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国风俗变迁的特征
整个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地域、教育等因素特别是异质文化交流规律的影响，中西风俗共存共容。但风俗习惯的持续西化才是民国风俗变迁最突出的特征。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一特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大体说来，民国风俗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首先，是社会上重商风气已经形成。民国建立后，全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它在民国社会中有多种表现：社会各界普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商人社会地位超过农、工，已与士并列；全民经商趋势的隐现；股票热、房地产热的兴起；商品广告的兴盛等。特别是房地产业的兴盛和广告业的繁荣，更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房地产业采取的是西方经营方式，既灵活又有效益。房屋租赁、土地房屋买卖、房屋抵押等商业活动非常活跃，以上海为例，在日本发动侵略前，每年房地产的交易额都有数千万元，1931年成交额达1亿8千多万元，达到最高峰。而1932年日本对上海的一度进犯，使“此空前之蓬勃现象，转瞬即为淞沪之战所毁灭……虽复继起，终不能恢复‘一·二八’以前状态”[30]。但不管怎样，民国房地产业在和平时期的兴盛，确实反映了世人的经商热情。
人们重商风气日盛一日的另一个间接表现，是商品广告业的繁荣。其形式多种多样，有报纸广告，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刊登商品广告，其中《申报》、《大公报》、《新闻报》刊登广告最多，几版都有，重要的广告还登在头版上，这在今天都不少见。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广告，可举一例来说明，如冠生园的速溶咖啡广告云：“咖啡西名（Coffee），此物产自南美洲巴西，功能开胃消食，泰西各国人士餐余酒后最为喜用。多年来吾国人士亦颇爱喝，惜用法手续过繁，于经济与时间极感不便。敝公司有鉴于此，特设新式机器制造咖啡霜一种，此霜用法简捷，不用加糖无须火煎，用时开水冲之即成咖啡茶也。每罐售洋二角，可冲二十次”[31]。除报纸广告外，人们还通过电台、霓虹灯、路牌、气球飞机做商业广告。
其次，是中俗西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一是指西俗自身就丰富多彩，具有“国俗”之别，二是指涉及西化的中国风俗的面较广，几乎涵盖了各相关领域。
第一，英、法、美、俄、德等国虽都属西方国家，但其风俗习惯并不尽同。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多种多样的西俗却都在民国落了脚，都对中国人产生着影响，只不过范围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浅。在这种西俗熏染下的中国风俗，其变化就不趋于单一，而必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第二，民国时期，西俗已涉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娱乐、婚丧嫁娶、礼仪、教育等各个方面，范围很广。
在“衣”上，民国成立后，朝野上下就掀起了“西装热”，“洋布、洋伞、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一般民众穿西服也屡见不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传自欧美的编织服装如毛衣、毛裤、围脖也在中国盛行开来，深受人们喜爱。缪风华先生写了《编物大全》等书，介绍编织服装说：“其法传自欧美，今日本女子学校手工科，均有此门。由是技术普遍而编物盛行，用途广阔而裨益民众，价廉物美而节俭经费，其为切要何言哉”[32]。
在“食”上，西菜，西式糖、烟、酒都大量充斥民国市场，并为很多人所接受，在当时还比较守旧俗的北京，“旧式饽饽铺，京钱四吊（合南钱四百文）一口蒲包，今则稻香村谷香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铁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33]。
民国初年，在西洋女子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女子还兴起了一股吸烟热，“近数年来，闺人竞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34]。
在“住”上，当时大中城市中，西式住宅已不少见，它可以分为一般民居、高层公寓和别墅三大类。
在“行”上，汽车、火车和飞机尤其是前两者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较重要的交通工具，而铁路、公路的建设，飞机航线的开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娱乐方面，观话剧、看电影、跳舞、逛公园游乐场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娱乐活动。民国的电影业，更是繁盛一时。先后建立的制片公司近百家，摄制影片上千部，内容涉及社会、时事、言情、侦探、武打等各方面。民国时拍摄的纪录片也很多，达上百部，就其内容讲，分为风云人物、风景、战争、体育四大类。
在“婚丧嫁娶”方面，“其在婚礼，则吾人所见为新式婚礼，乃由文明结婚而进至集体结婚，完全失去中国旧时嘉礼之风。西洋在礼拜堂内由牧师证婚及用结婚证书，得法律及神权之保障，此俗亦渗入中国婚礼，无异旧时变态婚姻之形式化矣。其在丧礼，亦减而渐至轻微，丧服仅存名义，甚至无哀服仅有黑纱，甚至外观亦加斩服之名。火葬、公墓在都市上犹可见”[35]。而自由恋爱、结婚，“五四”后也在青年中大为盛行。
在礼仪方面，民国元年政府即公布国民应遵守之礼制，“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另有相见礼及访谒仪式，男子十九项，女子三大项；授受仪式十二项；宴会仪式中国者八项，西洋者十一项”[36]。到了1943年，戴季陶主持刊印了《北泉礼仪录》一书，对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采西制西俗者甚多。
在教育方面，民国大学、中学较多采西制，女子上大学已不成问题。
第三，中俗西化有“度”和“量”的限制，并随地域的不同而不同。
这里的“中俗”只是指一部分中国传统风俗，而决非全部，前面提到的“风俗西化”中的中西风俗，也是指一部分而非全部。这样中俗西化的结果是中俗、西俗在很多方面彼此交流、共存共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按胡适的说法，就是“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中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37]。胡适进一步解释说：“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变化：吃饭的，绝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绝不能都改用刀叉”[38]。
风俗西化在城市显于农村，在沿海显于内地。这是因为城市、沿海地区经济力、文化程度较强较高，而传统力量在农村、内地势力较大。另外，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民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早、程度也较深，而洋人也多集中在那里。
此外，在民国风俗西化的实践中，还始终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辩。对风俗西化的问题民国思想界颇为重视，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辩，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即最充分的肯定和有保留的肯定。
第一种意见以陈独秀和陈序经为代表。
陈独秀采用直接比较的方法，肯定西俗新俗，抨击中俗旧俗。他指出，在民族性上，“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39]对于西人恪守法律、淡薄人情的习惯，他也予以称赞。当时一些人看到西人亲戚之间，也“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就“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陈独秀认为这些人都是见识短浅之辈，认识不到这样的习俗可以使人避免因私情而违法。
在讲到夫妻关系时，他说：“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40]。这样，就可以杜绝封建的血缘家族观念，使个人权益得到保障。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陈独秀“扬西抑中”的态度也很明确。“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41]
在做了上述比较后，陈独秀总结说，中国旧俗中属“恶风”者甚多，而“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而多数中国人却把虚文感情作为风俗淳厚的象征，这使他很不满意，“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亲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而西俗以法治实利为重，虽不免刻薄寡恩之嫌，但却可以使人养成独立的精神，大家也会各守己利，不相侵扰，社会经济，也会因之井然有序。他疾呼道：“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宣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对于中俗西化更是全盘肯定。他说“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42]。
