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神秘的古代文明遗迹
商代的古都之谜
假龙骨——小屯村人的意外发现
时问上推到1899午，那时还是满清未年，当时的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为患病而吃药。他随便翻看一包刚买来的中约，以检验约的成色，发现一块“龙骨”上有些奇异的刻划符号。他没有轻易放过这个发现，而是立刻去药店查探，得到更多的有字龙骨，综合这些材料他得出这些符号肯定是商代的文字。此后他就不断以高价收购这些甲骨，一些商人也投其所好。此事逐渐为人所知，很多人便纷纷加入收购的行列，从此甲骨身价倍增。因为有巨大的利益，知道甲骨文来源的商人便长期隐瞒真正的出土地点。10年后，著名甲骨文学家罗振玉终于得智出土位置——河南安阳小屯。
甲骨出上数量不断增多，占文字学者罗振玉在1910年释出了十几位商王的名号和死后的谥号，这更加证实了小电村就是湮没的殷墟。
公元前16世纪前后，商汤灭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商王盘庚曾5次迁都，最后定都干殷。直到商纣亡国，273年问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周取代商以后，殷民迁走，殷都也住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沦为一片废墟。
对甲骨的发掘
甲骨的发掘工作乜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大体分为：早期的滥采滥挖、中期的低水平集众发掘、前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发掘，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系统发掘。
1899年，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后，其身价陡增，当地地主、农民、占董商等为牟取暴利集众挖掘。1904年冬，小电村地主朱坤率先集众在小电村北地、洹河南岸的农田中建起了挖掘工地，大肆挖掘甲骨达数车。同村人霍文元、刘金声等人见有利可图，也集众挖掘，双方为了争夺甲骨还发生了群体械斗。最后，安阳知县下令禁止私掘，但禁令并未维持多久，私掘现象依然严重。
后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后，便派董作宾于1928年8月到安阳小屯村调查甲骨出土及保存情况。董作宾在小电村一带多处调查走访，了解到近几年在小屯村仍有甲骨出土，便从村民手中收购了部分甲骨。经过这次调查，前中央研究院认为小屯村的地下还有甲骨出土的可能，遂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先后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参加发掘的主要工作人员有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石璋如等。这15次发掘中，第1至第9次以小屯村为重点，得甲骨6500余片；第10至第12次以距小屯付3千米远的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为重点，挖掘了王陵墓葬，但没有甲骨出土；第13至第15次仍以小屯村为重点，得甲骨多达1.84万余片。其中收获最大的一次为1936年春开始的第13次发掘，出土甲骨1．7万片，并有完整和较完整的龟腹甲200多个。
通过这15次科学系统的发掘，他们不但发现了很多商代晚期的遗址、墓葬，同时还获得有字甲骨2．4918万片。后来，前中央研究院从中选出近1．3万片辑成《股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这10年的殷墟发掘是以考古专业工作者作指导的，出土的甲骨等文物也收归国有，因此这是甲骨学史上的极大收获。特别是后5次发掘，对殷墟建筑基础的遗留及墓葬的排列情况都做了详细研讨，为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从1950年春到1977年，文物局对殷墟进行了十几次有组织、有汁划的科学发掘工作，共获得有字甲骨5000多片及商代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并使商代殷都的面貌整体呈献在世人面前，获得了甲骨学电上的空前收获。
由甲骨文引出的殷墟遗址
继发现甲骨后，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随之而来，于是，一座标志古代文明的都市遗址一一殷墟遗址被发现了。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市西北2．5千米的小屯村是遗址的中心，洹水两岸的后岗、武官村、高楼庄、花园庄、孝民庄、侯家庄、四盘磨、大小司空村等十多个村庄都在遗址的范围内，总面积约24平方千米。
殷墟遗址从1928年开始共经历了15次发掘。抗日战争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停止。1949年，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从遗址上看，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70多处版筑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700多个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这些窖穴大都用来贮藏粮食、器具、甲骨，少数则作为居穴。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宗庙基址周围，多为人祭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包括有名的妇好墓在内的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
