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繁荣、兴盛的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是宋代教育中一个颇具特色的方面。讲宋代教育，就不能不提及书院教育。本节将从发展渊源、基本状况等方面，对宋代书院教育作一个大概论述。
一、书院源流
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而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则起源于唐末五代。当时社会十分动**，天下大乱，官学被摧毁，国家教育机构非毁即散，志学之士便纷纷率弟子投身山林，创立“精舍”，旷日讲学。这就是书院的来源。北宋初年，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渗透了民间群体力量，官府人员也加入其中，教育机构、管理组织以及管理方法日益完善，出现了岳麓、睢阳、嵩阳、白鹿洞四大著名书院。南宋政权建立以后，随着理学的传播、发展，各派门人日多，而各派又都是专门之学，所持议论，多有抵牾。为了宣传师学，传播以儒学为母体的新儒学，各大门派便以书院为依托，广揽生徒，传经布道。这样不仅扩大了书院的影响，而且也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一批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也都纷纷加入了创立和游学书院的行列。仅朱熹一人先后创立或讲学的书院就有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白鹿洞、岳麓等十余处。因此，南宋时期是书院发展的兴盛时期。两宋时期的书院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北宋的书院教育
从五代到北宋初年，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逐步繁盛的时期，在南北各地均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院。这一时期，书院所以兴盛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宿儒隐居山林，讲学传道，形成了良好的兴学教习之风。而另一方面，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官学的弊端丛生，私学则应时势发展而兴盛起来。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曾说：“予唯前代庠序之教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也讲：“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镐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教授，大率多至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尤为著，天下所谓四书院也。”朱熹、吕祖谦的这些记载，不仅分析了北宋初年书院兴盛的原因，而且也提到了一些在当时颇具名声和影响的书院。然而就上述书院乃至整个宋代书院从性质上讲，基本依归于官立和私立两种，上边提到的白鹿洞、岳麓等书院是官立书院，而像以下要提到的泰山书院、浮池书院等则为私立书院。
1．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创建于唐元和年间（810年左右）。衡州李宽中刺史吕温来访时，在《全唐诗》中留下了一首吕温所写的《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就遗址重建。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根据集贤校理刘沆的建议，赐书院匾额和学田。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部使者潘畴就旧址建屋数间，榜以故额；宋若水益广之，朱熹为之记。可见一直到南宋，石鼓书院经久不衰，名声颇著。
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五间，书斋五十二间，以待四方学者。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将其规模扩大，王禹偁作记。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则又请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五篇、唐韵。益广其居，谭绮为之作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召见周式，拜为国子主簿，使归教授，因旧名赐额，于是岳麓书院便名闻天下。岳麓书院发展起来后，被世人称道为“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赞扬它在传播儒家思想，变革社会风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到了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均曾在此留住，传经布道。
岳麓书院
3．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隐居于此读书，尝蓄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宝历中（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于其地建合榭，遂以白鹿名洞。南唐昇元中（937—942年），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为白鹿国庠。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众多（约千余人），请赐《九经》书肆习之，诏国子监给本。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孙琛即故址建学馆十间。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又重修建白鹿洞，亲自制定《白鹿洞学规》，并来此讲学授业。这一时期是白鹿洞书院的鼎盛极致时期。
4．应天府（睢阳）书院 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县故城西北隅，原为五代末年戚同文（睢阳先生）隐居讲学之处，所以人称睢阳书院。生徒常在100余人。宋著名学者范仲淹即出其门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同文旧址，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应天府奏上其事，诏赐院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同文孙舜宾主持，仍令本府慕职官提举，以曹诚为府助教。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书院为学府，给学田十顷。庆历三年（1043年），又改学府为南京国子监。
5．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原名嵩阳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始建。五代后周时设为太乙书院。宋至道三年（997年）改为太室书院。藏九经于其中。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敕西京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宰相王曾奏置山长，给良田十顷。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曾在此讲学布道。
