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门类齐全的官学教育

官学教育在宋代教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宋代的官学教育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州县学之分。北宋初年，承唐末五代干戈扰攘之余，无论官学、私学，其制度并不十分完备。到了仁宗以后，历经改革科举和教育体制，各级学校才逐步发展起来，制度也开始渐趋完善。

一、中央官学

宋代初年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武学、医学六所，宋徽宗时期，又一度增设算学、书学、画学、广文馆、宫学和宗学等诸学。

（一）国子学

宋初设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为学生。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年），仍旧为国子监。国子监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建太学以前，为最高学府。太学设立成为最高学府后，国子监演变成中央教育管理机构。如果说唐代国子学大体上还是高级门阀官僚的子弟学校，那么到了宋代国子学便已衍化成了高中级官吏子弟的学校，已丧失其贵胄子弟专门学校的性质。而实际上，伴随着门阀世风的衰落，北宋初年，在国子学肄业、附读的学生，又大大突破了入学资格的局限，有不少低级官吏的子弟，甚至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学听读。开宝八年（975年），鉴于国子学中既有“系籍而不至”的挂名生员，又有虽不“系籍”而旁读的实际生员，对于这种混杂的学生队伍，朝廷便特许：“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阙”。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又明确规定可收录收补包括低级官吏在内的一切官员子弟“发解”，“不必附监听读”便可入学。景德年间（1004—1007年）进一步规定：文、武朝官的嫡亲子弟可附国子监“取解”，而“远乡六寓京师”的一般举人，只要“文艺可称”，并有同乡或本地朝廷命官作保，经国子监长官验实，也准许“附学充贡”。至此，尽管宋代的国子学几度变化，但其入学者出身品级仍是比一般官学为高。但这些贵胄出身的子弟只求出身，无意问学，国子学管理松弛，加之生员伪滥，其办学效果可想而知。马端临说：“科场罢日，则生统一散归，讲官倚席，虽限以听学之岁月，而不能强其久留，反以淹滞为困。”[1]国子学、国子监衰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世族势力的衰落，品官地主势力的上升。

（二）太学

庆历四年（1044年），太学创立。入学资格也已扩大到庶人子弟阶层，即“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2]，这较之于唐代的入学资格限制已大大降低。唐代太学的入学资格是“以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3]。如果说太学在唐代为中级官僚子弟的专门特殊学校，而在宋代则已混为士庶子弟的普通学校了。这是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规模上讲，宋代太学，最初招收生徒达百人，以后增加到200人，300人。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初增修国子监学舍”，“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余年，虽有国子监，仅空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空。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伪锡庆院廊庑数十间，生员才三百人”。可见当时规模之狭小。直至熙宁、元丰年间，厉行新法，太学才得到发展。熙宁元年（1068年）五月，当时的生员规模总数，包括国子生、太学生和馆文生在内，曾多达900余人。这一年生员扩大到这个规模，一方面是由于广纳了“远方孤寒之士”，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四方士人盛集京师”。但这些人从入学资格上讲不能取得国子学籍，而只能进入太学就读。熙宁四年（1071年）立三舍法。主制官以外，增直讲为10员，每2员共讲一经。生员分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开始不限名额，后来定为700人；外舍升内舍，生员为200人；内舍升上舍的100人。“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王安石变法，以王安石的《书》、《诗》、《周礼》义，即《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令生员研习。元丰二年（1079年）太学生增至到80斋，每斋30人。其中外舍生2000人，内舍生300人，上舍生100人，生员总数达到2400人。而在此同一时期，国子生的总数只有200人。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又在京师南郊营建外学，赐名为“群雍”，“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在此，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其中，上舍生达200人，内舍生达600人，外舍生达3000人，生员总数多达3800人。至此，两宋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太学，沿袭北宋体制，也实行三舍法。初期上舍生30人，内舍生100人，外舍生570人，总计生员为700人。以后虽不断增加，但始终未达到北宋的水准。但从太学与国子学的规模比较看，此时的太学学生总数已压倒了国子学学生的总数，占绝对多数。

