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文运动与散文名家
中唐之后，在唐代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其代表人物是韩愈、柳宗元。他们以复古为口号进行文风革新，以古文为手段，行济世之抱负。其反对华而不实、浮靡轻薄的文风和讲骈四俪六的骈体文，在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注重道，即文章的思想内容。唐代的古文运动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迄晚唐五代，文风又趋“秉笔多艳冶”，华而不实，浮靡轻薄。入宋后，这种情况丝毫没有改变，文坛盛行的是杨亿等人的“西昆体”和“太学体”。宋初的一些文人自觉站出来对这种文风进行了批判，他们继承韩柳的古文运动，倡导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从宋初到宋中叶，历时一百多年。这次古文运动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即宋初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11世纪中期以穆修、石介、尹洙、梅尧臣为代表；11世纪中晚期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为代表；11世纪末、12世纪初以苏轼、苏辙二兄弟为代表。在古文运动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位古文领袖，柳开、王禹偁为先驱，欧阳修为“宗师”，苏轼为集大成者。
宋代的古文运动有其明显的特征。首先，他们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传统，提出了“传道而明心”的主张，号召人们著文“必与道俱”，即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强调文章要“言之有物”。其次，宋代古文家提倡古文运动，有较强的针对性，柳开、王禹偁反对的主要是五代不良文风，穆修、石介则主要批判西昆体，欧阳修在前人的基础上专对“求深”、“务奇”的“太学体”进行批判，而苏轼则是对王安石“欲以其学同天下”的做法不满，宋代古文运动从此走向蓬勃发展的道路。另外，在创作理论上重“道”，认为文学要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关于宋代散文，刘师培有两段议论，值得体味，他说：
宋代之初，有柳开者，文以昌黎为宗，厥后苏舜钦、穆伯长、尹师鲁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与欧阳修唱和；而曾、王、三苏，咸出欧阳之门，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欧而宗韩。古文之体，至此大成。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
又说：
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李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欧、曾继之，儒家之文也。子原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覆刻深，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圆入深，法家之文也。[1]
刘氏所论，第一，说明唐宋之文的联系；第二，两宋古文家都是“法欧而宗韩”，论定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宗师地位；第三，所谓唐宋八大家，各人的风格又不尽一致。苏洵是“兵家之文”，苏轼是“纵横家之文”，而王安石则是“法家之文”等。这类评价当然可以讨论，但表明两宋文章家的古文风格多样，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一大景观。
北宋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是一场革新，所谓唐宋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表明这场文学运动的影响，赋予文学，也赋予两宋文化以生机活力。
从韩愈，直到宋代古文家都没有离开道统这个轴心来运转，“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古文家的道统观与理学家的道统说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两者又不能等同。朱熹就批评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柳开等提出道统、文统的一致。欧阳修批评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但他同样认定“道”是“文”的根本；离开道，文是学不好的，“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2]欧阳修说的“道”，还有更多的意蕴。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说：论文而推原于道，论学道而归之于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而道在其中。文以“道”为根本，而道在“百事”之中。这种思路与理学家所说的“万物一理，理一分殊”又有近似之处。
一、北宋初期的古文运动
宋代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国家获得统一，人民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由于宋代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繁荣景象。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宋代文化各个层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宋代文化的一支——文学也出现了繁荣景观。社会的繁荣需要文学创作为其摇旗呐喊，增添润色。宋初统治阶级为了粉饰太平，有意提倡诗文，这样从晚唐五代以来独步文坛的浮靡文风得到继续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西昆派的形成。
西昆派是以杨亿编纂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这是一部点缀太平盛世的诗歌总集。杨亿在这部诗集的序中说明了编写此书的目的和作用：
余景德中，忝佑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惟演）、秘阁刘君子仪（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