王陵区分布在洹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在这里共发现13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其中赫赫有名的商王大墓就在武官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祭坑。
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其他各村也有发现，但规模较之都略小，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辛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
殷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早的、历时最长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之地，所获实物资料也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3万片，青铜器多达几千件，以及不计其数的玉、石、骨、角、矛、蚌、陶等各类遗物。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珍贵的实物资料。总之，甲骨文与殷都遗址是一个难得的文物宝库。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破译，它们和许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谜案。研究甲骨文字，将有利于揭开许多历史谜团。
北京人失踪之谜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约50千米的房山区周口店村西部的龙骨山上。远在60万年前，古人类就生活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迹。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文化，至今还能找到他们的使用过的工且e 1987年还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中。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北京人”化石还下落不明，成为一大谜案。“北京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1929年12月2日下午，考古工作者在经过漫长的期待和挖掘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完好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发现。随后，经过多次发掘得到的头骨有5个，下颌骨15个，牙齿150余枚，少量的肢骨，这些人骨化石分属于几十个不同的个体。此外还掘得7万余件石器，虽然都是些非常粗糙的打制石器，往往就是原始人抓起石头一摔，摔出几瓣有锋利边缘的石头，这些石头就称为打制石器。
北京人化石发掘出来后一直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地下冷藏库中。但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外国考古专家呼吁决不能让北京人化石落人日本人手里，而日本人早就想把化石据为己有。于是，国民政府就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把化石运往美国保存，战事结束后再运回中国。时间一直拖延到了珍珠港事件前期，北京猿人化石才从协和医院调出并装箱运往美国大使馆，而后由美军军舰运输完成此项任务。然而，不幸的是军舰在来中国的途中竟然撞上了暗礁，沉没于海底。后来日军在秦皇岛找到了运送存放猿人的箱子，不过，令人惊奇的是箱子竟然是空的。为什么会是空的，化石哪儿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有人说肯定是早被日本人夺去并暗地藏起来，对外便说失踪了。考古学家们因此念念不忘，有人多次到日本探查化石的下落，不过却毫无所获，也许是因为私人的暗访太多的局限。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被美军控制，美国于是也在口本寻找，最后也未果而终。化石藏于日本的可能性很大，但为何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日本人难道会把化石埋到地下?
第二种说法是被美国人得到了。据说美国人早就知道日本对此也有非分之想，于是先一步做了手脚，然后就栽赃日本人。美国人有充分的时间和极佳的机会进行偷梁换柱。“北京人”装箱后就运往美国大使馆，等待军舰来运输，这期间美国人搬出真正的化石隐藏起来或另外秘密运到美国，用一个空箱子**日本人去抢，最后是顺理成章的“北京人失踪了”。还有一说与美国有关的是，最终美国人也没有得到，而是沉人海底了。美国人偷梁换柱，得到“化石”后暗暗装上了哈里逊号游船，而此船也没有成功抵达，在太平洋中遭袭遇难，永远沉人海底。
第三种说法是“北京人”最终不是落人哪个政府手里，而是被个人得到了。仔细推敲，为何多方探寻至今无果，所以此种说法是除了最惨的沉入太平洋一说以外，最有可能的一个。只有被个人得到秘密隐藏才会如此杳无音信，而政府得到肯定会加以研究利用，会透露出消息的。很多人都可以怀疑，甚至也有可能被文物贩子、江洋大盗偷了。然而无奈的是北京人化石从此就没现过身，也就没有任何线索。
也许哪一天北京人化石突然出现，也许将再也看不到他们，这个谜案何时能解开呢，我们都期待国宝重现的那一天。
马王堆古尸千年不腐之谜
悠悠往事，芸芸古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中静静地深埋于尘封的黄土之中。后世之人把目光投向那神秘莫测的古墓里，希图明白那些种种谜团的真相。然而，当考古工作者移走墓上一层层的泥土后发现，展现在眼前的仍然是不尽的思索和探求。
湖南马王堆古墓中出土的神秘的女尸，震动了世界。人们无楚，骨质组织完好，甚至腹内一些食物仍存。仿佛这具女尸不是千年的遗留，而是刚刚谢世而去。这千年不腐的女尸，带给人们一个个不解之谜，困惑着每个人的心头。