北宋政府对太学生的待遇都很优厚。熙宁五年（1072年），政府规定：外舍生每人每月薪金850文，内舍生和上舍生每人每月1090文。崇宁三年（1104年），外舍生加薪至1240文，内舍生、上舍生加薪至1300文。除此以外，朝廷还在熙宁四年规定：“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及在讲保明闻奏，中书考察，取旨除官。”[4]元丰三年（1080年），又明确规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5]崇宁三年（1104年），索性“尽罢科举”，废除了科举中的州郡发解（乡试）法和礼部试（省试）法，全面推行“舍选”，实行“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6]。于是太学便成了举国士庶子弟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主要渠道，甚至于当时日逐衰减的国子学生也可以附属于太学“升贡”。尽管宣和三年（1121年）又恢复科举，使科举制与舍选制并行，但北宋政府仍有意提高舍选释褐状元的地位，使其名望和影响高于科举状元，以期望士子以舍选为荣。正是由于北宋政府从多方面抬高太学的地位，并给予优厚的待遇，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太学日渐兴旺繁盛，国子学趋渐衰败退减的风气和格局。

而在南宋时期，国子学已经附属于太学。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一《学校》记载：南宋京师的上舍生为30人，内舍生为260人，外舍生为1400人，国子生80余人，总额为1770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国子生是附读于太学的。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林同所谈，“太学养士千余人”，可知当时的太学生共有千余人，而在《咸淳临安志》中则明确记载此时的太学生为1000人整。由此可推断，这两者之差的余数便是《玉海》卷一一二《学校·绍兴太学》中所记载的“国子生限以80人”的情况。由此看出，南宋时期，国子生是附读于太学的，而且学生人数少，规模小，相比之下，远不及太学学生。这说明从南宋初年后，国子学就已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当时的太学二位一体了。

国子学合于太学，而太学又伴随着招生资格的放宽，规模的扩大，使得宋代官学最高学府已经不同于唐代时的状况，不再为士族门阀子弟所充斥。这是宋代中央官学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一变化，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利益格局变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士族地主阶级的门阀政治体制的崩溃，品官地主兴起和官僚政治发展在学校体制中的折射。

（三）其他门类

宋代的中央官学，除上述国子学和太学以外，从庆历年间开始，还设置了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武学以及广文馆、宗学和宫学诸类。

1．四门学　四门学始建于庆历三年（1043年），是北宋政府广听进言，采纳了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和国子监的建议而设立的。四门学实则是科举中的一支。据《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记载：四门学学生“岁一试补，差学官锁宿，弥封校其艺，疏名上闻而后给牒，不中试者仍听读，若三试不中，则出之”。可见，四门学当时的考试程序，基本上规制于科举。而从入学的资格上讲，其出身门第的等次大为降低，与当时的太学入学资格大体相当，即“自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充学生”[7]。

2．律学　律学是传授法律知识的学校或学科。在宋代律学曾设置律学博士。据《文献通考》记载：“律学，熙宁六年置，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举人须命官三员任其平素，先入学听读，而后补试。习断案人，试案一道；习律令人，试大义五道。月一公试，三私试。”“需用古今刑书，许于听厚索取。凡朝廷新颁条令，刑部画日关送。”元丰六年（1083年），国子司业朱服建议：“舍官在学，如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依其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看，律学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设置和发展起来的。这显然是迎合社会变化的需要，为变法服务而设置的。

3．算学　北宋至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创设算学。据《文献通考》载：“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试、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道仕，登仕，将仕郎，为次。”算学当时的生员为210人，命官及庶人可应听试考。大观四年（1110年），算学生归之太史局。

4．书学　书学始建于崇宁三年（1104年），最初隶属于国子监，置设博士一人。大观四年（1110年）改属于翰林书艺局。所学内容包括篆、隶、草三体，《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并兼通《论语》、《孟子》。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学规以三舍试补升降为序，略同于算学的方法。

5．画学　画学始创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到大观四年（1110年），画学改属于翰林阁画局。其学习内容主要是描习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并教授《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学生分士流和杂流两类，分斋而住。士流生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生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文等。其教学的要求和特点是：“以不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其应试的方法是：“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以下三等。”

7．武学　宋代的武学，始建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聘太常丞阮逸为教官，但在“名将如诸葛亮、军祐、扎预等，岂专学孙、吴”的争议中，时年八月即被废止。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经枢密院请建，“在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随后便又恢复武学，设址于武成王庙。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督察判学，内藏库副使郎周同判，并赐食本钱万缗。当时学生限额为100人，由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后改教授为博士。绍兴十六年（1146年），南宋重建武学。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兵书、弓马、武艺等。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又规定：凡武学生应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分上、内、外三舍，学生限至100人，置博士一员，以有出身门第的文臣或武艺精者承担；学谕一员，以武举补官人承担。凡补外舍，内舍，上舍的武学生，都有明确的规定。

