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善而子孙盛，根固而枝叶荣 【原文】
心者后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 【译文】
一个人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等于给后代子孙种下了幸福的根基。
这就如同栽花植树，没有不植根土地而能使之枝叶繁茂开花结果的。
【解读】
良好的家庭环境才可以培养出贤子贤孙，因为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
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就可以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创下的事业又有可靠的继承人，这样家风家业才可以代代相传。
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讷于言而敏于行”。看待一个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同样，子女与父母相处，最受影响的是父母的行，而不是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确实，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可以在大多数人身上得到印证。人们常说：“什么样的家庭，走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孩子。”这话虽然绝对，也有道理。
一般来说，父母相敬如宾、待人和气，这样的家庭中的孩子也就彬彬有礼；父母蛮横粗鲁，孩子也霸气无礼；书香门第中的子女，待人处事中有淡淡的优雅与从容；小市民般的父母，孩子身上也就带一些“市侩气”……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LM〗
【事典】
〖BT(6+1〗统一“三制”，纵横驰道——博得后世好名声〖BT)〗〓〓秦始皇当政时做了几件好事，一是开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制，使得后世皆事秦；二是统一了货币、文字、度量衡三制，从而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秦始皇的伟大之处也就在这里，他为后世做了好事，从而博得了后世好名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内聚集或分散着众多民族，各地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风土人情的差异，导致了各民族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中华民族能团结在一个大家庭里，就是因为有一个内聚力的作用，而这个内聚力，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而文字无疑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和记录者。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后世无一不是秦始皇这项决策的受益者。
前面谈到，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六国，但这种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统一，而只有完成
经济统一和文化统一才是真正的、深层次的统一。这种深层的统一，表现在秦始皇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上。
秦统一以前，商品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但商品种类空前增多，金属货币流通十分广泛，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城市。但是当时天下分裂，诸侯各自为政，作为商品等价交换媒介的各国货币在形状、大小、轻重及计算单位等各方面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货币也不完全一致。就拿铜币来说，流通于韩、赵、魏三国地区的有布币；流通于东西二周、秦及赵、魏沿黄河地区的有圆钱；流通于楚国地区有郢爰和状若海贝的蚁鼻钱；流通于齐、燕、赵地区的有刀币等。若细加区分的话，在布币中又有平首布、空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和三孔布之别，在刀币中又有圆首刀、尖首刀、针首刀之分，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黄金作为贵重货币，各国计算单位亦很不一致，有的以斤(十六两)为单位，有的用镒(二十两)来计算。全国统一之后，这些形制各异、大小轻重不一的货币仍在各地流通使用，显然对商品交换和赋税征收带来很大的不便，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民间商贸活动的开展。秦始皇为了统一各国货币，下令废除原在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一律使用秦半两钱。《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HK〗〖HT5F〗
秦始皇颁布的统一全国货币的法令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规定统一使用的货币为两种，一种是黄金，为上币；一种是铜钱，为下币。二是规定了统一计算的货币单位，黄金以镒为单位，铜钱以半两为单位。三是规定除上述两种货币外，其他各国原来流通的旧币一律废除，珠玉、龟贝、银锡之属可作为贵重器物饰品收藏，禁止作为货币流通，尤其是黄金更不能作为交换之物。黄金乃贵重稀罕之物，其拥有者主要是皇室、官僚贵族和富商大贾，甚少在民间使用，因此在统一货币之后大量使用于社会流通领域的是下币铜钱，后世称为“秦半两”。这种圆形方孔钱原来主要流通于秦国、东西二周及赵、魏沿黄河地区。由于它流行地区比较广泛，且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收藏，所以秦始皇在与臣属们经多方研究后，决定将圆形方孔钱加以改
造，铸上“半两”之文，作为统一货币推广于全国。从此，这种形制为圆形方孔的铜钱便成为秦王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主要流通的货币。货币统一之后，秦始皇还以国家律令的形式明确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属国家所有，严禁私人盗铸，违者严惩不贷。允许各地郡县政府可按国家统一制定的规格和标准铸造铜钱，但必须在钱币上铸出地方官府名称，以便中央政府审验查核。货币的统一，克服了过去商品流通使用和换算货币的困难，对当时各地的商品交换带来了很大方便，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而秦统一货币开了一项先河。汉朝以后的统治者也纷纷效
仿秦始皇，实行货币改革，并吸取其成功之处，促成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可以说，秦始皇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急先锋。
文字的统一，是秦始皇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中国古代的文字有着长期演变、发展的历史。直到战国末期，战国“七雄”各国之间乃至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文字形体上的差异仍是很大的，即所谓“文字异形”。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