是书所收集的诗篇不是咏唱历代帝王和宫廷故事，就是抒发**、花前月下的情思。这些诗具有消遣性，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受。从内容上讲空虚单薄，感情虚假，无实在性的思想内容；从形式上讲辞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整。这种文风正适应了统治阶级渲染太平盛世的需要，也为那些生活空虚、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们提供了以文学为游戏的消遣工具。杨亿此书一出，西昆派文风迅速蔓延整个文坛，加之统治阶级的偏爱，致使“杨刘文采，耸动天下”[3]。
唐末五代浮靡文风在宋初发展的同时，一种倡导复古主义的思潮也在文化领域悄然崛起。在思想界，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儒学大师批判佛老，要求重振儒学，复兴儒学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文学领域，尤其在诗文方面，针对五代遗风和西昆体文风的泛滥，一批文人高举唐代韩愈、柳宗元复古运动的大旗，倡行古文运动。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是柳开和王禹偁。
柳开（947—1000年），字仲涂，大名（河北大名）人。柳开对韩愈的文章极为推崇，他以韩、柳为宗师，以斯文斯道的恢复为己任。他反对浮靡的文风，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尚朴重散”，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他所说的“道”，依然是传统儒学中的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阐述可以启发人心，诚如他所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4]道是什么？即文章的内容和思想。他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5]他提倡的古文是“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制作，同古人之行事”[6]。在道和文的主次关系上，他认为“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即文章的内容思想对文章形式的决定意义，散文创作应该有政治教化作用。柳开提倡的古文创作理论，是对宋初浮靡文风的打击，但他没有把理论与实际很好统一起来。柳开提倡散文要“随言短长，应变制作”，得心应手，但他的散文并不那么流畅，仍然是“辞涩言苦”。
在古文运动的初期，与柳开同时反对宋代诗文的浮华做法，在散文理论和创作上取得真正成果的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他“世为农家”，出身寒苦。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举进士及第，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等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八年三黜”。在地方做官多年，了解民间疾苦，具有守正不屈的正义感和斗争精神，其散文创作面对现实。在古文运动初期，王禹偁对五代以来的“秉笔多艳冶”的颓废文风很不满，多有批评。他主张复古，以六经为口号，强调文章要效法韩、柳。他认为文章是“传道而明心”的工具，文章贵在“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同样强调文章的思想性和行文的平实质朴。王禹偁的散文多是些托讽寄怀，表达个人理想、社会观念的内容，也有一些是讽刺现实。这些文章多短小精悍，形象生动，平易质朴，颇有文学意蕴，因而其文学创作成就很高。如被后人称为“垂世立教之文”的《待漏院记》所写的内容是封建时代官员在待漏院等待皇帝召见的记文。在该文中，王禹偁借题发挥，深刻说明了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对“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的官僚处世态度进行了批判。这篇散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再如《唐河店妪传》中借歌颂一老妪机智勇敢、推敌堕井的故事，表明了边民为了保卫家园“习战斗而不畏懦”的勇敢献身精神，同时对宋朝军事战略重内虚外的失策提出了看法。
在宋初的古文运动中，王禹偁的成就是最高的，其散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且行文平易近人，继承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易道易晓的文风。
在宋初古文运动的形成过程中，除柳王外，还有几位代表人物对古文运动的兴起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石介、穆修。石介是理学“宋初三先生”之一，他强调文章应是宣传儒学的工具，他倡导复古是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在其著名檄文《怪说》中，他说：“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杨亿”[7]，既反对佛老，又批判杨亿。他认为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破坏了“道”，杨亿是“以**巧浮伪之言”破碎了“道”。他猛烈攻击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崇尚辞藻的西昆体，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8]石介所说的“道”，同样指文章的内容，只不过偏重讲儒学，这一点与王禹偁所说的“道”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穆修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在推行韩柳古文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对当时古文运动与西昆体派的斗争，他在《答乔适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前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苟无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9]。
由此可见当时古文运动兴起之艰难。
宋初的古文运动，矛盾直指浮靡轻薄的西昆体，柳开首举古文旗帜，王禹偁、穆修、石介等殿其后，旗帜鲜明地捍卫和继承韩柳古文遗风，主张文章应“明道”、“传道而明心”，即抛弃委靡不振、华而不实的文风，向平铺流畅的致用方向发展。这些古文先驱的呐喊，对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欧阳修、王安石与北宋中叶的古文运动
