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彩的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方式，宋代，尤其是进入北宋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在人们的消费方式等物质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变化。
一、服饰风格的多样
北宋建立后，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和完善中央集权制，其中之一就是继承前代服饰等级制的特点，制订了一套上自帝王、太子、宗室以及各级品官，下至吏庶道释等各类服饰制度。按类别来分，可分为品官服饰，一般男子服饰，妇女服饰等。各类服饰在式样、颜色、用料、附加物诸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以示区别各种人物的不同身份。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服饰的等级制的某些规定受到了冲击、破坏，加之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对宋人服饰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宋代的服饰既有等级制的严格制约，又有冲破制约的一些倾向。
（一）品官服饰
《大驾卤簿图》（局部）（北宋）
到了南宋，服饰大体承袭北宋，有深衣紫衫、凉衫、帽衫、襕衫五种。深衣用白细布做成，衣全四幅，“圆裤方领，曲裙黑缘”，穿时佩有大带、缁寇、幅巾、黑履，一般为士大夫家冠婚、祭祀、宴居、交际所用；紫衫即军服，后来在战事稍解后废除；凉衫，制同紫衫，以白色料制成。孝宗时，除乘马道途允许着装外，其他场合一概禁止，大致凉衫类似凶丧之故。从此以后，凉衫只能用于凶丧之服；帽衫，即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衣，角带、系鞵，自成体系。襕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主要为进士、国子生、州县生的服装。
（二）一般男子服饰
除官府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所穿的服饰外，其在平时或私下场合所穿的服饰以及官员致仕、告老还家，同于一般庶民服装饰。祭服和冕服，是所有人都要用的，不论贵贱，不过平民在着祭服时不能穿冕服，平民的祭祀活动用一般服饰来代替。宋代虽然对服饰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但由于人们追求美观，出现了一些“逾僭”的现象，所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千方百计加以限制。《石林燕语》载：“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宫品未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太平兴国禁品官绿袍，举子白襕下不得服紫色衣，至道间弛其禁。举人听服皂，公吏、士商、伎术通服皂白。”燕服即私服，即私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文献通考》中也记载：“今请公吏及士商、技术不系官乐人通服皂白”。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改变服饰“逾僭”的现象，其目的是：“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2]，严格规定一般的男子服饰只能有黑白二色。至于公吏、士商行人的服饰，限制相当严格，《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3]这说明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除从衣着上分辨出等级制的特征外，再就是从衣着上表现出行业的特征。
《大驾卤簿图》（局部）（北宋）
宋代统治者虽在服色、质料以及其他装饰方面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限制，但衣着的基本形式，士庶间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宋人的一般衣服有襦、袄、袍、帽、幞头、巾等。衣是上身所着的衣服的通称，有衫、袄、襦等，裳是下身所穿的，即后世的裙。这种上衣下裙的形式，除官服中有外，一般人很少穿，只有士大夫有时以上衣下裳作为野服穿着，但没有革带、佩肚等。袍是长至脚上，有里有表，宋人有时也叫长襦，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紧身之别。品官者着锦袍，未有官职者着白袍，老百姓着布袍。襦和袄均为平民所穿，襦为有袖头，其长短一般至膝盖间，作为衬在里边的衣着，而袄近似襦，是作为燕居时穿的，二者无甚大的区别。短褐为粗布或织麻布做成的粗糙之衣，为一般贫民所穿。衫是没有袖头的上衣，有穿在里面短小的衫，有穿在外边比较长的衫，宋时的衫有凉衫、紫衫、白衫、毛衫等。除了衣着外，宋代还流行在服饰上配有附件，头上戴的有冠、巾、帽、帻、笠等；腰间有腰围、革带、勒帛等；脚上穿的有鞋、履、木屐、行缠等。
