和龙种，收专制跳蚤”的黑暗现实，许多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仅是政治制度的单一变革，即使是这样一种变革，如果得不到文化变革的支持，也只能是种豆得瓜、一事无成。民初进步报人黄远庸还在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夕，就曾痛苦地反省道：“向者之徒恃政论或政治运动以为改革国家之道者，无往而非迷妄”，主张应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作“根本救济”。其办法是“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乃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梁启超所谓“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也都是同一种思路的时代表达。海外汉学家林毓生将这一思路概括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是基于此种思路，一场深刻反思和整体批判传统文化、呼唤从文化深层进行价值变革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存在着不适当的夸大，但是从文化的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却反映了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从此，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思想武器，在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从五四时期开始，文化问题得到了社会真正的重视。“文化”一词满天飞舞，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文化运动也接连不断。一些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被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研讨和争论，如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文化道路，东西方文化之间、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有，怎样树立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倡何种社会风尚和怎样建立此种社会风尚等问题。通过争论，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也因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于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行列。《文化哲学》、《文化学概观》之类的研究专著纷纷出版，对诸如文化的定义、结构、特性和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学术探讨并有所收获。文化学成为专门学科，是当时中国社会现代文化意识勃兴的重要表现和必然产物，而这种文化意识的兴起本身，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随着对文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也能够更加自觉而有效地借助思想宣传和文化运动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导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变化对民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至今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估计。

文化传播是文化得以影响社会的途径。民国时期的文化传播业已相当发达。同晚清时期相比，新式传播工具如新闻报刊、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电影等，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十分巨大的进步，有些功能极强的文化传播手段如广播电台等，晚清时期尚未出现于中国，此期也已达到相当水平，因而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借助于这种发达的传播工具，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文化，均可以在社会上加以传播，产生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也较清末时更加壮大，分工更为明确细致，成分更为复杂。一方面，此期清末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大多结业，留学国外者也纷纷回国，而日益成熟的现代教育体制，又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着这些人才。加上社会文化传播业的发展又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可以不再以“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主要选择，而是更多地走向社会，进入教育、新闻、出版、科技、法律甚至实业领域，成为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据有的学者统计，民国时期，全国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少于300万人[24]，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创造文化、变革社会的能动力量。这群新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成分也较清末时复杂得多，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是依附于军阀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无论是哪类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他们都十分活跃，不仅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学会组织或专业研究会，如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新闻研究会等，以推进学术文化的研究和应用，而且成立了带有各种政治和文化理想的社会文化组织，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佛化新青年运动协会、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借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发起社会文化运动，以影响社会和变革政治。五四以后，甚至还出现了大批走向民间、走向工农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他们深入到社会底层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或动员，从而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变革，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二、民国文化与社会进步

民国文化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变革产生了强有力的反作用。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总是相伴而行，无论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往往都以文化运动作为先导，因此，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利用了中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孔教伦理、君主观念；五四时期顽固派反对女子上大学、男女同校，直至停办北京女高师，也是由于歧视妇女的封建礼教还在发生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将殖民主义文化和中国旧有的封建文化糟粕两相结合，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制造汉奸、培养顺民；[25]此外，崇洋媚外意识的泛滥导致大量洋奴，封建迷信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束缚等，都在说明这一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26]，从而成为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的巨大阻力。与此相反，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则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源。

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对各自阶级所代表的文化的政治功能，认识和运用都是十分自觉的。反动势力如此，革命和进步势力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27]；又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28]。这种自觉，集中体现和强化了民国文化的政治品格。

在民国时期反对专制独裁的历次政治斗争中，新文化都发挥了思想激素的政治功能，对维护国家形式上的民主政体，促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由于民主人权的文化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一时期，任何公然不顾或抛开这种政体、行为所欲为专制统治的人，都必然违背人民的意志，都只能被以它的名义掀起的民主运动所打倒。袁世凯、张勋之流帝制复辟的丑剧昙花一现，即是明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始终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大陆土崩瓦解，也是最好的说明。相反，中国共产党由于顺应了时代民主文化的潮流，虽然历经曲折，但民心所向，最终依然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

同时，新文化在促进社会文明、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改良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文化的影响下，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得到了相当的改变，妇女走出家门，自由恋爱结婚，获得独立的职业，从事社会活动，甚至参与政治，均已成为社会的常态。不仅如此，民国还出现了像宋庆龄那样杰出的女政治家，像史良那样杰出的女律师，像潘玉良那样杰出的女艺术家。至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不言而喻。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或引进的一系列新成果，都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各工农业部门。如电力方面，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电力主要用于照明，30年代后，随着电力科技的进步，电力开始广泛用于工业生产，电力电信工业作为一门新兴的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化工方面，侯德榜制碱法的发明及其开发利用更是典型的例子。其他如机械、钢铁、煤炭、纺织等工业，由于新技术手段的不断采用，也都得到一定发展。甚至于农业方面，在引进“火犁”，部分使用了拖拉机、脱粒机、机械灌溉、改良新式品种之后，生产能力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凡此种种，都无不得益于新文化之赐。

