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新闻业

新闻事业在民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激增至500种。新出版的报刊中，有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如四川都督府创办的《都督府政报》、云南军督府创办的《云南政治公报》等；有新成立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党报纸，如国民党的《亚东新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共和党——进步党的《国民公报》、《庸言》、《大共和日报》，自由党的《民权报》，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晦鸣录》、《民声》等；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共和而创办的报刊，如章士钊在上海出版的《独立周报》；还有一批研究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报刊、文艺报刊和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的、以推销产品为主要目的商业报刊。但好景不长，报刊出版业很快遭到了袁世凯和各地反动官僚的镇压，至1913年年底只剩下139种，其中大部分是被军阀收买利用的报刊如《亚细亚报》、《益世报》，黄色小报如《晶报》、《新世界报》等。袁世凯垮台后，一些被查封的报刊恢复，并出现了一些新创办的报刊，到1916年年底共有报刊289种。继续执政的皖系军阀仍然执行禁锢言论的政策，封报捕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到1918年年底，全国报刊总数又下降到221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涌现了一批新式报刊，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新青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本名，1917年迁北京，初期主要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五四后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20年9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的重要报刊还有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创办的小型周报《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在1919年1月同时出版的《新潮》杂志和《国民》；毛泽东等于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创刊于1920年1月的《觉悟》月刊等。由于新式报刊的大量创办，到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550种。

受报刊出版业的影响，民国初期通讯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12—1918年的五六年中，新创的通讯社不下20家。较有影响的有北京的民生通讯社（1917）、北方通讯社（1917）、新闻交通通讯社（1918）、新闻编译社（1918），上海的民国第一通讯社（1912），长沙的湖南通讯社（1912）、大中通讯社（1917）、中华通讯社（1916），武汉的武汉通讯社（1916）等。新闻编译社影响最大，这个通讯社由邵飘萍创办，社址设在北京南城珠巢街，每天下午19时左右发稿一次，外地邮寄，本埠由社员骑自行车分送。到1926年，通讯社增加到155个。

1923年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诞生。1923年1月，《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两家合办的广播电台正式广播“广播新闻和音乐节目”，电台呼号XRO，波长200米，发射电力50瓦。1926年10月，哈尔滨无线电台正式广播，呼号XOH，波长280米，功率100瓦，频率1071千周。随后，北洋政府又在天津、北京等地开办广播电台。1927年5月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呼号COTN；9月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也开始播音，呼号COPK。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商办广播电台。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活动也初步地开展了起来。1918年起，北京大学增设新闻学课程，聘徐宝璜主讲，供文科各系选修，开我国大学设新闻学课程之先河。同年10月，邵飘萍协同蔡元培、徐宝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会于次年4月创办了《新闻周刊》，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刊物。徐宝璜在新闻研究会的讲义，1919年以《新闻学》为名出版单行本，1930年改名《新闻学纲要》，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新闻学著作；邵飘萍的讲义1923年以《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采访学著作。新闻学研究会存在两年，培养了70名左右的学员。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报业上也进行了合作。当时，国民党各级地方机关报基本上都是国共两党合办的。如北京的《新民国》的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何孟雄等；武汉的《民国日报》由董必武任社长；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浙江周刊》的工作人员中国共两党党员参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新民》，由共产党人李维汉主编。至北伐前夕，全国19个省市出版的国共合作办的报刊达66种。1925年12月在广州创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也是国共两党党员共办的，前4期由毛泽东主编。这时期，国民党报刊的另一特点是工农兵报刊的兴起，如1924年10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中国工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6年1月在广州创刊、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民》，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就发表在这一刊物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5年2月在广州创办、王一飞任主编的《中国军人》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报刊有：中共上海发起组除将《新青年》改组为机关刊物，于1920年8月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出版了《共产党》月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劳动音》；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也创办了《劳动者》。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报》在上海创刊。1922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创办，邓中夏、施存统等人先后任主编；次年8月，停办《先驱》，创办团中央公开的机关报《中国青年》。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在上海创刊，曾先后迁往北京、广州、武汉出版，至1927年7月停刊，共出201期。蔡和森、陈独秀等先后任主编。