当胡适认为他“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妥，以“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代之，并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是否人人都要吃西菜、是否见了男人也要脱帽子等琐碎争论时，陈序经还撰文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人在礼貌、饮食等方面的全盘西化也是没有理由要反对的。
对中俗西化持有保留肯定态度的人居多数，李大钊、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甚至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陶希圣等人都是如此，只是在“量”上有多有少。
李大钊写了《新的！旧的！》一文，文中列举了中俗、西俗在中国的并存与矛盾：在礼节上，“……贺年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在婚姻上，“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在“行”上，一条窄路，“其间竟能容纳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43]。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他认为一应增强创造力，增加社会富力；二应培养起新精神，创造一种新生活，使老人青年都能“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把这种肯定新俗西事的思想表达得更明确，认为中国的“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较之西洋的“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吾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只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皆可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涛涛殆不可遏。”[44]
对于西式婚姻、家庭关系，李大钊则持保留态度。
梁漱溟承认现在东方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后者占据了主动，处于优势，西洋民族的物质生活要好于东方民族，甚至断言：“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的物质文明。”[45]但又认为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总的来说要强于西方，将来一旦在物质文明上中国赶上了西方，中国文化就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在风俗的具体内容上，梁漱溟赞扬了西人的守纪习惯、公共观念和法制精神，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应当虚心学习，予以接受，在家庭伦理方面，他却不主张中俗西化。
胡适认为中俗西化是很自然的事，主张中国文化应“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充分西化。他说：“以世界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关系来讲，今天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电灯、电话、自来水、火车、汽车及一切衣、食、住、行有关的现代化工具，固然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原有的手工业制品，许多都是用舶来的原料；我们写字作文用标点符号；我们实行宪政民选代表；以及一切生活方式思想内容等，无论在乡村在都市，都免不了受世界文化的影响”[46]。
但是他反对风俗方面的全盘西化，“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影响，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绝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采取”。[47]
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陶希圣、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只讲“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48]。何谓必要而且应该的，何谓渣滓，他们并未明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把西俗文化全当渣滓，也并未全然反对部分中俗的西化。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风俗变化在理论上积极探讨，在实践上基本能取西俗之长，补中俗之短。因为人们认识到了风俗文化的变迁是与文化整体上的中西论争有关联的。后者对前者整体上的无形影响是较大的。它能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使人们既勇于学习实践文明的生活，努力把握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命脉，促进社会趋向现代，使自己跨入现代新人的行列，又注意以经过实践检验的西俗中的“大是”为标准来指导行动，来化中俗、旧俗中的“大非”，而不让暂时性的社会需求吞没一切。民国风俗变化的这种特点，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注释
[1] 邱钟麟：《新北京指南》第2编，北京，中华书局，1914。
[2] 《晨报副刊》，1912-08-09。
[3] 《义县志》，1931年铅印本。
[4]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九，133页，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
[5] 《大公报》，1928-05-10。
[6] 《杨成武回忆录》上册，106～10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7] 金士宣：《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41页，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
[8] 《大公报》，1928-06-18。
[9] 《盛京时报》，1928-11-26。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17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1] 《新闻报》，1923-04-08。
[12] 《电影月报》第3期，1928-06-01。
[13] 《大公报》，1928-06-12。
[14] 吴光杰：《欧美礼俗》，4～5页，重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15] 《文汇报》，1945-11-30。
[16] 《文汇报》，1945-12-26。
[17] 《无极县志》，1936年铅印本。
[18] 《盛京时报》，1928-12-02。
[19] 邓子琴：《中国风俗史》，340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101页。
[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1），429页。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1），489～490页。
[23] 同上书，501页。
[24] 同上。
[25] 同上书，441页。
[2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1），444页。
[27] 同上书，449页。
[28]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41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9]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435～436页。
[30] 《申报》，1936-03-05。
[31] 《大公报》，1928-05-13。
[32] 缪风华：《编物大全》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33]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
[34]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
[35] 邓子琴：《中国风俗史》，340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36] 邓子琴：《中国风俗史》，346页。
[37] 《大公报》，1935-03-31。
[38] 同上。
[39]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
[40] 同上。
[41] 同上。
[42]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64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43]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
[44]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13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45] 《梁漱溟全集》第4卷，66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46]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62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47]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200～201页。
[48] 同上书，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