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入世达变的宗教倾向
“若人生的问题一日不能完全解决，吾人性中有一部分非得宗教不能满足，则中国绝不能无宗教”[1]。
民国时期，尽管面临着科学等新思潮的冲击，但很多宗教界的有识之士都是怀着上述信念积极地维护本教、发展本教，并积极参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活动，使民国宗教呈现出明显的“入世达变”倾向。
佛教人士入世的目的，按他们自己的话讲，是“住持现代佛教，建立现代佛学，化导现代社会”。为此他们在行动上努力革新振兴佛教：改教制、组团体、辨佛徒、建学校，并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思想上认真学习、研究西学新学，努力使佛学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接轨，化解新思潮对佛学的冲击，减轻其对佛学生存的威胁。他们认识到“除自集团体，自谋增进，自图发展外，绝无振兴整理之希望”[2]。他们呼吁：“不可忽略了时间与空间变迁重要性”，“不可违背了时代历史”，“不生存便是毁灭”[3]。为说明佛教入世的正确性，佛界人士还撰文反驳佛教是出世的传统认识。
伊斯兰教的入世，虽不像佛教那样反复强调其入世的明确远大的目标，但也是为了生存发展。伊斯兰界有“促进回民社会的现代化”之说，并成立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等组织，但伊斯兰教人士一直特别重视的入世活动是发展伊斯兰教教育以及“提倡生产”。因为在当时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看来，“救愚救贫”是伊斯兰教面临的两大重要问题。他们指出多数教徒“虽多能诵古兰经，然仅能讽诵耳，不知其义也”。这就需要施以正规的伊斯兰教教育，改正其“争教不争国”、“今世是汉人的，后世是穆民的”等错误观念，发挥回民团结、勤劳、勇敢等美德，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而提倡生产可以解决教徒生活困难、教会资金不足、教育经费缺乏等问题。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应“以发展教育为救愚之根本，而以提倡生产为济贫之良方”，这样才能争取回民利益，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
基督教原本有入世的传统，在民国社会它因时而变，更多地建学校、设医院、出书籍、办杂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的是扩大影响，广招各阶层信众，以使基督教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枢力量。它号召信徒尽最大努力劝人入教，宣传“上帝有帮助人得救的能力”[4]，劝化一个人入了教，就可以使他的灵魂得到拯救，并一度大有收获。至于原因，基督教人士自己也很清楚，“绝大多数的教友是既愚且贫又病的。因为他们信教之初，或是有了病，无钱延医吃药，走投无路，只好来求耶稣来医他们”[5]。基督教各教会还积极致力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活动方式有施舍财物、领养弃婴等。同时，还成立“中华民国拒毒会”、“道德会”、“养真社”、“改良会”等组织，从事破除迷信、戒烟禁赌、劝导妓女从良等改良社会的工作。这些社会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以致连一些佛教徒也赞赏说：“耶教并没有高深的教理，他之所以能生存世界上，且成为三大宗教之一，完全是依靠它对于社会慈善公益的事业努力，而博得人们的同情……他们这种为教为人博爱的心田和护教热忱毅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采取的。”[6]
除上述一般性的入世举措外，各教人士还积极参与政治。因为宗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顺利改革振兴宗教，进而创造“一种良好之社会，或优美之世界”，还得依靠政治力量。
佛界人士指出，人间净土可以由人力去创造，但实行起来需要两个重要步骤：第一，“须用政治的力量为实际施设”，即用政治手段开路，扫清社会上的沉渣障碍，为下一步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应依佛法的精神为究竟归趣”，因为政治的能力、成绩有限，“要将此有限变为无限，非求之佛教不可”[7]，只有依靠法力无边的佛教，人间净土才能最后建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抗战爆发前，僧尼就欲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又提出佛教徒应“问政而不干治”、“议政而不干治”[8]，即可以做议员但不可做官，也确有佛教界人士当选为“国大”代表。
佛教界人士还涉足政治思想领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佛教界就纷纷撰文，称赞三民主义。“今三民主义者，能提取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故佛教亦当然依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9]。为了说明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有密切联系，一些人还把二者作了对比，认为佛家的平等主义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互为表里；无畏主义，与民权主义相契合；改良心地主义，与民生主义彼此互助。
佛教界有识之士之所以“高抬”三民主义，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官方的支持，以维持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世事人心对佛教界并不利，带着各种理由反对佛教的人甚多，佛教界人士自己总结的社会人士的反佛理由就有十条之多：违反儒道；破坏礼俗；危亡国本；崇拜偶像；滋生无用游民；浪费财物；妨碍身心；不合时代潮流；不切实用；不重实际。此外，自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风潮延至民国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时有大兴之势。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提出了“庙产兴学”议案，主张没收全部庙产充作教育基金。后又组织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遂于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直到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这一风波才告平息。可见，当时官方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佛教事业的存在与发展确实相当重要，这也难怪佛界人士要“高抬”三民主义了。
回族人士也“根据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回族之自由平等”。[10]并列举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四条“……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国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国民政府基于此次政纲，对国内各民族各宗教，素来扶植保护，不遗余力，回教人民，为中华民国重要之成分”等内容以为参政之依据。[11]