，是“马”字在字形上的诸多写法。在齐国的文字中，马字有两种写法；在韩、赵、魏三国，马字另有两种写法；在楚、燕二国，马字又分别另有两种不同的写法。总之，在山东六国之中，“马”字便有九种不同的写法。文字方面的这种自由无序和杂乱无章，在天下统一之后自然是秦始皇难以容忍的，它不仅成为阻隔全国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巨大障碍，也严重影响着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假如皇帝的诏书颁布下去，各地官府留任的六国故吏旧胥却没有几个人读得懂，或者因字形书体的不同而产生了许多歧义，不但贻误大事，而且坏了国法。因此，统一文字的工作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就在全国实现统一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正式颁布了“书同文”诏谕即文字统一方案，号令全国推行。其主要内容有：
(一)规定秦小篆为全国统一书写用体，罢天下所有“不与秦文合者”。(二)令李斯、赵高和胡毋敬三人分别用小篆书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既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又作为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识字课本。(三)将各种偏旁形体统一规范化，每个字所用偏旁固定为一种，不得用别种代替。秦在统一六国之前所使用的文字是“小篆”(又称秦篆)，小篆是“大篆”演化而来的。同大篆相比，小篆在形体上更加整齐和定形化，线条简单而均匀，在写法上不像大篆那样繁复，同时又减少了许多异体字。总之，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而六国文字比大篆还难认，缺乏规律。可见，战国末年秦国的小篆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字。留传至今的《泰山刻石》、《琅邪刻石》等都是出自始皇授意，李斯手笔，成为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实物见证。
秦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国内还流行着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字体，即所谓“隶书”。隶书在开始时与小篆的写法没有大的区别，是一种比较草率和不够规范的小篆。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也被整理成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经过整理后的隶书，字体的笔划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不仅在民间广为流行，而且各级政府所发布的官方文件，除重要诏书外，一般也采用隶书。整理后的隶书，从此成为广泛流行的字体，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化为今体的里程碑。秦始皇的统一文字，既是“统一”，也是“发展”，即是使小篆和隶书更加规范化，易写、易识，因而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秦王朝的“书同文字”，这就是文字改革。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这不仅对中国文化的
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乃至于经济的发展均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风土人情，差异都很大。
土语方言上的不同，更是不胜枚举。然而，文字却是统一的。这不仅便于各地区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均有重大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文字，不仅是历史之需，更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功绩。与此同时，统一度量衡的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这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同样存在着一个破旧立新的问题。在七雄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千差万别，不仅名
称各不相同，而且在计量单位和进位制度方面也混乱无序。在度制上，东周一尺为二十三厘米，
而楚国的一尺却为二十二厘米。在量制上，秦国以升、斗、桶为单位，十进位制；齐国以升、豆、区、釜为单位，五进位制；魏国以斗、升、分、镒为单位。而魏国一斗竟达七千一百多毫升，秦国一斗则只有两千多毫升。在衡制上各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全国统一之后，度量衡制度的混乱庞杂和极不统一势必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全国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因此秦始皇
在天下统一的当年，即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统一度量的诏书，并将诏书全文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各种度量衡标准器物上，让海内遵照执行：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HK〗 5F 〗
统一度量衡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的交流，使秦帝国有了一个新的、整齐划一的经济新秩序。此后不久，秦始皇即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要求全国的地主和自耕农向国家申报自己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国家再用统一后的丈量器具重新进行丈量核实登记，确认其土地拥有数量和所有权。同时，缴纳国家租税，发放官吏俸禄也使用统一的量具，通天下皆一式，以防国家利益受到损坏。尽管历史改朝换代，但秦始皇严格规范的度量衡制度却被完整地继承发展下来，并长期保持着全国范围内的整齐划一，而且延续至今，这不能不说是秦始皇对中华民族古代物质文明做出的一大突出贡献。
三大统一，功在当代，利惠千秋。令人感到敬佩的是，即使在拥有高科学超技术的今天，三大统一中的任何一项都极为艰巨复杂，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但秦始皇和他的臣属们在一年之内即将这三大统一工作全面铺开，并进行得非常顺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人在惊讶赞叹之余，不得不深深为秦始皇的万里雄风和伟人气魄所倾倒折服，深深领略到秦王朝国家机器的强大威力和中央地方步调一致、有令必行的工作作风。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秦王朝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抛出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和统一方案，居然得到了后世人们的普遍认同，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地延续下来，这不仅说明秦始皇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伟大人物，秦王朝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辉煌王朝，也有力地证明了奇迹的创造只能依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朴素的务实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把科学的成果一代代继承和发展下去。秦始皇不仅统一了“三制”，还统一了交通，“车同轨”，使得全国驰道纵横，来往非常快捷便利。秦帝国统一后主要修建了五条交通干线，它们是： H〗驰道
