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风与诗派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代是鼎盛期。宋朝是继唐代之后诗歌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创作数量超过唐代，二是诗风前后变化很大，三是诗派很多，四是很多诗篇的内容体现出时代特征。从总的宋代诗歌发展历史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白居易体、晚唐体和西昆体对峙，西昆体独步诗坛，诗风渐变；二是北宋中期以诗文革新为起点复古诗风盛行；三是在诗文革新基础上以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宋代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期到来；四是南宋中期以陆游为代表的第二个宋诗繁荣期的创作；五是南宋中期之后的诗派体现出民族情怀和气节。

一、宋初诗风与流派

宋初诗坛主要盛行三种诗歌创作风格，一是白居易体，二是晚唐体，三是西昆体。白居易体主要流行于士大夫中，先是徐铉、李煜，后有王禹偁。晚唐体多为隐逸僧侣所习，林逋等人的作品较有影响。西昆体是杨亿、钱惟演等人取法唐代诗人李商隐，以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此派在宋初影响很大，对宋初诗风改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禹偁一生创作诗歌很多，现存尚有六百余首，他对当时诗人习晚唐体颇不满，批评当时诗风“仍因历五代，秉笔多艳冶”。[47]他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48]他推崇杜甫，认为杜甫开辟了诗的领域：“子美集开诗世界”。[49]因他出身寒族，很长时间在地方为官，对民风民情了解很多。他的诗中同情人民疾苦，较多触及社会时弊，显示出宋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

其诗《对雪》描写的是作者面对“飘飘满天地”的大雪，在自己家中“数杯奉亲老，一酌均兄弟。妻子不饥寒，相聚歌时瑞”，乐融融的场面跃然纸上。但诗人此时并未陶醉在合家乐融的氛围中，而是借景联想到那些运粮到边关的民夫、寒卒，“因思河朔民，输挽共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冰天雪地让百姓受苦，作为谏官他感到内疚，自责道：“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王禹偁的内心独白，与白居易的诗多么相似。王禹偁诗歌创作的高峰是在被贬官商州时写的，如《流亡》对当时关辅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转沟填壑的悲惨境况的同情；《畲田词》五首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助耕精神；《唱山歌》写滁州百姓春天“接臂转若环”、“男女互相调”的歌舞场面；其他的小诗如《寒食》、《村行》都是抒情写景诗，文字明净洗练，清新平易，饶有情趣，与晚唐诗风浮靡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宋初的隐逸诗人，大都染上了晚唐诗风浮靡的情调，如林逋的诗多是这种笔调，其代表作《山园小梅》颇有名，诗中言：“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从这里可以看出林逋为代表的晚唐派诗人的诗歌创作手法，多是些轻丽小巧之辞，写眼前所见之景，抒清苦琐细之意，思想境界并不宽阔。

在宋初的诗坛上，王禹偁的白居易体流行了一段时间，随着王禹偁的去世，此派在诗坛上也就消失了。继之而起的除了晚唐体以外，影响最大的是西昆体。西昆体创立始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编《册府元龟》时，当时一些年轻词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在编书之隙，写了大量的唱酬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杨亿辑成《西昆酬唱集》，所收诗歌尽是五七言近体，以雕章丽句为原则，“西昆体”由此而得名。西昆体之所以在真宗朝后独步诗坛，使宋代诗风为之一变，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宋初数十年的征战到太宗时国土一统，真宗时社会呈现安定繁荣的大好局面，统治者为粉饰太平需要诗人为之唱和，杨亿等人正好迎合了君王的欢心，此种诗风迅速蔓延。西昆体诗多为咏历代帝王和宫廷故事，也有咏**，还有咏官僚的夜生活，更多的是咏物。西昆体诗派注重音节铿锵，辞藻精丽，又喜用典故，是表现才学功力的诗歌。此体一出，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为之一变，就连反对西昆体最激烈的石介也不得不承认：“国朝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50]由于西昆体诗为生活空虚的官僚士大夫们提供了一种以文学为游艺的消遣玩意，加之王朝的偏爱，这种诗风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大有“杨刘风采，耸动天下”之势。