伊斯兰教人士参与政治活动的各种思想倾向如下：中国回民有五千万，应有成比例的政治权利，政府制定法律时，应考虑回民的实际情况，不能忽略；回胞应学习行使民权，参加选举和一切政治集会，“纠正过去争教不争政的旧观念”；分清政治思想与宗教信仰，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要把宗教作为政争的工具”，“不要因政治而毁坏宗教”。[12]
对于民主政治的运作，他们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首先应培养其实行时必备的各种条件。“条件为何？即树立国民经济基础，提高国民法治精神，培养国民基本道德及普及国民各级教育是也”。[13]
基督教人士碍于该教的外来特性，没有明言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基督教与民国政治的关系，远比佛教、伊斯兰教紧密。基督教对政界的影响要大于佛教、伊斯兰教。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人都信耶稣基督，对基督教的活动也较为支持，教会事业得以接二连三地创办，这是基督教注重在上层社会各领域扩大影响、发展自己的结果，更何况它背后还有欧美的支持。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教人士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这是他们焕发爱国心，顺应抗日时势而达变自身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渐成时代潮流，积极入世的宗教人士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14]；强调宗教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宗教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15]
七七事变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在行动上都曾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海外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敌将士，对国家民族，有相当贡献，并“使敌人阴谋诡计不攻自破，使敌人挑拨离间的梦想，完全成为泡影”。
在抗日理论方面，伊斯兰教界人士指出，抗战胜利，需要三个条件，“（一）坚韧奋斗把敌人赶走；（二）以消耗战促成敌人的崩溃；（三）静候更有利的国际形势的到达，以世界的力量解决暴敌。”而要实现这三个条件，就得坚持两个原则，即自力更生和坚韧耐心，打消速胜的心理，做长期的努力。
论到抗日思想上的入世达变，则以佛教界为典范。
在一般人看来，佛教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而抗日救国则是入世行为，是鼓励杀死杀伤敌人的，两者有矛盾之处，人们为此呼吁佛教徒在国家危亡之时应“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佛教本身，固无人我是非之分，但在世间之中安立佛教，自不能无情理也”。[16]世间的佛徒，也属人类，而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独立。所以佛教徒为保全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抵抗强掠，解除外力压迫，完全属于合理正当的行为，这也符合做人的道理。《护国般若经》教谕佛教徒，当所属的国家有内乱和外患，国家需要保护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中国三万万佛教徒抵抗日本对本国的侵略，就符合佛教“护国”的基本教义，也符合《护国般若经》的教导。中国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联合维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制裁日本，这样就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爱国佛教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教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即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17]。
爱国佛教徒接着阐释了“杀敌”与“戒杀生”的问题，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中国要想不被吞并或分割，则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18]。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19]。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积极应时达变，一心杀敌护国。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认为“以沸腾的热血倾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并引佛经教导为证，“于诸有情，应摄受者，能摄受之；应恐怖者，能恐怖之”，“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我宁杀彼堕那落迦，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反，多生功德”。他们进一步阐释说，对于日本军阀的疯狂，我们只能用武力去恐吓它，驱除它，这正是菩萨救世的行为。对于日军肆意的烧杀抢掠，我们不得不选择战争，为国家民族的自由正义而斗争，“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制止日本强盗的贪心，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这正是积善行德。
这些青年爱国僧最后大声疾呼：“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的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走！”[20]
总的说来，民国宗教界的入世达变，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求变，并不全然是外力逼迫的结果。它正说明了民国宗教界人士对现代宗教发展规律——参与社会的进步活动而变革发展——的适时把握和对由此而来的宗教与社会关系的重视，这种把握和重视的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它使民国宗教真正成为一种“人间宗教”。它关心世事，参与人们的各种活动，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有利于扩大自身的影响，有利于其各项事业的发展。
它还有利于民国人士辩证地看问题，直观地认识宗教与迷信的不同本质。因为某种文化的内质，只有在其实践活动中才最易使人弄清，对其进行静止的研究，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通过对社会上宗教与迷信活动的比较，多数人始知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宗教有不把相对的视为绝对的，如不把受限制的东西或人视为绝对权威、视为神灵的一面，而迷信则把相对的东西或人视为绝对权威、视为神灵，并要求人们盲从盲信。其次，宗教有增长智慧、助人为善，使人道德水平提高的一面，而迷信助长愚昧、邪念，使人的素质全面下降。最后，宗教有使人超脱名利，精神境界提高的一面，而迷信使人迷恋私利，连求神拜佛都带着功利动机。