正当宋初西昆派文人酬唱对答正酣之际，宋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了一道诏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亦庶复古风”[10]。真宗诏令出于维护名教的需要，倡导复古，对西昆派文风是一次打击。仁宗朝，欧阳修、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登上文坛，他们继承和发扬宋初复古主义的传统，把宋代的古文运动推向了**。
在北宋中叶古文革新运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要推欧阳修和王安石。
欧阳修积极提倡古文，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并建议天子“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11]欧阳修对当时文风的批评和革新主要是针对“太学体”的。“太学体”其实是古文的一个变种[12]，它形成于庆历年间，始作俑者是石介。“太学体”的主要特点是“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猥琐为赡”[13]，也就是《四朝国史》上所说的“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太学体”之所以得以在广大士子中流传，主要是与石介、孙复在太学担任主考官和试讲有关。因为在石介看来，“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14]。这种太重视思想而放弃“文”的文章，写出来只能是“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因此欧阳修认为“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15]是一种文弊，所以他对“太学体”痛加排抑。嘉祐二年（1057年）他知贡举，凡写此类文章的人一概不取。苏轼等人“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16]，则毅然拔擢。尽管发榜之后，“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躁于马首，街逻不能制”[17]，但士林风气为此一变。
欧阳修与范仲淹等人领导了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欧氏又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宗师。他认为道对文有决定作用。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18]。又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实则发为文者辉光”[19]。道是内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同金玉发出的光辉，“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20]。他为了说明道与文的密不可分，引用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话加以发挥，说：“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而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21]也就是说，决定着能不能行的基本条件还是“文”，所以“事信，须文。”“文至矣”之后，才是“其行远不远”的问题。所以文与道应并重。如何做到这一点，其标准是“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22]道和文是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的，“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23]，能工文的首要条件还是“务深讲而笃信之”[24]，使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25]。欧阳修指出，有道的人，不一定能写出文章，但道以文传，所以“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又说：“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26]他要求写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27]，反对写文章“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28]，“务高言而鲜事实”[29]，提倡“文简而意深”[30]，“简而有法”[31]。欧阳修所说的道，与石介等理学家所说的道不一样，理学家所说的道是儒学经典，而欧阳修的道是论政。所以，欧阳修对文道的关系是二者并重，他主张平易自然的文风，反对尚奇趋险。他的散文有许多内容涉及“百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统”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散文。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强调道重于文，文道并重；二是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风。后世文章家大都不出其范围。
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很高，其不仅提出了影响一代文风的主张，而且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欧阳修的散文有议时政的，有记叙的，有状物抒情的，等等。
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政论性散文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纵囚论》等。《朋党论》反对保守派对范仲淹庆历新政的诬蔑，讽刺统治者退贤进恶，反复论证，多次转折，抑扬激**，以理服人。《纵囚论》议论犀利，如刀斫斧截，把唐太宗纵囚的历史佳话，批得体无完肤，一扫历史尘埃。再如《与高司谏书》，批评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敢据理谏诤，反而诋毁庆历新政。在这篇政论文中说道：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辩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做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他批评高若讷，说：“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此文真乃理直气壮，委曲婉转，曲折条畅，对高若讷这样的官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另一篇著名的政论性散文是《五代史·伶官传序》，此文是以史劝鉴的文章，沈德潜评价此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文通过五代后唐李存勖兴亡的历史，说明国家“盛衰之理”，在人事而不在天命。其言曰：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光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灭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一唱三叹，使统治者通过历史陈迹，吸取治世经验教训，极富有现实意义，且语言流畅极富感情，成为后世仰慕的楷模。
