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金石学。何谓金石学？刘节先生说就是现在的考古学的一个门类，也可以说是现在考古学的前身。“金”主要指殷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往往都有铭文。“石”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郑樵在其《通志·金石略》中讲：“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唯用石刻。”不论是刻于铜器上的金文或刻于石碑的石刻，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有些可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有些可以证历史记载的谬误，有些实物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古代历史。

一、金石学成就

关于宋代发现的金石材料是很多的，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殷周彝器，二是石刻，三是古泉布、钱币，四是汉代竹简，五是陶器，六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等。

把金石资料作为新史料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要首推刘敞，他将所收集到的先秦铜器11件，请石工摹其文，绘其图刻于石头上，取名为《先秦古器图》。在《公是集》自序中说：“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载，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有了这些器物，就可以“礼泉，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117]。现存最早的研究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的专书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10卷。后来又有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摩而仅存者，略无遗矣”。他们认识到，史书中有关“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18]，已经认识金石对证史补阙纠谬的重要性，他们收录金石是为了“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119]。吕大临在其《考古图序》中也说，他研究古器，是要“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缺亡，正诸儒之谬误。”这些古器物“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已认识到古器物的真正价值。

宋人搜集青铜器、石刻拓片除官府收藏外，私人收藏的也不少，估计有38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又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钰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者入古器自牍。既而罢黑官，凡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可见收集金石古器是一些人谋生和发财的手段，这与史学家利用金石古器研究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社会搜集古器物成风，大量的铜器石刻被人们从黄沙厚土中挖掘出来，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史料，也为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金石学创立作出不朽贡献的是南宋郑樵。郑氏在其历史巨著《通志》中首创《金石略》，并精辟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120]。他重在强调用金石文物来考辨核实史事，历史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印证。这实际上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正是由于大量的铜器出土，石刻拓片的丰富，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丰富起来。

（一）古器图录

1．吕大临的《考古图》　吕大临是宋代著名的学者，他著有《考古图》10卷。本书收录官私收藏铜器224件，石器1件，玉器13件。这些古器均按年编排，摹有图形、款识，并详明尺寸、重量、容量，注明何人收藏及出土地点。此书体例严谨，有疑则缺，成为我国最早而较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吕大临著《考古图》书页（局部）

2．《续考古图》　容庚认为是南宋赵九成所撰，该书共有5卷，所收录铜器、玉器、瓦当、瓦鼎共101件。这些古器除各地进献给朝廷者外，余皆被29家收藏。此书不如《考古图》体例严谨，基本上是流水账，随见随录，所收录图、铭文多有失误，或有图而未写铭文，或有铭文而与原器不符，可以说是图识失真。

3．《博古图》　《博古图》30卷，为王黻等人奉诏编撰。该书收录自商至唐古器共839件，分成20大类，每一类都有总论，每件古器均有图形，此外尚记其大小、重量、容器、铭文以及考证。这些古器对研究古代历史颇有价值。

（二）金石学著作

1．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欧阳修是著名史学家，长期用功于搜集金石刻辞，其搜集金石材料的范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121]他先编成《集古录》，后又经详加考订，撰跋尾400余篇，分为10卷，此书成为最早的一部金石学专著。

欧阳修很重视用金石资料补正史的缺漏。嘉祐四年（1059年），他给刘敞的信中就说他曾用收集的金石古器与正史相互参验，“证见史家缺失甚多”[122]。他用金石资料验证正史的很多，如他收集到的《唐孔颖达碑》和《唐书》相比较，发现了唐书中许多失误和漏掉。如《唐书》不载孔颖达生卒年月，亦不载与魏徵共修《隋书》之事，且孔颖达的字碑上是冲远，而传上为冲达[123]。再如《隋郎茂碑》证郎茂不是死于京师，而是随天子出游江都而死。所以，“史书之谬，当以碑为正”[124]。因此《集古录跋尾》主要是欧阳修以金石资料证史之不足、纠正史之谬误的一部金石学研究专著。