8．广文馆　广文馆是宋初的旧制，凡试考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然后再投牒求试，正式进入国子监，或求其他学校。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依照此方法，设置广文馆生，当时的规模以2400人为限额，招收范围是四方游士宋京的应考者。从地位上说，当时的广文馆是迎合科举的一种产物，基本上依附于科举，类似现今的学校预科。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变化和官学入学资格的降低以及教育的普及化，广文馆日渐失去影响，形同虚设，于是在绍圣元年（1094年），广文馆便随之停办。

9．宗学和宫学　宗学和宫学是供皇家子弟求学的专门学校。宫学的招收对象是皇家诸王的近亲，而宗学招收的则是庠、徕四方的宗亲，属于戚疏咸预，这两种现象表现了皇族内部的亲疏等级关系。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建置宗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诸王宫皆设大学、小学，置教授。并规定：宗亲子弟10岁以上入小学，20岁以上入大学。后经十余年的发展，到政和四年（1114年），小学生接近千人，分10斋，由宗正寺兼管。但在靖康之役，宗学停办。南渡后，绍兴十四年（1144年），在临安再建宗学，并限额大学生50人，小学生40人，职事10人，共计百人。并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各一人。在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南宫、北室的子弟，如果是亲贤近属，则别选馆职教授。嘉定九年（1216年），宫学、宗学合办，其入学身份界限也随之消失，皇亲国戚、亲贤近属皆可入学。

宫学向宗学转化并合而为一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并合为一体后无问门第，这种现象映射着当时社会阶层和经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意味着宋代教育体制上等级差别的不断缩小，这是宋代学校教育制度最深刻的变化。

二、地方州县学

唐代时，国家在地方州县设置过不少官学，这一传统为两宋所继承。北宋时期，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各地兴学之风大盛，先后在庆历、熙宁、崇宁时期，掀起过三次兴学**，这使得地方州县学大为发展，入学资格也不分士庶门第，与唐代已大不相同。

地方州县学，在北宋初期甚少，且不许州县官随便兴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许曲阜先圣庙立学，又赐应天府书院额，此为地方州县学兴办之始。景祐四年（1037年），诏许藩镇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1044年），从参知政事范仲淹之请，朝廷下诏，“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8]。于是州郡奉诏兴学，地方学校逐渐兴起。

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重视发展地方学校。此时正值北宋的第三次兴学**，熙宁四年（1071年），“诏置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仍令中书采访逐路有经术行谊者各三、五人，虽未仕亦给簿尉俸，使权教授他路州军。……州给田十顷为学粮”[9]。元丰元年（1078年），诏命诸路州府学官共53人。绍圣元年（1094年），令“内外学官非制科，进士出身及上舍生入官者，并罢”[10]。元符二年（1099年），“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之。其上舍附大学外舍，试中补内舍生，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为外舍生。诸路选监同一员提举学校，守贰董干其事。遇补试上、内舍生，选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选，须弥封，誉录”[11]。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在当时宰相蔡京的建议下，曾一度罢去科举，取士一由学校，于是州县学更盛。州学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县学生选考，升之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太学上舍，入中等补上舍下等，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于是太学生员骤然增至3800人。并进一步规定：“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12]；“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13]；“县学生三岁不赴升试者除其籍”[14]。这种既给予优厚的待遇，又严格加以督促的做法，在客观上伴随着兴学热潮而更加大了地方州学的发展规模，使地方兴学的势头有增无减。由此可见当时北宋朝廷对地方州县学的重视。

北宋末年是地方州县学较大发展的时期。据史料记载：“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15]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全国学生总数已多达21万余人。大观三年（1109年），学生总数达16.7万余人。诸路中最为偏小的京西南路，学生总数在大观二年（1108年）也达3200余人。福州浦城县学生总数在崇宁五年（1106年）也达1000余人。由于招生范围扩大，等级界限放宽，以致出现了“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的状况。而这众多的学生中，更是不乏有用之才，其中涌现出了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如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张载、苏轼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在此中许多都是出身于贫寒之家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整体的社会文化素质远远超过于汉唐。曾有记载：“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16]。就是对这种文化甚为发达的情况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