政论文如此，其记叙文、抒情散文更是突出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精华。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文章写滁州山间朝暮变化，四时优美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层次分明，语言流畅，表现了欧阳修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文章不仅表现欧阳修在逆境时仍能保持心胸宽阔的为人之节，更突出了他“乐民之乐”的坦**心境。《秋声赋》是欧阳修即兴而作，有感而发的抒情散文。他通过形象的比喻，把秋夜的各种声音描绘出来。这声音仿佛倾耳可闻，显示出了深秋月夜的肃穆森严。如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这段文字其本身具有诗情画意的美感，也与后文所抒发的人生感慨和谐而一致。从内容上讲这篇散文是讲养生之道[32]，但在艺术上是有独创风格的，使赋体进一步散文化，可以说是另辟新体。
欧阳修的散文，自谓习自韩愈，他对韩愈的推崇是很高的，苏轼称他为今之韩愈[33]。但二人的散文风格是不尽相同的。韩愈的散文如江河之波涛汹涌，欧阳修的散文则似湖光蔚蓝，潋滟澄净；韩愈散文滔滔雄辩，欧阳修散文娓娓动听；韩愈散文沉着痛快，欧阳修散文含蓄婉转。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散文精神，避免了韩文尚奇好异、艰涩怪僻的缺点。叙事简括有法，议论徐徐有致，其章法变化曲折，语句轻快圆润。这些艺术成就使欧阳修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宗师。
欧阳修与其他散文名家一起活动、相互唱和，促成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到来。稍前于欧阳修的散文名家有尹洙，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散文家有范仲淹、宋祁、司马光等。范仲淹散文代表作是《岳阳楼记》，写洞庭湖的美景抒发内心的忧国之情，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作者在逆境之时仍不忘国家大事的宽阔胸襟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司马光既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资治通鉴》许多地方文学色彩甚浓，如《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写得相当成功的散文。
稍后于欧阳修的散文名家有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
曾巩和王安石并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但两人比起欧阳修尚有差距，尤其是曾巩。
曾巩（1019—1083年）的文学主张和散文风格颇似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宋史·曾巩传》中云：“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也就是说，曾巩的散文是介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当时其文名仅次于欧阳修。他的散文雍容平和，稳重委婉，严谨周详，尤其是他的记叙文写得最好。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古雅”、“平正”、“明晰”，许多作品可以算得上散文中的佳品。但作品内容儒学正统气味较浓，缺乏现实性和新鲜感，所以其成就是不及王安石的。
《临川先生文集》
在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中，以写散文而抒发远大政治理想的散文家是王安石，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对古文运动作出不少成就的一代文人，所以在此时期的古文运动中有欧王并称。
王安石的一生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终极目标，所以其他一切活动包括学术和文学创作均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反对西昆派“以其文词染当时”，指出“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黻黻之序。”[34]他提出了“文贵致用”的主张。在《上人书》中说：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35]
他的中心思想是“适用”，他的散文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王安石的散文多以政论性为主，这些散文，多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如《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通过分析北宋百余年的政治状况，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宋神宗在政治上有建树，表现了他关心时局和刚毅果断的风格；《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缌缌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提出“法度”之后，又提出“人才”，说：“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足焉。”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把道理说得淋漓尽致。再如《答司马谏议书》，针对司马光攻击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罪状，一一加以批驳，认为当时时弊在于“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为善”，所以必须行变法。这篇文章理直气壮，坚强有力，但又不盛气凌人。