《金石录》

2．赵明诚《金石录》　赵明诚是宋代有名的学者，人们多注意到他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爱情故事，其实他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研究成果不下欧阳修。赵明诚长期访求古器、石刻，寻得从商周到五代金石拓片2000多卷，后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撰成《金石录》30卷。

赵明诚收集金石拓片，主要是重视金石刻辞的史料价值，他在《金石录》自序中言：“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在此书中，赵明诚的确以金石刻辞在很多地方弥补正史记载的缺误，而其用功最多的是以金石刻辞考证新旧唐书之失。

3．洪适《隶释》、《隶续》　洪适非常喜爱隶书，他搜集了汉魏碑刻拓片189种，并将此与《水经注》、《集古录》等前人所收录的汉魏碑目五百多种编辑在一起，是有《隶释》一书，共27卷。此后又陆续把所得的碑刻文字以及画像、砖、镜铭文等编辑起来，是为《隶续》一书，共21卷。这两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所载碑文，均以原字书写，并对碑文中的通假字有所说明，对一些史事进行考证。因此“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125]。

此外，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尚有陈思的《宝刻丛编》20卷，专门收集碑刻，并将有地可考的碑刻分别编入，不详者附于书后。在每条碑刻之下，收集各家考辨审订的材料。《宝刻类编》8卷，作者不详，此书专门收集周秦至五代的碑刻，并依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道、妇人、姓名残缺八大类进行编排。每类碑刻均以书碑人名为纲，附所书碑目，注明年月地名。

另外，在考释金石文字方面的作品还应当提到的有这些：

1．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帜》　此书共20卷，书中所录器件款识，依原样摹写，并附有释文，考证史籍中的有关史事。此书收录夏器46件、商器165件、周器253件、秦器18件、汉器29件，这些古器均有铭文，按朝代加以排列。这些古器并非都是铜器，也有石器和玉器。薛氏“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126]此书主要辑录的是篆文，目的在于鉴别书法，属于专门辨订古籀文字的专著。

2．王俅《啸堂集古录》　此书中收录有从商到汉铜器铭文以及各种印章345件，这些古器印章均摹其款识，并以当时的文字加以注释，但不足之处是未作考证。

3．王厚之《钟鼎款识》　此书收录了从夏到晋古器铭文59件，在每种古器前面均标出器件名称，并记载其出土于何地，收藏在何人之手，解释所刻铭文，也是研究古文字的专书。

4．娄机《汉隶字源》　此书依洪适《隶释》编排次序，弥补洪适所缺的部分，卷首收录汉代到西晋碑刻340件，并记载碑刻年月地理、书写人的姓名。之后采用《礼部韵略》分类法，分成5卷，用楷书书目，以隶书排比其下，韵中不载的字附卷末，文字异同的随字加以注释。有些字加以考证，纠正前人之误，此书亦为考订古文字的专著。

（三）器物石刻的著作

2．董逌《广川书跋》　此书分为两部分，主要是对铜器石刻的题跋，前4卷题铜器跋，后6卷题汉唐以来的石刻跋。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论断考证，皆极精当”。[127]

3．翟耆年《籀史》　翟氏所著《籀史》，其实是一部金石书目的提要，书中分别对作者生平进行介绍，对其内容进行评述，有些失传的金石学著作，在此书中能了解到大概。此书对研究金石学史很有价值。

此外，宋代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门性学术研究著作，如洪遵的《泉志》，是最早研究古代货币的专著。

宋代的金石学成就，不仅在于搜集了大量的古器石刻，并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也还在于一些学者利用发现的古器石刻验证正史，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缺误，这些工作是不可磨灭的，也可以说是宋代金石学形成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因此，王国维对此评价颇高，说：“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史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128]。“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129]。但我们说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只是从宋人对铜器石刻的重视程度以及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来说明，它与考古学尚有一定的距离，但金石学在宋代的崛起，对宋代文化的繁荣，对史学研究向新的领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方志、杂史与笔记

