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率先拓进
一、地质学和地理学
在民国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地质学走在最前面。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下就设立了地质科，由章鸿钊任科长。它一成立，便向各省下达公文，征调地质专业人才、地质参考品及各省地形地貌图，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特别是所长章鸿钊，连续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强调地质调查之重要，提出“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进而呼吁：“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图，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材，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7]，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为地质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不久，北京政府工商部也成立了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研究所，并招收了第一批地质专业的学生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祐、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谭锡畴等22人，这是我国第一批经过正式培训的地质专门人才，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的中坚力量。
民国初年，新兴的地质学队伍在丁文江等人的带领下，对正太铁路沿线及云南、川黔边界地区进行了为时两年的大规模地质调查，得到了初步锻炼。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报告》，成为我国第一篇用中文撰写的地质报告。
1916年3月，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出任所长，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地质调查与研究机构，也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专业研究机构。它下设地质调查、古生物、新生代、经济地质、工程地质、地球物理、燃料、土壤等研究室。以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创建为标志，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各高校的地质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1918年，它恢复了地质系，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W.Grabau）及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谢家荣等前往任教，课程逐渐完备，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喜人局面，各方面成果陆续问世。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正式组建，章鸿钊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创办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1926年后，又出版了《地质评论》。
继北京大学恢复地学系后，1927—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也先后成立了地学系，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
各方面研究的开展、人才的集中、队伍的壮大，所有这一切为地质学新纪元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又加速了这一进程。1928年，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挂牌，两年后，北平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也创建起来。
接着，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福建等省都成立了独立的地质研究机构，地质事业，在大江南北的广阔大地上开展了起来。
民国地质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质调查方面 地质调查所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王竹泉调查山西，谢家荣调查甘肃、湖北，刘季辰调查云南、浙江，谭锡畴调查山东，他们足迹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1921年翁文灏主持所务后，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东北至黑龙江，西南至云南，西北至甘肃、青海，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版图。这些大规模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各地的地质、矿产资料，为地质学各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地质构造与地层运动方面 这方面课题是整个地质学的一大难点。因此，它的成就大小，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地质学的发展水平。在这方面，我国地质学界取得的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为祖国的自然科学赢得了荣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章鸿钊就大胆地将相对论运用于地质学研究之中，认为“大体言之，时代愈古则距离愈大，地层愈分则失之愈易，两地相距愈远，则比较推测之结果愈不可恃”[8]。由此提出著名的“级求法”，即时代与层级间的对比关系，必当由远而近，以此类推，以时距较大者为单元，以纪为时代单元，将全球以东西经度、南北纬度为准，划分为无数极小区域，以任何区为中心，列于其周者为带，由近而远等。还提出“时准”概念，即地质单元必须与地层时代（代、纪、世、期）相一致的概念，这在当时令地质界同人耳目一新。
在地壳运动的研究上，李四光、章鸿钊、黄汲清、翁文灏、孙健初等群英荟萃，光彩照人。他们的成就，充分显示出我国新兴地质学界的坚强实力，为地质学日后的进一步腾飞，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仅就他们的各自成就，略作介绍。
