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教会教育及“奴化教育”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分裂状态和北洋政府的妥协和无能，积极在中国发展教会学校。到五四以后，教会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专科学校、高等学校的完整体系。这种教会学校以福建、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为最多。到1921年，全国教会初等学校达到6000多所，学生达19万多人，占中国全国小学生总数的4.3％。到1926年为止，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达7382所，学生总数为144300人；天主教创办的学校有6250所，学生总数达214215人。这类学校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7.65％，学生总数占全国学生总数的5.14％。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方面尤为明显，1926年各教会大学人数达到8404人，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9.45％。

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是民国时期英美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华推行教会教育的重点。他们在这方面办得较有成绩，其教育质量在众多的私立学校中也属上乘。其中著名的教会中学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中西女中，美国公理会女传教士以利莎创办的北京贝满女子中学，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提议创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办的辅仁附中等。

早期教会高等学校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教会所急需的牧师和教长等高级布道人员，也便利于教徒及神职人员的子女求学深造。但到了20世纪初，其教育目的逐步转为培养一批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政治服务的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这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地涌现了一大批教会高等学校。如新教教会创办的有：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浸会大学（后改名为沪江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后改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之江大学（后改为之江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后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和华中大学等。天主教教会创办的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先后改为工商学院和津沽大学）等。它们有的单独由一个教派设立，有的为几个教派合办；有的由过去的书院发展而来，有的由几个高等学校合并而成。这些学校在创办之初，学生很少，到20世纪30年代有的学校学生竟发展到1000多人，并且女生所占比重很大。起初学校的校长都由外国传教士担任，教师开始多为外籍，后来华籍教员日渐增多，并成为教学骨干。这些学校凭借较雄厚的经费、丰富的图书仪器、较新的教学方法，大都办出了各自的特色。

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的特点。基督教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被帝国主义用来麻醉中国人民的工具。而教会学校则是帝国主义宣扬这种软化剂的阵地，是掠夺中国人民“民族魂”的据点，也是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主要阵地。一个英国牧师在向英国资本家募钱在中国办学时说：“只需节省几分钟的广告费，就可以在中国办十几所大学，教育中国人。广告不能说话，效力还小；若办学校，他们读的是英国书，说的是英国话，识的是英国的事事物物，这才是最好的广告，况且又不独在学校的学生是我们的广告，即是学生的家族和他们相识朋友亦连带成为广告。”可见，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的真正目的不是“帮助和关怀中国”，而是要通过教育为他们培养代理人，麻醉和压制中国青年的爱国意志，这是一切教会学校的共同特点。

当然，教会教育在客观上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为中国培养了不少拥有新知识的人才，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这是需要加以科学分析的。

但是，教会教育在本质上毕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其传播宗教，也违背了科学精神。因此，1922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发布宣言，迅速在全国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到1924年，这一运动便发展为大规模的反对教会教育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春，广州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圣三一”学校的英籍校长，禁止学校组织学生会，禁止学生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并一再开除学生，扬言“学校内不许中国人自由”。这引起了学生的愤怒并掀起了罢课斗争，他们发表宣言，提出了“在校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等主张，得到了广州圣心学校、南京明德学校、福州协和中学等10多所教会学校学生的声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运动。6月18日，广州成立了“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教育侵略的阴谋，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四条最低限度：一是所有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与核准；二是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之支配及取缔；三是凡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不许其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正式教授及宣传宗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赴礼拜堂念圣经；四是不许压迫学生，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

1924年4月，中华教育改进会在其通过的决议中，也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调查凡外人办学确属侵略者，应勒令停办；外人办学一律注册；要求政府于相当时间里接收外人学校。1924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教育与宗教分离案》，提出三项内容：各级学校中，不得布置宗教或使学生诵经、祈祷、礼拜等；各教育官厅应随时严查各种学校，如遇有前项事情，应撤销其立案或解散之；学校对教师或学生无论是否教徒，应一律平等对待。同时还通过了《取缔外人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案》，认为外人在华办学有四种流弊：（1）外人在中国办学不向中国政府注册是侵犯中国教育权；（2）外人所办学校不合中国教育本义；（3）外人所办学校迹近殖民，有使中国之独立精神被撕去的危险；（4）办学人无意办学，只把办学作为附属品，因此，任意设谋不切中国需要。在此决议中提出了三项解决办法：外人办学应一律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注册后应听从中国政府的监督与指挥；不得利用学校传布宗教。