宋代史学的发达，还表现在方志的繁荣以及杂史、别史、笔记的大量出现。

（一）地方志

宋代的方志与唐以前的地理学有很多相似点，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就是增加了人物、艺文等方面的内容，使地方志体例从地理学中脱离出来，成为后世方志必遵循的原则。

1．方志在宋代的发展　我国方志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方志起源较早，王应麟说：“地志起于史官”[130]。方志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周礼》卷四《地官司徒·诵训》：“掌道方志，以昭观事”。方即四方，志即记也。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阐述了地方志来源的情况，他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以昭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131]。战国时就已出现方志，即《禹贡》。此书把全国分为九州，按州记述该地区的疆域、土壤、物产、贡赋等。东汉班固作《地理志》，对各郡国的行政区域、山川、物产、风俗、户口等均加记载。尤其是东汉袁康等所撰的《越绝书》，已具有地方志的雏形。真正大规模编撰地方志是从隋唐开始，隋时编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志书。到了唐代，志书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书简明扼要记载当时全国各州县的疆域、山川、要塞、道里、户口、贡赋、物产等，是唐贞观年间魏王李泰等修成《括地志》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全国性质的总志。因而后人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该书“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唯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132]。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唐以前的志书，其内容基本上是局限于地理书的范围之内，强调的是“版图地理之为切也”[133]，对人物和艺文等历史方面的内容，涉及不多。因此，有些书把这些志书列为舆地而不视为地方志，是有一定的理由。我们之所以将其视为地方志，是因为从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方志发展演变的过程。

这种情况入宋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典型的是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此书除承袭《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的地理内容外，又增加了人物、姓氏数门；对历代人物，一一登载，并详其籍贯爵秩，或采其诗词杂事。地方志编纂的体例到此始确定，故而《四库全书总目》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134]。今人朱士嘉先生也认为从宋代开始，“由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和艺文志在宋代的地方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体例方面，上承《史》《汉》余绪，下为方志编纂打下良好的基础”[135]。宋代方志何以有如此的变化？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分不开。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是汉唐之后又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尤其是科学技术、哲学、史学、文学、金石学的发展，使宋代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经济重心变动，地区性经济特征以及地区性文化特点形成，为新方志的编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方志体例的变化，内容的增加也就不可避免。新方志体例的确立，使方志从此由地理书中独立出来，成为史学领域的一个门类。

2．宋代方志的编修　宋朝大规模编修地方志，兴盛期主要在北宋，编纂的方志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开宝诸道图经》。此书从开宝四年（971年），由卢多逊、扈蒙等人奉诏修天下图经，但未完成。主要原因是当时全国未统一，宋只占据中原。后来卢多逊奉诏出使南唐，对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卢多逊是否真有这种想法，固且不论，此举明显带有刺探军情的目的，但一心想讨好宋朝的李煜还是答应了卢多逊的要求，命徐锴通夕达旦译出校对后送与卢多逊，“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136]。卢多逊得南唐诸州情况，对编《开宝诸道图经》增添了不少内容，但其更大的意义在军事方面，为宋朝灭南唐创造了条件。到了开宝八年（975年），宋准奉诏修订诸道图经，卢多逊等人多年的工作为其创造了条件，不久此书便完成。此书今不存。

（2）《太平寰宇记》。此书为宋代乐史所修，共200卷。此书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杰出贡献在于总结前代修志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修志体例，此体例并为后世所遵。乐史编纂此书，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宋以前的志书多至百数十种，“吉甫以后，籍以考镜今古，联缀前后者，实无踰此书”[137]。除引用资料丰富外，乐史在编纂体例及内容安排上都有新的发展，如前所述，除地理方面内容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138]。《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说：“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这种体例的变化成为后世方志遵循的原则。因此《太平寰宇记》一书在方志史上是划时代的一部书。

