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书风与书家
宋代的书法艺术在我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变革创新的时代。有人把中国书法美学分成三个时期，汉唐为第一时期，书法以“中和美”为主导，偏于壮美。宋以后为第二时期，以情为主，偏于“优美”。第三个时期是清代，是古代书法的总结期。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的确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宋代书法何以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肇始者？这与宋代社会重文的风尚分不开。正因为宋代重文，所以书法不再被人们视为“技艺”，而是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载体，书法艺术染上了宋代文人“情感”和“意境”的浓彩。书法与绘画一样，在宋代文人的眼中比诗要更高一层，成为其“言志”和“怡情悦性”表现人格精神的手段，形成了一种“以形写神”、“写性”、“写心”的“写意”风格，其“气韵生动”的审美情趣，使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宋初书风
宋结束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割据局面。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其右文政策的出台，不仅预示着文人阶层的人格和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也为各种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同诗词绘画一样，宋代的统治者对书法也非常重视，太宗即位后，就建立了御书院，招募书法名流充斥翰林，并建造秘阁，专门收藏前代墨迹。宋太宗尤喜小草，善飞白书，他曾对大臣讲“朕君临天下，亦何事笔砚？但心好之，不能舍耳”[24]。此外，在宋初的国子监里专门设有学习书法这一学科，学生学习的篆、隶、草三种书体为主要科目，尚习《说文》、《字说》、《尔雅》等，亦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规定：“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25]
宋初的书法有一件大事值得重视，这就是刻帖，并出现了《淳化阁帖》，此后专门形成了帖学派，与传统的碑学派互竞互长。刻帖始自太宗。宋太宗垂意翰墨，淳化三年（992年），他一方面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加以集中；另一方面又遣人到民间购募古代帝王及名臣手迹，然后令王著加以编次，标明法帖，刻于枣木板上。此丛帖共十卷，其中“二王”手迹居大半。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卷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历代诸家古法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献之书。此帖明显推崇“二王”，不屑于唐楷，至于颜真卿的书法收录很少，几乎没有。由此可见，宋代刻帖力斥尚法的唐书，重新追溯晋代风韵。《淳化阁帖》开创汇帖之风，帖学在宋之后蔚然成风，重辑、翻刻者很多，宋代就有《大观帖》、《修内司帖》、《潭帖》、《绛帖》、《二王府帖》、《泉州帖》、《澧阳帖》、《鼎帖》、《戏鱼堂帖》、《绍兴兰帖》等十多种。
宋初的书法，大体上继承了唐五代书风，但宋代书法家不愿追随唐楷的尾巴，而是另树大旗，承继晋行书的遗风，把行草书发展到极限。
宋初的书法名家有李建中，其书风基本上继承了五代杨凝式的书风，书法成就与杨氏齐名。《宋史》本传中言：“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其下笔质朴自如，圆转飞动，气象飘逸。他的代表作是《土田帖》，起着从唐五代到宋四大家的嬗递作用。
宋初的书法家还有范仲淹，他的书法落笔沉着痛快，很似晋宋人书法，他的代表作为《李寺丞帖》。
欧阳修为一代文宗，其代表作是《上恩帖》，元人郑晟在《欧阳修自书诗文手稿》跋云：“片纸文字，照耀后世。高山景行，庶其在落。”
从宋初的实际情况来看，书体基本上已趋完备，书法规模依仿前代，习书的风气不是太好，“惟趣时贵书。”[26]如李宗谔知贡举，天下学子皆习李书，以肥扁投其所好，目的是想博取功名。宋绶为参知政事，满朝文士学他的字体，号为“朝体”。韩琦为宰相多学颜体，士俗皆学颜体。蔡襄、王安石名重一时，世人又习蔡、王体。对此，欧阳修曾批评道：“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又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27]一言道破宋初几十年书坛的异趋之风。这种风气的流行既不能很好地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遗产，又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二、书法四大家