章鸿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生代地壳运动及中国大地构造理论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对此进行了集中论述。在《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中，他着重论述了震旦方向与地壳运动方向，火山岩系地质时期，震旦运动的五期划分，震旦运动与火成岩间的关系及震旦运动的成因。文中首先界定了震旦运动这一术语的涵义，并将它划为五期，五期运动方向多与震旦方向即北东——南西近于垂直，指出它是造成中国东部中生代以后褶皱的侧压力的主要方向。文中还特别论述了造山运动，指出五期运动中均发现有逆掩断层及倒转褶曲等，认为这正是造成中生代后造山运动的明显特征，所有这些，立论新颖，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一文中，他根据震旦运动与火成岩的特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造成中国东部中生代后褶皱侧压力走向的问题，认为这些力均是东部沿海地向斜沉积所导致的岩浆往返流动所形成的波动引起的。文章对比了太平洋东西岸的造山运动，认为从侏罗纪以来大致相同，力源来自于太平洋中部，涉及东西大陆沿海各区域。由于放射性所产生的热量，发生巨大的喷发，喷发的物质形成了月球。月地分离后，地球失去大量物质，由于等压的调节，导致了一场规模巨大、覆盖面广的地壳运动。南北美地壳向西移动，澳洲向东急进，印度与南极大陆相继分离，印度大陆向北推进，于是造成了太平洋两岸运动的同时性。在当时中国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理论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情况下，章鸿钊对太平洋区域地壳运动的认识与探索，极富有启迪性。
不过，在这一方面，成绩最大的还是李四光。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赴日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回国参加留学生考试，列为最优等，被清廷赐为“工科进士”。1913年他又赴欧留学，5年后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毕业。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地质学研究事业，为我国地质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在李四光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华北地区在临近地质时期是一片沙漠，根本不可能存在冰川。而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大胆推翻了这一论断。1922年，他在英国《地质杂志》上发表专论《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明确提出这里存在过冰川，从而打破了中国地质学界在冰川研究方面的沉寂局面，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学界的高度重视。
1926年，他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断，即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是地壳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对此，时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为研究地质构造与地壳运动的规律，提出了一份新的蓝图”[9]。
1929年，李四光发表专论《东亚一些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一文，提出东亚地质构造有七种形式，并分别命名为：山字型、多字型、帚状、帚——三角状、入字型及膝型，而其中山字型是发育最广泛、最易被识别、因而也是对地壳运动最有用的一种构造型式，这一观点也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之前，李四光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科研成果之一，就是对中国第四纪存在冰川现象的发现和论证。长期以来，国际间充斥着中国内地在第四纪并不存在冰川的结论。但李四光通过亲自在太行山麓和大同盆地的实地考察，推翻了这一结论。以后，他继续在长江两岸特别是庐山实地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于1930年写出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上划时代的名著《冰期之庐山》一书。这一发现，不仅对地质学，而且对于古人类学都具有重大价值。1935年，李四光应邀到国外讲地学，讲稿后来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出版。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在国内外引起颇大反响，被李约瑟称之为“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质学著作”。
此外，李四光还修正了长江三峡寒武纪地层的划分，确定了冰碛层的层位，奠定了南方“震旦系”的分层标准，《火成岩侵入体之新研究法》、《中国北部古生代含煤系之分层及其关系》等，就是反映他这些成就的重要著述。
在二叠纪的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要数黄汲清。当时，对于二叠纪，国际地质界原来是以苏联乌拉尔西坡Perm地区作为标准地层的，而黄汲清认为，以此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实在不理想。于是，他根据自己在中国南方实地考察的资料，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的二叠纪应分为船山统、阳新统、东平统的看法。为此，他陆续发表了《中国南部之二叠纪地层》、《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并最终取得了国际地质学界的认可。在1933年召开的第16届国际地质会议上，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舒可特（Schu Chert）宣读的世界二叠纪总结论文，采用的就是黄汲清的研究成果。
