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史学批评与《通志》

两宋的史评作品相当多，如胡宏的《皇王大纪》、范祖禹的《唐鉴》和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以及两宋文集中的史论等。史评包括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论古史的起始，论封建，论井田，论历史人物与事件，论天理纲常与历史盛衰得失，构成历史评论的方方面面。在史学评论中，最有生气的是郑樵（1104—1162）在《通志》两百卷中的史学批评。

清代的梁启超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把郑樵和刘知几、章学诚三位史家联系起来，说：

批评史学者，质言之，则所批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97]

梁启超将刘、郑、章三人并列是肯定三人在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三个人各有不同的特点。章学诚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也是这个意思。郑樵的史学批评在那个时代具有自己的特点。

郑樵《通志》

第一，郑樵的史学批评具有广泛的特点。他对前代的大史家和学者，几乎都有评论。他推崇孔子，但对《论语》却有微词，认为这是一本“空言著书”一类的著作。司马谈、司马迁是孔子五百年以后的大著述家，《史记》是《六经》以后最重要的著作，但这部书也有两点未可人意的地方。一是，限于客观条件，司马迁见到的书不多，因此《史记》有“博不足”之恨。二是，司马迁写史的语言风格不统一，又“间有俚语”，因而又有“雅不足”之恨。郑樵对班固的《汉书》批评最多，归结起来：其一，《汉书》断汉为代，割断了历史的联系，“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人们从这种史书中，无法了解古今制度的“损益”情况。其二，班固宣传“汉绍尧运”一套的无稽之谈。其三，《汉书》的《古今人表》，强行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失去司马迁作《表》的用心。其四，班固“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这表现在《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记》；自昭帝至平帝记载，“资于贾逵、刘歆”，并且是班昭使《汉书》得以完篇。其五，《汉书》的《艺文志》写得好，但《汉书》的《艺文志》出自刘向、刘歆的《七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还有班固对一代典制也缺乏了解。应该说，郑樵的批评的主要部分还是不错的。

对于其他的学者，郑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评：董仲舒、刘向、刘歆宣传灾祥理论，影响很坏。刘向、刘歆不重视图谱，使图谱之学失传。范晔、陈寿沿袭班固的路数，没有创新的精神。魏晋南北朝和唐初的史臣，没有纠正断代史的缺点。这一时期的史书任意褒贬美刺，互相指责，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都是错误的。刘知几不应该尊班而抑马。刘知几和司马迁都“不通姓氏之学”，他们写的作品，涉及这一方面，出现不少错误。欧阳修的《新唐书》的《表》依据谱牒，谱牒为“私家冒荣之书”，其记载不足信。司马光写《通鉴》纪年繁琐，用岁阳岁阴之名。此外，对杜预、颜师古都有批评。[98]

郑樵的史学批评反映他的历史见解和史学的观点，在当时来说，在理论上相当深刻。这是他史学批评的第二个特点。

首先，郑樵认为五行为世界的本原，而五行的变化是无穷的，由此他对理学作了原则性的批评。他说：义理之学是“空谷寻声”。他批评“灾祥说”，指出：

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为欺天之学。

郑樵称“灾祥说”为“欺天之学”，并且揭露历代史《志》，如天文志、五行志、祥瑞志等的理论依据上的荒谬。他又说：

且万物之理不离五行，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离”固为火矣，而“离”中有水；“坎”固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为大水，为水行之应，成周宣榭火，为火行之应乎？况周得木德，而有赤乌之祥；汉得火德，而有黄龙之瑞。此理又如何邪？[99]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万物之理不离五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的提法，肯定“理”是不离五行的，而五行的变化并不是机械地运动。其二，以对立统一的观点解说《周易》的卦义，击破了灾祥说的依据。“离”卦是“火”，但离中有“水”。“坎”卦是代表“水”，但是“坎”卦中有“火”。矛盾的事物是相互包含。固定以一种卦，代表一种征兆也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捎带多说几句，郑樵对“离”、“坎”卦的解说，是取虞氏的卦变说，《离》与《坎》旁通。《坎》卦，虞氏注：“《乾》二五之《坤》，与《离》旁通。”同样，《离》卦，虞注：“《坤》二五之《乾》，与《坎》旁通。”明末王夫之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故《颐》有《离》象而失位，二阳旋得乎中，则为《坎》。《大过》有《坎》象而失位，二阴旋得乎中，则为《离》。《颐》、《大过》、《坎》、《离》定位于中，而阴阳消长乃不失其权衡。”[100]清人钱大昕说：《坎》、《离》等八个卦，“皆以旁通为对者也”[101]。但是相比之下，郑樵说“《离》固为火矣，而《离》中有水；《坎》固为水，而《坎》中有火”，更为简洁、更富有辩证的特色。其次，郑樵从历史贯通的思想，提出他的古史观点。