（3）《元丰九域志》。此书为王存等人所修。此书是在王曾修《祥符九域图》基础上的重修，元丰三年（1080年）修成，王存上书称“以旧事不绘地形，难以称图”[139]，神宗赐其名为《九域志》，此书共10卷。因该书修成于元丰年间，后人又称其为《元丰九域志》。

王存在自序中说，此书编撰“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总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离为十卷，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140]。从此书中可以看出，此书的鲜明特点是简明扼要。各地的沿革仅说宋代的变化，记载各州情况，先写户口、贡赋、辖县，其次再写各县情况，府州间距离方向，所辖乡及境内的山川、市镇均有交代。记载户口分列主户、客户，土贡之下又列数额，这可以说是北宋时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重要资料。

北宋是极重视修志书的，官方所修的书均为全国性的总志，除上文所列的几种重要总志外，此外尚有王曾修的《景德重修十道图》，晏殊修的《熙宁十八路图》，王洙等人修的《皇祐方域图志》等。为了确保修志的准确性，宋代专门设立修志机构，并有属员，“九域图志，前朝固尝修订，止就馆阁而不置局。崇宁虽就秘书省，然置局设官，以从官为详定，馆官为参详，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修，其进用视秘书省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抵由此涂出。”[141]

到了南宋，淮河以北均被金朝占领，南宋辖地仅及北宋的三分之二，全国性的总志修纂比较困难，但有一点明显不同于北宋，这就是区域地方志修撰成为一种风气，各级地方官均重视和支持修地方志。陈垲曾言：“志苟工作，则古往今来，事事物物，皆无所考……此书不可一日无也。”[142]正是这种风气驱动，许多地方官都以修志为荣，州县方志的修撰十分普遍，“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143]不仅如此，修志方式也一改北宋时由奉诏官修的形式，皇帝不再亲自组织人员编修地方志，主要是由地方官主持，拔举聘选当时名人学者编修。因这些志书均为一地之志，编修人员又较熟悉当地情况，相对而言比编修全国总志要容易一些，全国总志不可能将各地情况详加记录，而地方性的志书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其内容而言是相当丰富的。

《宝庆四明志》

就两宋所修志书的情况而言，大致有三类志书：一是官修的全国性总志，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广舆胜览》等。宋代官修的全国性总志很多，大多已佚，现在能见到的不过以上几种。二是州县地方志，这类志书大多由地方官聘人修撰，也有私人修撰，现能见到的有宋敏求的《长安志》、《河南志》，周应合等人的《景定建康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的《新安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数十种。三是私撰的山志、水志、古迹志等，如凌万顷等人的《玉峰志》、边实的《玉峰续志》、常棠的《澉水志》、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等书。

总体上讲，宋代所修的志书很多，据有人统计，大概有600多种，不过现在能见到的仅有30多种。就这些志书而言，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且为当代人修当代志，可信程度是很高的，对研究宋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宝贵的资料。

3．宋代方志的成就及作用　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地区的详细情况，为何要修志是有明确的目的，官修全国性的总志，是便于统治阶级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有备无患，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而地方性的志书，其目的更为明确，即能使地方官知晓前世古迹，了解该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对于其治理有“借鉴”和提供资料的作用，也是一种辅治的工具书。同时，方志中为那些名宦忠义、孝友烈女树碑立传，宣传封建伦理纲常，对封建统治的政治业绩歌功颂德，也是地方官绅夸耀自己的一种工具，因此方志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诚如林虑为朱长文等人所修的《吴郡图经续记》所写的《后序》中所说的：“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涤浚水之方，仓庾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备”。马祖光在《景定建康志序》中也说：“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正因为地方志有这样的政治功效，所以许多地方官在赴任之前，必“转扣尝官于是者，求郡乘一观焉。”[144]