那是在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马王堆发掘出三座西汉墓葬。墓前有斜坡墓道，墓顶有封土冢，是长方形的竖穴木椁墓。其中的一号墓的土冢高5一米，墓圹口长凹米，宽17．9米。土圹墓口从上到下有4层台阶，深16米。墓内有4棺1椁。棺为重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为彩绘棺，三层棺为朱地彩绘棺，内棺髹漆，内红外黑，并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盖板上覆盖着帛画一幅。
内棺的墓主人是一位约50岁的女性，她全身裹殓着各式衣着和18层丝麻织物制的衾被，浸泡在20厘米深的茶色的**里。
由于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各地前来的专家、学者得以在解剖学、组织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临床医学、以及中医中药学等诸多学科进行深入的协作和研究。通过肉眼及病理组织、电镜观察x射线、寄生虫学研究、毒物分析等，对女尸的死亡年龄，血型、疾病、死因等诸方面作了鉴定结论。结果表明，墓主人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和损伤性症状。可能死于冠心病的猝死。各项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古尸千年不腐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
一般来说，古墓中的尸体留至今天，只有两种结果：一是腐烂。因为随葬品中大量的有机物质必然在有空气和水分、细菌的环境里很快腐烂，棺木也会腐朽，最后尸体也难免烂掉。只剩下骸骨，甚至一杯碎末。二是形成干尸。这是由于极为特殊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在特别干燥，或没有空气的地方，细菌微生物难以生存，尸体迅速脱水，成了皮包骨的“干尸”。
马王堆的女尸为何成为“湿尸”而不腐烂呢?
据考查，有五方面的原因。
其一，尸体的防腐处理好。经化学鉴定它的棺液沉淀物中含有大量的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物。证明女尸是经过了汞处理和浸泡处理的，其中硫化汞在尸体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其二，墓室深。从墓室的条件看，整个墓室建筑在地下16米以下的地方。上面还有底径50-60米，高20多米的大封土堆。既不透水也不透气，更不透光。这就基本隔绝了地表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影响。
其三，封闭严。墓室的周壁均用粘性强，可塑性大，密封性好的白膏泥筑成。泥层厚约l米左右。在白膏泥的内面还衬有厚为半米的木炭层，共约l万多斤。墓室筑成后，墓坑再用五花土夯实。这样，整个墓室就与地面的大气完全隔绝了，并能保持18℃左右的相对恒温，不但隔断了光的照射，还防止了地下水流人墓室。
其四，隔绝了空气。由于密封好，墓室中已接近了真空，具备了缺氧的条件。厌氧菌开始繁殖。在椁室中存放的丝麻织物、漆器、木俑、乐器、竹简等有机物，特别是陪葬的大量的食物、植物种子、中草药材等，产生了可燃的沼气。从而加大了墓室内的压强。沼气能杀菌。高压也能使细菌无法生存。
其五，棺椁中存有神奇的棺液，起到了防腐和保存尸体的作用。据查，椁内的**约深40厘米，棺内的**约深Ⅲ厘米。但，它们都不是人造的防腐液。那么，这些棺液是哪里来的呢?经科学分析研究，椁内的**是由白膏泥木炭、木料中的少量水份，水蒸汽凝聚而成的。而内棺中的**则由女尸身体内的**化成的‘‘尸解水’’等形成的。正因为有这种自然形成的棺液才防止了尸体腐败，并使得尸体的软组织保持了弹性，肤色如初，栩栩如生。
千年的亡魂，在重见光日之时，随同所有出土的文物，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让人流连于不解的迷宫长廊之中。
夏朝的文化遗址之谜
对夏文化的认识，～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的悬案。这个显赫十四代十七王、近五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王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人间传说，难道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吗?自禹至桀的漫长岁月里，其都城建在何处，考古界正努力去寻找，研究者力图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决夏墟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夏文化问题，在解决夏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还要了解清楚夏文化人民活动的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区，看来夏文化在中原历史舞台上无疑十分显赫。
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城”的说法。《孟子·万章上》：“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颍川郡阳翟县下引)“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另外，文献中也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日：“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五闽南府阳翟县条：“阳翟县本夏禹之所都，春秋时郑之栋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又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看来，夏禹之都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范围，但是史书上所载地名，与现实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说法纷纭。例如阳城，一说在颍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县)；一说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县)；一说阳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县西)；一说阳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另外还有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说法等等。
