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复兴“固有道德”：国民政府的伦理“建设”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封建旧道德旧伦理受到了巨大打击，时人感慨地说：“举凡旧有道德，盖已澌灭殆尽，不绝如缕”[34]。这虽有言过其实之处，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封建旧道德遭受唾弃的时代厄运。国民党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与封建势力逐步妥协，因此对固有的封建道德采取了默许、引导、乃至重新提倡的态度，不过它使用了一些新的形式，吸收了一些新的内容，并非简单地用“新瓶”来装“旧酒”。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一些军人就上书要求中央通令各省祭孔，认为近年祭孔的中断，导致流言四起，人心不宁，老百姓思想混乱，以为讲道德已经过时，这说明“一祭虽微，而关系固甚大也”，它事关孔孟学说的地位，“而孔孟学说实足以维系人心，巩固国本”[35]。

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向全国各教育机关颁布了“废止祭孔令”，认为孔子主张尊王忠君，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三民主义相悖。军人们对此更是极力反对，以为提倡废孔，会导致信义毁弃、廉耻沦丧，“种种道德，势必皆随之以俱亡”，共产党就会乘虚而入，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大行其道。

中华总商会也致电国民政府，反对大学院通令各县废止祭孔，但其列举的理由至少在表面上与军人集团不同，他们强调这样做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

军人与商人的态度，使国民政府感到孔子之道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使它不得不考虑应否把一些固有的道德伦理与三民主义融合在一起，来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于是，固有的旧道德在新的环境下有了某种重兴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国民政府欲图重建“固有道德”，与北洋军阀提倡以“尊孔读经”为核心的道德复古，还是有所区别的，它在一些方面有所改良和提高。

举例而言，1928年11月，死灰复燃的孔教总会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呈文，要求政府明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以正人心，而存国脉”。并认为孙中山是崇拜孔子的，两人思想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孔子由小康进达世界大同，总理由三民主义而达世界大同，始虽殊，途终归一”[36]。蒋介石将呈文交国民政府文官处，再转至教育部回复。教育部在回函中明确指出，孔教总会虽对总理学说较为留心，但把总理恢复固有道德，以达世界大同之说与他们自己主张的学校读经混为一谈则是不对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重在实行，不在空言，袁世凯曾通令习经，而社会道德丧失如故就是明证。况且总理主张的固有道德，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所说的世界大同，注重于学习外国之所长以自求强盛，以与各民族并立。而儒家经典，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内容外，都不尽合乎时代的要求，其大同之说，也不完整。有鉴于此，不能强令全国学校一律读经。蒋介石采纳了教育部的意见。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训政国策的实施，重建“固有道德”的步伐加快，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

国民政府的伦理“建设”，是1934年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发动而正式开始的。是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宣布要发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新生活运动，“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7月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此次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四维八德为准则，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固有德性，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使国民都能重礼、尚义、明廉、知耻。

蒋介石宣扬说，“礼”即“信”，也就是诚实、准确；“义”即“仁”，就是博爱，对人类、对国家、对世界之爱；“廉”即“智”，指界限清晰、公私分明、能区分正邪；“耻”即“勇”，有羞耻心，勇于改正错误。后来，为了能使人们更易于弄懂并接受自己所诠释的“礼义廉耻”，蒋介石将这四种道德进一步具体化，强调它们分别指“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

在蒋介石的明令下，国民政府统治区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并把这四维八德作为中国人的固有道德而加以提倡。很快，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讲话中、街头墙上的标语中，都充满了这些内容。

至于国民政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颁定孔子诞辰纪念日及纪念办法　1934年5月，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是否有当，请公决”[3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经决议，通过了这一提案，以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国定纪念日，并交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孔子诞辰纪念办法由国民党宣传委员会拟定，其主要内容有：（1）纪念日期。（2）纪念日名称。（3）孔子事略，原文为“先师孔子名丘，字仲尼，鲁人。幼年即志于学，壮游四方，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救世，致治忠恕一贯之道；晚年复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垂法后世，为儒家之祖，历代尊为师表。国父孙中山先生亦每推崇不止。先师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四六二年，卒于同纪元前二三九〇年，是年七十有三”。事略对孔子生平的介绍较为精当，指出了忠恕之道才是孔子的固有道德主张。（4）纪念仪式：全国放假一天，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各地高级行政机关要组织召开各界纪念孔子大会。（5）纪念宣传要点：孔子生平事略、孔子学说、国父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6）纪念会顺序，依次为全体起立，奏乐，唱党歌，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三鞠躬，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主席讲述纪念孔子的意义，与会者演讲，大家齐唱《孔子纪念歌》[38]，奏乐，礼成。

