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医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工程学

民国时期，我国的医学、天文学、气象学、工程学及其相关事业，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医学

民国以后，随着现代西方医学的进一步东传，我国的西医事业在晚清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步。

这一时期，著名的西医院校有协和医学院、沈阳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其中协和医学院成就最为突出。

研究团体和机构中较早成立的是中华医学会，1915年由一些留学生及英美教会在我国创办的医校毕业生发起，它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历时最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同年11月，该会主编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此后除一两次脱刊及一次短期更换刊名外，一直维持不衰，成为中国医学界最为权威的学术刊物。该会成立之后，便致力于引进近代西方医学，1916年由该会发起的医学名词审查会，在统一西医名词中译名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一较早的组织是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它成立于1915年8月，主要由留日学医归国者所组成，1923年前只出年刊，此后则刊行《中华民国医药学杂志》。

其他重要的组织还有中国博医学会，全国医师联合会，中国生理学会、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等。

从具体研究成果方面看，民国时期我国西医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1．解剖学　解剖学在当时尚属一门新兴的学科，民国之初，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它，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研究者日益增多，其中马文昭的线粒体研究以及红血球内的核质研究最引人瞩目。此外，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孙宗彭、吴功贤也有较大贡献，前者从事的是白鼠胃的表皮细胞在饥饿时的形态变化研究，后者研究的则是细胞内的哥基氏体。

2．放射线应用　放射线应用同样是一门新兴的课题，得到各国医学界的关注。在我国，起步稍晚，直至1918年时，才有首例应用放射线治疗之事，即由北京大学医学院及协和医学院的谢之光、吴静共同主持的放射线治疗试验，试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

3．营养学　1921年王赞卿与西方学者合作分析35种中国食物成分并写成专论，成为国人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此后，研究者渐多，其中王季臣的燕窝及皮蛋之成分及蛋白质研究、王兆之的皮蛋研究，亦有一定成就。此外，国人这方面的专论还有《中国医院膳食调查》、《婴儿与膳食委员会》、《汕头居民小便成分》等。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后，研究工作更是蓬勃展开。

4．瘟病防治　这一方面以伍连德最为出色。伍氏不仅是我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还是我国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著称于世的“鼠疫斗士”。1911年，在他的有力领导下，肆虐一时的东北大鼠疫4个月内就被扑灭。接着，他还倡议与主持了在我国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后来，又为流行于我国的几场鼠疫及霍乱疫病的相继扑灭做出过突出贡献。

伍连德一生著述丰富，主要作品有用英文与王吉民一起合撰的《中国医史》、《鼠疫概论》等，各种专论则有数百篇之多。

与西医相比，民国时期中医的发展道路要坎坷些。由于在诊断及治疗的方式上，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彼此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废止中医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医的处境也日益困难。废止中医之论始于清末，不过仅出自民间，而民国后废中医论者渐多，遂成为一股极大的势力。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对于废中医之论也基本上持赞成态度，以压制中医。如民国元年新定学制，便将中医摒于教育门外。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又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为争取合法地位，摆脱窘困的处境，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民国元年新定学制颁行后，中医界随之便举行了“救亡”请愿，1914年11月，神州医药总会叶晋叔等代表19省市中医“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国务院请愿，要求中医加入学系，此后大的请愿活动共有9次之多，如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反对废止中医案，1929年12月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反对歧视中医等。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医界为求得生存，还积极提出“中医科学化”口号，并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在此斗争历程中，传统的中医学也不断得到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恽铁樵一马当先。1922年，他撰写《群经见智录》，对《易经》、《内经》的基本理论提出创见，成为我国近现代研究中医理论的集大成者。该书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上，科学地解释了《内经》体系，指出《易经》与《内经》的基础在四时，二者的主要理论都是从研究自然界最明显，最常见的变化规律而来，这样就揭开了《易经》、《内经》的神秘外衣。五行、六气皆为四时而设是恽氏的又一创论。基于这一思想，恽铁樵第一次强调指出五行相生的顺序与四时递变相同，所谓“内经五脏即四时的五脏”，一句话揭示了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的奥秘，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在客观上也捍卫了传统中医体系的完整性。

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是对《内经》研究的另一力作，也是现代中医界最早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系统地研究《内经》的专论。作者以维护中医体系为己任，在剖析了当时研究《内经》的几种倾向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内经》的指导思想即是辩证法。接着，作者详细阐释了《内经》的基本内容，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强调中西医体系不同，并提出独到的改进中医的见解，为《内经》研究的拓展做出了空前的贡献。