《国语·周语》，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有(禹居阳城考)，论述甚详。近年来，在属于阳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内，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岗城堡遗址。但是，要确定一处京都，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只有确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围上来。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自1959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以及沁、丹水流域。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并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获。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基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商朝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所以，如果用更加开阔的目光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夏人的文化源头应该到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去寻找，这样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论。
在中国北方，主要是长城以北，从东北沿内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们的特征一致，地域相连，统一构成了我国北方草原、沙漠、高原地带从事农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的大文化。考古学上称它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所谓细石器．指采用天然石髓、玛瑙和燧石制成的细小石器．常见种类有石核、石叶、石钻、石镞等，具有轻便、适合携带的特点，可以适应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所谓细石器文化，也并不是只有细石器，也包括大型打制和磨制石器，只是所占比重较少，故用细石器概言之。细石器文化也使用陶器，皆手制，质粗形简，器面多“之”字形纹。骨器有骨刀、鱼镖、骨锥等。
北方细石器文化主要遗址有：
昂昂溪。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
林西。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锅撑子山。
富河沟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镇北七十公里，乌尔吉木伦河东岸。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类细石器属于东胡族文化，与鲜卑、乌桓、山戎先世有关。
小南山。位于黑龙江东部饶河县。
新开流。位于黑龙江东部密山县。
万里霍通。位于黑龙江东部桦川县。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些属于肃慎族文化，与女真族、满族先世有关。
新乐(下层)。位于沈阳市北郊。
红山。位于内蒙古赤峰市。
小珠山。位于辽东半岛以南的广鹿岛。
大口(元峁圪旦)。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其一期遗存的陶器主要是泥质和夹砂灰陶，纹饰主要是篮纹和绳纹，也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划纹。器形有罐、瓮、豆。也有细石器。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至于二期遗存，其年代要晚于夏商时期。
转龙藏。位于包头附近。其陶器与大口一期遗存相似，如篮纹的盆、罐，纹饰有篦点纹。有数量较多的细石器。在年代上应与大口一期遗存相近。
阿斯塔那。位于新疆吐鲁番县。打制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及磨盘、石球等。细石器有条形石片、刮削器、镞、石核。条形石片长一至三厘米，刮削器一般经精细加工，镞有柳叶形、桂叶形、三角形和菱形的。陶片全为砂质陶，器形有小口罐、瓮、钵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的篦点纹、划纹。
萨拉乌苏。位于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石器多偏细小，缺乏大型的打击石器。年代应为距今三万七千年至五万年左右。当时，此地气候温和，淡水湖沼星罗棋布，草木丛茂，活动着成群的鬣狗、披毛犀、诺氏驼、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蒙古野马、赤鹿、普氏小羚羊等。 ‘