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激于爱国义愤，许多教会学校的师生大批退校，以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全体退学，另组光华大学。在群众运动推动下，1925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召集了收管教育会议，着手接管教会学校。北京临时执政府也于1925年11月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凡外人捐资设立的各等学校，须向教育官厅请求认可；学校名称前应冠以“私立”字样；校长须为中国人，如原校长为外人，必须以中国人充副校长；中国人应占校董事会名额半数以上；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须遵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

1927年1月，由美国纽约“万国传道总会”主办的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率先由中国人收回办理。3月，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法科等相继由中国人收回自办。4月，东吴大学改组董事会，由中国人任校长。6月，南京金陵大学也改由中国籍教员维持。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打击下，教会学校纷纷表示让步。声称要采用1922年的新学制，设置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科；中学除外国语外，一律用中文教学；并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管理。帝国主义教会在中国的殖民奴化教育受到沉重打击。然而，教会学校仍控制着行政管理、人事安排、经济等方面大权。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了教会学校“注册立案”政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接收教会学校，并将其纳入新中国教育体制，中国人民才真正收回了教育主权。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三省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在这14年期间，日寇为建立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极力推行以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教育虽比关内落后，但随着民族上商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此时已有中小学1300多所，在校学生达70万人，教职员24000多人，有东北大学、交通大学等30多所专科以上学校。日寇占领东北后，一方面命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一方面对广大爱国师生进行血腥镇压和屠杀。当时东北地区的高等学校除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往关内外，其余学校一律被封闭。

在破坏东北原有教育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建立其殖民地教育体系。1932年，日伪提出的殖民地教育方针是：“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世界大同”。这个方针的特点，是利用中国的封建思想，来调和东北青年对日寇的仇恨心，使之与日本人讲仁义礼让，达到使青年屈服于日寇统治的目的。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33年开始对教育事业进行整顿，到1933年年底，恢复了中小学900所，有学生50万人。小学仍按原来的“四二制”，中学则取消了原来的普通中学，一律改为工、商各科的所谓实科中学。在高等教育方面，则代之以为强化伪政权的统治、培养军政宪警的养成所或专门学校，如“资政局训练所”、“政法学校”、“警察学校”等。1933年，伪政府认可了“奉天医专”和“哈尔滨医专”，次年开始建立公立“吉林高等师道学校”，1935年建立“奉天高等农业学校”。1932年7月，成立于伪大同学院，专门培养推行殖民统治的“中坚官吏”，1938年5月成立伪建国大学，1941年成立伪王道书院，培养各种统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日伪规定：暂用四书孝经讲授，凡是不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教材一律废除。据统计，当时被废的教材达156种，甚至有关中国的币制、度量衡内容的教材也在废弃之列。但在新编的教材中，充满了歌颂日本侵略者以及日伪的所谓“诏书”、“宣言”等。

1937年5月，伪政府公布了《学制纲要》，对教育方针、学校系统、各级学校的任务等都作了规定。它规定：“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之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在此教育方针中，要求教育必须以效忠日本天皇的精神训练学生，而知识教育仅占很小的比重和地位。强化思想奴役、降低文化知识水平，是这个教育方针的本质特征。《学制纳要》规定的学校系统为：初等教育方面，国民学校4年，国民优级学校2年，国民学舍、国民义塾为3年并为单设；中等教育方面，国民高等学校为4年，分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科，女子国民高等学校4年，职业学校2年，分为农、工、商等科，师道学校和师道特修科2年；高等教育方面，各科大学和高等师道学校均为3年。这是一个典型的短学制、低程度的殖民地学制。