宋代修地方性的方志，一般聘选的编志人员多为熟悉地方掌故而又有志于此者的学者担任。有的是委托一人修志，如赵不悔欲修《新安志》，了解罗愿有修志经验，便委托他修《新安志》。有的地方志编修，组织了一套写作班子，有时通过行政权力，征集材料，以备修志所用。最典型的是马光祖聘请周应合修《建康志》，专门设有修志局，在人员组合上，除录用周应合的儿子周天骥、女婿吴畴协助检阅校雠外，还“选差局吏两名，分管书局事务，书吏十名，誊类草稿，书写板样。容司虞侯四名，以备关借文籍，传呈书稿”。为了及早将书雕印，尚组织一批刻工“修书之稿未半，刻梓之匠已集”。要完成志书的编修，征集资料的工作是少不了的，为了确保资料征集的广度和深度，马光祖下令各级官吏和百姓，“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得于记闻当入图经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随所得批报本局”；“能记古今事迹，有他人所不知者，并请具述，从学校及诸县缴申”；“阀阅子孙，能收上世家传行状、墓志、神道碑及所著书文，与先世所得御札、敕书、名贤往来书牍，并请录副申缴”；“有能记忆旧闻，关于图志者，并许具述实封投柜，柜置府门，三日一开类呈”[145]。条目规定得相当仔细，从而确保了修志工作所需材料的丰富，也为确保志书顺利进行准备了条件。

宋代志书一般材料比较丰富，考订比较严密。祝穆撰《方舆胜览》，搜集资料，包括“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时注重实地考察，“所至必穷登临”；还收集口碑传说，与人交谈“必孜孜访风土事”[146]。“积十余年，方舆胜物，收拾略尽”[147]，从而使该书“事备而核”[148]。罗愿的《新安志》同样“博采详摭，论证得失，皆有依据。”[149]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资料。宋代地域比较辽阔，其疆域虽比不上汉唐盛世，却也相差无几。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经济、文化的发展随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的不同发展极不平衡。据漆侠先生论证，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总体上是西不如东，北不如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宋代文化发展的程度大致上，中原及东南高一些，其他地区相对低一些。这些差异也导致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同，在历代正史、别史、典志政书中，多集中论述一朝的兴衰，以及全国的大政，并不能详细介绍各地的特点。宋代大型志书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它基本上以地区为中心，按行政区划，从横的方面记述本地区的历史沿革，纵的记述与历史史事相交织，比较能够全面反映历史面貌。所以，宋代方志不仅保存了大量正史、别史中没有的资料，还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详史之略、参史之错，对研究宋代社会的变化，了解各地的经济文化差异，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别史、杂史和笔记

宋代史学的繁荣发达，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别史、杂史、野史和笔记。

1．别史　所谓“别史”，《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是“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义例独善”者，又说这类书在史部中，“犹大宗之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因此，这类书在史部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宋代的别史除前面说的《通志》外，重要者还有苏辙的《古史》、罗泌的《路史》、黄震的《古今纪要》、萧常的《续汉书》，以及《大金国志》、《契丹国志》等。

2．杂史　杂史在历史文献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给这类书籍作了解释，即所谓杂史者，“义取乎兼包众体……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国家，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宋代的杂史相当发达，重要的作品有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陶岳的《五代史补》、李纲的《建炎时政记》、曹勋的《北狩闻见记》、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等。杂史大量出现，是宋代史学繁荣的表现，体现出人们对历史、对现实的关心，这些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3．笔记　宋代是一个文治的王朝，不论是入阁为官的官僚或隐居著书立说的士人，都有笔耕不辍的著述习惯，因此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

宋代笔记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多记有关国家大政的史事；欧阳修的《归田录》，内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和官场见闻；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多记京师传闻以及典章故事和杂说杂事；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记载科举、官制较详；朱彧的《萍州可谈》，记广州海外贸易、蕃坊、市舶较详，是研究宋代海外贸易及大食商人在中国生活活动方面的重要著作；张世安的《游宦纪闻》，内容甚广，有掌故、逸闻轶事、风土人情、文物、考古、艺文、历法、医学等；王明清之《挥麈录》，专记朝廷故事，尤对高宗南渡记述详尽；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书中所记，多是他亲历、亲见、亲闻，内容丰富；洪迈的《容斋随笔》专考订经、史、诸子、诗文，亦有医卜星历；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大量内容为考证经典、天文、地理、历史、诸子、诗文、杂识等；沈括的《梦溪笔谈》，记遗文旧典，但科技史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

