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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和山西，到底哪个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相信随着考占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
半坡遗址之谜
陕西省渭河两岸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密布的河网水系为古代人类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半坡遗址就位于渭河支流产河下游的二级黄土台地上，背靠白鹿塬，面向河，与现代的河床相距八百米。
在半坡遗址，考古人员发掘了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发现房基三十六座，墓葬一百七十四座，出土可复原陶器近一千件，生产工具六百多件，这些宝贵的文物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的什么秘密呢?
据出土文物及其遗迹研究，半坡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距今约六千多年，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这时，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农业和狩猎得来的食物日渐丰富，人口也日益增多起来。半坡人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能建造地面建筑，过着定居的牛活。
从遗址的复原图上，我们看到一幅由家庭、家族到氏族的完整生活场景：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居住区位于聚落的中心，四周有保护壕，村北是公共墓地，村东是烧制陶器的窑场。村内的房屋大小基本相等，围绕村中部的大房子而建，贮藏东西的窖穴成排分布，墓地的随葬品没有差别，人们过着集体、平等而有组织的氏族生活，消费品归集体而非个人所有，还没有产生贫富分化，处在人人平等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为了防止雨季造成的河流暴涨暴落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和洪水的威胁，半坡人精心地选择了临近河流而又较为干爽的二级黄土台地作为营建自己家园的地点。为了保卫整个村子的安全，避免毒蛇、猛兽之类的侵袭，有效地控制出人村庄的道路，防止敌对村庄的进攻，半坡人在村庄不临河的三面挖筑了一条巨大的壕沟。壕沟全长三百余米，深五六米，宽约六至八米，上宽下窄。壕沟的工程量相当巨大，根据初步计算，大约共需移动土方一点一七万立方米。如果以每人每天挖二点五立方米计，需要一百人挖一年零三个月。
半坡村寨的精心设计还表现在村子中有了明显的功能区分：壕沟以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居住区，生产陶器的陶窑则在壕沟东边的外侧，公共墓地在壕沟的北侧。
走进半坡村寨，首先看到的是村子中部一个巨大的中心广场，这是半坡人日常生活和聚会的地方。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路，把整个村子一分为二。半坡村的规划采用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向心式布局，即村庄中间是村寨居民公共活动的广场，房屋分布在广场四周，屋门都朝向广场，这种布局是为了保障整个村庄的凝聚力和总体布置的需要。房屋的周围并不十分空旷，围绕着这些大大小小房子的是众多的窖穴和垃圾坑。窖穴一般用来贮藏粮食、器物，形状多为口底等宽的直筒形和口小底大的袋形。为了防潮，这些窖穴的内壁经过抹泥加工，口部原来可能也有用植物茎干编成的盖子。
半坡人的房屋，从平面分，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从立面分，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地面房屋的建筑有较为固定的方法，首先是在地面上挖出方形或圆形的墙基槽，使建筑的房屋更加坚固；然后是在基槽中栽埋木柱，这些柱子是房屋墙体的骨架，柱子洞里早期只是把挖出的土回填，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处理。房屋墙体用草木、植物纤维和细泥土混合贴在木柱两侧成形。房顶由室内栽埋的较粗大的明柱支撑，并且根据房屋平面形状，分别做成方形或圆形的顶棚。顶棚用树木枝干为骨架，其上用植物茎叶覆盖，表面涂抹了一层细泥土作为保护层，以增加房屋的重量，减轻大风和暴雨对房顶的破坏。房屋建成后，平整地面，然后用调制好的泥浆粉刷墙体，用火烧烤地面，以增加地面的干爽、坚固程度。
距今六千多年前，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祖先们已经普遍地发明了原始农业，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在世界上最早培养出了粟，长江则是稻作农业的摇篮。半坡人发展了多种经济生产方式，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种出粟，成为维持生活的主要粮食来源。
半坡人的文化艺术以彩陶为代表，线条单调，图形质朴，以红地黑花为主，也有黄地红花或加白衣饰黑红两色花的。图案纹样种类丰富，造型奇特，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彩纹的构图有四种形式：一是对称组合，二是不对称组合，三是同一母题的花纹连续组合，四是不同母题的花纹连续组成一组花纹，其中有主饰也有附饰。花纹及所饰部位与器物造型配合相宜，构成较完美的艺术整体。例如，宽幅的纹饰多在直口圜底钵的口沿和卷唇折腹盆的肩部，横长形的花纹饰于低矮的器物上，人面纹在卷唇圜底盆的器内近底部，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近口沿的内外壁，均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这些图案大体上可分成几何形和肖形两类。几何形纹样以三角形和折线纹作为基本的创作母体，利用虚实、正反和粗细的线条变化进行组图，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变化万千的抽象世界。
古人类学家猜测，在半坡人的眼中，这些动物的纹样或许并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他们用彩笔反复地再现鱼、蛙一类繁殖能力极强的动物，也许正是祈求冥冥中的神灵给予佑福，渴望多子多孙，万世永续。鱼儿所具有的多产能力使这种动物在半坡人的心目中成了通灵的神物，于是鱼和人结合在一起，美丽的人面鱼纹盆向人们诉说的正是与氏族中巫师共同出现的这种人格化的鱼。晚期的鱼纹走向抽象化，极其夸张而且变形，用寥寥数笔勾画出的几何图形说明，此时的鱼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生物了，它变成了一种概念化的标志物。
半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确立了仰韶文化的一个新类型——半坡类型，为关中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确立了时代标尺。半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为正确探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与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