宋初书坛一味模仿的守旧观念，在进入宋中叶以后，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主要是取决于进入宋中叶后，宋代社会矛盾的尖锐迫使宋统治者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革新思潮的兴起，也冲击着文学艺术领域，尤其是诗文革新运动对文学艺术的革新有很大影响。因此，在书法理论上和书法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以意趣为主的书法新流派，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号称北宋书法四大家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
蔡襄《泉州万安桥碑》拓片（北宋）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累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作为儒学名臣，书法被推为“本朝第一”。苏轼、米芾、黄庭坚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苏轼在《评书》中称：“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又说他“真行草书无不如意。”[28]黄庭坚称赞他的书法“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29]。米芾称他的书法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后世书家都推崇蔡襄，元人郑杓在《衍极》中说：“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底所止。蔡襄毅然独起，可谓间世豪杰之士也。”明人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云：“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丽，米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深厚居其上。”蔡襄恪守古法，兼擅各种书体，行书尤为突出，他确实在宋代率先成为书法大家，其独特之处在于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端庄大气的特色为后人敬仰。蔡襄留世珍品很多，如《山居帖》、《陶生帖》、《纡问帖》、《入春帖》、《虹县帖》、《思咏帖》、《连日山中帖》、《别已经年帖》、《离都帖》等。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全才”——诗、词、文、书、画俱佳，他又是一位“奇才”，生于忧患，命运多舛，但为人豁达、豪放。在宋代四大家中被推为首位。黄庭坚曾说：“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在书法创作方面，他把诗、书、画融于一体，极力追求高雅的艺术境界。他的书法骨力内含，笔软墨丰，字形粗壮，风姿妩媚，他把字形、笔法、章法和气韵意趣统一起来，并不讲究法度、规格，而是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和笔墨韵味。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30]苏轼的书法成就自有其渊源，他少学兰亭，颇似徐浩之姿态，瘦劲又似柳公权。中年又参悟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的笔法，融合多家，才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
在书法理论上，苏轼主张变革古法，自创新意，不模仿和因袭前人的艺术成就。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推崇颜真卿、柳公权。他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31]“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32]苏轼提出的变革古法、自出新意的书法理论是符合北宋中叶文化发展的特色和主流的，表现了宋人的独创精神。他曾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33]他反对刻意临摹，尤重意态，他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34]他强调书法除技巧和形式外，最重要的是神态和意境，注重作品的含蓄美和意境美。
在变革古法、自出新意的同时，苏轼又十分注重对古代书法艺术的借鉴和继承。他认为正书是书法的基础，之后才为行草，否则是舍本逐末。“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35]还说：“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书而以行草称也。”[36]书家必须体兼众妙，取篆、隶之长，通其意而融会贯通，不要局限于一家一体，要寻求各体间的内在联系，掌握书法的共同特点，就可以达到“无法之法”。到了这一境地是否标志着书法达到了登峰造极呢？不是。苏轼又提出了“技道两进”说，即说明书家不仅要有书法技巧和深厚的功力，还要明了事情的发展变化，以技来表现道，“自技而进乎道”[37]。这种技道统一的观点，把书法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后世书法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轼《新岁展庆帖》