王安石的政论文如此，其记叙文则具有议叙结合、寓意深远的特点。如《游褒禅山记》，虽名为游记，但不以记游为主，重点还是由记叙而夹带议论，以“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来说明学人要具有不流俗、不畏难的精神，探求“险远”之处，才有“非常之观”，不仅表现了作者勇于向上进取的精神，也说明其散文用笔曲折，寓意深远。
从欧阳修到曾巩再到王安石，北宋的古文运动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古文成就不仅为后世所效法，也为苏轼汇古文运动之精神，成为北宋古文集大成者奠定了基础。
三、北宋古文运动的殿军——苏轼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宗师，但将北宋古文运动推向高峰的则是苏轼。
苏轼像
北宋中叶是宋代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纷纷出现，这其中就有苏轼的蜀学。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儒家思想又有佛老思想，总体上看是援佛老入儒，这与宋代理学援佛老入儒，援儒入佛老的文化发展之路是一脉相承的。他平生最倾慕的是贾谊、陆贽，在政治上从儒家思想出发，攻击老庄为异端，但又吸收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他喜欢同高僧来往，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吾安往而不乐”[36]，并以安然的态度待之，“听其所为”，“莫与之争”[37]。这些思想更多地与佛老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戒律相吻合。因此，他在政治生涯中虽屡遭挫折，但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政治上不得意，反而促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硕果累累，建树颇多。
当苏轼活跃于文坛的时候，宋初以来独步文坛的西昆体文风经古文运动的冲击已**然无存，新的散文风格已主宰文坛，但后来又出现艰涩的“太学体”。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年）主试礼部考试时，对此文体进行了扫**，苏轼因不学“太学体”而被欧阳修赏识，以礼部考试第二名，殿试第一名，同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他对当时的文风颇有看法，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说：“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38]他说反对“浮巧轻媚”的“西昆体”，又反对“刓裂诡异”的“太学体”。
苏轼的文学主张大致与欧阳修相似，他主张文章要有意有言，“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天下之至言也”。“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所谓诚然者”[39]。他所说的“意”即思想，是指天下的事理。其次，苏轼主张文以致用的观点，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引用苏洵的话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古，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者，先生无一言焉”。其三，他主张文贵自然。在《答谢师民书》中说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轼主张文与道俱，这与欧阳修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欧阳修而后，古文已定为一尊，文道关系基本上都受到散文家的重视，但在强调文重于道或道重于文上，此后的古文家有不同见解。王安石提倡为文必须为现实服务，即“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同时强调道应在文之先。根据王安石的这一理论，在其执政时，实施了重经义、策论而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的科举改革。王安石的着眼点贵在“适用”，兼顾“辞”与“理”，这引起了北宋古文运动的一次争论。二程理学家重道而轻文，说注意文章的表现形式是“玩物丧志”，“作文害道”。[40]苏轼更反对王安石的这种做法，他与二程走向另一极端，在《答张文潜书》中攻击王安石之文“好使人同己”而造成一时“文学之衰”。在苏轼看来，欧阳修之所以伟大，在于其能文，而不是其道。在北宋古文运动中，以“文”传“道”，是王禹偁等人提出的，欧阳修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可说是文道兼重。但到了王安石那里则成为道先文后，而苏轼以欧阳修的继承人自居，攻击王安石的道先文后主张，提出了文先道后的理论。他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41]，显然是把“文”放在“道”之前，故而才有“夫学以明礼，是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把“文”看得如此之重。苏轼重文有两点，一则“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42]；二则是“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43]。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苏轼尤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高度概括。此外他还强调文章的美感与兴会，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苏轼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奔放，摆脱了种种束缚。其文章才情奔放，气势澎湃，能收能放，舒卷自如。他的许多作品婉转含蓄、轻灵流丽，他把北宋古文运动推到了更高的境地，其文学成就也就最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
苏轼的文章，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政治论文，二是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