此外，张锡钝的《衷中参西录》也是此期中医学研究的硕果。他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了脏象学说和解剖生理互证，重点研讨了肝左脾右说，脑为元神心为识神说，难经言心脏七孔三毛与近代解剖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三焦即输尿管，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相通，脑充血与薄厥相近，难经论肺为五脏六腑之所终始相当于生理学上的小循环等汇通学说，从而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张锡钝有“实验派临床大师”的美誉，他的《衷中参西录》也是中医临床方面的杰作。

该书在现代中医书中流传最广，至今仍经得起检验。张锡钝自觉地接受现代实验科学方法，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切身体会来求知，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细致观察和描述病情、体验药效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代新的学风。后人在评价他时，指出他的最大成功处即在于：建立完整的病历，及时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伤寒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曹颖甫的《伤寒发微》、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包识生的《包氏医宗》、谭次仲的《伤寒评志》、黄竹斋的《伤寒论集注》、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阎德润的《伤寒论评释》等。由伤寒论的研究我们便可明显地看出民国时期医学的进展。

这一时期，伤寒论的研究远远突破了对张仲景原文的校订、训诂及对个别疑难条文的阐释，而进入到基本理论问题的开创性拓展阶段，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充分显示出现代中医学的进步。

对伤寒病名的含义，各家对照中西学说，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对西医感染性疾病的理论核心——细菌学说，一半以上的论著都给予了详细的阐述；另外，在伤寒转变、六经含义、六经提纲及一些重要条文的解释上，也均取得了较大的突破。[14]

在西方医学东传方面，以丁福保最为引入注目。他一生致力于翻译医书、出版杂志、组织医会、创办医院、疗养院，著述丰硕，被誉为是一代学术名家。

1900年，丁福保编印了第一本通俗的西医常识书《卫生学问答》。1914年，他将由日文译成的68种医学著作编成《丁氏医学丛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一举获得柏林及罗马的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自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丁福保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编辑《中西医学报》，历时20年，迅速而又大量地把现代医学知识介绍给国人，适应了当时中国医学界渴望新学的需要，对促进中医界了解西医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他这一段时间的译作超过了自1851年合信起的所有教会译著的西医著作之总和，此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在介绍和普及西方医学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在传播西医的同时，丁福保还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中医科学化”这一口号最早便是出自于他。因此，在民国医学史上，丁福保的地位不容忽视。

此外，在整理中医文献方面，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等人也有贡献。他们整理出版医学书籍数千种，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四部总录·医药编》等；在开办中医教育培养中医人才方面，此期共创办了中医学校百余所，其中成就较大者约30余所，中医因而后继有人。同时，中医报刊也出版不少，约500种，较重要的约100种，中医组织团体则达1000多个。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西医、中医学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在发展历程中，二者一度出现了对立与抗争，但最终的趋势则是中西汇通，一部民国医学史便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中医发展历程中，最早提出并且贯彻始终的一个口号便是“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融、互补的一面，只有走汇通之路，才能使得彼此都得到健康的成长。

二、天文学与气象学

民国之初，我国的天文与气象事业尚未分家，天文观测及研究很大程度上附属于气象工作。

民国政府迁都北京后，教育部派员接管了清政府的钦天监，建立了“中央观象台”，并成立了历数科，由高鲁主持。

1915年，中央观象台以中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出版了《观象丛报》，月出一册，每册的前半部分以天文为主，也包含气象资料，后半部分则都是气象记录，其中大多是依据国外气象资料加以编译而成。虽然如此，在当时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天文知识的作用，并且和国外出版物的交换，也打开了一条中国天文气象事业与国际交流的渠道。

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使国人对天文，气象事业逐渐重视起来，天文气象事业因此不断得到发展。1922年10月，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两年后出版了《中国天文学会会报》。1924年10月，中国气象学会也在青岛宣告成立，张謇、高鲁担任名誉会长，蒋丙然、竺可桢分别担任会长及理事。天文与气象这才实现了初步分工。

1928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分别建立了天文研究所与气象研究所，自此，二者正式“分家”，各自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研究和建设的成果也不断问世。

天文事业方面，最突出的成绩是193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落成，这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座国立天文台，也是我国自己建立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其大部分仪器都由国外购进，设备精良，拥有包括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当时远东最大望远镜）、135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仪在内的现代化设备，一时号称“东亚之最新式”。此后，我国的天文事业逐渐闻名于世。

天文学研究队伍中，以陈遵妫、张钰哲最有成绩。前者在1930—1937年，先后出版了《流星论》、《宇宙壮观》、《星体图说》、《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恒星图》等7部专著。