二、北宋中叶的复古诗派

正当西昆派诗人酬唱方酣、影响愈来愈大之际，社会危机加深迫使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不得不对现实有所警醒。浮靡轻薄的文风对政治、人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使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诏复古，诏书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亦庶复古风”。[51]封建帝王政策的改变，使一批文人借机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宋诗发展中声势浩大的批判西昆体、复兴古文的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参加的人是很多的，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理学家等。政治家参与是顺应北宋中叶的革新运动，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文学家参与，是不满意晚唐诗文和西昆派文风的轻浮华丽、言而无内容的文风；理学家参与是借此发圣人之微言大义，出于维护名教的需要。对北宋诗文产生重大影响并将复古诗推向**的是仁宗时期的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等人。

梅尧臣（1002—1060年），虽然做过县令等小官，但一生清贫。在北宋诗坛上，他高举《诗经》之《风》、《雅》的旗帜号召诗界复古。他对当时“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浮艳诗风很不满，认为这种诗不过是一种游戏的技艺。他之所以能写诗，与其生活的贫困有很大关系，欧阳修说他“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52]。他自称“囊囊无嫌贫似旧，**有喜勾多新”[53]。因此他的诗在内容上较多接触到现实社会生活，反映民间疾苦，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徭役赋役进行鞭笞，对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此外梅尧臣的写景诗，笔触细致，颇有新意，有些诗句开辟了宋诗以新颖工巧取胜的途径。

梅尧臣对宋诗的发展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他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道”[54]，主张“刺”与“美”。在艺术上，写诗既要有鲜明的形象，也要有意境的深远含蓄，他曾说：“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55]。做诗他提倡平淡，说：“做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总的来看，梅尧臣的诗风基本上趋于平淡。这种平淡的诗风，纠正了西昆派错采镂金、内容无味浅薄的诗风，对宋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与梅尧臣并驾齐驱，驰骋于诗坛的还有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9年）年轻时就与穆修一道提倡古文，他是北宋的古文家，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诗与梅尧臣齐名，号称苏梅。欧阳修曾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56]。道出了二人诗风的不同。苏舜钦虽以“会将趋古淡”自勉，但其诗终未平淡，而是粗犷豪迈。他的诗与其人一样，关心社会，以报国救民为己任，所以诗中自然流露出高昂的**，揭露社会黑暗、批评时弊直接痛快，略无隐讳。如《城南感怀呈永叔》写所见所闻，对广大人民在灾荒之下的悲惨生活予以描述，“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达官显贵“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的腐败生活给予痛斥。《庆州败》更明显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之热爱。诗中云：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进城。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符移火急搜华乘，意谓就戮如缚尸；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崄巇。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失液皆淋漓。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幸，羞辱中国堪伤悲。

这首诗指出了宋统治者承平日久，没有留意西夏，加之任用主将不力，结果在西夏的侵扰下，丢城失地，受尽西夏的羞辱。其实这是对宋朝军事上存在的弊端的揭露。从这首诗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爱国忧时的志士的呐喊。此外，在其他诗如《吾闻》、《蜀士》、《己卯冬大寒有感》中，或抒发其爱国热情，或寄托其理想和抱负，或关心下层人民的苦难，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苏舜钦的写景抒情诗，大多雄放不羁，意境开阔，与梅尧臣的诗不同，如《扬子江观风浪》中云：“日落暴风起，大浪得纵观。凭凌积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雳左右作，雪酒六月寒”，这些豪情奔放的诗句使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激**。

在复古派诗人中，欧阳修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位诗人。欧阳修领导了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他的诗如同散文一样具有革新精神，开创了北宋的诗风。欧阳修的诗深受韩愈的影响，诚如《石林诗话》中所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也就是说他的诗吸收了韩愈的议论化、散文化特点，以文为诗，不受格律的约束，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

欧阳修的大部分诗作抒怀写景，如《戏答元珍》用平淡婉秀的笔调，抒发了自己对节令变化的感受：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雪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的咏史诗也写的非常精彩，如《明妃曲》第一首：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此曲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诗中写出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以和亲的方式求一时苟安，带来的是“玉颜流落死天涯”，又道出了宫女出塞的不幸。

总的来说，欧阳修的诗不及梅尧臣、苏舜钦，因其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些读起来不免乏味。但他的诗清新自然，对于扫**西昆体的浮艳诗文，仍有良好的作用。