苏轼的政治论文有《策略》、《策别》、《策断》等篇，从儒家思想出发，广引史事加以论证。其文多设譬喻，滔滔不绝，文笔纵横，深受《战国策》的影响。历史论文有《平王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这些历史论文是政治论文的一种，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写作上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对后人影响甚大。苏轼的政治论文精神实质上同贾谊、陆贽一脉相承。
苏轼真正的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尚不在政论文方面，主要是他所写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这些成果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既表现了他本人的胸怀，又表现了他对人生的追求。苏轼写亭台记，多以描写、叙述和议论相错杂，布局结构随内容需要而有变化，无一雷同。如《超然亭记》开头一段是游于物内和物外的议论，给人一种飘忽超然的意会，而后叙事；《放鹤亭记》议论居中，突出提出与主题不相干的“酒”，与国君好鹤相对比，以说明“南面之乐”与“隐居之乐”不能等换的道理；《凌虚台记》写这个建筑物的起源、命名等，而后得出“废兴成毁”的道理；《喜雨亭记》在写作手法上，突出“喜”、“雨”、“亭”三层意思，从而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石钟山记》通过对石钟山的亲自考察，既描写石钟山的景色之美，又说明凡事不能单凭主观臆断，要亲身体验，耳闻目睹。
苏轼的书札信笔拈来，状物抒情，叙事议论，极富神趣。如《答李端叔书》写被贬谪居的心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传神记》叙僧人惟真画曾鲁公像，眉后加三纹使其形象逼真，以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筼筜谷偃竹记》既写二人相交的友谊，又道出绘画的道理；《记承天寺夜游》寥寥84个字，道出作者谪居的心情以及承天寺的夜景，使人仿佛进入了诗一般的意境。
苏轼的赋更具特点，他秉承欧阳修的手法用散文作赋，文字神奇，可以说是散文诗。他的《赤壁赋》可以和欧阳修的《秋声赋》相提并论，堪称为宋代散文诗的双璧。《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都是作者谪居黄州时的心情表露，从内容色彩上讲显露出作者面对现实生活的苦闷，寄希望于从清风明月中找到出路，虚无缥缈的成分比较浓。尤其是《后赤壁赋》通过主客对话的表现形式，其实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独白，使赋的传统手法更加灵活运用，巧妙地表达了作者感情的波折、挣扎和解脱的过程。从写景的角度来看，两赋虽一样风月，两种境界。前赋写深秋风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写冬天的景致，“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用墨不多，境界迥异，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
三苏祠
与苏轼同时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影响至深的还有其父苏洵和其弟苏辙，合称“三苏”。苏洵的散文以议论为长，其特点是纵横捭阖，颇能反映其爱国思想；苏辙的议论文虽不及父兄，但记叙文却颇有特色，纡徐曲折，饶有情致。苏轼评点其弟文章风格时言：“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44]
四、古文运动后的宋代散文
苏轼将北宋古文运动推到了最高点，此后宋代散文的创作基本上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但终难有超越苏轼的。北宋后期在文学上见长的有六君子，即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真正在散文方面有成就的是张耒、晁补之。南宋初期，因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山河破碎，使此一时期的散文带有明显的爱国**，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李纲的《议国是》等。脍炙人口的当数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主张杀秦桧等投降派，“义不与桧等共戴天”，“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南宋中期，虽宋金交好，但爱国思想依然激**在文学家的思想中，陆游、辛弃疾等具有代表性。陆游虽为诗人，但散文成就同样很高，他的散文多集中在政论、史论、书记、序、跋中，这些散文贯穿着他的爱国情感，结构严谨，语言精练。辛弃疾虽为一代词人，散文亦为其所长。其名作《美芹十论》、《九议》等，不仅有高超的见识，也表现了他坚实、开阔的文笔。
乾淳之际，伴随着思想界的斗争发展，散文创作出现新局面。陈亮是进步的思想家，同朱熹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他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在散文上主张“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45]主张从实际出发，因而其散文平质朴实。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叶适主张“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46]，文章创作要与国家兴衰相联系，所以他的散文在南宋卓然为一大宗。朱熹的散文创作虽不及理学成就高，但内容充实，长于说理；写景叙事，自成一格。
南宋被元所亡，文天祥、陆秀夫等创作的散文正气凛然，光彩照人。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充满着对元人的仇恨和对南宋朝廷的忠贞。此文历记抗元的艰难，体现了作者忠贞之心、悲愤之情，让人读后顿觉是血泪文墨，光照千秋。陆秀夫的《拟景炎皇帝遗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表现了抗敌决心和亡国的悲痛，均是感人肺腑的爱国篇章。
宋代散文，从柳开、王禹偁对西昆体的批判以及提倡新文体，到欧阳修、苏轼把古文运动推向**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而形成了宋代散文的创新精神，这就是内容充实，结构巧妙，语言流畅，风格多样，借景生情。影响所及，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成为极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明清以后的散文基本上是沿着这条线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