1926年，在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翁文灏代表中国地质学界首次提出了中生代侏罗、白垩纪时期的大规模造山运动，并命名为燕山运动（因在我国燕山一带表现最为明显而得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28年，由著名的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撰写的区域地质研究专著——《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对地层提出了崭新的划分方法及命名，为开展区域地质研究作出了表率。6年后，他又根据自己在黄河上游及长城沿线的地质调查结果，写成《南山及黄河上游之地质》与《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的论著，对贺兰山一带的地层及地质构造，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4．北京人之发现 北平地质调查所成立后，十分注重地质调查工作，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及手段，对北京周围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1929年12月2日，斐文中等人于北京西南周口店猿人洞底发现了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瞩目。
由于以上诸方面的重大成就，在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地质学成为最辉煌的一门学科。
与地质学相关，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地理学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国内各高校如东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师大、东北大学等都先后设立了地学系。1934年，我国还正式成立了全国性质的中国地理学会。1940年，又正式创建了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民国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区域地理方面中国地理研究所对汉中盆地进行了集中考察，先后出版了200多页的《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并附图集一册，详细论述了汉中盆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气候、资源等方面的状况，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1．经济地理方面 中国地质调查所完成对江西、湖南两省的调查后，先后发表的《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与《湖南之锑矿》，是这一方面研究的典范。其他的专著如《贵州遵义土地利用》、《四川桐油之生产与运销》、《福建之茶》、《云南省呈贡县落龙河区土地利用初步调查报告》等，不胜枚举。
2．地形与地图绘制方面 民国时期，我国地理学研究人员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各个角落，吴尚时的《东北地形》、《巫峡》，丁骕的《新疆之自然区域》，黄汲清的《秦岭及四川地质志》，刘季辰的《江苏地质志》，侯德榜的《黄河志地质志略》，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便是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丰硕成果。
1924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合作出版了中国分省地图集，将全国划分为22区，并分别绘制了地文及人文两种图示，为地学界普遍采用。此外，亚新地学社及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也各自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地图集。
3．土壤方面 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了《中国土壤概要》，附千万分之一的土壤概图，极富学术价值，而其《四川之土壤》，则成为分省土壤志的典范。
二、生物学
在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生物科学也是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的学科。它的继起，不仅为地质学的拓进提供了助力，也为其他各门学科作出了有力的示范。
早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各大院校便先后设立了生物学系或相应专业。如南京高师1912年设立农科，北京农业专科学校1913年设立生物专业，北京大学1916年创设生物系等，开始进行人才培育、创建标本室及实验室，从事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由于国内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生物学研究人员的早期论文都是在国外完成并用外文写成的，如钱崇澍1916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1917年发表的《钡、锶、铈对于水绵的影响》，就分别属于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方面最早的专论。
此后，在科学思潮的推动下，生物学研究逐渐为国人所看重。1918年，杜亚泉等人编写的《植物学大辞典》问世，其后，《动物学大辞典》也隆重推出，填补了生物学发展的一项空白。
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我国早期生物学工作者开始了大规模的植物采集与研究活动。如执教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从各省采集植物标本数千号，奠定了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基础；钱崇澍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植物标本室，研究江苏全省植被；陈焕镛于金陵大学森林系创设树木标本室，对各类树木展开专项研究；任教于东南大学的胡先骕，1922年率队入浙江及江西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采集工作。
在这些早期生物学者的努力下，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宣告创立，下设动、植物两大部，植物部由胡先骕、钱崇澍主持，动物部由秉志等人主持。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现代生物研究机构，它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生物科学的发展。
不久，我国第一部大学动物学教本——《近世动物学》由薛德焴编译出版，一些地方院校如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也纷纷添设生物学系。生物学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发展步伐也大大加快。