有关中外交通和域外内容的书，有周去非《岭外代答》、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及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

《岭外代答》

4．文集　宋代的文集很多。有人统计，文集有500多种。这些文集都是宋人亲自所撰，内容涉及广泛，有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军事的、科技学术的、风土人情习俗等各个方面，虽各人所记侧重面不同，但如果综合起来，可以反映出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内容为正史、别史、杂史所不记，这些材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宋代文化史必不可缺少的内容。

有重要价值及常用的文集，如王安石的《临川集》，是研究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新学的重要史料；《欧阳文忠公集》保存了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如《徂徕集》、《乐全集》、《栾城集》、《嘉祐集》、《李觏集》、《小畜集》、《渭南文集》等，都是研究宋代社会、宋代思想学术文化重要的参考文献。

除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正史、编年体史书以及别史、杂史和笔记等以外，在传统目录中的史书还有一些是应当提到的。“载记”类中有马令的《南唐书》、陆游的《南唐书》等；“政书”类中有王溥的《唐会要》、《五代史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李攸的《宋朝事实》，董煟《救荒活民书》等；史评类有孙甫《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书也是两宋枝繁叶茂史林中的组成部分，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史学莫盛于两宋。”[150]史学在两宋文化中发出奇异的光彩，体现出时代的特质。

南宋后期，朱陆和会，朱学流于训诂，陆学流于禅，理学的变化影响史学的走向；文献学、考证学兴盛起来，重文献，重文字音韵训诂，重考证，成为一时风趋。理论不能有大的突破，反映出中世纪史学自身缺乏更新的能力。到了明清，这个问题会看得更清楚，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在总体上只能在原有的轨道上向前延伸，只是在一些杰出的史家、思想家如王夫之那里，才闪出耀眼的光辉。

注释

[1]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起居舍人》。

[2]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十。

[3] 同上。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十三。

[5]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十二《论史馆日历状》，北京，中国书店，1986。

[6]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十三。

[7]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十五。

[8]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十一。

[9]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十二《论史馆日历状》。

[10]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

[1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十七。

[12] 程俱：《麟台故事》卷四。

[13] 《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一○七。

[14] 周密：《齐东野语》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嘉定国朝会要》，四库全书本。

[16] 王珪：《华阳集》卷九《进国朝会要表》，丛书集成初编。

[17] 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

[18]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十八。

[19] 《庆元条法事实》卷十七，文书门二《私有禁书敕》。

[20]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

[2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之五十二。

[2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八月壬午”。

[23] 《资治通鉴纲目序例》。

[24] 《程氏遗书》卷十五。

[25]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

[26] 《宋元学案》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 《居士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28] 《易童子问》卷一。

[29] 《居士外集》卷三。

[30] 《新五代史》卷十七。

[31] 《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杂传》。

[32] 《新五代史》卷四十六《杂传》。

[33] 《新五代史》卷五十九《司天考第二》。

[34] 《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

[35] 《初除中丞上殿札子》。各篇见《温国文正公文集》，仅注篇名。

[36]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

[37]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38] 同上。

[39]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40] 《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五年”。

[41] 《资治通鉴》卷一○○，“穆帝永和十一年”。

[42]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43] 《迂书·士则》。

[44] 《宋元学案》卷七。

[45]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46] 《东莱文集·别集》卷十四《读书杂记二》。

[47] 《大事记解题》卷五。

[48] 《左氏传说》卷十七，“吴子问伍员”。

[49] 《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

[50] 《左氏传说·齐小白入于齐》。

[51] 《左氏传说·赋诗》。

[52] 《东莱博议·郑忽辞婚》。

[53] 《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54] 《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55] 《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56] 同上。