河姆渡遗址之谜
在姚江之畔现今浙江省余姚市文亭区罗江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小村落叫河姆渡，它的西、南两面紧临姚江，过江不远处就是绵延起伏的四明山脉，东面、北面则是风光明媚的平原，村落在丘陵向平原缓慢倾斜的过渡地带。河姆渡遗址以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内涵、鲜明的特征、丰富的实物、罕见的珍品闻名于世，它被人们誉为“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这个古老的鱼米之乡是这样被发现的。1973年，余姚县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决定在河姆渡村北隅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六月，建造翻水站的工程正式动工，当挖到地下三米多深的地方时，发现了一批夹炭黑陶片、建筑木构件，并伴随有大量的古动物骨骼。面对这些世所罕见的陶片和兽骨。听到当地人们的汇报，文物主管部门即刻派出专人前往察看调查，确认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并迅速组织力量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
首次试掘开挖五乘五米的探方两个，五乘二米的探沟一条，发现文化堆积十分深厚、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木构件和动物骨骼等。这一批乌黑古朴的陶片、斧痕累累的木构件、斑驳破碎的兽骨，向人们透露出令人振奋的信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同时为弄清遗址的分布范围，考古工作者不辞辛苦，连续作战，对遗址做了全面探查。结果发现在河姆渡村及其周围地面上和水稻田下，都有文化堆积层或零星陶片出土。特别是在姚江岸边靠小山包一带，有被姚江水冲塌而暴露出的文化堆积。可见遗址面积比现在还大。经测算分布范围达到四万平方米，这在浙江历史上还是首例。河姆渡的先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要解开这个谜，就要深入研究出土的遗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发现的大量稻谷、稻秆叶和许多植物茎叶、果实，很多出土时颜色鲜明，保存良好。这是因为遗址地下水位常年较高、文化层深埋地下、文化遗物长期浸泡水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饱和的隔离状态，而文化层土壤中所夹杂着的腐殖质，使地下水含有弱酸性成分，对它们起到了良好的防腐效果。这样，才使大量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得以保存良好，为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组织结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农业史、科技史、建筑史、艺术史和环境变迁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更让人激动万分的是通过遗址第四文化层采集的九个标本的科学测定，最古老的是约七千年，最年轻的为六千六百年，总平均值为距今六干七百七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认定第四文化层的上限已达七千年之久，这是当时发现的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极端低下，往往依赖大自然的恩赐从事采集、狩猎等采食经济活动。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某些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社会由此跨人了产食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大体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稻作农业相当发达，表明原始农业在本地区的发展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程。
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第四文化层都有大量的水稻遗存出土，尤以上部堆积最为丰富。在首次发掘的四百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乃至多层以芦苇类茎叶、稻草、秕谷、谷壳、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与少量动物遗骸交互混杂的棕褐色堆积层，厚度从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处达八十厘米。出土时稻秆、稻叶、稻谷与秕谷色泽如新，外形完整，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辨。有学者曾推断稻谷总量当在t一百二十吨以上，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堪称全国第一，世界罕见。
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都已炭化，然大多还保留有完整的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更远远超过了野生稻。经过农学家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亚洲最古老的稻作遗存。
河姆渡遗址发达的稻作农业是和先进的耜耕形态相适应的。出土的农具主要有骨耜、木耜、木锄、长方形双孔石刀等。骨耜是最为典型且数量最多的一种农业工具，两次发掘共出土二百件左右。它多取材于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少数为胯骨，长二十厘米左右。平面略呈梯形，上端(肩臼部)为柄，厚且窄；下端作刃，薄而宽。肩臼宽厚处多横凿长方形扁孔，轻薄处多修磨成半月形，正面中部多凿有两个长方孔。这种骨耜往往装有直向木柄，其末端紧贴骨板浅槽，正面方孔和横方孔可穿缠藤条绑紧柄末，顶端做成提手，操作既方便灵活又节省体力，非常适合于河姆渡附近平原沼泽地带使用。河姆渡稻作农业的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耜耕农业。
农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导致相关的家畜饲养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猪狗两种家畜遗骨在遗址中到处发现。据统计，猪骨标本百分之五十四是一两岁的幼小个体，百分之三十六是两三岁的成年个体，老年个体仅占百分之十，由此可知猪在幼年和成年时便被宰杀，与自然死亡有别，应该属于家猪之列。另还出土有一件陶塑小猪和两件猪纹陶器。陶猪四肢粗短，腹部明显下垂，身体肥胖作挪动状，与现代家猪相近。狗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是人类捕猎活动的得力助手，遗址中狗标本与狼明显不同，居住区内还发现了十几块可能是狗的粪便块。水牛的骨骼数量也较多，河姆渡遗址的水牛可初步认为是我国目前所知驯养最早的水牛。