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方面建立和发展了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庞大的新闻事业网，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党政军报网和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网。中央通讯社于1924年4月成立于广州，属国民党中央党报，1927年随北伐军迁到武汉，宁汉合流后，中央通讯社于1928年迁往南京，与1927年6月创办属蒋介石系统的中央社合并，中央通讯社在南京建立总社，在上海等重要城市设分社或派通讯员，形成了一个全国通讯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928年2月在上海创刊，次年2月迁往南京，社长初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兼任。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过程中，国民党军事系统于1931年5月在南昌创刊《扫**报》。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办了自己的报刊，如国民党改组派主办、于1928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革命评论》，新桂系军阀主办、于1931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民团月刊》等。1936年，国统区报刊共有1763家，其中国民党党政军报刊约占三分之二。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于1928年8月1日正式播音，英文呼号XKM，发射电力500瓦。1932年又新建了一座75千瓦电力的发射台，电台呼号改为XGOA，这是当时亚洲发射电力最大的广播电台。后又逐步发展地方广播电台，并允许民间经营教育性、商业性、宗教性广播电台。至1937年6月，国民党官办和民营广播电台已有70余座。为了控制全国的广播事业，国民党在1936年成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国民党还实行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严禁一切进步或革命报刊出版，任意扣压、删改或砍杀稿件，逮捕和杀害进步报人记者。如于1934年11月暗杀《申报》主持人史量才等。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主要报刊有：1927年10月在上海创办机关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至1932年7月停刊共出52期，瞿秋白等编辑。1928年11月又在上海创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1932年8月后与中共江苏省委出版的《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1931年12月，《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的联合机关报，中央红军长征后一度停刊，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改名为《新中华报》。与《红色中华》同时创刊的《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初由邓小平主编，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主编，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报纸。1931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在瑞金创刊，至1934年9月终刊，共出130期。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创刊，至长征开始时停刊共出73期，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决议、指示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1931年1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瑞金成立，这是中共创办的最早的通讯社之一，其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电讯稿，编辑《参考消息》和《红色中华》，对外播放中、英两种文字的电讯等，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民国著名报纸之一《大公报》

这一时期中间政派创办的重要报刊有：人权派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新月》，闻一多、徐志摩等主编；中国托派组织在30年代初创办的《无产者》、《十月》、《火花》；第三党193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机关刊物《革命行动》；中国国家社会党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的党刊《再生》；1925年10月创刊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办，“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抨击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于1933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邹韬奋于1935年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创办了《拓荒者》、《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等报刊。重要的学术期刊有1928年10月在广州创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创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出版的《文献丛编》；1934年在北平创刊，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的《禹贡》等。《申报》创刊于1872年，《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这一时期分别由史量才、张季鸾主持，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并对国民党的政策有所批评，影响大增。

由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1931年10月，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群众团体——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由《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的进步新闻记者及民治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系部分师生组成，有成员40多人。1932年3月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1935年秋创办中华新闻社以对外发稿，1936年5月停止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新闻中心从南京、上海向重庆、桂林转移。重庆有《中央日报》、《大公报》、《扫**报》等22家报纸。《中央日报》于1938年9月1日在重庆复刊。桂林一度成为国统区进步报刊的中心。《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在上海出版，上海沦陷后停刊，1939年1月在桂林复刊；《国民公论》1938年9月在武汉创刊，1939年1月迁桂林出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1940年11月创刊，1942年10月停刊，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戏剧刊物。抗战时期，国民党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日报》，除重庆版外，还发行成都版、福建版、安徽版、梧州版；另一方面发展了地方党报，据1944年统计，各省市党报有41家，县市党报397家；同时也扩大了军报系统，至1943年有军报200家。据194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处统计，国统区报刊共1000多家，其中国民党党部、军队和三青团的就有670多家。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广播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抗战前夕国民党官办电台20多座，到1938年仅余六七座。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两天后，中央台停止在南京的播音，次年3月10日在重庆恢复播音，这期间，汉口广播电台、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长沙广播电台联合代替了中央台的播音任务。西南最大的昆明广播电台也于1940年8月开始播音。经过恢复和重建，至1944年，国民党官办电台已达23座。