（三）妇女服饰
宋代女服可分为命妇服和普通妇女服饰二类，命妇有内命妇、外命妇。内命妇是皇帝的嫔、妃及皇太子良娣的女性；外命妇包括公主及王妃以下，也包括各类品官的妻母。一般来讲，命妇的品级视其夫与子，《宋史》载：“至于命妇已厘九等之号，而服制未有名称，诏会有司视其夫之品秩而定其服饰”。[4]宋代命妇的服饰主要有袆衣、褕翟、鞠衣、朱衣、礼衣及常服等，首服有九龙四凤冠、龙凤珠翠冠、九翠四凤冠、花钗冠等。宋代命妇的服饰主要表现政治身份的高低，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尊严。这种服饰主要在朝会、宴见和大礼时才用，在一般的场合是不经常穿戴的。
宋代妇女日常服饰，包括贵族妇女平时所穿的衣服，上身大多有袄、襦、衫、背子、半臂等，下身有裙子、裤，腰间有围腰、腰巾，另外还有抹胸、裹肚，作为贴身内衣用的。妇女的一般首饰包括头上戴的冠子和发髻的式样以及插在发髻上的金、银、珠、玉等做成的各种簪、钗、步摇、梳篦等。宋代妇女的服饰，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时有变化，一些富裕家庭的妇女敢于突破等级禁令，常常模仿后妃的发式、用具等，俗称为“内样”，为的是赶时髦，被统治者斥之为“侈风”和“服妖”。尤其是进入宋中后期以后，社会僭越现象越来越重，“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5]更甚者“富民墙屋得彼文绣，倡优下贱得为后饰”[6]。许多女性创制了新的衣式，并迅速在社会上流行。如曾流行于京都妓女所穿的旋裙，前后开胯，因便于骑驴，很快在一般士大夫家中流行起来。司马光还批评这种时尚，说：“妇人不服宽袴与檐，制旋裙必前后开胜，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大夫家反慕之。”[7]到了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妇女的上衣趋于短而窄，并形成一股风气。到宣和、靖康之际，妇女上衣更趋紧逼狭窄。且妇女上衣又流行前后左右襞开四缝，用带扣约束之，当时叫“密四门”。小衣也逼窄贴体称身，前后左右开四缝而且用纽带扣之，叫“便当”，又叫“任人便”。这种风气南宋初有所收敛，到南宋晚期又再度兴起。始兴于内宫及闺阁之家，后上行下效，很快在各地都流行起来。宋代妇女服饰尤好奇异，从北宋后期开始，随着女真金人的强大，宋朝上层女性的服饰开始效学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打扮，主要表现在发髻方面。如束发垂脑的“女真妆”，首先在宫中出现，继而波及全国，所谓：“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又舞女喜戴帽覆额，也是从辽、金学来的。针对这种情况，南宋孝宗时有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朝之制度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诏禁之。”[8]可以看出，宋人在时尚上尤喜奇特，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也影响了南宋人的风尚。
二、餐饮业的发达
进入北宋中叶以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刺激着人们的消费观念的转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行业规模扩大，品种丰富多样。统治阶级穷奢极欲，也体现在饮食文化上。
宋代的饮食状况可从北宋汴京，南宋临安反映出来。整体上讲，两京可以视为当时南北饮食的交流中心。北宋东京的菜系主要有北馔、南食、川饭，且南方烹饪技术传入北方，改变了北方人粗放的饮食习惯，使饮食业更为精美丰富。宋室南渡，大量北方人迁入杭州，原来东京的饮食业也随之而来，南北饮食得到又一次交流。吴自牧的《梦粱录》中所言：“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9]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烹饪技术已很高超，择要述之，有烹、烧、烤、炒、爆、熘、煮、炖、爊、卤、蒸、腊、密、葱拔、酒、冻、鲊、签、腌、托、兜等数十种，且每一种都可做出二十多个品种，可谓丰富多样，这是其一。
妇女剖鱼雕图（北宋）
（传河南偃师出土）
其二是从食品的制作方面，已有了专业化的食品店和作坊。如北宋开封的饼店，既有胡饼店，亦有油饼店，最有名的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每家有五十余户”。[10]南宋杭州的这类专业饮食店更多，据《武林旧事》载，有麸面、团子、馒头、爊炕鹅鸭、爊炕猪羊、萁豆、馓之等，这些专门化的食品店生产的各类食品，除自己卖售外，也有城市里的一些平民，“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11]。在一些食品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呇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12]，以此招徕顾客。