战国时期的七雄并立，使得几个大国在边界上都修筑了不少的关塞堡垒，加之各国道路路面的宽窄不一，为统一后的国家交通带来诸多的不便，因而统一规划交通要道的道路建设，便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之上。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二十七年“治驰道”，《史记·六国年表》作“二十八年”)所谓驰道，即“天子之道”，即汉代所说的“中道”。秦国所修的驰道有两条主要干线。
H〗直道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将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在匈奴的
旧境设置了九原郡，郡的治所在今内蒙古色头市西。为了防御匈奴再度南下入侵，秦始皇决定修筑一条由都城咸阳直通九原郡治所的公路，即所谓“直道”，以利于边防的巩固。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直道开始动工修筑，到公元前210年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这条长达1800里(约合今1400里)的公路便全线修筑完成。 H〗五尺道
五尺道是秦军进军西南地区时，秦始皇派常 5,7〗安〖KG-*3〗页
在原来从今四川省宜宾通往云南、贵州的僰“道”的基础上修筑的道路。由于山路崎岖险阻，路面只有五尺宽，远比驰道路面窄得多，故称“五尺道”。 H〗新道
新道是秦军进军岭南时在现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道路。关于“新道”，《史记·南越列传》曾记载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死前曾对龙川令赵佗说：“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索隐》案苏林云：“秦所通越道”。可见，“新道”，即是指中原通往岭南、南越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修筑的五条(实际上不止五条)主要交通干线以及干线外的诸多“驰道”
，不仅有利于巩固边防，同时对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联系与控制、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封建割据、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一句话，对于秦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修筑道路作为一件大事，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表明他作为秦帝国缔造者的高瞻远瞩。修筑道路绝非只是为着他个人巡视天下的方便，而是秦始皇有功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容之一。
另外，在经济政策方面，秦始皇继续推行秦国商鞅变法以来的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平定六国之后，在原来的秦国境内，即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一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用以增加政府财源和军功赏赐；二为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三为封建小农土地私有制。后两种私有制国家通过收取租税的方式来体现所有权。在辽阔的东方地区这一问题更为错综复杂。比如原六国王室被一一消灭之后，他们过去直接占有的大量土地可能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任其荒芜，二是已被他人私自耕种。荒芜的土地必须迅速复耕，私自耕种的土地必须确定归属，这不仅牵扯到耕种权和所有权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赋税收入、稳定东方局势的大问题。还有秦始皇曾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他们中间也有很多是过去六国中曾得到大量赐田的军功地主，金银细软甚至房屋都可以随本人一起搬迁，但“田连阡陌”的土地却属于不动产，是没有能力搬迁的。所以这些军功地主遗留在东方的土地必须迅速确定所有权和耕种权，不能任其荒芜。再者即使生活在东方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普通封建地主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封建自耕农，也应该向他们明确宣布帝国新的经济政策，以消除他们因“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产生的恐慌不安心理，真正做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摆在秦始皇面前的又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即从表面上看来是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四海之内的所有土地田产都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这就需要重新理定田赋。于是，秦始皇在三十一年(前216)向全国颁布了一道新的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就是要求帝国境内的所有地主和自耕农向国家呈报自己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按亩向国家交税纳赋。这道法令的实质意义在于国家承认了地主和自耕农占有土地的私有权，并给予法律保护。因此，它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推行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经济政策。
秦始皇推行的“使黔首自实田”的经济政策确实起到了安抚民众、稳定局势、医治战争创伤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地主经营土地和普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确立的这一套经济模式也被后代封建王朝完整无缺地继承了下来，固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间最基本的经济模式。秦始皇的“三制”统一，纵横驰道，理定田赋，从经济和文化上稳固了秦朝的政治、军事统一，达到了真正的内在的统一。从而显示了秦始皇在理家治国方面的高瞻远瞩与卓越睿智。
这些统一和改革，不仅为秦朝的稳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被后世继承和发展下去，造福于千秋万代，这应当说是秦始皇留下的一笔可贵的遗产。总的来说呢，秦始皇不仅是一位英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经济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