三、革新派与北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宋诗经过复古派的努力，扫**了西昆体的浮艳诗文，提倡诗歌复古和以诗为文，诗的散文化和议论化比较明显。复古派只是完成了宋诗创作**的前期工作，对于如何创新、繁荣诗歌，任务便落在王安石、苏轼等人身上，也可以说王安石、苏轼等一批诗人开创了宋诗革新的新局面。

王安石的诗与其散文一样成就显著，相对而言，诗的成就要比散文高。他一生所创作的诗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比较明显的写实诗；二是咏史诗；三是写景诗。

王安石的许多诗篇，在内容上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抒发了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态度。如《河北民》诗反映了统治者为满足辽、西夏的盟约之厌，搜刮民财，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和“无食”的绝境。诗中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难，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同样在《感事》、《收盐》、《兼并》、《省兵》等诗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出现的贫弱的担忧以及进行变法的必要，政治色彩比较浓厚。

咏史诗是王安石成名的得意之作，嘉祐四年（1059年），他以一首《明妃曲》而轰动北宋诗坛。《明妃曲》有两首，描写明妃的形象和她对家国的思念，流露出不为人知的感叹。因此当时诗坛名人像欧阳修、梅尧臣、曾巩、司马光等写了和诗，说明此诗在当时所引起的共鸣。如其第一首云：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尝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氈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此诗之所以引起当时的共鸣，就在于王安石不仅一扫历代诗人写昭君出塞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观点，有极大独创性，还在于他通过写昭君出塞以反映在封建社会妇女无地位受**的不合理现实，同时也流露出他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外如《商鞅》、《范曾》、《张良》等咏史诗，都以评点历史人物的得失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王安石的诗风变化，是在熙宁变法失败之后。他罢相隐居，由于生活和心情上的变化，引起诗人前后诗风的巨大反差，他的许多小诗虽是描写湖光山色，而更多的是注意到了对诗歌艺术的锤炼。这些小诗新颖别致，语句精练，清莹可喜，贴近自然，艺术上更加成熟，对宋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苏轼。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成就很高，散文、诗、词各具匠心。而其诗内容更广泛，可以说他的诗兼善诸体，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的诗题材多样，有反映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有状物写景描述民风民俗的，更多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观的。他的诗歌成就，创作手法诚如其弟苏辙所言：“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57]朱自清评价说：“子瞻诗气像宏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58]

如反映现实生活、同情民间疾苦的诗，大多与反对王安石新法有关，像《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赠孙莘老七绝》等。这些诗一方面表现诗人真心希望人民的生活能好起来，一方面又对新法加以抵制。但诗的内容不是体现其保守思想，更多的是反映真实情况。《吴中田妇叹》反映的是农民在灾后辛苦救稻的事情，而国家赋税，收钱不收米，造成钱贵米贱的现象，讥刺新法。如《山村五绝》中的“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筍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刺盐法的。另一些诗篇如《荔枝叹》、《李氏园》、《许州西湖》虽与新法无关，但是对封建帝王、官僚贵族贪婪残暴和巧取豪夺的批判。如《荔枝叹》前一段：“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批评玄宗及官吏为博得美人一笑，疾如星火催送荔枝，毫不顾惜人民的死活。后一段转而批评宋代官员“争新买宠”，“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尚不能代表其诗歌的面貌和成就，最能体现其特色的还是大量的个人抒情诗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是最不得意的，但仕途失意并未使其意志消沉、精神颓废。他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在诗歌中充满了对乡土的眷恋、亲友的温情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苏轼一生漂流四方，但他随遇而安，对新的生活地和故乡一样珍视，如在《食荔枝二首》其中一首言：“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用轻松、幽默的笔调，表现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感情和傲岸不驯的性格。苏轼的诗很多体现他惆怅苦闷的心情和旷放狂达的精神状态，许多诗都暗示着苏轼对人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往往是与追念亲友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如贬居黄州时所写的《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重游故地，旧事已如春梦逝去，这烦恼只能在友情的温暖中排解。苏轼苦苦思索人生，但无法找到真正的答案，苦闷与凄凉的感觉常常使他无法摆脱。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感慨人生如雪泥鸿爪，往日崎岖经历，留下的是前途茫茫的苍凉感受。

