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德行，其道中庸

【原文】

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译文】

清廉纯洁而又有颇能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有当机立断的毅力，聪明睿智而又有不失于苛求的气度，性情刚直而又有不矫枉过正的胸襟。这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鱼虾虽然产于海中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如能掌握这种分寸，才能具有为人处世的美德。

【解读】

凡事都要讲究适度，如果超过了度，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人们矫枉切勿过正。一个人很值得称道的优点也不免会伴随着不足，居心仁厚的人可能会因为心肠太好而原则性不强，善于观察的人可能会因为明察秋毫而不轻易饶人，清廉正直的人可能会因为嫉恶如仇而流于偏激，只有在发挥自己优点的同时又能克服自己的弱点，才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取得预期的效果。

人们只知道去吃饭，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人工员尝饮食的滋味，去体验那种得到滋养的感受。这只是一个比喻，关键是在说人们真正不知道中庸之道的味道。

人们只知道工做事，根本就没有去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人生的目的有什么价值。什么事后都由着自己后天的性子去做，无所体验，无所品尝，所以即使做了事情，也没有多少意义，仿佛是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那么好的稀世珍宝，竟让他囫囵吞了下去，什么味道都没有品出来。

知者少一点聪明，愚者多一点勤奋；贤者少一点急躁，劣者多一点心眼，也就都能够体验到中庸的美味了。

【事典】

自剪羽翼，全身而退以护官

金陵既克，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上焉者，位至侯伯；封次焉者，也官授道、府、提、镇，或其他职位。时湘军人物居督抚地位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除授。而此时的曾国藩做何感想呢?他在家信透出的是“不为天下先”和“有福不可尽享，有势不可尽使”的识见。他写道：“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之所以有上述之感想，实乃迫不得已。

据文载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而曾国藩的声威，却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

而从此后，咸丰皇帝一直严

守祖训，再不肯把封疆治吏之权交给曾国藩，使其在六七年中一直处于“黑官”

(客军虚悬)带兵的地位。

同治三年三月，湘军在金陵血战方酣。而曾国藩竟为江西争饷之事而败讼，至使其失望忧烦达于极点。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具疏辞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两席，并决计偕弟曾国荃同时引退。

而且

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如其致同乡兵部左侍郎黄倬函说：

弟自庚申(咸丰十年)忝绾兵符以来，夙夜只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文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此函颇明白透露对朝内倾挤之怨望。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亦将引退决心函告郭嵩焘：近来礼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动惊，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如人愿否?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现在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天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弟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而权势远在曾国藩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

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埒、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吹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据御史贾铎奏：请饬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掠金银，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各等语。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至国家命将出师，拯民水火，岂为征利之图。惟用兵日久，帑项早虚，兵民交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布置。惟该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仅该大臣知悉。”

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曾国藩以中国道统为任，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礼义之中，他自练团勇起，到平定太平天国为止，前后十余年，虽然打过不少败仗，遇到不少拂逆，可是他从没有杀过一员将领，最重的处罚不过是劾免。当他在世时，湘军的纪律和统帅的尊严都能维持。在湘军和太平军转战期间，曾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有时十决十**，有时旅进旅退，有时被攻而溃，有时被围而破，可是他的大将没有一员投降于对方。以一支地方团勇起家，军储又半由自给，能树立这种风气，使将帅士卒视曾国藩为慈母、为严父，真是难能而可贵。

正因为曾国藩以中国道统自任，所以他有做皇帝的条件而不做皇帝，怕被后人套乱臣贼子之名而拿他来和王莽、董卓、司马懿并列。曾国藩攻克金陵后，他实力与声威如日中天，为减轻朝廷对他兄弟的猜疑，表明自己功高不震主，首先用刊行家书表明心迹，剖白于朝臣之前，以示无隐。

一般家书为私府之

物，不便公开刊印，那么曾国藩家书何以刊刻印行呢?金陵攻克后，曾国藩的处境，恰似唐代的中兴名臣郭子仪一样。郭子仪晚年声色自娱，府中的奇花异木，不禁游人入内观赏，用“府门大开”表明“无所隐讳”，藉此远祸。

曾国藩则只好刊行家书，来表明心迹，剖白于慈禧太后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无隐，求取谅解，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忌，这确实是煞费苦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