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创获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上异军突起，并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进步，逐步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五四前后至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草创时期，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传播唯物史观，并初步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1927—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论战中产生，郭沫若等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古史、近代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1937年至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时期，毛泽东对研究历史作了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中国通史、社会史、思想史、中共党史以及专史、专题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上的初步运用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也把唯物史观介绍到了中国。1919—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等精神上的构造是表面构造；精神上的构造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表面构造视基础构造为转移。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指出“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又阐述了道德、风尚、习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动而变动，所以没有永恒的道德价值。

蔡和森在1924年出版了《社会进化史》，此书依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3篇叙述了“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外加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说明一夫一妻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李达于1921年翻译出版了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是当时国内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他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已经历了4种社会形态，现正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

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1920年至1926年，他写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圣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今与古》、《演化与进步》、《时》等大量史论文章。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根据唯物史观解释了以下6个问题：（1）什么是历史。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不是陈编故纸，不是僵石枯骨，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过去遗传下来的卷帙册籍，只能说是历史的材料，是人类生活行程的部分缩影，不是“活的历史的本体”。（2）什么是历史学。指出“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3）历史学的系统。指出广义的历史学分两大部分：一是记述历史；二是历史理论。记述历史又可分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6个部分，历史理论也相应分为6个部分。史学家还以特殊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这就有了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经济史等。他还说明了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的区别及联系。（4）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指出唯物史观“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研究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因果律，这样，就把历史研究提到了科学的地位，并使“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5）史学与其他相关学问的关系。着重阐述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6）现代史学的研究与对人生态度的影响。指出现代史学应教育人民具有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应启悟人们一种奋往向前、奋勇冒险的人生观；要使人民觉悟到自身力量的伟大，“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李大钊对构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李大钊还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观察中国历史问题。他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就是这方面的作品。他结合地下发掘和古代传说重新审视古史，指出我国原始社会经过畜牧业经济到农业经济阶段，还经过“女权”即母系社会的阶段。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两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4]近代因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我国原有的农业经济发生动摇，大家族制度崩颓粉碎了，孔子主义也不能不崩颓粉碎了。这种解释是深刻的，显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党史、工农运动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新课题。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一文中，提出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民族革命史”。他还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自太平天国以来，总是浩浩****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恽代英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简史》也是这方面的著作。工农运动史方面有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著作。党史方面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等著作。

初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粗线条的、不成熟的，但代表着现代史学发展的进步方向。

二、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十年内战时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产物。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必须弄清“国情”，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928年6月，中共六大正确指出现阶段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仍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结论遭到了陶希圣、周佛海等国民党御用文人（因创办《新生命》月刊而得名“新生命派”）和严灵峰、任曙、李季等托派文人（因创办《动力》杂志而得名“动力派”）的反对。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于1929年11月创办《新思潮》杂志，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进行批驳。

论战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新生命派”认为近代社会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但还存在封建势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动力派”片面地强调帝国主义的入侵“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无视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广大农村还占绝对优势，武断地宣称“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及其他进步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发生了“一正一反”的作用，一方面打击了封建自然经济和城市的行帮制手工业，“相当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严重阻碍和压制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并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维持封建剥削，因此，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是关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问题。论战集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最终则归结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共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陶希圣、梅思平、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任之等人反对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他们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制，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封建制，把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说成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针对他们的种种曲解进行了批判。关于是否存在奴隶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专著中阐述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论著中提出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主张；翦伯赞、邓拓、何干之、邓初民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郭沫若、吕振羽等虽对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年代看法不一，但对于奴隶社会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他们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认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吕振羽认为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形态，但他们都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认为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种在中国的特殊表现而已。

“新生命派”和“动力派”所谓“中国无奴隶社会”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独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等，无非是想说明中国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无非是想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从而取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与他们的争论，锻炼、培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参加论战的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人都成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初步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了贯通性的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确立。

何干之在1937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总结了大论战的情况，并加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分析评论。

三、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树

在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锻炼和造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郭沫若像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杰出的奠基人。在古史研究方面，郭沫若于1928年根据《易》、《诗》、《书》等先秦典籍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1929年又根据甲骨文、金文写成《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上5篇论文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于1930年出版。这一划时代的史学著作，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研究方法的向导，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历史，著者自称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著者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有一条共同规律的原理，在“自序”中称：“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该书成功地证明了中国西周存在过奴隶社会，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到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从而第一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依次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就与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是分不开的。随后，他在这方面又陆续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1931）、《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编》（1932）、《卜辞通纂》（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殷契粹编》（1937）等数百万字的著作。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作出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开拓者。他不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