张钰哲早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发现“中华”号小行星，回国后于1933年出版了专著《天文学论丛》。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天文所西迁，在昆明东郊建立了我国西部第一个天文台，并于1941年成功地观测了日全食。

气象学和气象事业方面，也有一定进展。1929年，南京钦天阁气象台落成，至1933年，全国各地的气象台已增至7处。

研究机构中，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发表的有价值专论不少，其中《华北雨量的变率》较为著名，它指出华北地区大部分地带雨量的变率都超过20％，因此华北旱灾频繁；此外，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拉萨之气候》、《西藏高原及其四周之雨量》、《四川气候区域》、《中国高空气候初步检讨》、《中国气候区域新论》、《中国夏季风之进退》等。

气象学研究队伍中，蒋丙然、竺可桢、陈遵妫、陈正祥等成绩突出。竺可桢1929年起就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着力进行地面测候、高空测候及利用国内外预测报告按日绘制天气图来预告未来天气的研究工作。1931年，他出版了专著《中国气候区域》、《南京一年来之飑》；蒋丙然对气象学基本理论和台风研究有素，曾著有《实用气象学》、《气候学》、《气象器械及其观察法》等；陈遵妫则著有《农业气象学》、陈正祥著有《中国之霜期》、张印堂著有《云南气候的特征》等。

三、工程学

民国时期，我国的现代工程学事业在清末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

1913年，中华工程师会宣告成立，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出任会长。该会成立后，很快便刊行《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并出版了詹天佑的《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及《华英工程字汇》等，以宣传工程科学。

此后至20世纪20年代，我国工程学的主要成就是著名的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编写的6卷本的中技教科书《机械学》，这是我国第一本由国人自编的工科大学教科书。

20世纪30年代后，水利工程学及桥梁工程学进展迅速，为世人所瞩目。

1932年夏，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李仪祉领导完成了引泾第一期工程，灌田20余万亩，之后进一步扩大工程，更使灌田面积猛增到70多万亩，开创了我国现代化灌溉工程史上的新纪元。

1933年黄河大决口后，李仪祉调整研究方向，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黄河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西北灌溉问题、水土保持问题、农林牧业结合问题、黄河中游灌区的排水改碱等一系列重大疑难问题之上，并被任命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为了解决黄患之祸，他先后发表学术专论50余篇，为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桥梁工程学方面，最有成就的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桥梁工程学家茅以升和李国豪。

茅以升于1934年11月担任钱塘江大桥这一重大工程的总工程师，负责主持大桥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1937年9月15日，钱塘江大桥落成，全长1322米，上层行走汽车与人，下层铺单轨铁道，气势极为恢弘。它的建成使沪杭甬铁路贯通，东南七省的公路连接成网，在我国现代工程学史上，又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李国豪1938年赴德留学，1940年发表专论《悬索桥按变位理论的实用计算》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出桥梁建筑史上的变位理论实用计算法，把悬索桥承受压力的计算形象地变化为轴向拉力的梁来计算，从而改变了以往那种直接求证桥梁承受压力的计算方法，为桥梁工程专家们解决了一项重大疑难问题，推动了桥梁工程学的进展。

机械工程学在抗战时期也有一定发展。据经济部核准的专利统计，1938—1944年，机械及工具类发明创造及专利申请达到60件。1944年6月中国钢铁专家周志宏因其对大后方合金及合金钢的炼制有许多发明、改进，而获美国芝加哥钢铁厂钢铁技术研究会金质奖章一枚，成为世界冶金界有特殊贡献的21位中的一位，为我国的科学界赢得了荣誉。

注释

[1] 《中国科学之回顾》，《文化先锋》第3卷，第4期，1943。

[2] 关于受损程度及内迁的阶段性、内迁路线、内迁后研究机构的布局等情况，参见张瑾、张新华：《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科技进步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此节所述有关抗战时期科技的发展及特点，多参用此文。

[3] 李约瑟：《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质科学》，《战时中国的科学》（一），97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

[4] 孙本文：《中国战时学术》，181页，上海，正中书局，194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孙本文：《中国战时学术》，181页。

[7]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

[8]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

[9] 《地质力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地质评论》第28卷，1982，第2期。

[10] 《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1934年5月。

[11] 《著名生物学家陈桢教授》，《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

[12] 同上。

[13] 李祉川、陈歆文：《侯德榜》，7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14]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55～261页，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2。另此节关于医学方面的论述，多参用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