宋代都城酒店林立，各类酒店所供应的品种及档次也不一样，有装修豪华的大型高档的酒楼，“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13]在这样的高档酒楼里，饭、酒、菜一应俱全，各种做工精细、考究的食品更是让人食之不尽，流连忘返。低一档的酒店或食品店专卖家常便饭，如骨头羹、煎豆腐，等等。还有一些小食店专卖点心。所以，两宋都城的饮食业很发达，高中低三个档次的酒店可供顾客选择，且食品品种多不胜数，反映了宋代食品行业的兴盛。在宋代都城中，各行各业均结成一定的组织，或称“行”，或称“团”，饮食业也不例外，据《梦粱录》载，当时杭州的“团行”中，属于饮食行业的有酒行、食饭行、后市柑子团、城北鱼行、城东蟹行、鸡鹅行、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等。
除了这些名目繁多的食品店和食品品种外，餐饮业很发达，主要有冷饮、酒、茶。宋代城市中有许多冷饮店，门前均挂有“饮子”、“暑饮子”、“香饮子”等招牌，经营的品种主要有：“甘豆汤、柳子酒、豆儿水、鹿梨浆、木瓜片、沈香水”等。酒在宋代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宋代饮酒之风很盛，从皇宫大院到偏远乡村，都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酒店和酒馆。宋代酒的品种很多，几乎各地都产有名酒，北宋时据《酒名记》载有名酒百余种，南宋的名酒据《武林旧事》载也有50余种。当时的酒主要是米、麦等粮食作物酿成的，也有不少水果酒。宋人饮酒之风很盛，带动了饮酒业的兴旺，因此在城市专卖酒的酒店很多，有相当规模的酒楼，如北宋汴京的矾楼、杨楼，南宋临安城的和乐楼、春风楼、熙春楼等。这些大的酒楼所卖酒均为上等饮品，并配有美味佳肴。小的酒店称为脚店或分茶，酒价便宜，顾客“只三二碗便行”[14]。大小酒店，均干净卫生，服务周到。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而茶作为饮料，在宋代更是大盛。当时许多地方都盛产茶，还出现了专门种茶的茶户、茶工。茶中名品很多，制茶技术也大大提高。随着制茶业的兴旺，饮茶之风遍及城市乡村，在城市中还专门设有茶店，以供人们休闲聚会、聊天之用。
妇女煮茶雕图（北宋）
（传河南偃师出土）
宋贵戚之家日常生活日趋于奢侈豪华。司马光说：“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囿，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唯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15]华元郡王赵允良，“好昼睡，一宫之人皆昼卧夜兴。好坐木马子，坐则不下，或饥则便就其上饮食，往往乘兴奏乐于前，酌饮终日。”[16]真宗时宰相吕蒙正好食鸡舌汤，每日必用，以致园中鸡毛成山。徽宗时宰相蔡京喜吃鹌鹑，每一食羹即杀数百只。上有所好，下必行人，宗室贵臣如此，那么豪富大贾也不甘示弱，连一般的平民也竞相奢侈。正是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家财富挥霍殆尽，北宋的灭亡或许与此有关。
三、宅第的豪华
《赵大翁夫妇对坐图》壁画（北宋）
宋代官员的宅第，从建筑布局上讲，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宅第的大门，院内主要建筑和后花园。府邸的大门，一般有三间，中间的一间多为过道，左右两间为护院人所居；院内建筑由前厅、穿廊和后寝三部分组成，一般呈工字形或王字形。前厅为接待宾客或日常起居用房，后寝为卧室，中间有回廊，多种植花草，以点缀环境。后院多为大小不等的园林建筑。如北宋时李用和府邸，宅东有空地百余亩，“悉疏为池，力求异石为名木参列左右，号静渊庄”[19]。宰相王黼的宅第，“穷极华侈，垒奇石为山，高十余丈，便坐二十余处，种种不同，如螺钿阁子，即梁柱门窗什器皆螺钿也”[20]。其他如蔡京、童贯等权臣，府第建筑都非常华丽，园林风光更为精美。至于一般的官僚，也都十分注重经营宅第，如理学家邵雍在洛阳的宅第，“皆有水竹花木之胜”，[21]就连史家兼政治家的司马光也同样注重宅园建设，其共同点便是宅第园林化。这一特点非一二人所为，而是社会普遍现象。可见，从宋初以来，尤其是宋中叶以后，宋人对宅院建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
南宋以后，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热衷于宅院建筑的豪华颇为关注，为了制止侈靡之风，对于宫殿要求“惟务简省，宫殿尤朴”[22]。对于官民营室屋，“一遵制度，务从简朴”[23]，但实际上收效并不大。鉴于南方水乡的特点，官僚、地主、富商在建筑宅第时，十分注重选择佳地，垒石造山，引水开池，山水花木，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江南官僚宅第的特点。因此，宋代的宅第建筑，从室内布局和艺术效果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与社会上流行的华靡奢侈之风相适应的。