吕振羽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吕振羽（1900—1980），湖南武冈（今属邵阳）人，是继郭沫若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史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34年春，他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一文，认为中国社会在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为奴隶社会，西周与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朝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7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的精神，以仰韶各地出土器物为主要史料，并结合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探求中国史前社会的特征，认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夏代为“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填补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空白。他在上书中已初步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继而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一书中，对殷代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作了具体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殷商的奴隶社会性质。《殷周时代的中国》中另一重要结论是主张西周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西周封建说”。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论在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翦伯赞、邓拓、范文澜等史学家都支持他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翦伯赞在论战中写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文，支持吕振羽的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论，并从“农村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农民的土地问题、“商业资本”的作用等方面，批判了“封建主义破灭论”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邓拓也主张殷商时代是奴隶制、西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他在论战中写了《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特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等文，指出“奴隶制度是世界一般民族共同经过的历史阶段”，从劳役、贡隶、课耕、佃役4种封建剥削形式，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创立期、发展期、转向期、烂熟期4个阶段。

中国近代史方面，华岗于1930年写成《中国大革命史》，记述了国民革命的历程，并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要矛盾、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早期之作。李平心（署名李鼎声）于1933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该书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著者认为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而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波涛所袭击而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该书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突出反映了从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1937年，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此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思想运动的历史，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邓拓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以确凿的史实阐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驳斥了中国近代为“资本主义社会”说和中国进化的“外烁论”等错误观点。这些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占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阵地。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初步理清了先秦天道思想演进的脉络，使人们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流派的产生和变异有了大致正确的认识。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对近代以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演绎更替，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各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加以论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通史著作。侯外庐在1934年写成《中国的古代社会与老子》，此书将老子的思想放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去评价，着重研究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影响，为他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种种建树还不很成熟，明显存在着草创时期的痕迹。

四、毛泽东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成熟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视历史学，把学习历史尤其是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步骤，并就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作了阐述。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要求全党“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不能没有历史知识。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不注重研究历史”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并列为3种“极坏的作风”，要求加强历史特别近百年史的研究。中共中央还作出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的结论来。

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历史，把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6]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屡有阐述，包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等。毛泽东又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从实际出发，尽量搜集和占有详细的材料，根据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大家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中国经过了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以后，也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这种起义和战争终归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些观点，对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近代史方面，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着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为日后的中国近代史框架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提出中共党史有两大基本特点：一个是它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一个是武装斗争。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基本经验。毛泽东对民主革命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评论，对同资产阶级两次合作、两次破裂的总结等都成为了经典性论述。

总之，毛泽东有关历史的论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沿着正确方向迅速发展，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此期也有了新的进展。吕振羽于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批判了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等反动历史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制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文化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翦伯赞于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客观历史实际和历史研究的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辩证性。指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主观创造作用”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辩证发展，人民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作用，但不应抹杀、贬低个人。在阐述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之后，他指出必须依据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提出历史研究既要以一般法则为前提，又不能把特殊性摒除，如历史上各民族都经历过奴隶制，但希腊、罗马而外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此后，他又写了《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论刘知几的历史学》、《略论中国文献上的史料》等文。华岗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等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的探讨作出了贡献。此外，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有影响的著作。

五、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成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通史、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范文澜等编著《中国通史简编》

通史方面，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的上、下册分别在1941年和1948年出版，这部著作依次叙述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的图腾社会、“尧舜禹”的氏族社会、西周的初期封建社会至秦汉以后的诸封建王朝，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撰著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他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1947年在国统区上海出版。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第二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入侵——秦汉至南北朝；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一部系统论述先秦至鸦片战争的通史著作。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之于研究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社会形态模式划分历史阶段的通史体系，认为“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夏商是公有制瓦解、私有制建立的过程”；“商汤革命，是私有制的进一步完成”，因而“商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从西周开始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作出解释。首先，强调由经济因素解释社会政治的变化，尤其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其次，批判了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以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看待中国历史，如从夏商周三代制度的因袭嬗变说明三代不是循环不前而是不断进步的，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并不是没有发展而只是进展缓慢；再次，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表述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时，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起义，在涉及民族矛盾时，着重写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等。翦伯赞在1943年和1947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史前史和殷周史，论证了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第二卷是秦汉史，论证了秦汉是中期封建社会。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重视考古材料，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吴泽在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简史》，扼要叙述了中国史前时代至七七事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特点。后经增补扩充更名为《中国历史简编》。此外还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1940）、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1942）等。我国第一批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逐步趋于成熟。