苏轼的抒情诗有悲凉失意之感，但他的写景状物诗却清新自然，再现山水的自然美景，这些诗倾注了他的生活情趣。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之一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之一又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描写西湖自然风光的诗，前一首写始晴后雨，后一首写骤雨转晴，把西湖的风云变幻描写得具体生动，绘景传神。在《惠崇春江晚景》之二中，苏轼写冬去春来季节变换出现的新的特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给人以春意盎然的情趣。在《赠刘景文》一诗中，苏轼描写深秋景色：“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唯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使深秋美景再现人们的眼前。

苏轼的诗还有部分鉴赏评论文艺的作品，如《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等，这些诗都表现了他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格，也标志着宋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苏轼之前，宋诗多有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但许多作品不是浅率无味就是生硬晦涩，到了苏轼手里，一改这种时弊，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而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59]这可以说是对苏轼诗的全面准确的概括。苏轼为诗有无事不可入诗之说，恰如时人评价的那样：“世间故实小事，有可入诗者，有不可入诗者，唯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其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60]点出了苏轼诗歌的特点。

四、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苏轼可以说是一代诗豪，在他持笔驰骋诗坛的时候，终未形成一个诗派，成为一个诗派的盟主，而这一使命便落在了他的门生，号称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身上，形成了北宋后期之后在诗坛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派——江西诗派。

苏轼之后的文学之士几乎无一不受苏轼的影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合称为“苏门六君子”。他们同苏轼的关系比较密切，政治观点基本一致，但对于文学的见解却不一样，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各有异。

黄庭坚像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其舅亦为诗人，其岳父也是专学杜甫诗而闻名的诗人，曾经将诗传授给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他博览杂书，学识渊博，很早就开始习诗作文。他对古代书画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年轻时颇受苏轼提携，与当代诗豪关系甚密，所以不论在他生时或死后，其在文学上的声誉要远远超过他的实际成就。黄庭坚自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进入仕途后，所做官职并不太高，但因他与苏轼交好，所以他的升迁降黜与苏轼的政治命运相关联，政治上不得意，遭贬多于得意。

黄庭坚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诗歌方面影响很大，当时的一些文人曾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其崇拜者很多，后来形成了“江西诗派”。黄庭坚诗学成就主要在诗论上。黄庭坚的诗主要效法杜甫，强调在格律上用功夫。他说：“老杜做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又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61]后来又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62]这就是黄庭坚在诗法上主张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说法。所谓“点铁成金”，在黄庭坚看来是指诗人在“陶冶万物”的基础上，赋予古人的语辞以新的意蕴；所谓“夺胎换骨”是模拟，体味古人的诗意而进行新的加工。宋人做诗，好用典故，到苏轼而大开，黄庭坚又进一步发展，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这可以说是“江西诗派”做诗的纲领，也可以说是北宋后期诗人在总结前辈诗人做诗的丰富经验后，在如何探求自己的诗歌道路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追求书本知识和创作技巧上出奇制胜的创作道路。

黄庭坚的诗法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太注重形式而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感受，他虽推崇杜甫，但没有习得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意在创新，但没有探讨诗歌与生活的关系，他把流当成源，把古人当作今人的楷模。北宋中期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反对西昆体，面对现实，诗的内容多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到了黄庭坚手里，他在论诗时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63]黄庭坚的这种观点固然与北宋中后期政治斗争的激烈，许多文人学士远离党争、摆脱政治的倾向有很大关系，这只是外部的影响，但黄庭坚在论诗作法时提倡这种观点，即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黄庭坚的诗力求新奇，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从佛典、小说、语录等书籍中找一些不常用的典故和少用的文字。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新奇，难免有生吞活剥之嫌。在做诗时他有意造拗句，押险韵，做一些硬语，连一些被诗人所看重的声律谐协和词采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不要了，他的诗给人一种瘦硬峭拔的感觉。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中有二首就突出这一特点：第一首：“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第八首：“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正由于黄庭坚所作的这些诗，代表了那些闭门读书、空谈哲理、脱离现实生活的上层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和艺术情趣，所以他的诗在当时风靡一时。

