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繁缛复杂的礼俗

在物质生活方式方面，宋人表现出最大的特点是奢侈、铺张，而在精神生活领域，尤其是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方面，宋人的礼仪非常繁缛，这与这一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新儒学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关系。

一、婚嫁习俗

宋代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也使婚姻习俗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总的来说，宋代男女缔结姻缘，虽有大胆追求自由婚姻的积极一面，但大多数人的婚姻仍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完成的。因此，婚媒在宋代婚姻缔结中所起的作用很大。但由于婚媒在缔结姻缘过程中往往有谋取钱财的因素，因而酿成了许多婚姻悲剧，诚如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复，绐女家则曰男富，绐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盛，绐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绐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宜谨察于始。”[30]在宋人的话本小说中都有反映媒婆见钱财而害人的故事。尽管如此，媒人的作用仍然见重于当时。

宋人的婚龄，开始沿袭唐代，男15岁、女13岁即可成婚，这显然是早婚。宋代的婚龄一度也是如此，后来有些士大夫提出异议，把婚龄提到男16岁、女14岁。但在实际过程中，宋人的结婚年龄大致在20～25岁左右[31]。这是有些学者经过多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颇为可信。

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异常活跃，宋代的婚姻出现了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给婚姻带来的影响，“婚姻不问阀阅”，直求资财成为时尚。一代名臣蔡襄就曾指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32]司马光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对此更是深恶痛绝，他有一段精彩的陈述：

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摅其忿。由是，爱其女者，务厚资装，以悦其舅姑。殊不知被贪鄙之人，不可盈厌，资装既竭，则安用汝力哉？于是，质其女以责货于女氏，货有尽而责无穷，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33]

司马光的这种说法在宋代极为普遍，但这种现象是否像吕和叔所说的那样“非所以谨夫妇严宗庙也”[34]。其实不然，婚姻从论门阀出身到论钱财，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至少对于突破封建等级的束缚，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就在婚姻不问阀阅直求资财之风的影响下，宋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婚姻方式，即榜下择婿。每逢科考之年，京城的一些富商巨贾为了在政治上捞取地位，在进士榜揭晓之时，花重金择状元或一些进士入门为婿。许多进士出身贫寒，一朝中举，既可升官，又可娶妻，还可捞一把钱财，一举几得，很快就形成一股风气。这其实是商品交换在婚姻方面的又一表现。

在宋代的婚姻方面，纳妾之风相当盛行，这不是宋代的特色，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宋代纳妾之风盛行，城市中也有大量的妓女，这些都是社会腐朽性的表现。

宋人礼俗比古代有所简便，古人推重六礼，入宋后随着婚姻观的变化，六礼变成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宋人的婚礼，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书所载，大致有以下的程序：

男、女婚姻严格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进行。议婚之初，由男方向女方求婚，若女方同意，即“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帖”[35]。草帖之类似后来的庚帖，“序三代名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36]。草帖互换后，再行细帖，表示双方愿意结亲。之后男家送些酒之类与女家，称“缴檐红”，女家送活鱼三五条，箸一双，谓之“回鱼箸。”

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南宋）

接下来是行定聘之礼。在这个过程中最有趣者是“相媳妇”。“京师风俗，将婚姻者，先相妇。”相媳妇即男家先派亲属到女家，若看中女方，则以钗子插冠中，叫“插钗子”；如果不中意，则留下一两匹彩缎，与之压惊。南宋杭州的风俗与北宋差不多，相亲是男女双方在花园或湖舫内相见，其他礼俗与汴京相同。相亲之后就是下定聘礼，这在宋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分三个阶段，即下定礼、下聘礼和下财礼。下定礼，即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面封，名曰‘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立男二女绿衣，盛礼书为头合，共辏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方在当日也要回定礼物。接下来是送聘之礼，聘礼依男家贫富状况而定，“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接下来是送财礼，财礼一般仅以银锭若干封，彩缎数匹及酒果茶饼之类送下。