尽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但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植物果实和野生动物骨骼说明，采集、渔猎、捕捞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实有橡子、菱角、酸枣、桃子、芡实、薏仁米、戎芦、菌类、藻类等。野生动物中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软体类的四十多个种属也成了他们渔猎的对象。其中，鹿科动物数量占绝大多数，足见温顺的鹿类是人们偏好也是容易猎获的目标。湖沼地带生活的鸟、鱼、龟、鳖及滨海河口的鲻鱼又经常成为他们口中的美味，现已不见于浙江境内和毗邻地区的亚洲象、犀牛、四不像、红面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难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的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生活，是与他们所在的优越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湿热温润，雨量充沛，气温比现在要高，与我国现在华南一带接近。河姆渡村落离大海不远，有一条源于四明山脉芫岭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绕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带有他们辛勤垦殖的良田阡陌，远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处，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亚洲象、黑熊出没无常，成群结队的梅花鹿、水鹿、麂在山地林间灌木丛中随处游**，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围悠闲地啃着青草，芦苇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鸟、游鱼、龟、鳖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上乐园图。这一切都给河姆渡人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发掘中，第二、三、四层都发现有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保存最为完好，最为丰富多彩。建筑构件诸如柱础、圆柱、方柱、排桩、板桩、地龙骨、横梁、木板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数不胜数。许多木构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精巧灵活、科学受力的榫头和卯孔。双层榫头、燕尾榫、企口板、垂直双卯孔转角柱的发明、梢钉的出现，都说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首次发掘第四文化层发现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桩木构成的一组建筑，代表了他们的杰出成就。
这组建筑遗迹正好有意识地选择在陵阜与沼泽的过渡地带。十三排木桩基本走向是西北一东南，纵轴沿等高线排列，分析估计原来至少有三栋以上的长屋，长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栋长屋的进深约七米左右，临水一侧有宽一点三米的外廊。由于建筑坐落于湖沼边缘，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面，而建筑遗址内未见居住面，却在室内部位发现了大量植物、动物遗骨、残破陶器组成的生活垃圾，堆积厚度也不同。所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为排列成行、打人泥土中的桩木和桩头上同榫卯衔接的地梁及散乱的梁、柱、厚板，而没有地面建筑所见的草盘泥和红烧土之类。由此说明，这是一种以桩木架空居住面基座、上面立柱安梁构屋架的干栏式建筑。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由于它既可防蛇虫猛兽，又可避潮湿水害，下面还可豢养家禽家畜，因此历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仍可见到这种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构水井的发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构建筑技术的又一体现。遗址第二层发现的这口水井，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木构水井遗迹。它由二百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井口方形，边长约两米，每边竖靠坑壁打下几十根排桩。排桩内支顶一个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桩倾倒。排桩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栅栏桩，井内见有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据此说明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亭。水井的开凿和利用，扩大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改善了水质，方便了定居生活，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伴随着发达的稻作农业和长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分工细致，门类众多。在遗址包含的多种器物群中，特征鲜明的陶质器皿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面貌。四个文化层中除分别有数量不等的泥质陶外，均有一种夹炭黑陶，胎含大量炭晶粒，系用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质为羼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还原焰中烧成，胎质疏松、硬度较低。从第四层到第一层夹炭黑陶逐渐减少，夹砂陶则逐渐增加，并占据了绝对优势。陶器类早期比较简单，主要有釜、罐、钵、盘、支座，晚期器类多样，新出现了釜形鼎、垂囊式蚕，等。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富于变化，是文化分期的标准器。