但黄庭坚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作为开创一个诗派的艺术大匠，他的诗并不是每篇都生硬枯燥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风气时，也同样能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和反映现实生活、人民疾苦的作品。

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先开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后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二十多人，遂有江西诗派之名。元代诗人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因江西诗派诗人均尊杜甫，所以把杜甫列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三宗，遂有“一祖三宗”之说。

与黄庭坚同时代亦属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陈师道在当时诗坛同样盛名。他一生很穷，或终日不饮，以清贫自持。早年受业于曾巩，后得苏轼赏识，擢为徐州教授、太学博士、颍州教授等小官。陈师道刻意追摹杜甫诗句的痕迹要比黄庭坚明显得多。由于他是一个不接触社会现实生活的“闭门造句”的诗人，所以他所谓学习杜甫，只是学习杜甫做诗的格律、结构、语法和用字等技巧方面的东西，而忽略了杜甫最伟大之处：即深入现实生活和密切联系人民，因而他的诗虽在形式和风格上同杜诗相似，但缺乏杜甫激动人心的内容和丰富的艺术形象。如《春怀示邻里》：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笑语，却嫌归鬓着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

春光无限好，他也想应邻居之约，到户外看花赏春，此诗用字严谨，辞意明达，反映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之情。

黄庭坚、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但在北宋后期的诗坛上还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他们的诗风不同于黄、陈，代表人物是“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和晁补之。

张耒（1054—1114年），史称他“诗效白居易，乐府效张籍”，足见白居易和张籍的诗对他影响颇深。他的诗多选材于日常生活及大自然景物，诗风平易浅近，内容较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在为贺铸写的《东山词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这与黄庭坚的搜奇抉怪，一字半句不轻出的创作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古诗往往语尽意亦尽，像一篇有韵的散文，代表了北宋后期诗歌创作的另一倾向。如《和晁应之悯农》：

南风吹麦麦穗好，饥儿道上扶其老。皇天雨露自有时，尔恨秋成常不早。南山壮儿市兵弩，百金装剑黄金缕。夜为盗贼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数。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老农悲嗟泪沾臆，几见良田有荆棘。壮夫为盗羸老耕，市人珠玉田家得。吏兵操戈恐不锐，由来杀人伤正气。人间万事莽悠悠，我歌此诗闻者愁。

此诗反映了春荒时节，劳动人民为饥荒所迫铤而走险的情况，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

五、陆游与南宋前期诗坛

“靖康之变”，北宋被金所灭，徽、钦二帝被掳，赵构仓促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史称南宋。南宋建立后，为避金人铁蹄避难东南，许多北方人也随之南下。国破家灭的惨境，激发起了时人的爱国热情，高宗、秦桧之流的妥协投降政策，更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宣泄心中的愤懑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一时间爱国主义思潮激**着每一个有良知的大宋臣民。文学家的爱国**更高，他们拿起笔杆，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篇，尤其进入孝宗后，以陆游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挥毫写下了许多爱国诗歌，把爱国主义传统推向了更高一层。

爱国思潮对江西诗派的诗人们冲击更大，迫使他们一改黄庭坚开创的诗风，最具代表的是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陈与义。

陈与义（1090—1139年），字去非，洛阳人。北宋末年曾任太学博士等职，南渡后任吏部侍郎、中书舍人、知制诰、参知政事等职。在南渡之前，陈与义的诗主要反映个人生活情趣，反映社会生活面的较窄。但他的诗不像黄庭坚、陈师道那样生硬，比较明净易读，如《襄邑道中》：“飞花西岸造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靖康之难发生后，开封被金占领，他历经艰辛，五年的漂流生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使他对杜甫的诗有了深切的体会，加之他沿途看到的各种惨境，使他的诗风为之一变，诗风渐趋雄阔慷慨，伤时忧国的情绪越发激烈。