民国时期，不绝如缕的各种进步文化思潮和运动，对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进化论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而深远。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效法的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失败了。那时，也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张，但他们都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他们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29]，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本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新的彻底的斗争纲领、新的斗争策略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方法，并最终形成了独立系统的毛泽东思想，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30]这是完全符合实情的。民国时期后来有的学者或政客在指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时，认为它完全是从苏联输入的革命，是人为挑起的阶级斗争等，这些虽然不过是误解中国国情的错误之谈，但从反面也说明了这一主流文化对民国社会变革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另外，民国时期，出于对“民主”、“科学”的不同理解和对改造社会道路的不同选择，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力宣传自己文化主张的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加以尝试。如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各种改良主义的实践等，它们虽然偏离了中国革命的主线，有时还难免同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矛盾和斗争，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提高社会文明等方面，也都曾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冼星海在延安组织演唱《黄河大合唱》

民国文化对于社会的反作用，还体现在民族救亡的文化宣传上，体现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激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复兴之光。同时，这种成长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革命救亡文化又反过来带动了社会的急剧变革，有力地促进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反抗外族侵略，爱国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纷纷走出书斋，成立和参加各种群众文化组织，“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病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31]，用演讲、歌咏、戏剧、播音、出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宣传画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使革命救亡的文化宣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曲《松花江上》不知使多少人为国破家亡落下凄伤的热泪；一首《大刀进行曲》不知使多少人热血沸腾；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则使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儿女，为了共赴国难，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民族新的长城。各种抗战戏剧所发生的影响也一样巨大。正如剧作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32]所有这些优秀的文化作品，高尚的文化活动，启迪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自卫、救国救亡的热忱，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在革命救亡文化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了，一改原来一盘散沙般的分散无组织的状况，民族的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空前高涨，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遏制的反抗洪流，不仅日本侵略者为之震惊，也赢来了世界人民的钦佩和同情，最终获得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得之不易的条件。

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宣传车在湖北黄石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丁世锋：《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年第1期。

[3] 如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就理直气壮地抓住共和政体与孔教的内在矛盾，来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复古政策：“若一方面承认共和政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4] 夏衍：《新的跋涉》，《文汇报》，1994-04-17。邱崇丙在《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一文中，以民国出版的图书上海所占比例证明了这一点。见《出版史研究》第2辑，172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5] 如德富正敬的《满洲建国读本》就宣扬“满洲国”应“以大和民族的优秀国民性和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大陆文化”。见该书206页，1940年版。其教育方针，初为“王道教育”，后又确定为“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养成忠良之国民”，也就是培养顺民。见《第一次满洲文教年鉴》，551～552页，1933。

[6] 这种文化在内部构成上也是不平衡的。正如毛泽东所言：“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毛泽东选集》第3卷，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正宗爱国报》，1912-09-02。

[8] 《政府公报》，1913-06-23。

[9]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60～26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 蒋介石：《三民主义为唯一思想》，《蒋介石全集》上册，转引自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2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1] 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转引自宋仲福等编：《儒学在现代中国》，14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2] 《从言论自由说到思想自由》，《申报》，1932-04-08。

[13]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第1期。

[14] 张瑾、张新华：《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科技进步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15]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苏维埃中国》，285页，1957。

[16] 《张闻天文集》（一），404～405页，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698～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4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9]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26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618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82～1083页。

[22] 如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文化技术干部条例》就规定：“文化干部不仅在政治上倾向于我们的要尊重他，那些专心技术而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的也要尊重他”；“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如图书仪器设备等），使能发展其才能安心于工作”，“大胆地提拔做负责任的工作（不论是行政上或技术上）”；“每月15元至30元津贴，吃小厨房，窑洞一人独住，保证内部阳光空气之足够，尽量供给勤务员及马匹，便利工作”。根据这个条例，各解放区也制定了相应的优待知识分子条例，并贯彻执行。

[23] 《解放日报》，1941-06-12。

[24] 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257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25] 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定《艺文指导纲要》，规定：要“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收世界艺文的精华，组成浑然独自的艺文”。拍摄和放映灌输殖民思想的《我是满洲国民》、《魂的外交》等电影；强迫学生必修日语，改原有的国语（中文）为满语；教材中充斥靖国神社、仁德天皇等内容；迫使学生每日“早礼”、“终礼”，向“皇宫”、“建国神庙”遥拜等。

[26]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695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708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847页。

[29]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30] 《毛泽东选集》第4卷，17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1]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38-03-27。

[32] 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转引自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4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