峙峪。位于山西省朔县。其特征是细小石器和小石片为主要成分。明确地发现了石箭头，说明当时已使用弓箭。哺乳动物化石以野马、野驴为多。峙峪动物群与萨拉乌苏比较，其时代大体同时或稍晚。经测定，遗址距今约三。
虎头梁。位于河北省阳原县。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在各种形式的石核中，楔形石核占绝对优势。其中台面平而呈角形的，与萨拉乌苏文化中的相同；另一种是台面向石核的隆起的一面倾斜，为虎头梁所特有。这两种石核，对于研究中国华北以至东亚、东北亚、西北美的旧石器文化，以及说明这一广大地区细石器类型文化的起源问题，都具有一定意义。
许家窑。位于山西省阳高县。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最多，其中一种短身圆头刮削器，小圆弧形的刃经过精细加工，与后来细石器遗存中“拇指盖刮削器”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一种原始棱柱状石核，从打制的台面周围边缘剥落石片，是后来细石器中常见的典型棱柱状石核的母型。遗址中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原始牛等。采用铀子系法测定许家窑遗址动物牙齿化石，年代为距今十万年左右。研究者认为，许家窑一峙峪一虎头梁，地域上互相邻近，制作技术同属华北以小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系统，当是代表了这一支具有连续性发展序列的文化上的几个重要环节。
细石器的存在和发展是与狩猎业密切相关的。许家窑人主要以狩猎野马、野驴为主，在其遗址中，仅野马一类骨骸就发现了三百多匹。猎物的增加，促使相应的小石器大发展。“因为日渐增多的猎物要求人们必须改进剥皮工具，一方面是对石器的刃部精细加工，使其更加锋利，以提高剥皮速度；另一方面则要增加器物的种类，以适应各部位剥皮的需要。”细石器中最多的工具是刮削器，就是专门用于割剥兽皮的。许家窑人还发明了石镞，尖端周正、锋利，并带有短程，可以绑在木杆上组成箭。许家窑人的后裔峙峪人也使用弓箭，在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野马达一百二十匹，野驴为八十八匹。峙峪人和许家窑人一样，都是善于猎马的氏族，因而被人们称为“猎马人”。
以上地区皆属殷商时代鬼方、土方、舌方的活动范围。直到春秋时期，山西和河北北部仍是戎狄之地，由此我们推断，这一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都是北狄人或夏人的文化。在所有这些细石器文化中，以山西省北部的许家窑文化最为古老。若要寻求夏文化的源头，晋北的许家窑可能是最恰当的选择。
近年来，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曾出土为数众多的青铜短剑和铜刀，其中呈曲柄或曲刃的一种最具民族特色。柄端呈龙蛇状。这种装饰花纹，与中国河北、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式样极其相似。其中鄂尔多斯发现的龙首匕，龙首张嘴，圆眼，蘑菇柱状角。其角与晚商金文中“龙”字的造型相同。龙身，以长方点状纹表示，属于蛇纹的写实状态。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类似蛇和鳄鱼的爬行动物，以上出土的龙首形青铜短剑和铜刀，正是表现了龙的虚幻形象，是原始宗教动物崇拜的产物。夏人“己”姓，“己”正是蛇的象形，所以考古学家称这些龙首青铜兵器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西周以后，这种蛇纹青铜器发生变化，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但仍然是蛇身的花纹和蛇脊骨的模拟。后来发达的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主要的纹饰变为羊、鹿、虎和马等形式，就是在夏文化的蛇纹等动物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商文化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显然自有来源。
史载夏的发祥地在崇山。《国语·周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崇山位于何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水下游及浍水流域之间，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多处，其中陶寺遗址被认为与夏文化有关。因为几座早期大墓中都出现了彩绘蟠龙盘，显然是夏族部落崇奉龙为神物的原始标志。陶寺位于崇山西麓。《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襄汾)县东南四十里，一名卧龙山，俗名大尖山，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引张揖云：“崇山，狄山也。”陶寺遗址正在古崇山下，是目前发现的晋南的一个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物品丰富而别有特色，不是中原他处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所能比拟的，在地望上，正与汾浍间的夏墟地理位置相吻合。崇山又称狄山，正指明了戎狄夏族人居此地。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年)说到周初封建的情形时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索，法也。太原(指夏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表明，直到周初，晋地仍保存荷戎狄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根据其旧有风俗，以戎法治之。直到春秋时代，太原地区仍使用戎狄语言。这些证据说明，山西很可能是夏文化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