在教学内容上，从1935年起，伪政府规定中小学教材必须使用“国定”教材。小学设“国民科”并定为小学主课，把政治、语文、自然、地理、历史合并起来，对小学生宣传“东北非中国之领土”、“满洲人非中国人”以及“满洲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之盟邦”等歪曲历史、宣扬侵略有理的奴化思想。国民高等学校以“国民道德”为主课，向青年灌输服从伪帝、崇拜天皇的思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在东北实施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战时体制”。所谓战时教育体制，首先是设立“文教审议会”，以伪国务总理大臣为会长，对战时条件下实行的各种文化教育政策进行审议。其次是确立战时教育方针：“建国精神”之发扬；实务教育及勤劳训练的彻底实施；身体锻炼和国防训练的强化。根据这个方针，1943年3月，对学校规程进行了修改，把“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强化对青年学生进行“惟神之道”的奴化精神灌输，迫令学校供奉“天照大神”，强迫师生每天朝拜。规定在中小学校设置终日实务实习、勤劳奉仕、终日教练、体练等课程。1942年12月，伪政府又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强制学生进行“勤劳奉仕”劳动，随后，又对所有的大学宣布实行“决战体制”，强化学生的军事教育，使之充当“大东亚圣战”的炮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中国大片地区，并扶植成立各种伪政权，积极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宣传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所谓“日满华共存共荣，共同防共和建立东亚协同新秩序”原则下实行“怀柔”政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提倡复古，利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灌输奴化思想。

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教育行政机关，在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成立后设有教育部，并在各省设立教育厅，各县设立教育局。汪伪国民政府后，也设立了教育部，统一领导统治区的奴化教育。抗战初期，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摧残，日伪通过汉奸政府一面开办许多短训班培养汉奸官吏或师资，一面接管原有的学校和文化机关，逐步恢复大中小学校，同时还创办一些学校，积极建立伪教育体系。1938年，日伪首先在北平建立了新民学院、外国语学校，培养精通日语文的经济和外交类汉奸。1937年年底，日伪着手将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成立伪国立北京大学；将原北平师范大学分为北京师院和北京女子学院；将原国立北平艺专改为北京艺专。维新政府在南京设立南京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并筹办培养汉奸的维新学院、警官学校等。

抗战初期，中等教育几乎全部停办。1938年后，为实施奴化教育，日寇勒令各校一律开学。为培养一些奴化教育的师资，日伪建立了一些师范学校。据统计，1939年伪临时政府所辖的华北只有中等学校197所，比1937年的592所减少了三分之二。河北省由244所减为5所，山西省由70所减为2所。1939年，日寇在其“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中提出“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的任务，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也决定两方教育一体化，以村落为单位设立中心小学制度，但进展不大。据1939年的统计，整个华北敌占区有完全小学1248所，初小20356所，幼稚园25所，仅相当于战前的五分之一。

日伪颁布的教育宗旨是：“拒绝党化及溶共等思想，依据东亚民族集团的精神，发扬中国传统的美德，以完成新中国的使命。”其实质就是封建主义与投降主义相结合的反共、媚日、卖国的汉奸教育。因此，从课程设置上看，表面上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均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科目，各大专学校也设有有关专业课，但实际上原来的课本却一律禁止使用，代之以贯彻奴化教育方针而删改修订过的教材，充斥着“中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等汉奸论调。同时，日伪规定日语为必修课，并且将此作为中日亲善的标志。不仅如此，各地伪教育行政机关，对日语教学还订立了许多奖励办法，不遗余力地推广日语教学。

日伪对东北和关内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受到了沦陷区广大爱国师生的强烈反对。大批师生在日伪占领学校后，决心不做亡国奴，抛弃舒适的学习环境，克服重重困难，投奔解放区或大后方。许多无法离开沦陷区的爱国师生，宁肯失学或失业，也拒绝到日伪学校读书或教书；有很多师生宁肯去私立学校和英美教会学校读书或教书，也不到日伪公立学校中去。致使日伪在各地所办的学校规模很小，师生稀少。伪广东大学开办5年，四届毕业生仅200人，伪北京大学开办8年，虽建立了6个学院，但每院实际只有几十个学生。抗战胜利后，日伪殖民统治体系瓦解，奴化教育得以废止。

注释

[1]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10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