利用动物的各种骨骼和角为原料，加工制成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第一期考古发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产工具中，骨角制的达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总数四千七百多件，仅骨器就占二千二百七十件，达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可见骨角器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围生活的各类动物，则为骨角器的加工制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动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还是鹿角、兽牙，都可作为他们的原料。当时农耕用的骨耜和渔猎用的骨镞数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质的锥和凿、骨匕、骨哨、骨梭、骨铲、骨鱼镖、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广泛，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此外，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中普遍发现有苇席残片，总数达上百件之多，还见几段粗细不等的绳索，可见编织业已出现并具一定的熟练程度。纺织品虽未发现，但出土文物中屡有编织纹装饰图案和珍贵的纺织工具，说明纺织业已经存在。而漆碗的确认，把我国使用生漆的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从而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涂料“漆”的国家。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河姆渡人逐渐形成相当水准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追求，创造了丰富多彩、高雅古朴的精神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中，绝大多数属于装饰艺术，即在日常应用的生活用具表面装饰花纹或雕刻图像，既实用又美观，它的数量庞大、门类齐全、题材广泛、造型独特、内容多样。制作技法有刻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彩绘等。所用材料比较广泛，绝大多数施于陶器之上，也用于珍贵讲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纹饰最普遍的是绳纹和几何纹，其余有鸟纹、太阳纹、鱼纹、禾叶纹、蚕纹、稻穗纹、猪纹等，设计精巧、繁简得当，形象逼真，寓意深奥。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木雕鱼形器柄、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编织纹骨匕、短线刻画骨笄、陶塑鱼猪、陶塑人头像、狗形器钮、刻画猪纹的陶器等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玉和萤石质的璜、块、管、珠、环、饼、丸等人体佩带的装饰品。有些质地呈半透明状，玲珑剔透，晶莹润泽。另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鹿类的尖角和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多钻有小孔，可贯穿起来组成串饰，佩戴在响前或挂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现，表明我国长江流域用玉历史的竺久。这一传统在后来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继续发展，并创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辉煌灿烂的玉文化。识到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他立即命人到药店收购下所有带字骨片。此后，他不惜重金，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
辽河红山文化之谜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地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主要是在黄河流域，或者说是黄河、长江流域，对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的水平估计不足。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其内涵之丰富，发展水平之高，均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而这些巨型建筑的发现，使我们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它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兀的，相反，它是多元化一体的，辽河流域同样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河梁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因牡牛河出山梁东麓而得名。发现于1983年的女神庙就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处于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有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古代殿堂。另外，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彩绘的墙壁面残块，绘有赭红问黄白色交错三角纹几何图案，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
在女神庙西侧发现的泥塑造像残块中，人物像最多，有头、肩、臂、**、手等残块。这些人像残块，分属六个个体，她们的形体有大有小，年龄有老有少，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均系盘膝坐式，组成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就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尤其是出土了一尊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完好，双眼中均嵌淡青色圆饼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化。这尊女神像，使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用黄土塑造成的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而且，这并不单单是一尊孤立的女神头像，而是矗立于苍翠群山之上，女神成群排列于其内的雕塑宝库中的一件珍品。如果说，秦始皇兵马俑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艺术高峰．那么，牛河梁女神群像可以看作我国文明黎明时期的艺术高峰。
这尊汉代雁鱼灯造型奇特，设计精美，可杜绝烟雾污染。难道汉代古人也有环保意识吗?