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兴办自己的报刊。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1939年1月起改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同年2月7日起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至1947年3月17日终刊，共出2130期，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后为陆定一），这是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日报。抗战时在延安出版的报刊还有1939年1月创刊的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4月创刊、中共中央青年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青年》；1939年10月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40年2月创刊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国文化》等。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报刊有晋冀豫的《中国人报》、晋察冀军区的《抗敌三日刊》、冀中根据地的《冀中导报》、晋西北根据地的《新西北报》、冀东根据地的《冀东日报》、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等。抗战时期，经中国共产党一再交涉，国民党政府同意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报刊，于是，《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在汉口创刊，1938年12月迁至重庆。1938年1月，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1938年10月迁重庆出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

重庆《新华日报》旧址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的报刊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机关刊物《抗战行动》于1938年2月在武汉创刊，武汉沦陷后停刊；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于同年6月在汉口创刊，武汉沦陷后迁成都出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刊等。

在沦陷区，日伪为控制新闻报道出版了六七百种报刊，建立了五六十座电台，成立了“中华通讯社”等机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冒生命危险在沦陷区出版和发行抗日报刊，仅天津、上海两地大约出现了100多种抗日报刊。1938年1月，《文汇报》在上海创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大量刊载各地抗战的新闻，日销量一度达到近10万份，居上海各报之冠，日伪机关曾多次予以袭击，1939年5月被迫停刊，后于1948年9月在香港复刊，次年6月迁回上海出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全部日伪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及其他新闻事业。《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都由重庆迁回南京。1946年，国统区已登记的报刊共有984家（实际有1832家），发行量共200万份。到1947年12月，国统区共有广播电台129座，其中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42座，其余为各省市公营、私营电台。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对新闻的控制，《新华日报》、《群众》于1947年2月被迫停刊，从此，中共在国统区不再有公开出版的报刊。民主党派的《民主报》、《民众日报》等也被封闭。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新闻事业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报刊，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邯郸创刊，社长张磐石，总编辑袁勃；1948年6月15日与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合并，报名采用《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社长张磐石、总编辑张放之；1949年3月15日迁至北平出版，同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社长胡乔木，总编辑邓拓。抗战胜利后新创办的报刊还有1945年11月创刊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1949年5月创刊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等。一些被迫停刊的报刊恢复了出版。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把具有光荣传统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交给上海和南京。1949年4月30日，南京《新华日报》创刊；5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版。同年6月，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后改为民主党派联合机关报）《光明日报》创刊。

诞生于红军时代的新华社在人民解放战争转战中进一步成长壮大。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1939年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改变社报合一体制而单独建立自身的组织机构。抗日战争期间，新华社的分支机构逐步遍布全国各抗日根据地。1947年3月，新华总社在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前两天撤离，小部分人员随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转移到晋冀鲁豫区的太行。1948年春，转战陕北的新华社工作人员和从太行转移来的新华总社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会师。1949年3月22日，新华总社迁至北平，为其成为国家通讯社奠定了基础。新华社还从1940年12月30日起试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随之诞生，这是中共试办的最早的一个口语广播电台，由于技术原因曾于1943年春暂时停播，后于1945年9月恢复播音，1947年3月从延安迁移到瓦窑堡，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1949年3月迁到北平后和新华社分开，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新中国成立前夕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后又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