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成立的出版机构有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局、民智书局、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等。中华书局创办于民国元年，创办人陆费逵，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有《民约论》全译本、《新文化丛书》等；出版的文艺书籍有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刘海粟的《世界名画集》和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等；出版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和最后一种正史《清史稿》；出版的工具书有《中华大字典》、《实用大字典》等；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翻译英、德、美、俄、法、意、匈、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优秀小说。北京北新书局印行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论文集《坟》；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泰东图书馆出版创造社丛书本和辛夷小丛书本等，其中有郭沫若创作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和第二部诗集《星空》，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和《茑萝集》。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蒋光慈的早期著作《纪念碑》、《短裤党》、《鸭绿江上》等。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9月成立“新青年社”，除出版《新青年》杂志外，还出版《新青年丛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其他宣传革命的书籍，后并入新青年社。1923年秋，新青年社被查封后，11月又创立新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至1926年2月被查封。同年11月，中共在武汉建立长江书店，继承上海书店营业，兼办出版和发行，由瞿秋白领导。后在上海创办了上海长江书店，与武汉长江书店并存。1925年6月，中共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印刷机构崇文堂印书局，旋改名为文明印书局。上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等，先后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4种及一些单行本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还出版了瞿秋白翻译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论》、《社会科学概论》、《新社会观》、《社会科学讲义》等。

上海商务印书馆旧址

1927—1937年，出版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以商务、中华、世界三大出版社规模最大。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至20世纪30年代已达全盛时代。在上海设有制度完备的总务处、总编译所、总发行所以及机械、技术十分完善的印刷总厂；同时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先后设有85处分馆，在海外也有分馆。这一时期出版了《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中学生文库》、《百科全书》、《王云五大辞典》、《中山大辞典》等。中华书局在抗战前夕也盛极一时，到1937年资本增至400万元，年营业额约达1000万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和新加坡设分局40余处。这一时期印行的有影响的书籍有：1930年开始出版《社会科学丛书》；1934年开始影印《古今图书集成》，至1940年全部完成；1936年出版《辞海》、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劼人翻译的福楼拜名著《包法利夫人》等；1937年出版《外交大辞典》、《经济学大辞典》等。世界书局刊行杂志《红杂志》、《红玫瑰》、《世界月刊》等，还出版了小说《江湖奇侠传》和林汉达编的《英语标准读本》等书籍。1936年，商务、中华、世界3家的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的71％，至于出版的图书总类据1935年和1936年的统计，占40％，社会科学占28％。

国民党政府大力扶持官方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正中书局出版的书籍有国防教育丛书10种，时代丛书20余种等。大东、开明和上述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六家出版社是当时出版界的“六强”。上海开明书店从1935年起开始出版《开明文学新刊》，收录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以散文集为主，如朱自清的《背影》、《欧游杂志》、《伦敦杂记》，茅盾的《速写与随笔》，叶绍钧的《未厌居习作》，夏丏尊的《平屋杂文》等。

这一时期，国民党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严厉查禁革命进步书刊。自1929—1931年，国民党先后制定和颁发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严格限制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刊发行。据不完全统计，1927—1936年仅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达676种，如《鲁迅自选集》、《茅盾自选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艾思奇的《哲学讲话》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宁沪等地出版社相继内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处、正中书局、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迁移到了重庆。桂林成为国统区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出版中心，共有书店、出版社179家，出版书籍上千种。在上海“孤岛”时期，进步出版界甘冒风险，出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胡愈之等于1938年年初在上海租界里成立“复社”，出版进步书刊。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这本当时第一次详细介绍红军长征的书出版后广为流行。之后，复社又出版了《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书，并于1938年夏出版了《鲁迅全集》，全书共20卷，600余万字，收集了鲁迅从1906年弃医从文以来的绝大部分著述和译作。“孤岛”时期出版的图书还有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郑振铎编著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柳亚子所著的《南社纪略》等。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各进步书店坚持出版进步书刊，如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译的《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石家庄新中国书局印行了《鲁迅全集》等。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对进步书店施加压力，查禁书刊，封闭书店。生活书店到1947年5月被迫停业，上海、北平、武汉、广州、西安等地的进步书店也因国民党的迫害而停业。

从抗战开始，人民出版事业得到发展。1938年在延安创办了延安解放出版社，这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设立的第一个大型出版机构，印行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著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国统区公开建立出版社，主要有1938年在武汉创刊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抗战书籍，如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和《吴玉章抗战言论集》等。新华书店于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诞生，此后在西北、华北、华中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新华书店。抗战胜利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社，及各地新华书店印行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如《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全国各大城市陆续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发展人民出版业，保护私营出版业，没收国民党官办的出版业，相继建立了国营出版社21家，后增至54家，有200多家私营出版社逐步走向联合，进行集体经营。

20世纪80年代有人统计，1911年至1949年9月共出版图书约10万种。1940年至1948年8月各解放区出版图书5300种[1]。这个数目还是很不全的。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编辑组最新统计，仅北平、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就已达到124040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