四、交通工具的改进
宋人的交通工具，可以分为陆路和水路两部分。陆路主要是马、车、轿，水路为船。
在北宋初期，作为交通工具的是马、驴、牛等，因国家初创，统一战争需要大量的马匹，因此官员乘马的很少，多乘驴或牛。此后马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宋代严格限制人们乘轿，只有年老的官员才准许乘轿。进入北宋中叶以后，一些富家开始用人力杠抬的轿子或兜子代步，但是宋代统治阶级对此有严格的限制，如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昉上奏：“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仁宗时又规定：“豪贵之族所乘坐车，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用黝而间以五彩者听。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神宗时进一步下令：“民间止令乘犊车，听以黑饰，间以五彩为饰，不许呵引及前列仪物。”[24]。可见，当时社会上不仅坐的交通工具有明显的发展，而且最主要是在交通工具上绘有华丽的绘图及装饰品，以显示富贵。如清明节人们出城上坟或踏春，“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重遮映”[25]。所以官方的禁令在商品经济及人们不断提高的消费观念冲击下，越来越难于执行，因此普遍出现了“京城士人和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领以椶盖，彻去簾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到了北宋后期，官绅富豪竞相奢侈，“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26]。就连民庶之家，富民倡优也以乘轿为寻常事。
南宋以后，由于丢失大半江山，马匹供应的主要基地陇右无法再为宋输送马匹，因此马匹十分紧张，轿子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主要交通工具。贵族士女乘小轿有的不垂帘幕，有的乘车，车子的形象颇似轿子，前后有小栏杆而用牛拖之。至于士大夫出门，常乘驴、骡。
在运载货物方面，北方主要用车，当时的大车每辆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多匹[27]。当时的车因用途不同而建造也有不同，从《东京梦华录》中可知当时运载车辆的情形：太平车，“上有箱无盖，箱如构栏而平，板壁前出两木，长二三尺许，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鞍驾之，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拽之。车两轮与箱齐，后有两斜木脚拖曳，中间悬一铁铃，行即有声，使远来者车相避。仍于车后系驴骡二头，遇下峻险桥路，以鞭唬之，使坐倒经车，令缓行也。可载十石”。平头车，“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酒店多以此载酒梢桶矣”。独轮车，又叫串车，“前各二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主要为“般载竹木瓦石”。还有宅眷坐的车子，用棕叶作盖，前后有构栏门，垂帘。浪子车，平盘两轮，唯用人拽。痴车，“载巨石大木，只有短梯盘而无轮”，“皆省人力也”。[28]
宋代的造船业很发达，运粮有漕船，航海有海船，战船有车楼船、多桨船，此外还有供游人玩赏的龙舟、游船。总之，船的种类因用途不同而造型、大小不同。可以说宋代造船业以及船在交通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最为华丽的船要算供皇帝贵族游人玩赏的船，《都城纪胜》载杭州西湖的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约长五十余丈，中可容百余客；五百料，约长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余客。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29]《梦粱录》中记载西湖的舟船更盛，西湖的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有容百余人、三五十人、三二十人的，制作精巧，雕栏画栋的游船；也有无人撑驾，用车轮脚踏而行的贾秋壑府车船；有用香楠木制造、装饰精美的御舟；还有在棚中专卖小食品的小船；也有打鱼放生的瓜皮船；也有专载妓女、百戏艺人的小脚船。这些船只因用途在于供游人玩赏，所以在装饰上多富丽堂皇。
总之，在宋代的物质生活方面，宋人是极为奢侈、挥霍的，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