1927年，中国自然科学社宣告成立，并着手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接着，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秉志、胡先骕等人又在北平创立了著名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分设植物与动物两部，由胡先骕、杨帷义、寿振黄等人负责。初期，调查所主要在河北省进行标本采集工作，后得到基金会的帮助，力量日益壮大，出版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专刊，成为国内生物学界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刊物。
由于北方生物学迅猛发展的影响，南方生物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农村植物研究所成立，陈焕镛主持其事，研究人员专门搜集两广、湖南的植物，其中，以对海南岛的采集规模最大、收获最丰，所得标本不下10万号，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研究基地之一。
1930年，享有盛名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先后成立，分别由秦仁昌、刘慎锷负责。前者1934年后在罗宗洛主持下，扩充内容，相继设立分类学，生理学、藻类学、真菌学、形态学等研究室，使得研究范围逐渐向纵深扩展。后者则主要从事对我国西北部与北部植物的研究。
此外，比较有名的研究机构还有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与西部科学院，前者主要进行分类学、寄生者及海洋生物调查研究，后者则由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在重庆北碚创建，是我国西部最早设立的一个生物研究机构。
随着各方面专项研究的进展和研究队伍的壮大，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重庆北碚召开了成立大会，其专刊《中国植物学会杂志》每年出版1卷，每卷4期，同时还发行不定期的英文刊物，向国外植物学界介绍我国的研究成果，以增进交流，扩大影响。两年后，中国动物学会也于北平宣告成立，至抗战前夕，会员已达100余名。
抗战爆发后，各大机构纷纷西迁，研究工作受到了一定阻碍，但随着一些新机构如“西北植物调查所”、“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的设立，生物学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至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生物一组就占了25名之多，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一。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中国现代生物学各相关学科的创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下面，分类对各领域的主要成绩作一概述。
1．植物分类学 在我国现代植物学中，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起步最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陈焕镛教授。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是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陈焕镛（1890—1971），广东新会县人，自小随父亲在美国长大并受西式现代教育，1919年获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学成归国，先后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他出任中山大学植物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多次率队赴香港、广州北江、鼎湖山等地采集标本，短短的一年时间之内，便搜集到珍奇标本2000余号，为日后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材料。1928年，他亲手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并陆续创建了植物标本室、图书室、植物标本园及实验队，使之迅速成为南方植物学的一个重要基地。
为了更进一步展开研究，从1928年7月至1934年2月，陈焕镛率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采集队，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宏大的采集工作，采集次数达90多次，历时2113天，足迹遍及全省五分之三的地区，所得标本28967号之多，不论在科、属、种数上均超过香港植物园50年所采集的标本数。[10]截至1938年，该所储存的珍贵植物标本已达15万余号，跃居全国同行领先地位，也为赶超世界权威机构奠定了基础。
在丰富的标本基础上，1930年，陈焕镛主持的农林植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植物分类专刊Sunyatsenia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成为我国首次发行的英文版植物学学报，在国内外植物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9—1937年，他与胡先骕合作，出版了5卷本的《中国植物图谱》，成为研究植物分类学的重要参考书。
由于在这一方面的巨大成就，1930年，陈焕镛应邀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又受我国政府及学术团体的派遣，作为中国五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世界植物学第五次大会。正是基于我国植物学的较大进展，大会议程特增加了中国植物研究这一议程。在大会上，陈焕镛代表我国植物学界作了《中国近十年来植物科学之发展概况》的发言，详细介绍了我国植物学研究的成就，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广泛关注，他们听完发言后，纷纷表示支持我国的植物研究工作，同时大会还推举他与胡先骕为国际植物命名规律委员会委员。1935年，他又出席了在荷兰召开的世界植物学会第六次大会，并被大会选为世界植物学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2．植物形态学 植物形态学也是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从1922年起，张景钺等人便致力于此一领域的研究，对植物形态的发生与形成、实验光线对植物发生与特化的影响，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见解，从而成为这一领域的卓越奠基者与研究骨干。
各类植物的具体研究：