双龙纹金香囊

（1958年安徽宣城出土）

定聘结束后为迎亲。迎亲前三日，男家要送一些催妆品，女方也以礼物赠答。婚礼前一日，女方要到男家铺房，挂帐幔，摆设珠宝首饰、化妆用具等，也有亲人睡在新房，叫暖房。此外还派亲信妇人或陪嫁女从，看守新房，不让外人进入，以待新人进房，才敢自由出入。迎亲当日，男家要准备若干礼物，借官私妓女乘马以及鼓乐队吹奏，到女家迎娶新人。花轿到男家门口，一些人拦门求“利市钱红”，又准备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叫做“撒谷豆”。之后新人下车，引入新房。之后礼官请两新人出房，绾结同心结，立于堂前，由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盖头，之后参拜诸神和家庙，回房行交拜礼，并各取青发一束结在一起，谓之“合髻”，象征为结发夫妻，白头到老。第二日新娘要拜见公婆，行拜舅姑之礼。婚后三日要回岳父家行拜门礼等，整个婚礼大概要折腾一个月左右才算结束。总体上讲，宋人对婚礼极为重视，婚礼也非常隆重热烈，其诸多程序大多为后世所沿用，尤其是许多婚礼习俗为后世所承继，并一直延续到今。如闹洞房戏弄新娘，尽管理学家极力反对，但作为传统依然在社会上流行不衰。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言：“民家女子，不用大盖，放人纵亲，处子则坐于榻上，再适者坐于榻前，其观者称欢美好，虽男子怜抚之亦喜，而不以为非也”[37]。撒帐与撒豆谷，即新人入洞房对拜后，双双坐于床边，由人拿吉祥物向新房中撒，以表示驱邪求吉利。转席、铺毡即新人下轿时，地下铺着青布条或毡席，避免新人双脚触地。拜堂，在宋代改为新婚次日进行，等等。

宋代的婚礼基本为后世所承继，但由于宋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宋时婚姻自有其特殊的一面，这就是政府通过法律及礼教来规范婚姻。

妇女涤器雕图（北宋）

（传河南偃师出土）

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使封建礼教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婚姻上，等级制婚姻受到了严重冲击，“婚姻之法，自朝廷以及庶民，**然无制，故风俗流靡，犯礼者众”[38]。以至于在婚礼婚俗上出现了士庶合流的现象，欧阳修针对北宋前期的婚俗情况，指出：“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倚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座。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唯婿上高座为盛礼尔……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呜呼！士大夫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习，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39]欧阳修是站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立场上批评这一习俗的，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确存在婚姻不问门第、士庶相混的现象，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特权，对婚姻还是进行了一些法律上的控制，如宋律就曾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40]宋代对婚姻控制最严的需算宗室婚姻，要受到诸种限制，如宗室男子不能娶下贱之女，宗室女夫死后可以改嫁，但宗室妇在夫死后严禁改嫁等，其目的是维护宗室的特权。

宋人因受唐人婚姻习俗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妇女改嫁可谓直言不讳。宗室、士大夫家庭改嫁很普遍，宋代明文规定，宗室女可以改嫁，对改嫁之夫家的门第也有所降低，甚至是再婚之人也允许。至于官宦人家，改嫁与再嫁更多，如范仲淹之母就改嫁淄州朱氏，其儿子死后，由他做主，将儿媳改嫁给门生王陶。薛居正的儿媳柴氏，早寡无子，携赀财改嫁给官员张齐贤等。至于庶民之家改嫁更为普遍。但是从北宋仁宗时开始，一些政治家和理学家针对妇女改嫁问题，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妇女不能改嫁，要从一而终。到南宋朱熹更是把“夫为妻纲”列为“三纲”之首，提出“人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首”[41]，因此宋代较为开放性的婚姻到南宋末趋于保守，坚守贞节成为束缚妇女婚姻的一道枷锁，后世愈烈。

二、生育习俗

婚姻的最终结果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宋人的生育礼俗尤为隆重，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载，在产妇临盆之际，其娘家要送银盆或彩盆，内装粟杆一束，上以锦缎或纸覆盖，其上再放花朵、通草、贴套，表示五男二女之意，还有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等，送至婿家，其名叫“催生礼”。分娩以后，亲朋要送细米炭醋。出生七天叫“一腊”，十四天为“二腊”，二十一天叫“三腊”。娘家及亲朋均送膳食。满月之日，娘家要送彩画钱及金银钱、杂果，大展“洗儿会”。这日亲朋均来，在银盆内煎香汤，把洗儿果、彩钱等放进去，仍用色彩绕盆，称为“围盆红”。年长者用金银钗搅水，称为“搅盆钗”。亲朋也把金钱银钗撒入盆中，称为“添盆”。盆内有栗枣，少妇争而食之，以表示生男之兆。小儿洗完澡剃完发以后，转入保姆房中，叫“移窠”。到一百天，也要宴请宾客。至一岁，叫“周晬”，在中堂之内摆列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等，让小儿坐于中间，观其先抓何物，以示日后从事何种职业，这叫做“拈周试岁”。亲朋要送一些礼物，同时主家要设宴款待。