6．茅山书院 茅山书院位于现今江苏金坛县三茅山后。宋仁宗时处士侯遗所建，教授生徒，并供给饮食，达十余年之久。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知江宁府，奏请仁宗于三茅斋粮庄田内拨给三顷，供书院日常的开销。王随死后，书院遂遭废弃，居空徒散。南宋理宗淳祐中（1241—1252年），知县孙子秀因故址而新之，以待四方游学之士。后来为崇禧观所占用。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徙建于金坛县南五里之雇龙山麓。
三、南宋书院的兴盛
南宋时期，书院教育同样呈现出繁盛的状况。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十所载，理宗时，苏州、丹阳、徽州、建阳、绍兴、益州、桂州、合州、丹徒、兴化、金华、宁波、崇安、全州等地均有书院。这种情况，多是由于当时地方州县学日趋凋落，加以理学盛行，理学家到处聚徒讲学所致，这从客观上又为进一步推动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两宋书院发展状况的比较来看，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诸儒，多讲学于私家。南宋诸儒，多讲学于书院，故南宋时书院最盛。”现择其一例，便可说明此况。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三月到任，十月即令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主持复兴白鹿洞书院。此年三月竣工。书院修复后，聘请杨日新为书院堂长，并置建昌东源庄田，作为赡养学生及其他开支所需。淳熙八年（1181年），又奏请朝廷赐给监本《九经注疏》。朱熹为了建置书院规范，又亲自制订白鹿洞学规，教导生徒，质疑问难。此学规，在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份重要的珍遗文献，现转录于下：
白鹿洞书院教条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世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世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则既仅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会不复施于此堂，而持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心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17]
朱熹的书院教条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腐败风气，主张树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学风。淳熙八年（1181年）春，朱熹又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陆九渊在讲授中也反复强**育士子不要追求“官资案卑，禄廪厚薄”，唯利是图的“小人”，而要做一个“专志守义”，“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的“君子”。这就是理学家所要培养的目标。
朱熹的白鹿洞学规，对当时及后代教育思想的影响甚大。如叶武子调彬州官学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18]；刘爚“迁国司业，请刊行所注《学》、《庸》、《论》、《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19]。这是在当时。后世元、明、清三代的书院，也都奉白鹿洞学规为圭臬。
白鹿洞书院的修复，为南宋书院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南宋时代的许多时期均设书院，如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在衡山设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才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在涪州设有北岩书院；理宗年间（1225—1264年），设有应天明道书院，苏州鹤山书院，丹阳丹阳书院，太平天门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建阳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武夷书院，金华丽泽书院，宁波甬东书院，衢州柯山书院，绍兴稽山书院，黄州河东书院，丹徒濂溪书院，道州濂溪书院，兴州涵江书院，桂州宜城书院，全州清湘书院；度宗朝（1265—1274年），设有淳安石峡书院、衢州清献书院等。以上书院中许多都与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酿就书院热潮有关。
但就南宋时期整体书院的辑录来看，上述诸书院仅仅为当时书院中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据1934年出版的盛郎西先生所著《中国书院制度》的书中辑载，至少尚存有以下书院：
泰山
泰山书院
无锡
东林书院
建宁
建安书院
曲江
相江书院
洛阳
龙门书院
慈溪
慈湖书院
信州
象山书院
南剑州
延平书院
夹江
同人书院
吉州
白鹭州书院
公安
公安书院
郢州
南阳书院
漳州
龙江书院
袁州
张栻书院
建康
明道南轩书院
隆兴
宗濂书院
台州
上蔡书院
温州
虎邱书院
桃源
桃源书院
新喻
金凤书院
永嘉
浮止书院
东阳
石洞书院
建阳
钟山书院
建阳
建安书院
建阳
云谷书院
建阳
廌山书院
建阳
横渠书院
建宁
建安书院
东阳
西园书院
余干
东山书院
东阳
横城书院
东阳
南湖书院
武夷
寒泉精舍
武夷
洪源书院
赣州
临蒸精舍
慈溪
棱氏精舍
庆源
传贻书院
赣州
槐荫精舍
崇德
白社书院
建州
云庄书院
湖州
安定书院
郢州
翁州书院
贵溪
石林书院
尤溪
南溪书院
晋江
东湖书院
莒潭
化龙书院
金华
道一书院
黎州
玉渊书院
苏州
学道书院
泰州
安定书院
抚州
临安书院
慈溪
杜洲书院
慈溪
石坡书院
常州
龟山书院
休宁
西山书院
常州
城南书院
六安
龙山书院
休宁
柳溪书院
建阳
鳌峰书院
无为
林泉书院
阜阳
西湖书院
当然，上述所列书院中，有一些是北宋时期创立的，但大多数是南宋时代的书院。南宋书院的兴盛，数量之大，遍及区域之广，可从一个方面说明问题的实质。
从书院教育与地方州县学相比，则前者远较后者重要。这不仅表现在讲学的层次和规模，建设的庞大和士大夫们的重视上，而且也表现于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传播和教育氛围。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其教养之规，远远过于官学和私学。所以，宋代书院教育的发展，是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伴随着书院的兴起，两宋讲学之风亦大盛，在客观上也酿造了学术百家的争鸣。宋儒不同学派之间，常常是相互辩难，如朱陆“鹅湖之会”和朱陈“王霸义利之辩”等，即使是师生弟子之间，亦互相质疑，如程门弟子多次向程颐提到王安石变法的论点，而且评价和肯定王安石论点的正确与先进，而程颐又不得以劝辩鉴复。当然，在这些辩难中，有时也不免意气用事，流于偏激，但辩难之风的兴起，无疑对于活跃思想，促进学术交流与传播，推动文化教育发展，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