在书论中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即重视书家的思想道德修为，不能因此而忽略人品大节。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38]把书家的人品、道德情操看得比书法还要重要，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宋代对书家的评价，也成为后世评论书家的一条准则。
苏轼的书法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有《治平帖》、《归安丘园帖》、《新岁展庆帖册页》、《一夜帖》、《前赤壁赋卷》、《醉翁亭记》、《黄州寒食诗帖》等。书论方面的代表作有《论书》、《评书》、《辨法帖》、《论唐六家书》等。
黄庭坚的书法艺术主要有行书、草书。他的行书奇崛中寓浩逸，结字中含紧收，四体开张，创造出辐射式的新书体。其行书横画斜倾，竖画虬曲欹倾，纵横开阖，颇有劲势。行书代表作有：《范滂传》、《松风阁诗》、《寒山子宠居士诗卷》等。其草书雄放瑰奇，笔锋苍劲有力，以侧险为势，横逸为功，风神洒**，颇得张旭、怀素笔意。草书代表作有《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花气诗帖》、《廉颇蔺相如传》等。黄庭坚的书法，隶书不如行书，行书不如草书。黄庭坚的书法颇受苏轼影响，博采众长，中锋尤得秦篆、汉隶笔意。康有为在评价其书法时说过：“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浓，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42]。在书学理论上，黄庭坚主张学习古人要领会妙趣，要得其神髓，不必一笔一画逼似，“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43]。发挥了苏轼技道两进说，强调要把道义哲理寓于书法中，要有“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44]
米芾像
米芾在书法理论上颇有成就，他倾向崇古，对“古意”、“古雅”、“宝晋”高度重视，但在书法实践中又具有创新精神，崇古与创新对立统一，以古为新，以新见古。书法风格强调平淡、天真、意趣，主张自然随意。他尤强调学书贵在勤奋和专一，如“学书须得趣，他好但为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一日不书，便觉思涩”[50]。其书论著作有《书史》、《海岳名言》、《宝晋英光集》、《宝章待访录》等。
三、徽宗与瘦金体
宋代书法到了北宋后期，随着国运不济，书法也渐趋衰落。宋徽宗赵佶是北宋最无能的一个皇帝，他没有唐太宗的治世才能，但在艺术上却超过唐太宗。书画艺术在他统治的数十年间，尤其是大观、宣和年间，得到迅速发展。他不仅设立宣和书画院，编撰《宣和书谱》，且其本人对书画颇有造诣，自创一种书法新体——瘦金体，为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昌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封建帝王垂青丹青笔墨，本无可厚非，但他却厚书画而薄政治，导致国运不济，最后国破家亡，实在是徽宗之大不幸。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18岁嗣位，在位25年，怠于国政，疏斥忠良之士，重用奸臣，国势日危，最后被金人攻破城池，困死北域。徽宗在位期间，建立翰林书画院，网罗天下书画珍品和书画鉴赏名流。书画院征召书画生入院，要经过考试，《宋史·选举志》载：“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三等，以方圆肥瘦适中，藏锋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凡进入书画院的，依成绩分别授予书学生、供奉、祗侯、待诏、艺学、书学正等职，在书画院专门从事书画欣赏、书画研究和书画创作。徽宗网罗书画人才，把书法繁荣发展推向了更高一层。此外，徽宗的书法艺术修养很高，他经常与书画院名家一起，鉴定御藏的书画精品，重加装潢，然后亲自题写标签，这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另外徽宗在《淳化阁帖》的基础上，又出了一个著名的丛帖，即《大观太清楼帖》，此丛帖摹刻精良，优于《淳化阁帖》，可惜原帖失于靖康之变。宣和时代，是宋代书画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御藏书画精品被金人在攻破开封时洗劫一空，成为文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浩劫。徽宗对宋代书法的又一贡献是令书画博士将历代书家精品加以记录整理，编成了《宣和书谱》。此书记载宋徽宗和内府所藏书法墨迹，依历代帝王书，分为篆、隶、正、行、草、八分、制、诰八大类，共计197家，书迹1344幅。每类都有叙说，在书法目录前附书家小传，品评风格渊源，保存遗闻轶事等方面均有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宋徽宗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创立了“瘦金体”。