这种生育儿子的场面，不分富贫，均要经过这些过程，但在偏远地区及生活贫困的家庭，迫于生计却出现了另一种习俗，即溺婴弃子。溺婴即在婴儿刚出生之际，就将其溺于水中，弃子即将儿子抛弃。这种现象在宋时很盛，尤其在湖北、湖南、福建等地较严重。何至于如此，主要是贫困人家养活不了这么多子女，在没有什么办法控制生育的情况下，只好采用这种残忍的手段。

三、丧葬礼俗

在宋代，由于受到传统儒家孝道观念的影响以及佛道信仰的深入，在对待丧葬方面，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一是厚葬之风盛行，二是薄葬风习流行。

宋人之所以重视厚葬，主要受传统儒家“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的影响，宋祁认为“孝莫重乎丧”[42]。李觏也认为“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为之衣衾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死丧。”[43]还有人将丧葬视为“礼之大者”，[44]把丧葬的厚与薄视为孝与不孝的重要标志。正是这种将丧葬融于礼义、孝道之中，因此宋人普遍重视厚葬。在丧葬中突出表现在僧侣、道士直接参加民间丧事活动，诵经礼忏，设坛作斋，超度亡灵，使丧葬仪式更趋繁琐、落后，丧葬费用也更加浩大。因此史书关于宋人厚葬的史料非常多，奢侈浪费非常严重。如汴京厚葬成风，“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45]“丧事员不能具服，则赁以衣之。家人之寡者，当其送终，则假请媪妇，使服其服，同哭诸途，声甚凄婉。”[46]而在一些地区，“俗重凶事，其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而奸民游手无赖子，幸而贪饮食，利钱财，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47]这种厚葬之风虽给子孙博得孝名，但却对子孙贻害无穷。

正是这两种观念的冲击，因此就宋代的葬法而言，形成了不同的葬法，土葬和火葬。人们之所以热衷于火葬，关键在于其简便和省钱。火葬虽在民间流传甚快，也为广大贫寒人家所乐于接受，但这种葬法与封建统治者所强调的“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的本意相抵触，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秩序。尤其宋代理学大盛，理学极重孝道和礼，所以他们强烈反对火葬，统治者也意识到火葬对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的破坏，所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严禁火葬。主要做法有三：一是下令严禁火葬，如建隆三年（962年），太祖下诏：“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49]；其二是从法律上给火葬者以严惩，《宋刑统》载：“诸残害死尸（指焚烧、肢解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50]；三是设立漏泽园、义冢等，由官府出钱集体收葬贫而无人葬的人。所以若论宋代丧葬礼俗，最突出的还要算土葬，也可以说火葬流行甚快，但主要的还是土葬。

宋人对丧葬礼仪十分重视，因此就形成了繁琐而隆重的丧葬礼俗，主要有：初终，即言男女易服布素及坐哭之位，也就是指死者在临终之前，“迁居正寝，内外安静，以俟气绝”。既绝，诸子兄弟亲戚要大哭；复，即在人死后，家人在寝庭的南面，向北面挥衣呼喊三遍，之后将衣覆于尸体上，开始行丧事，立丧主、主妇、护丧、司书等。复，即招魂仪式；易服，即换衣服，即凡与丧事有关的内外亲属都要换上白布青缣的衣服；讣告，即报丧，“护丧、司书为之发书，讣告于亲戚及僚友”；沐浴、饭含、袭尸。沐浴即给死者洗身，饭含即在死者口中放入食物等，袭尸即给死者穿衣；小敛，即给死者穿衣；大敛是将尸体放入棺内；成服，即大敛后第二日，五服之内的亲属依与死者的关系，穿各自应穿的丧服；朝夕奠，朔望奠，即孝子在每天日出日落举行两次祭奠；卜宅兆葬日，即由冢人、卜者通过占卜来选定下葬的日子及墓地的方位等；启殡即将灵柩移到正堂正中，准备出殡；朝祖，在灵柩发引前一日，奉魂帛朝拜祖庙；亲宾奠赙赠，即亲宾奠祭；陈器，出殡前，抬棺人先陈器于门外；祖奠、遣奠，即出殡前设奠以告亡灵；在途、及墓、下棺，在途即去埋葬的路上，及墓即到墓地举行的仪式，下棺即将灵柩放在墓穴中；祭后土、题虞主，即在木板上写死者姓名；反哭，下葬后，丧主奉神主归家而哭；虞祭，即父母死后迎魂安于殡宫之祭；卒哭，葬后改无时之哭为朝夕一哭；祔，即死者与祖先合享之祭；小祥即父母死后一周年之祭；大祥即父母死后两周年之祭；禫祭，即家人脱去丧服之祭，此后，丧家生活归于正常。上述主要依据司马光《书仪》所叙，可知宋人丧葬的繁琐程序，但在民间，丧葬更富有人情味，迷信色彩很浓，并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