此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包括江西诗派的诗人在内，诗风都有了很大变化，慷慨激昂，忧时忧国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如吕本中（1084—1145年）的《兵乱后杂诗》之一，“万事多翻覆，萧兰不辨真。汝为误国贼，我作破有人！求饱羹无糁，浇愁爵有尘。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亲。”对误国者指责痛切，对世事感慨万端。再如曾幾（1084—1166年），他虽不是江西诗派的诗人，但与江西诗派关系很深，他的诗同样具有浓厚的忧时忧国的色彩。在《寓居吴兴》中说道：“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未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宋金议和后，双方相对无战事，进入了和平时期，尤其是孝宗即位后，这种大好形势继续得以发展，史称“孝宗中兴”。在这一段时间内，诗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最典型的是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他们创作的鲜明特色是充满了饱满的爱国热情，因此宋代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成就最高，尤袤诗传不多，杨、范二人诗学成就不及陆游。

陆游像

陆游（1125—1210年）是南宋最杰出的诗人，他虽出自江西诗派却又不局限于江西诗派，他的诗歌以高度的爱国思想和独具一格的“放翁体”，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陆游，字务观，晚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一个有学术和文学空气的仕宦之家。陆游青少年时代基本上在战乱中度过。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参加进士试，因触怒秦桧，被黜免，回乡后致力于诗歌创作。后三次被起用，三次被免官。最后退居山阴20年，写下了大量的诗篇。

《渭南文集》

陆游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其诗、词、散文均有特色。他12岁学诗，到84岁仍“无诗三日却堪忧”，终致“六十年间万首诗”。他的诗内容丰富，几乎涉及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的是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作品中充满着收复中原的愿望和请缨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夜读兵书》就是诗人在被秦桧黜免后，努力研读兵书，希望有机会杀敌报国，一展宏图：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陂泽号饥鸿，岁月欺贫儒。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大兵南侵，直逼南京，陆游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写下了《送七兄赴扬州帅幕》，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

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入蜀为夔州通判，他在诗中表达了献身报国的决心，如《投梁参政》中说：“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鬓成丝，悲咤泪如洗”，“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入蜀后，他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篇，抒发了他的抗战理想和为国立功的誓愿。北宋灭亡，南渡后的许多官僚士绅苟且偷安，将收复中原的大业抛之脑后，而陆游却时刻记着那民族之耻，对收复中原充满信心，如在《书愤》中，陆游写道：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诗人虽有“一身报国”、“北定中原”的强烈愿望，但冷酷的现实，使他壮志难酬，但他仍未心灰意冷，而是更坚定了他的爱国热情。因为他对祖国有强烈的爱，所以对于那些昏庸无能、妥协投降的当权派给予痛斥。如《关山月》就是一首反对当权派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揭露宋金和约的罪行的诗，诗中云：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陆游虽有一腔报国热情，但冷酷的现实和几起几落的坎坷命运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许多诗篇中既回**着高昂的斗志又充满着壮志难酬的悲凉，现实使他的宏愿无法实现，他只好通过如痴如醉的梦幻来寄托自己的报国之志。

陆游的爱国热情，几乎渗透在他的全部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可以引起诗人的联想，或游览圣地，或凭吊古人，或读古书，或阅地图，或赏雨雪，或醉酒做梦，无不使他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诚如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言：“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

陆游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许多诗描写农村的风光和批评统治阶级，同情劳动人民。如《游山西村》就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风光：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农家叹》反映出农民生活的疾苦：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搒。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傥得食，妻子鸿毛轻。

宋诗发展到陆游，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陆游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结合，使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具有“小李白”之称。陆游在诗歌上的卓越成就，尤其是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一扫江西诗派的弊端，其所树立的光辉旗帜，不论在当时和后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爱国诗篇和描写农村自然风光的诗作，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们热爱家乡，抗击外敌入侵的斗志。

与陆游同时代的还有两位杰出的诗人值得一表，这就是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的诗歌成就与陆游一道开创了宋诗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杨万里（1127—1206年）幼时习江西诗派，后认识到江西诗派的弊端，反对文学上的翻新出奇，说“点铁成金未是灵，”“不听陈言只听天”。又言：“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君看醉中语，不琢自成文”。他在《荆溪集自序》中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这标志着他诗风的转变，主张“活法”，即既不破坏做诗的规矩，又能够变化万千，同时要师法造化，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因此，杨万里的诗平易自然，新鲜活泼，接近口语，被称为“诚斋体”。但他的诗无法与陆游相比，抒发爱国热情、同情下层人民的东西很少，多是些描写自然景观、生活情趣的。如《春晴怀故园海棠》：