“瘦金体”本为“瘦筋体”，之所以后人称“瘦金体”，是因为徽宗为九五之尊，对御体的过分垂爱而已。徽宗的书法，先学黄庭坚之书法，后又上溯到薛稷、褚遂良。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云：“祐陵（徽宗）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家。”大明人陶宗仪在其《书史会要》中云：“徽宗行草正书笔势纵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体’。”徽宗“瘦金体”虽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自创此体，有其特色：在瘦硬中寓腴润之致，挺劲犀利，秀丽飘逸。其代表作有《瘦金体千字文》、《夏日诗帖》、《欲借风霜二诗帖》。如《瘦金体千字文》一反唐楷书的风貌，以清劲严整、一丝不苟之态，把字的腴润硬朗之态展现于人们面前。除“瘦金体”书法，徽宗的草书艺术也很高，如《掠水燕翎诗纨扇》，以“瘦金体”入草，别具风韵。不像行书正书那样有肥有瘦，而是肥瘦相间，纵逸萧朗。在用笔上，有轻重之变。并非一味追求“瘦”。在线条上挺劲飞动，有怀素的笔意，具黄庭坚的墨情，变化万千。
宋室南渡，书坛风气不如北宋。由于偏安临安，国势不振，学术艺术渐趋沉寂固守，尤其是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更限制了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书法亦不例外。但有趣的是南宋虽无书法名家，但有不少的书法名迹。整体上讲南宋文人由于遭受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靖康之耻，所以整个时代的人们，心里的痛伤是很深的，他们有一种北归收拾旧河山的强烈愿望，因此在文化艺术上无法倾心独创，整个南宋书坛基本上仍然为苏、黄、米书风笼罩。
南宋书坛应首推宋高宗赵构。赵构为徽宗第九子，同他父亲一样，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在艺术上却聪颖灵慧。他的书法初学黄庭坚，再学米芾，后专意“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51]。他学书非常用功，书法造诣不在徽宗之下，只是艺术风格有所不同。他的书法用笔润媚圆和，精奥纯正，丰腴圆润不失清逸之气，温柔妍婉颇具清和流宕之象，结字在真行之间，疏朗秀整，章法疏阔宽稳。代表作有《徽宗文华序》、《御书石经》、《暮春三月诗帖》、《赐岳飞手敕》、《洛神赋》等。
除高宗的书法名迹，南宋书坛尚有不少名迹，如“为宋小楷第一”的吴说《衰迟帖》，爱国诗人陆游的《秋清帖》，范成大的《急下帖》，朱熹的《七月六日帖》、《城南唱和诗》、《赐书帖》、《秋深帖》，吴琚的《桥畔垂杨七绝诗》，张即之的《棐茗帖》，文天祥的《虎头山诗》等。
四、书学研究
由于宋代书法艺术的创新和繁荣，使书法理论研究在唐代发展基础之上又向前发展，尤其是金石学的出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宋对书法创作经验的总结是很重视的，像北宋书法四大家的苏轼、黄庭坚都有精辟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题跋中，没有形成专书。但这些见解，对书法的变革创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米芾根据其一生创作的心得，写成《海岳名言》，谈了许多诸如如何运笔、布局、临摹等方面的问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书史》，专门考订历代书法珍品，是研究鉴定宋以前书法名迹的重要参考资料。
北宋形成体系的书学论著应首推朱长文的《墨池编》，此书是专门研究书法渊源的，内容丰富，分成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八大类，每一类都旁征博引，并附有自己的评论，考核得失。对书家生平和作品的专门研究，《宣和书谱》是最有成就的，也可以说是北宋书评的集大成者。书谱著录了前代书法墨迹，品评其风格流派，上自汉魏，下迄北宋宣和年间，收录书家近200人，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书法史资料，故有“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52]的美称。
逮至南宋，宋高宗赵构著有《翰墨志》、姜夔著有《续书谱》、陈槱著有《负暄野录》，内容都是有关杂议书法以及说明笔墨纸砚使用的。只有陈思的《书小史》、《书苑菁华》别有特色。《书小史》收录书家小传531人，“采辑不滥，叙次亦具剪裁，足称佳构。且汇叙历代书家为史传，是编实有草创之功”[53]。《书苑菁华》编录古人论书之说，收录有160余篇，清人对此书的编纂之功有较高的评价：“自唐以来，唯张彦远《书法要录》、韦续《墨薮》兼采群言，而篇帙无多，未为赅备。其裒录诸家绪言，荟萃编排以资考订，实始于是编。”[54]
宋代书学研究，虽有上述几部开创性的论著，但总的来说并无多大突破，倒是与书法关系甚密的金石学的兴起，为宋代书家研究古代金铭文、石刻提供了新的天地，这是宋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书学研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鉴于前文已有述及，故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