1．人类的起源　郑樵在《通志》中谈到原始人的情形，说：

人与虫鱼禽兽同物，同物者，同为动物也。天地之间，一经一纬，一从（纵）一衡（横），从而不动者，成经；衡而往来者，成纬。草木成经，为植物；人与虫鱼禽兽成纬，为动物。

然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虫鱼禽兽者，虫鱼禽兽动而俯，人动而仰；兽有四肢而衡行，人有四肢而从行。植物，理从；动物，理衡。从，理向上；衡，理向下。人，动物也，从而向上，是以动物而得植物之体。向上者，得天；向下者，得地。人生乎地而得天之道，本乎动物而得植物之理，此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以其兼之也。[102]

这里指出了人与动物同源，又具有动物、植物两重优点，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他的解说，特别强调人的直立行走的意义。两宋的邵雍以及程颐与后来的朱熹都有关于人的起源的论述，但是相比之下，郑樵不只是没有天理的说教，而且相对地说，也含有一定的真理因素。

2．关于初民社会的描述　郑樵综合先秦思想家的论述，描述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的情形。他说：

臣谨按：三皇伏羲但称氏，神农始称帝，尧、舜始称国。自上古至夏、商，皆称名，至周始称谥。而称氏者，三皇以来未尝废也。年代则称纪。

厥初生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曰有巢氏，亦曰大巢氏，亦谓之始君，言君臣之道于是乎始也；有天下百余代。民知巢居未知熟食，燧人氏出焉，观星辰而察五木，知空有火丽木则明，故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之利，号燧人氏。以夫燧者，火之所生也。时无文字，未有甲历纪年，始作结绳之政而立传教之台；始为日中之市而兴交易之道，亦谓之遂皇。或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以施政教，此亦钦若昊天以授民时之义也。[103]

这段文字和《周易》的《系辞》内容大致相同，而少了神道设教的说明。司马光的《稽古录》卷首，也写伏羲氏，但着重是写伏羲“以木德继天而王”，说明皇权天授的由来。如果再和《韩非子·五蠹》篇、柳宗元的《贞符》篇相比较，《通志》增加了有关文字、文明产生的内容。郑樵的描写，是把人类的古史理解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在另一个地方，郑樵写到古代的君臣之道，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上古之时，民淳俗熙，为君者唯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略于人而详于天……唐虞之后，以民事为急，故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104]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有关国家职能的问题，虽然他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科学的理解，但他揣测到原始社会治理是“详于天而略于人”；到了唐虞之后，管理职能发生变化，“详于人而略于天”。这已经是性质上的变化。

此外，郑樵对历史发展的阶段、对封建社会的兴衰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论述，并以这些认识去评品历史著作。

第三，郑樵提出“会通”的思想。用“会通”思想评价史学作品，这里面体现他对历史一定的理解，也是他对史书编纂的要求。“会通”思想是一个体系。《通志》的《总序》开篇说：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历史前后互相联结、相互因依，因此写史应当反映这样一个历程。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史学作品，他特别推崇通史著作，批评那种割断历史联系的断代史。他强调历史的前后联系，这是不错的，但具有“通识”的史家写断代史，同样可以成一家之言。突出一代盛衰变动，断代史又有自身的优点。这里，我们不争论通史、断代史的长短，也不去评论班、马的优劣，重要的是从中看出郑樵的历史眼光。

第四，郑樵批评前代史书以天人感应说、灾祥说解释历史，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在史书中搞“任情褒贬”。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一问题。郑樵认为，在史书中以灾祥说解说历史兴衰的变动，是一种“欺天之学”。他称在史书中以所谓的《春秋》史法、搞字字褒贬是“欺人之学”。他说：

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105]

郑樵主张史家的职责在如实记载史实，而不在褒贬。他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何）、曹（参）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王）莽、（董）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因此，他认为史家没有必要在书中写论赞，他说：“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在记载史事时，写史书要平心直道，“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106]

在中世纪，所谓的纯客观的史学是不会存在的。但郑樵揭露封建史学“欺人”、“欺天”的实质，要求史家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有进步的意义。

另外，郑樵在批评前代的文献学时，提出了治学要用类例的方法。他说：

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107]

这里说的“部伍之法”，郑樵解释是：“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108]“类例，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例，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尔。”[109]“类例”主张强调治学、整理文献，要分类研究；分类要在探究文献本末源流的基础上进行。这在文献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清人章学诚说：

自刘、班而后，文艺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110]

郑樵的严格学术批评，招来不少非议。南宋陈振孙说郑樵“讥诋前人，高自称许”。“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111]清人如钱大昕、王鸣盛、戴震、周中孚等，对郑樵的学术批评很反感，说他“大言欺人”[112]、“贼经害道”[113]，郑樵的史学批评受到这样的指责，是不公平的，章学诚有中肯的分析。说：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114]

郑樵的史学批评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郑樵也说他的批评，其用意是要打破那种“经既苟且，史又荒唐”[115]的局面。他又说，他非好攻古人，其批评用意在“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使是非不杂糅其间”[116]。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两宋的史学思想都是中世纪史学思想的一个大的发展，在理学浸润的学术氛围中，郑樵的史学是独树一帜，坚持实学的主张，具有反理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