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20世纪初汉晋简牍、敦煌写本的发现，成为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罗振玉《殷墟书契》

民国初年，研究甲骨文最有成绩的有罗振玉、王国维、容庚、唐兰等人。1911年，罗振玉从历年收集的甲骨中精选3000余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8卷，于1913年出版；1914年，他又在日本编成《殷墟书契菁华》，后两年又作《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王国维为英人哈同将所得甲骨编成《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他还利用甲骨文资料写成《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8篇重要论文。其他还有黄心甫的《邺中片羽》，容庚、瞿润缗的《殷墟卜辞》，唐兰的《北京大学所藏甲骨刻辞》，孙海波的《诚斋殷墟文字》，李亚农的《殷契摭佚》，胡厚宣的《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华西大学所藏甲骨文字》。研究汉晋简牍的著作有向达的《斯文海定楼兰所获缣素简牍遗文抄》，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及其《考释》、《补遗》、《附录》，王国维的《屯戍丛残》、《流沙坠简补正》，罗振玉的《简牍遗文》，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等。研究敦煌文书的著作有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向达的《敦煌丛钞》等。

1912—1927年，我国开始出现了初期的科学考古活动。

1918年起，中国北洋政府开始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聘请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作矿业顾问，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的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采集到一批化石，1926年，师丹斯基在研究这批化石时，发现了一枚人牙化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921年，安特生、师丹斯基及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地质学家袁复礼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石器和陶器，其中以彩陶为显著特征，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之后，安特生又到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又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安特生根据在仰韶和甘青地区的发掘著有《中华远古文化》、《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朱家寨遗址》、《河南史前遗址》等论著，将这些地区远古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期，并认为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地区传来的，甘肃北山与南山之间及兰州附近黄河流域为其交通上的孔道。

安特生所做的考古工作比较粗糙，他的一些结论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受到了修改和否定。但他在周口店首次发现人牙化石，以及在仰韶进行的首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仍具有重要意义。

和安特生大约同时在我国搞考古调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德日进于1922—1923年在河套地区的宁夏银川水洞沟和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了河套人。

在欧洲的近代考古学影响下，中国开始建立考古学的学术团体，并主持野外发掘工作。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研究室，马衡任室主任。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又设立考古学会。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并不很大，主要是一些石器、骨器和陶器，发掘报告《西阳村史前的遗存》于次年出版。这样，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近代考古学就开始了。

1927—1937年，是我国在考古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

1．史前遗址的发掘方面　1927年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首次发现了“北京猿人”遗骸。1929年12月，我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该地发现了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1933年后在龙骨山的山顶洞内又发现18000年前的8个人类个体，其中较完整的有3具，为我国新人化石，蒙古人种的祖先。1930—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的李济和梁思永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它区别于仰韶彩陶，被称为“龙山文化”。这次发掘的成果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梁思永又在安阳后岗进行发掘，发现小屯殷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相叠的地层关系，解决了仰韶、龙山、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三叠层”的发现。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更昕在杭县发掘了良渚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这是在我国南方第一次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掘报告《良渚》于1938年出版。这一时期，还在甘肃的河套、吉林的顾乡屯等地发现了与“山顶洞人”同期的文化遗存。这些重大的发现，对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史前期考古学由此兴起。

2．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方面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李济、董作宾等对殷墟进行发掘，前后共15次，获带字甲骨24832片，董作宾编为《殷墟文字》甲乙编，郭沫若亦将部分编入《卜辞通纂》。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对殷墟进行发掘，得到甲骨3656片，由关伯益编为《殷墟文字存真》，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

3．简牍发掘方面　1927年中国以学术团体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由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到西北进行考古工作，考察持续到1933年，于居延故塞发现汉代居延都尉府的简牍11000多枚，于罗布淖尔得汉代简牍及其他古物，于吐鲁番发现高昌古墓群得陶砖甚多，又于库车得壁画及写经，还有其他出土文物，以后陆续发表了《罗布诺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砖集》，这就是著名的新疆考古“三记二集”。劳干则根据“居延汉简”写出了著名史著《居延汉简考释》。