2．恢复祭孔，并于孔子诞辰日派中央代表赴曲阜主祭　1934年8月27日上午，国民政府代表叶楚伧，行政院代表褚民谊，立法院代表彭养光，考试院代表王用宾、林翔，监察院代表郑寿荃，内政部代表傅汝霖，教育部代表雷震来到曲阜，至孔庙主持祭孔大典。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民政厅长李树春，教育厅长何思源，曲阜县长孙永汉等人陪祭。众人在大成殿前肃立，殿正中为孔子碑像牌位，其前供有全羊、全牛、全猪三牲，供案上还陈列着十件周代礼器，殿外则有军乐队和古乐队。祭礼开始，程序如下：叶楚伧献花圈，中央典礼局柴祖荫读祝文[39]，众人行三鞠躬礼，古乐齐奏，再行一鞠躬礼，礼成摄影。“祀典隆重尊严，实为最近二十年来所未有”[40]。

3．改孔教总会为孔学总会，给以合法地位，并予以备案　1935年12月，孔教总会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交修正章程，呈请备案。由中央民众训练部牵头，内政部、教育部各派代表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体会商，众人考虑到“在此全国尊孔，恢复固有道德，暨谋文化事业发展之际……胥有赖于孔氏学说之研究与发扬。关于世道人心，至重且大”[41]，就委托山东省党部代为调查。山东省党部在调查后认为，该组织因袭民国初年康有为等人组织的中国孔教总会，而自北伐成功后，中国孔教总会已无形解散，现在的孔教总会想恢复过去原貌，但现在其组织、性质、会务、声誉都存在很大缺陷，因此不宜承认。三部在研究了调查报告后认为，孔教总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似乎应待其改进之后再予以承认，“唯在此国民政府明令祀孔之际，对研究与发扬孔学团体之组织，似不必过于严格”，于是决定准予备案，发给许可证书，只是孔教总会要改名为孔学总会，因为“以孔子学说比拟于佛耶各教之经典，而以教主地位尊奉孔子，实属不伦”。不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孔学团体也都纷纷恢复、建立起来。

国民政府的上述措施，直接助长了封建传统伦理的延续，无论是对资产阶级的新道德还是无产阶级的新道德的发展，都起到了消极妨碍作用。其前后政策的矛盾不一，也令人心生感慨。时人评论道：“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曾明令废止孔祀，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亦与吾人有同感矣。”[42]

总结国民政府复兴固有道德、进行伦理“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应当说它所提倡的“固有道德”与纯粹的封建道德毕竟有所不同，其更注重这些道德规范的抽象意义，而对其经常变动的外在形式及具体内容则多少还是有所扬弃。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就指出，礼义廉耻虽是古代和今天立国都必不可缺的道德准则，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自各成其新义”。汪精卫在他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发表的讲演中也说，“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43]。

但即使如此，国民政府所宣传倡导的“固有道德”，在总体上仍具有浓重的封建性，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注释

[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

[2] 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

[3] 《论吾国父母之专横》，《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9。

[4] 同上。

[5] 《教育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

[6]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

[7] 同上。

[8]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

[9]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

[10] 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2），56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 吴康：《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新潮》第1卷，第2号，1919。

[13]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

[14] 同上。

[15] 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

[16] 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

[17] 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第2卷，第1号，1919。

[18] 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第2卷，第1号，1919。

[19] 三无：《妇人职业问题之学说及批评》，《东方杂志》第17卷，第10号，1920。

[20] 梁华兰：《女子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

[21] 同上。

[22] 沈兼士：《儿童公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

[23]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

[24] 《大公报》，1928-05。

[25] 《大公报》，1928-06-11。

[26]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选集》，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7] 《毛泽东文集》第1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书，182页。

[32] 《任弼时选集》，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3] 《邓小平文选》（1938—196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二），516页。

[35] 同上书，515页。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二），522页。

[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二），530页。

[38] 《孔子纪念歌》的歌词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39] 祝文将孔子说教与孙中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以示二者相一致。祝文全文为“恭维先师，万世仪型，明德新民，知化穷神，折中六艺，譬如北辰，天下为公，大同仰止，货力致用，不必为己，唯我国父，弘喻此旨，心乎诸夏，左衽是惧，明愚强柔，民族之榘，亲亲仁民，示以义方，选贤与能，民权用张，既庶何加，日富与教，患在不均，民生策效，凡斯微言，合德相告，百世损益，于此洪造，邦家多难，民思威仪，崇德辨惑，礼以致辞，祗陈芳馨，宫墙在兹，同觉天民，神其格斯。”

[40] 《孔子诞辰曲阜祭典》，《时事月报》第11卷，第4期，1934。

[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二），570页。

[42] 《由庆孔到尊孔》，《国闻周报》第11卷，第35期，1934。

[4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分册（二），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