在发现的动物塑像中，有猪龙和禽爪残块。虽然说猪龙的头顶及身体大部残碎缺失，仅遗留头、耳、吻及前身、下吱部分，但仍能显现其昔日的风采。出土的禽的塑像，仅存趾爪，作奋力抓攫状，关节突出，趾尖锐利，表现力极强。猪龙神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崇拜超越了自然崇拜阶段，而禽类神与之伴出，尚带有图腾崇拜的遗痕。
1983—1985年在牛河梁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四座积石冢，其规模之大也是罕见的。它们的特点都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墓内排列的石墓，既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石棺墓群，也是探讨东北亚地区石棺墓形制起源的重要资料。1986—1988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其中的架子山顶一号冢中心大墓，墓中发现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头的两侧有两个大耳环，胸部有勾云形玉佩，双手握一对雌雄各一的玉龟，身上及手腕处还有玉镯。这样的墓主人生前不仅是一位富有者，更应当是当时的部族领袖。
尤为让人振奋的，便是转山“金字塔”式大型红山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这座金字塔建筑的范围大约有近万平方米，结构为夯土石砌圆形台阶式，规模宏大，基部直径一百余米，残存高度二十余米，顶部堆积大量坩锅片，中央夯土内埋有骨架。这座庞大的遗址与“女神庙”相距有四公里之遥，可南望“猪山”。庞大的巨型建筑，仅夯土就达十万平方米，还有难以计算的巨石，很难想象当时人是怎样从远山搬运来的。以至于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的一些学者，在实地考察后，惊叹红山文化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河莫亨佐达罗古文化相比的世界性发现。牛河梁发现的这座金字塔，堪称为中国目前发现最古老、最庞大的金字塔。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以女神庙和积石冢而闻名遐迩，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雕和龙的发现，同样赢得了世人不断的喝彩声。其中，有猪龙形玉饰、玉箍形饰、勾云形玉饰、玉璧、玉环等。特别是猪龙形玉饰，作兽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体现了红山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水平。从考古资料来看，玉猪龙形饰并非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早在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的碧玉龙。龙体呈c字形，高二十六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上端边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的双圆洞为鼻孑L，具有猪首’的特征。过去对龙的形成，学术界根据文献记载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以蛇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组合说等。红山文化的玉器，从发现的实物看，似乎是猪首蛇身的结合体。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发现，才使人们把猪和龙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有专家认为，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兽形玉和勾云形玉佩等，是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象征，已具有“礼”的雏形。
以玉猪龙、勾云形玉饰、玉箍形饰、双龙首玉璜等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过去曾作为传世品著录或在博物馆中收藏，根据其特点和工艺水平，人们将其定为商周时器。而通过东山嘴、牛河梁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来看，这些玉器要比商代玉器早两千年。这些玉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原始宗教礼仪有关。至少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其已经具备了礼器的性质。这对探讨玉礼器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红山文化玉器是燕山地区古代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一部分。
除了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考古工作者还对位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坛遗址。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宗教遗存。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六十米．宽约四十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一望无际。
遗址的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台基，东西长十一点八米，南北宽九点五米。基址内上部堆积有黑灰土夹碎石片层，下部为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的黄硬土面，间有大片的红烧土面。前端部分的圆形基址，直径二点五米，是在黄土堆积的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以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从山下河川中拣选的。从总体上看，这组石建筑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
东山嘴祭坛遗址不仅以其独具特色的石砌建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基址内及其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但这些陶器不是出土在人们居住遗址中，也不是在墓葬中发现，而是在祭祀活动的遗址中发现的，说明这些陶器都与祭祀活动有关。