蕨类植物方面，主要的成就是秦仁昌编辑出版了《中国蕨类植物图谱》，共4卷，详细阐述了各类蕨的特性，并附有大量的图谱。这是当时蕨类研究的最重要书籍。
藻类植物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才有所起色。其中，李良庆的淡水藻研究、曾石奎的海藻研究比较突出，发表的专论达10余篇之多。
菌类植物的各个种类，此期也都展开了研究，戴芳澜、邓叔群等人最有成绩。其范围涉及竹鞘寄生菌、白粉病菌、赤星锈病菌、藻菌、茯苓等各类，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邓叔群主要研究的是黏菌、纵裂菌、黑彀菌、盤子菌、多孔菌、木耳科菌、多刺菌等类菌。进入30年代以后，菌类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沈其益的半知菌研究、王云章的锈菌研究、贺俊峰、王明德的华北真菌研究、阎贺玉的黑穗病菌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动物遗传与行为学 这一方面最有成就的是金鱼遗传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成就者陈桢（1894—1957），为我国早期著名的生物学家，鱼类遗传学的先驱者，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之一。
陈桢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摩尔根，专议遗传学，回国后即任东南大学农学院动物系教授并兼中国科学社研究员。
在实验方法上，陈桢以1900年西方学者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之后，用不同的观点与方法研究遗传问题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提出联合运用实验**法、胚胎学、细胞学和生物统计学的方法，这在当时可谓是一大创举。
自1923年起，陈桢就开始研究金鱼的演变问题。他先后调查和观察了南京、扬州和上海所有金鱼玩赏家多年来所收集珍藏的稀有品种的标本及其饲育场，并以通信方式收集天津、苏州与广东等地的金鱼品种资料，基本上掌握了全国所有常见的品种及大部分的稀有品种资料。
在此基础上，1925年他写成《金鱼外形的变异》，发表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论文丛刊》上，一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称赞，时至今日，仍被当作动物遗传学的经典实验事例。
此后，陈桢的劲头更足，研究愈加深入。他对金鱼的**，用细胞学与胚胎学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实验，在金鱼的变异、发育、遗传、进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与主张，先后发表专论10多篇，许多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动物行为学研究，也是陈桢着力攻克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当时，这仍是一门新兴学科，只在一些先进国家才开展有这种研究。为了填补我国的这一空白，1931年，陈桢在清华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动物行为学研究生。1935年后，他又将蚂蚁社会对个体活动（主要是筑巢）的影响这一无人涉足的崭新课题，列入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实验，他提出：“社会性的增进在蚂蚁中比在人类或其他动物（鼠、母鸡、金鱼）中要大得多”，其原因则是“蚂蚁远较人类、狐、母鸡、金鱼具有更高度的社会性的缘故，以致它们更容易受到隔离或成群的影响”，而“蚂蚁群体的大小对于个体活动工作效率的影响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新见解[11]。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蚂蚁的筑巢能力随个体而异，因此，他便着重探讨“蚂蚁中的领导蚁与随从蚁之间的关系，检查领导蚁与随从蚁之间在生态和生理上的区别，研究被隔离的领导蚁和随从蚁的筑巢活动，组成人工的领导蚁群和随从蚁群，并作为整体来研究这些群体的行为”[12]。
这些研究，为我国动物行为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昆虫学 这方面的成果较多。比较突出的有胡先甫的专著《中国昆虫名录》。它收录了当时全国的各类昆虫18000多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生物学界也居于领先地位。
农业昆虫学方面的重要专论，以尤其伟的《中国虫害问题及其解决之我见》为代表。它列举了当时已调查的重要害虫278种，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防重于治”的解决方案，受到了同行的关注。
1934年10月，“昆虫趣味会”在南通成立，其主要活动便是讨论昆虫问题及搜集标本。该会自费创办的《趣味的昆虫》，1935年4月起发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35年10月，我国昆虫学史上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基础理论专著——《虫学大纲》出版，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奠基人尤其伟。该书的内容丰富，他根据我国自己的材料，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构筑昆虫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为当时综合性大学和农科大学的昆虫学教学提供了较完备的教材，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微生物研究 在原生动物研究方面，王家楫等人取得了较大成绩。他们自1925年起，先后调查了南京及厦门的淡水和海水里的鞭毛虫、纤毛虫、根足虫、寄生鞭毛虫等，发表了有价值的专论10余篇。
细菌研究方面，汤飞凡最为突出，他先后担任过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细菌学系主任、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教授、细菌学系主任、英国国立医学院研究员等职，在美国的《实验医学》、《细菌学》、《免疫学》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疤疹病毒的免疫学研究和疱疹性脑炎问题》、《对疤疹致病因子的进一步实验》、《对狂犬病病毒和疱疹病毒的补体结合反应》等多篇专论，为细菌学、病毒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秉志、董聿茂、寿振黄、何锡瑞等人分别在解剖学、普通无脊椎动物研究、鸟类及最高哺乳类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有见地的论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