[57] 《居士外集》卷十八《答徐无党第一书》。

[58]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二年”。

[59] 同上。

[60] 《程氏外书》卷十二。

[61]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贴黄》。

[62]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

[63] 《资治通鉴纲目·李方子后序》。

[64] 《朱子语类》卷一五○《通鉴纲目》。

[65] 《朱子语类》卷一五○《通鉴纲目》。

[66] 《资治通鉴纲目序例》。

[67] 《资治通鉴纲目·揭傒斯书法序》。

[68] 《资治通鉴纲目序例》。

[69] 《居士集》卷十八《明用》。

[70] 《易童子问》卷二。

[71] 《居士集》卷十八《本论下》。

[72] 《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

[73] 《临川先生文集》卷五十六《诏进所著文字谢表》。

[74] 《诗义钩沉·序》。

[75] 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6] 《郡斋读书志》卷一上《新经周礼义》。

[77]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法五》。

[78] 《文献通考》卷二七五《封建考十六》。

[79] 《程氏文集》卷五。

[80] 《程氏文集》卷六。

[81] 《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

[82] 《周易程氏易传》卷四“革·九二”。

[83] 《周易程氏易传》卷一“革·九二”。

[84] 《朱子语类》卷一八○《论治道》。

[85] 《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论民》。

[86] 《皇极经世书》卷十一上《观物外篇上》。

[87] 《皇极经世书》卷十一上《观物篇之四十五》。

[88]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

[89] 《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90] 《宋元学案》卷六十。

[91] 《水心文集·题周子实所录》。

[92]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

[93] 《丽泽讲义》。

[94]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95] 《水心文集·赠薛子长》。

[96]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9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98] 以上引文见《通志·总序》。

[99] 《灾祥略·灾祥序》。

[100] 《周易外传》卷七《序卦传》。

[101]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

[102] 《通志》卷三十五《六书略第五》。

[103] 《通志》卷一《三皇纪》。

[104] 《通志》卷二《五帝纪》。

[105] 《通志》卷七十四《灾祥序》。

[106] 《通志·总序》。

[107] 《通志》卷七十二《明用》。

[108] 《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

[109] 《通志》卷七十一《编次必谨例论》。

[110] 《校雠通义》卷二。

[111]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

[112] 《郑堂读书记》卷十八。

[113] 《戴震文集》卷九《与任孝廉幼植书》。

[114] 《文史通义》卷五《申郑》。

[115] 《通志·总序》。

[116] 《通志》卷四十九《乐略一》。

[117]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丛书集成初编本。

[118] 赵明诚：《金石录·序》。

[119] 《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目序》。

[120] 《通志·总序》。

[121] 《欧阳修全集·集古录目序》。

[122] 《欧阳修全集·书简》卷五《与刘侍读原父》第二首。

[123] 《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卷五。

[124] 同上。

[125]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史部目录类二》。

[126]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一《经部·小学类二》。

[12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二《子部·艺术类一》。

[128] 《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9] 《观堂集林》卷三《说觥》。

[130] 王应麟：《玉海》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

[131]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六《河南志序》。

[13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一》。

[13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134]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一》。

[135] 朱士嘉：《中国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

[1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辛丑”。

[137] 王应麟：《玉海》卷十五《熙宁九域志》。

[138] 洪亮吉：嘉庆《重校勘太平寰宇记序》。

[139] 王存：《元丰九域志》序。

[140] 《玉海》卷十五，《熙宁九域志》条。

[141] 程俱：《麟台故事》卷四《职掌》，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2] 引《（康熙）崇德县志》中陈垲的《仙溪志序》。转引自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143] 《仙溪志》黄岩孙宝祐丁巳《跋》。

[144]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五，《临汀府题咏》。

[145] 周应合：《景定建康修志本末》。

[146] 吕午：《方舆胜览序》。

[147] 祝穆：《方舆胜览自序》。

[148] 吕午：《方舆胜览序》。

[149] 赵不悔：《新安志序》。

[15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