中国古代史方面，研究较20世纪30年代更加深入，并有了新的突破。原始社会史研究又有新作问世，出版了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1943）和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是许多人关切的领域。郭沫若于1942年4月发表了《殷周奴隶制度考》一文，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的观点。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和《中国古代社会史》（1948），对古史的分期和划分阶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范文澜在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认为殷代在盘庚迁殷以后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了封建社会。尹达等也参加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问题也被广泛关注，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蒙达坦的《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对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华岗、吕振羽、吴泽等参加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有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则强调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起义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史实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范文澜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的上册，此书阐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阶级走了两条不同路线，“人民走的是反抗路线，统治阶级走的是投降路线”，揭露了清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行径，讴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部著作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体系和线索。胡绳于1948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揭露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分析了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损害。上述两书以大量事实阐发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华岗在1940年出版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旨在坚定和增强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印行了张闻天主持编写（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此书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叶蠖生于1939年编著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该书分5章：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革命低潮时代1927—1930年）；新**时期苏维埃之巩固与其扩大（1930—1934年）；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全国红军大转移——长征与会合（1934—1936年）；陕甘宁边区之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1936—1937年）。它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十年内战期间苏维埃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政策转变的全过程的著作。整风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学习、研究党史的**。为配合干部学习党史，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具体负责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六大以来》成书于1941年12月，收录从1928年7月至1941年11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会议纪要、决议、指示、声明、通告、电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等各种文献556篇，280多万字。《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编印，共收入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献199篇，136万字。整风运动期间，出现了一批研究党史的著作，如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专门著作；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全面开展。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共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秦汉之际的儒者》、《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书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青铜时代》等10篇论文，3篇附录，诸篇文章的考证对研究先秦思想史是颇有学术价值。《十批判书》则偏于学术的分析，该著作收集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秦王政的批判》10篇论文，考察了先秦诸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渊流、思想观点及相互关系等，形成了著者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体系。郭沫若倾向于尊孔抑墨，这种观点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县人。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6）、《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9）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起于殷代，终于战国，是一部先秦思想史专著。此书注重以古代社会史为基础评估古人思想，具体分析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概念，对先秦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作出了独到的评论。《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全书分3篇，分别论述17世纪清初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汉学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着重发掘宣传近300年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颙、唐甄、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传统。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史的拓荒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外庐和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等人计划编写一部从古代到五四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他与杜国庠、赵纪彬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底本，很快完成了第一卷，于1949年出版。第二、第三卷编写时，邱汉生参加，也于1949年前基本定稿。前三卷分别是先秦、两汉、南北朝部分，内容较为丰富，尤其是第一卷，集中了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各方面的成就，其中，对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发掘尤为深入。后来，侯外庐把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鸦片战争前部分加以充实和修订，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鸦片战争后部分更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并约请白寿彝等撰写了隋唐至明末的第四卷上、下两册。可见，《中国思想通史》五卷6册除第四卷外，初稿均于民国时期编写。

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专著还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三民主义研究》（1941）、《鲁迅思想研究》（1946），李平心的《论鲁迅思想》（1941年再版时改为《人民文豪鲁迅》）、《近代社会思想史》（1947），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44）及范文澜于1940年秋在延安新哲学会上的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

中国民族史方面，吕振羽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主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了驳斥，提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还有一些次人种成分如所谓高加索人种，指出每一个民族经过历史的发展变化都会融入和混合其他民族的血统，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世界其他民族也不断汲取中国各民族的血液，这本书也批判了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纯雅利安血统”、“纯大和血统”，否定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大汉族主义。

通俗史学方面，除了郭沫若所写的《屈原》等5部大型历史剧外，抗战时期的通俗历史著作还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等。

综上所述，1937—19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基础逐渐成长和成熟，撰写了一大批既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注意详细地占有资料，并有独立学术见解的史学论著，可谓研究成果累累，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