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 10 绪言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将中华民族引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诏书，正式宣布清帝逊位。史学界习惯上将辛亥革命的爆发之年视为民国的开端。从这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止，史称中华民国时期。本卷所要叙述的就是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民国建立后，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先天不足，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中国从此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长达16年之久。袁世凯死后，直、皖、奉三系军阀交替控制政权，成为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在华代理人。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不仅彼此之间争权夺利，混战不断，而且对尊孔复古情有独钟，弄得中国社会乌烟瘴气，中华民国有名无实。

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的先进分子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和气壮山河的五四爱国运动，将戊戌、辛亥时期所开启的思想文化启蒙和政治革命全面推向深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和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背叛革命，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国民革命最终失败。1928年，国民党征服或笼络了各派军阀，确立了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一统局面。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进行了武装反抗。他们在各地发动起义，创立人民军队，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就在国民党对这些根据地大肆进行围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先是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因之空前激化。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而强烈的响应。国民党迫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这样，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就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获得了中华民族的新生，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置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全民族愿望于不顾，从1946年起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则针锋相对，给予有力的反击，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人民解放军就打垮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致使其残余势力狼狈逃往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成立。民国时代至此宣告结束。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社会和文化发展最大的特点无疑是传统向现代的逐渐转化。在文化领域，这一转化主要是通过两种类型的文化运动来实现的：一种类型的文化运动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另一种类型的文化运动，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文化斗争。[1]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渗透和彼此影响的。

根据这两种文化运动的演化和发展，民国文化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民国文化的开端时期，时间为1911—1927年。

这一时期，民国新建，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激起旧文化势力的强烈排抵，引起了尊孔与反孔、文言与白话、科学与玄学等一系列的文化论争。在斗争中，现代性的文学艺术、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蓬勃兴起，并基本形成了各自的体系。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由于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此期新旧文化的社会反差极为明显。

第二，民国文化的发展时期，时间为1927—1937年。

这一时期，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文化学术机构，推动了现代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则努力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并在国统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从而将新文化引向民众、推向深入。正如我国台湾的历史学者所指出的，此期左翼的文化势力几乎左右了文坛。[2]与此同时，国民党则对国统区的左翼文化进行“围剿”。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文化界反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斗争又掀起**，于是反对独裁与反对不抵抗的文化浪潮两相合流，构成了此期文化发展的主线。

第三，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及解放区文化最终获胜的时期，时间为1937—1949年。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文化界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如火如荼，文化的一切重要门类都服务于抗战或受到抗战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干扰，特别是日伪统治区实行奴化宣传和教育，使中国文化备受摧残；另一方面，在爱国精神的激励下，大后方的人们又发挥出空前的创造力，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前两个时期形成积累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中西会通的“中国化”建设方面，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意识和突破性进展，新民主主义理论也于此期得以成熟。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从抗战后期开始，一种民主建国的思潮勃然而兴，接着又汇入了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思想巨流，和平与民主遂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文化的主旋律。这一阶段，国共两党和中间势力在文化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迅猛发展，最终取得了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民国文化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继承和发展了晚清以来的新文化，大体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基础，使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传统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曾把这一时期的前半部分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无道理。这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阶段，也是像“文艺复兴”那样需要巨人而又产生巨人的时代。孙中山、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这些卓越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这样成就非凡的文学大家，还有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张大千、齐白石这些杰出的艺术宗匠，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侯德榜这样驰名世界的科技精英，都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真可谓群星闪耀、蔚为壮观。不论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还是教育学术，此期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繁荣期和高峰期。当代一位著名史家在谈到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时，曾不无自豪地说：“史学界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垣、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钱穆、翦伯赞都是大师级人物，仅20世纪前期，这样的大师出现十几位。中国号称历史学发达国家，同时期产生这么多历史名家也不多见。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出现班固，班固死后一百几十年才出现陈寿。18世纪乾嘉时期史学家很多，但也只有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全祖望、章学诚、崔东璧几位大家。像20世纪产生这样多的杰出史学家是史无前例的。这应该是史学界的骄傲。”[3]这里所提到的十几位史学大师，除章太炎外，其他人的史学成就都是在民国时期取得的，这也可以说是民国史学、民国学术乃至整个民国文化辉煌成就的集中体现。

也有人把民国时期比作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认为“此一时期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差可比并”[4]。其实不只学术如此，整个民国文化也颇呈多元竞胜、百舸争流之势。这种文化繁荣局面的形成绝非统治者恩赐的结果，而是中西社会文化交流互动、致使专制统治多少有些失控的缘故。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封建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影响广泛（尤其在农村），民国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民主和科学的发育程度还十分低下，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历史将中华民族文化更大发展的使命，留给了今人。

以往，关于民国文化的通史著作主要出版过两种：一种是我国台湾学者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1981年版，4卷）；一种是大陆学者史全生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1990年版，3册）。此外，傅长禄先生所著《中国现代文化史略》（1991年版），也基本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的。这些论著各有特色，对民国文化的研究有开拓之功。

本卷由黄兴涛主编，各章节撰写分工如下：

绪论，第二章，第四章第二、第三节及第十三章，由黄兴涛撰写；第一章由宋卫忠、黄兴涛撰写；第四章第一节由宋卫忠撰写；第三、第九、第十四章由俞祖华撰写；第五、第八章由左玉河撰写；第六、第七、第十五章由李少兵撰写；第十、第十一章由雒启坤撰写；第十二章由匡雁鹏撰写。

学术如积薪，后来者本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由于我们学识不足、时间仓促、加之篇幅的限制，现在所完成的这部书，不如意之处还甚多。不过我们所努力的方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将宏观把握和部类描述两相结合。这也是整部《中国文化通史》所提出的体例要求。本卷前四章专门探讨和记述了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文化的时代精神、重要的文化论争以及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这是以往诸著所忽略的，但愿它们将有助于对民国文化的贯通了解。后面各章则叙述文化各部类的发展情况。其中“伦理道德的变革”和“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建设”专章，是我们所新设。[5]在文化具体部类的写作中，我们也力图对其发展的线索和特点加以勾勒，不过程度参差不齐，总体说来尚显粗略，希望同行师友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今后能有所改进和提高。

注释

[1] 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中有类似的概括，我们也大体同意该书以此为依据对民国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只是略有调整。

[2] 秦孝仪：《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3册，1257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

[3] 戴逸：《继往开来前程似锦》，《光明日报》，1997-10-14。

[4]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华读书报》，1996-12-25。

[5] 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虽未设专章，但在“学术研究”一章里，曾专门叙述了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和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