竹边台榭水边亭，不要人随只独行。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只欠翠纱红映肉，两年寒食负先生。

表达了大自然的情趣。再如属于田园诗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描写农家劳动的情景，但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不如陆游诗悲慨激昂，富有活力。但从杨万里始，南宋诗分成两大派，即江西派和晚唐派，可见其影响不小。

范成大像

范成大（1126—1193年）在南宋诗人中，仕途比较顺畅。乾道四年（1168年），奉命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全节而归”，尔后做过静江、成都等地方长官，曾一度为参知政事。晚年退居苏州石湖。范成大的诗开始也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后渐渐摆脱之。他是一位爱国诗人，因此，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较多；他的田园诗写得很出色，不单写田园风光，而是使田园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他的诗风轻巧婉丽，湿润精雅。如《州桥》是他使金时写的72绝句之一，描写了北方的大好河山，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悲惨境况和爱国热情：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清远店》也是如此：

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在《催租行》和《后催租行》中，反映了官吏暴虐、农民穷困的生活。如《后催租行》：

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范成大的田园诗写得很精彩，反映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六、南宋晚期的诗派与诗人

南宋诗歌陆游等人将其推到顶峰，进入后期后，诗歌创作的繁荣局面也随着南宋小朝廷的孱弱无能而暗淡了许多。这一时期诗坛出现了“永嘉四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江湖派。

“永嘉四灵”即指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因四人的字中都有一个“灵”字，故而得名为四灵派。这四人中只有徐玑和赵师秀做过小官，其余二人皆为布衣。他们对政治麻木，只乐清闲。这些诗人反对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对杜甫并不推崇，而是学习晚唐的姚合、贾岛，其做诗专攻近体，尤精五律，忌用典故，不发议论，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其诗成就虽不大，但有些诗也透现出一些“灵”气，对江西诗派末流生硬拗捩为弊的人们，倒像吹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一时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如徐玑的《新凉》：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再如翁卷的《野望》：

一天秋水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

由于受四灵诗人的影响，结果形成了江湖派。江湖派以陈起曾刻印的62家诗集《江湖小集》而得名。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复古、刘克庄。这些诗人多为失意文人，功名不就，浪迹江湖。他们中或不问政治专以文学自娱；有些侈谈国是，怒斥当权派，招致文字狱，受到迫害，因此他们的诗也有一些伤时忧国的作品。如戴复古的《闻时事》：

昨报西师奏凯还，近闻北顾一时宽。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右声名属谢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事关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

指出宋蒙联合灭金的胜利是靠不住的，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机。

南宋末年，随着元军的步步进逼以及亡国痛伤的交困，南宋诗坛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和遗民诗人。爱国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文天祥领导了南宋末年的抗元斗争，后被元军俘虏囚于大都，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了许多著名的爱国诗篇，如《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汪元量，南宋亡后随六宫到燕京，他的诗记载了当时南宋君臣被俘的情况以及对战争的痛苦回忆，同样表现了他对赵宋王朝的忠心。如《醉歌》：

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此外，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的遗民诗人，也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爱国诗作。如谢翱的《书文山卷后》就是一首泣声吞血的悼念文天祥的诗，诗云：

魂飞万里后，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心。丹心浑未化，碧血已先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

再如林景熙的《闻家则堂大参归自北寄呈》：

滨死孤臣雪满颠，冰毡啮尽偶生全。衣冠万里风尘老，名节千年日月悬。清唳秋荒辽海鹤，古魂春冷蜀山鹃。归来亲旧惊相问，禾黍离离夕照边。

总体而言，宋代的诗歌，散文化、议论化是主要特点。北宋诗歌和南宋诗歌的创作特点也不尽相同，这表明了宋代诗歌创作的丰富和繁荣。随着诗歌的发达，出现了《诗话》。诗话大多是对诗歌创作理论的探讨，有叙其流派，有叙其诗体。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随后有司马光的《续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曾季貍的《艇斋诗话》等，真正接触到诗歌理论的是朱熹的批评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话》等。宋人不仅写诗话，还编诗话，所编的诗话有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诗话以及诗话汇编，对宋代诗歌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