当然，除了陶器之外，还发现有双首横形玉饰和鸦形绿松石饰等。最突出的则是发现了陶塑女像。在发现的二十余件女像残块中，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皆为泥质红陶。能辨认出形体的有两类。一类是小型孕妇塑像，有两件为**立像，头及右臂残缺，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类是大型人物坐像，塑造得逼真自然，富有动感，而且符合人体结构比例，其大小约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同时还发现有人体塑像腰部的衣带装饰。从大大小小的塑像残块可以看出，这里为一个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像群。虽然说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也曾发现过单个的陶塑人像头或刻画的人像，但是像东山嘴的陶塑人像群则是前所未见的。
关于祭祀遗址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祭地母神、农神和生育神的场所，也有人认为是祭祀山川的祭坛。不管怎样，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史前时期的宗教研究扩大了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专用于祭祀的东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标志着它所属的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祭坛建筑的规模来看，其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惊人的，这绝不是一个氏族或个别部落所能为之，而应该是若干个部落联合营建的。
从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和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的发现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到燕山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很不同儿响，它的发展水平，即便是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以后，坛庙冢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以及以玉龙、陶塑女像、特异形陶器等为代表的大量器物的出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以辽河为中心的地区，同样是我国文明起源地之一。
丝绸之路之谜
现在如果我们去西方，乘飞机最多不过一天就可顺利抵达。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要花费多少倍的时间。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不断探索着外面的世界，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走出了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这条路由中原出发经过新疆一带，而后又通向更远的印度、西亚。最早开通这条道路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就兴起了。出于研究的需要，人们给她取名，如“西域之路”、“中西古商路”等等，但都没能通行。1877年，德国著名的地理学者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里，首次将古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做“丝绸之路”。而后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其著作“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做“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古罗马帝国的显赫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恺撒大帝，有一次身穿一件丝绸制作的长袍，出现在罗马剧场，那轻柔光亮的质地、轻盈飘逸的效果让恺撒显得分外耀眼。剧场的人顿时对恺撒的这件长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件衣服简直是“天堂上才有的东西”，因此称恺撒穿的衣服为“天衣”。没过多久，在古罗马贵族就以能拥有一件丝绸衣服而引以为荣。中国的丝织品流传广远，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所以把这条中西交通的商路称以“丝绸’’为代称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丝绸之路通向哪里?有许多说法，首先其起点就有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安。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是从西安开始，后来西汉与西域的交往都与当时的都城“长安，，相关，因此说起点为西安有充分的证据。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商贸角度说，真正值得称为起点的应是洛阳。洛阳历史悠久，自古就是能与西安相媲美的繁华城市，在西汉虽然不是都城，但有繁荣的经济，是全国商品流转站，在这里交易而后路经西安再向西域进发。在东汉，洛阳成为都城，更是一个国际大都会。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最兴盛之时，当时洛阳已经是一个规范的经贸中心，其兴建有3个市场：北市、南市、西市。3个市场各有分工，其中以南市规模最大。南市以商品交易为主，最繁荣时有商户三四千家，除了小商品零售外，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丝绸、瓷器、皮毛、珠宝、金银等商品由此批发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因此南市不仅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业贸易中心。河南省洛阳市考古工作者新近在发掘一批唐朝墓葬中，首次出土3个胡俑，这3个留大胡子、高鼻梁、着大开领胡服、腰挎皮水囊的胡俑，一个为牵骆俑，两个为立俑，个个颜色鲜艳，栩栩如生。这说明当时洛阳已有西来的商客络绎不绝，这为洛阳丝绸之路“起点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