4．西安宝鸡周秦墓的发掘　这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成果。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组织到陕西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发掘，由徐炳昶领导，黄文弼、苏秉琦等参加，发掘了这一地区的周秦及汉代墓葬，历时两年。后来，由苏秉琦将宝鸡斗鸡台处的周秦墓葬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于1948年发表了《宝鸡台沟东区墓葬的报告》，在报告中，苏秉琦首创按器物形制学划分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共存关系，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方法，为后来的形制学研究树立了楷模。同时，他在研究中还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把我国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肆意摧残中国文化事业，对文物或掠夺或焚毁，据1945年10月“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登记，战时文物损失共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为避免文物少遭日军破坏，中国考古机构将所藏文物西迁。七七事变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着手选择藏品，分装多箱，一部分密存南京朝天宫故宫仓库和上海兴业银行，大部分珍品则于1937年7月离宁迁汉，旋入川，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库贮藏。1939年5月重庆遭日本飞机轰炸，6月中央博物院文物分3批迁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1940年6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昆明遭日机轰炸，8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家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1937年8月运出第一批，由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最后到贵阳安顺，1944年再迁巴县。第二批文物从水陆两路抢运，水路经汉口、重庆到乐山，陆路从南京下关装火车，经宝鸡、汉中、成都到峨眉。

中国考古学者在抗战后方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开展考古工作。

1937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邀请留学欧美的吴金鼎、曾昭燏、冯汉冀、夏鼐等一批年轻的考古学者到筹备处工作。1938年，他们都来到了四川。冯汉骥只身一人前往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进行考察，在汶川县清理了石棺葬，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这类墓葬。1938年11月，吴金鼎去云南苍洱境大理附近调查南诏时期太和故城、白王冢、三塔寺等遗址和马龙、龙泉、中和等史前遗址；次年3月，他和曾昭燏、王介忱发掘大理附近的马龙、清碧、佛顶等6处遗址，同时又调查发现了一些新遗址；他们将苍洱境发现的史前文化和华北仰韶、龙山文化做了比较，发现苍洱境文化中的断线压纹陶与半月形石刀具有独特性，故将其取名为“苍洱文化”。曾昭燏等对室内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在李庄等处举办了多次文物展览。

1941—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去四川彭山县双江镇附近发掘汉崖墓，清理了77座崖墓和2座砖室墓，出土陶俑等文物数百件，发现的一件陶质佛座对研究佛教传入具有重要价值。彭山崖墓还为研究汉代建筑和艺术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1942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取得了较大收获。

1942年，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敦煌组由向达负责，主要考察了敦煌千佛洞，针对少数人对敦煌壁画的破坏，提出了保护敦煌的措施。历史组由劳干负责，注重考察汉代遗迹，收集汉简。史前组由石璋如负责，开始在敦煌附近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后转往关中地区，在陕西调查了邠、乾、长安、武功、鄠、扶风诸县，共获遗址66处。

1944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方面由向达、夏鼐、阎文儒负责。他们调查了兰州十里店、西果园一带的史前遗址，又自酒泉往金塔北海子探汉代烽燧遗址、瓜州故城；5月，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11月，考察汉玉门关、阳关和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一批汉代木简。1945年春，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发掘中，从墓葬的墟土中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证据证明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他写了《齐家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正》一文纠正了安特生关于齐家期早于仰韶期的年代错误。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考古活动外，在四川还有不少零星的考古活动。1937年，中央大学金毓黻、常任侠等在重庆附近调查崖墓，后又调查清理沙坪坝汉墓。1940年，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调查重庆江北培善桥汉墓遗物。1941年，凌纯声、马长寿等在理番发掘汉墓。1942年，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进行川康古迹考察发掘，在陈家偏、牧马山老江口、李家沟等处发现了一批史前时期和汉代遗存等。

原在史语所、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尹达于1942年在延安大砭沟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还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6年，他又在华北解放区邯郸附近清理一座汉墓，首次发现了散乱的玉衣片。

1946年年底，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与乐山两处人员暨文物返运南京。1947年，故宫博物院先将乐山、巴县、峨眉3处文物集中重庆，然后全部运返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大量文物运往台湾，其中有故宫文物231910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11729件。

从1926年李济主持西阳村史前遗址发掘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考古学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粗具规模，做了不少调查发掘工作，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的科学资料，出版了一批考古学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注释

[1] 胡适：《自述古史观》，《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67页。

[3]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193页。

[4]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179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533～53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283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